一、英译选集有多大的代表性？是否以质量取胜？
华裔学者和诗人对于汉语新诗的英译一直起着推动作用，比如圣地亚哥大学的台湾诗人叶维廉教授编选并翻译了《现代汉诗：“中华民国”二十位诗人（1955—1965）》（爱荷华大学出版社，1970），华裔汉学家荣之颖（Angela Jung Palandri）主编了《台湾现代诗》（加州大学出版社，1972），南加州大学的台湾诗人张错教授翻译编选了《千曲之岛：台湾现代诗选》（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86）。此外，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的英文版《山上的树：新汉语写作选》（宋祺和闵福德合编，1984）收有朦胧诗专辑和台湾新诗人专辑。任教于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的台湾学者奚密出版过3本关于现当代汉语诗的书。第一本《现代汉诗：1917年以来的理论与实践》（耶鲁大学出版社，1991）为学术专著，后附汉语作品原文。第二本《现代汉诗选》（Anthology of Modern Chinese Poetry） （耶鲁大学出版社，1992）由她主编并翻译，收有从胡适（1891—1963）到台湾女诗人陈斐雯（1963— ）66位诗人的作品，不分国籍地域一律按出生年代排下来，大陆当代诗人有江河、芒克、多多、舒婷、翟永明、梁小斌、严力、王小妮、杨炼、顾城，共10人。奚密在以“从边缘出发”为标题的前言中谈到汉语诗歌从文化和文学的中心走到边缘；她从1905年科举制度废除，1911年民国诞生，台湾戒严时期的文学，到上世纪70年代北京地下文学及《今天》文学杂志的创办等，对现当代历史变迁作了详尽介绍，她指出现代汉诗的特点是诗人从边缘同中心进行对话。前言中提及食指和孟浪，并有一个章节涉及女性诗人，从冰心、林徽因到舒婷、王小妮、翟永明、陆忆敏、唐亚平等，被提到的诗人并未全部收录作品。北岛的诗因版权问题而未收录。汉学家宇文所安给予好评，称道其全面和丰富。第三本是她与瑞典汉学家马悦然合作编译的《台湾前沿：中国现代诗选》（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2001）。
奚密的《现代汉诗选》（1992）英译准确，语言干净，32页的前言以及书后的参考书目和索引都具有汉学研究及收藏价值。在此前后另有3本中国当代诗选面世，一本是《红杜鹃：“文革”以来的中国诗歌》（The Red Azalea:Chinese Poetry Since the Cultural Revolution，编者爱德华·莫兰［Edward Morin］，夏威夷大学出版社，1990,265页），收有蔡其矫、高伐林、龚佩瑜（舒婷）、顾城、何小竹、江海城、雷抒雁、李琦、梁小斌、马丽华、邵燕祥、唐亚平、王小妮，许德民、徐刚、严力、杨炼、叶延滨、于坚、Yu Xuntan、赵丽宏、赵振开（北岛）、郑敏的诗作。第二本是美国著名诗人唐飞鸿（Donald Finkel,1929—2008）翻译的《碎镜：民主运动中的中国诗歌》（A Splintered Mirror:Chinese Poetry from the Democracy Movement，北点出版社，1991,101页），第三本是托尼·巴恩斯通（Tony Barnstone）编选的《暴风雨中而出：中国新诗》（Out of the Howling Storm:The New Chinese Poetry，卫斯理安大学出版社，1993年，精装版155页）。这三个选本的书名和出版时间已将选题和时间段标明了。荷兰汉学家柯雷在2008年出版的关于汉语新诗的专著（下面将会介绍）中点名批评后两本诗集过于注重政治背景，带有“内容歧视”（content bias），会引起不懂汉语的读者误认为中国当代先锋诗的主题主要以政治为主。他自己则着力介绍于坚、孙文波等人，尤其是颜峻。从时间上来看，他批评的对象与他所观察的中国诗歌是不同时期的“当代诗”。唐飞鸿在前言中提到他对朦胧诗的兴趣来自卡罗琳·凯泽翻译的舒婷作品（1985）和杜博妮翻译的北岛作品（1988）的影响，之后他与懂中文的合作者们一起翻译了北岛（17首）、多多（7首）、顾城（13首）、江河（3首）、芒克（5首）、舒婷（2首）、杨炼（1首）, 《碎镜》收录了这7位诗人的作品（包括卡罗琳译的舒婷诗），也就是说，这本诗选是把北岛和舒婷放到一个更大的背景之中，使美国读者在他们两人之外读到更多的朦胧诗人的诗作。前言很短，主要谈及诗歌表现的复杂性。他没有提到巴恩斯通1985编选的中国当代诗专辑，译文不如巴恩斯通准确流畅。
托尼·巴恩斯通（1962— ）大学毕业后与父亲威利斯·巴恩斯通（美国著名诗人、学者、翻译）一起于1984—1985年在北京外国语大学执教，后返回伯克利加州大学完成文学创作硕士和文学博士学位，师从罗伯特·品斯基和罗伯特·哈斯（两位都是诗人、翻译、美国前桂冠诗人）。他编选的《暴风雨中而出：中国新诗》分“朦胧诗”和“后朦胧诗”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收录了北岛、杨炼、舒婷、江河、顾城、多多、芒克的作品；第二部分收录了周平、西川、张真、唐亚平、菲野、贝岭、哈金的作品。该诗选有两篇前言，一篇是四页的“翻译如同伪造”，从货币谈到黄金价值，从达·芬奇油画谈到诗歌翻译，并风趣地引用马尔克斯的话：《百年孤独》英译本比西班牙原著更好。托尼·巴恩斯通的翻译准则是专注和用心，模仿原作的气质，追求精神上的相似，他翻译的杨炼、芒克、西川在选集中十分出彩。第二篇前言为38页之长的“通过玻璃镜看中国诗歌”，谈到他在北京的所见所闻，以及从阅读中了解的中国现当代史。他从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一直谈到后“文革”时期中国的文化镜像，还谈到1983年的“反精神污染”运动， 1984—1985年为最开放时期，中国对英美文学的介绍从左拉、德莱赛、狄更斯，转向梭罗、艾默森、惠特曼，等等。他对北岛、杨炼、多多、芒克、舒婷等人的作品解读很细致，在将中国诗人与西方现代派作对比时，他不认为中国当代诗受西方影响，其成就是中国古典诗歌精髓的再现，他认为朦胧诗的意义在于寻找新的价值观，新的自我，新的诗歌美学。对比同类选本，一看编者前言，二看所选的作品，这个选本选用了别人的翻译，也选用了他同中国诗人和华裔诗人的合译，内容很丰富，其中菲野和周平的作品较为鲜见。每个选本的编辑都有自己的视野（或局限）和标准（或偏颇）；在有限的视野内挑选出好作品就尽到了责任，发掘出新人就是贡献（抑或是无功之劳）。托尼·巴恩斯通在美国读者只关注北岛和舒婷的时候，对杨炼、多多、芒克作了大篇幅的介绍和评析；首次推出了更年轻的诗人，比如西川。
巴恩斯通去中国原本是想了解美国现代派的精神源泉，结果成为80年代最早与中国当代诗人互动的美国诗人之一，这本诗选出版后得到很多好评——从我所看到的8篇评论中摘录两句——“一流的翻译”“对于了解中国当代诗的重要读本”。我个人觉得美国诗人、翻译家、学者Leonard Schwartz的评语很中肯，“重要的过渡性的诗选”，也就是说，既是重要的，又是过渡性的——如同所有诗歌选集一样有其时间上的过渡性，对某一个特定时期的了解具有意义；但还需要参考其他选本以了解中国当代诗全貌。巴恩斯通对北岛和朦胧诗诗群的解读和评论很有深度，一篇评论中有这样一句话：诺贝尔文学奖评委在忽视了中国这么多年之后，只需要看这一本书就能够发现一些世界级的声音。这句评语既高度赞扬了这个选本，也引起一种警惕：一个只有14人的选本过于好了，是否会遮蔽中国大陆的其他诗人？
巴恩斯通还编选了其他中国诗选和文集，比如《空山拾笑语：王维诗选》（1991）、《写作艺术：中国大师语录》（1996）、《安克辞典：古往今来三千年中国诗选》（安克出版社，2005,436页）、《中国情诗》（或译为《中国性诗》）（2007），其中《安克辞典》（与周平合编）已成为经典，从《诗经》一直到现当代，130多位作者，600多首诗，当代部分到朦胧诗为止（外加哈金），容量上超过了Robert Payne与闻一多等人合作的《白驹：古往今来三千年中国诗选》（英国John Day出版社，1947,320页）。
新世纪开始前后，出现过两本由中国大陆女诗人编选的中国当代诗，第一本是英文版《新一代：当今中国诗选》（New Generation:Poems from China Today, Hanging Loose出版，1999,234页），由王屏主编并与12位美国诗人合作翻译，共收录了24位诗人的作品：车前子（1首）、陈东东（2首）、贺中（11首）、贾薇（3首）、梁晓明（3首）、刘漫流（4首）、孟浪（4首）、莫非（6首）、默默（3首）、唐亚平（2首）、王家新（3首）、王屏（4首）、唯色（2首）、西川（4首）、雪迪（3首）、严力（1首）、伊沙（6首）、于坚（8首）、翟永明（3首）、张耳（2首）、张真（2首）、赵琼（3首）、郑单衣（2首）、邹静之（7首）。通读之后（没有中文对照），雪迪、伊沙、于坚、王屏等人的作品给我印象很深。书后有施家彰和哈金的短评，赞赏了这本新一代诗人的英译诗选。美国（华裔）诗人John Yau和王屏各写一序。前者对中美之间诗学演变作了很有启发性的对比，他以于坚、梁小明、莫非的代表作为例，比较了于坚的“拒绝隐喻”和陆机的《文赋》以及60年代罗伯特·克理为对抗意象派而提出的诗到“词语”为止的主张；后者侧重介绍中国社会的政治变化、观念改变、当代诗歌流派以及合作翻译方式，两篇序言互补，在不长的篇幅内对80—90年代的中国诗歌以及所选录的主要诗人做了比较全面透彻的介绍。
张耳与大陆诗人陈东东合编的中英双语诗选《另一种国度：中国当代诗选》（Another Kind of Nation:An Anthology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Poetry, Talisman出版社，2007,451页）也收集了24位诗人，也是按拼音排列，多了22位新人：曹疏影（5首）、陈东东（6首）、韩博（6首）、韩东（11首）、胡续冬（6首）、黄灿然（10首）、姜涛（4首）、蓝蓝（13首）、吕德安（5首）、马兰（7首）、莫非（9首）、清平（7首）、桑克（6首）、树才（9首）、唐丹鸿（6首）、杨健（11首）、杨小滨（8首）、叶辉（8首）、臧棣（8首）、张耳（7首）、张枣（7首）、张真（8首）、赵霞（8首）、周瓒（3首）。张耳在序言里说这些诗人都出生于60—70年代，成名于90年代，与中国古代诗人比如王维和李白等擅长写山水花鸟不同，当代诗人不再写自然山水，而是写城市的街道和拥挤的人群，以及人们的精神层面。她避开了其他诗选必谈的朦胧诗和政治风波，而是在中国诗歌的大框架下介绍这一批诗人，并谈到西方诗歌的影响。陈东东的中文序言《大陆上的鲁滨逊》没有译成英文，书后是张耳整理介绍的翻译过程和部分译者的通信，最后是作者/译者简介。我将在介绍了王清平的选本之后再做一个比较和讨论。
有两本中国女诗人选本也值得关注：Julia C. Lin编选、翻译的《红土地上的女人》（Women of the Red Plain:An Anthology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Women's Poetry,1995）, 《二十世纪中国女诗人诗选》（Twentieth-Century Chinese Women's Poetry:An Anthology,2009）。金介甫（Jeffrey C. Kinkley）撰写的《1949—1999年中国文学的英译本出版状况述评》对第一本选集的评价不高，说是“鱼龙混杂”。Zhu Yanhong为第二本选集写有评论，赞誉其“选入作品广泛，信息量大”。此前，Julia C. Lin还出版有《现代汉语诗导论》（Modern Chinese Poetry an Introduction，华盛顿大学出版社，1973）。
其他国家和地区，有汤潮与Robinson Lee主编合译的《新潮：中国当代诗选》（New Tide:Contemporary Chinese Poetry，加拿大Mangajin出版社，1992,199页），收录了25位诗人的作品：贝岭、陈东东、多多、海子、韩东、胡伟、江河、老木、林莽、绿原、马高明、孟浪、莫非、牛汉、裘小龙、汤潮、童蔚、王家新、王寅、夏云（王渝）、雪迪、严力、张枣、张真、郑敏，该选本不强调政治背景，方方面面的诗人都有，但年代跨度一大，拼音排列的不足就显得十分突出。2007年澳洲出版了一本英文的《八位中国当代诗人》（编者Naikan Tao和Tony Prince,148页），编者自称根据不同流派和诗歌影响而收入了这8位诗人：杨炼、江河、韩东、于坚、翟永明、张真、西川、海子。
回到美国方面，2011年10月，铜谷出版社出版了中英双语《推开窗：当代中国诗选》（Push Open the Window:Contemporary Poetry from China,307页），王清平主编，著名中国小说翻译家葛浩文夫妇为翻译主编。王清平的英文前言很短，两页不到，主要是说中国近20年来的诗歌写作被世界忽视，在某些国家，唐诗宋词是“中国诗歌”的同义语，然后谈到由于众所周知的各种原因，中国当代诗质量糟糕，1976年之后有所改观，80年代末趋于正常，90年代才开始成熟，最后说到再怎么力求平衡的编者也难免有偏见和局限，但这个选本里的大多数诗人和作品都代表了中国（诗歌）最好的部分。接着是葛浩文和夫人林丽君教授的两页半前言，主要谈翻译问题和这个选本的翻译编选过程，谈到从北京编辑送交的150首诗压缩到现在这个规模难免遗失了好诗，按照年代编排可以反映出中国诗歌的发展。然后是美国诗人Forest Gander简短而激情洋溢的前言，其中有对部分诗人的点评。作品部分是汉英对照，目录和作者简介只有英文。共收录49位诗人的作品，每人1—3首：食指（2首）、芒克（3首）、舒婷（2首）、于坚（2首）、翟永明（2首）、王小妮（2首）、孙文波（2首）、顾城（3首）、柏桦（2首）、张曙光（3首）、王家新（2首）、宋琳（2首）、肖开愚（2首）、韩东（3首）、陈东东（2首）、张枣（2首）、清平（3首）、森子（3首）、黄灿然（2首）、西川（3首）、黄梵（3首）、蔡天新（1首）、臧棣（2首）、海子（3首）、叶辉（2首）、马永波（1首）、树才（2首）、伊沙（2首）、余怒（2首）、戈麦（3首）、蓝蓝（2首）、西渡（2首）、杨键（2首）、桑克（2首）、陈先发（2首）、林木（3首）、周瓒（2首）、朱朱（2首）、姜涛（1首）、燕窝（2首）、蒋浩（2首）、马骅（1首）、韩博（2首）、冷霜（2首）、朵渔（2首）、胡续冬（2首）、秦晓宇（3首）、沈木槿（3首）、王敖（1）。
开篇是食指的《相信未来》和《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虽然中文看来有些过时（文学作品不应该过时），但诗人、汉学家石江山（Jonathan Stalling）的英译却很漂亮，通读之后比较引人注目的有芒克的《人死后也会老》、于坚的《登纽约帝国大厦》、森子的《废灯泡》和《夜宿山中》、西川的《蚊子志》《思想练习》《皮肤颂》、黄梵的《蝙蝠》《词汇表》《中年》、马永波的《奇妙的收藏》、树才的《马甸桥》、胡续冬的《一个拣鲨鱼牙齿的男人》等。汉学家陆敬思教授（Christopher Lupke）以前给人的印象有点学究气，这个选本里的译诗却让人眼前一亮。孙文波、萧开愚、臧棣各两首都是他翻译的；萧开愚的诗译得神采飞扬；蓝蓝两首诗的英译也非常精彩到位；蔡天新的5首小诗组成的《冬日的变奏》细节迷人；舒婷的《天职》和《享受宁静》挑选得很好，熟悉舒婷的美国诗人和读者会感到欣喜。
作品从1968年到2008年，跨越40年，也可以说是50个年头，但这50年来中国当代诗的发展变化没有在序言里介绍，北岛、多多、杨炼未被收入，也许编者是有意避开已经在英语世界被介绍过的诗人，但舒婷和顾城也是已经被译介过的，却被收入。70年代和80年代的作品很少，也许正如编者在前言里所说，中国当代诗直到90年代才有起色，那为何不干脆编一个“中国当代诗20年诗选”呢？虽然按照出生年代排序是标准的英文诗选目录方式，前言里也说到以年代编排来展示发展状况，但编者忘了，按照出生年代排列的诗选都有一个详细的前言和作者介绍，使读者横看纵看都能看到不同诗歌流派的产生、每个作者的特点。此外，作者简介太“简”了，孙文波的简介只有两句话，转译成中文大意是：孙文波于1956出生于成都，1985年开始写作，出版了半打诗集。叶辉的简介也是类似的两句话。于坚和伊沙的简介很平淡。绝大多数的作者简介都简简单单，等于没有介绍。50年轰轰烈烈的诗歌史，看不到任何影子。只有食指、翟永明、韩东、西川等人的简介详细一点，其他很多人都面目不清。也许有些作者不愿意多介绍自己，但在美国出版物中对作者进行介绍是编者的责任（中国的习惯是作者提供简介。我随手翻出几本美国现当代诗选，作者介绍都是统一以编者视角来撰写的，重要诗人非常详细，非重要诗人也比较详细，值得收入就值得介绍）。也许编者认为不需要介绍，让作品说话，这些作品也许会让英语读者记住几首好诗，但很难让他们记住作者的名字。也许编者正是希望让读者关注中国当代诗的作品而不是作者，但中国当代诗的发展与作者的出生年代关系不大，比如，从目录上看到的是舒婷、于坚、翟永明、王小妮、孙文波、顾城这个顺序，但如果我们纵观当代诗的发展状况，他们却出现在不同阶段，具有不同起源、不同流派和不同风格，与目录顺序完全无关。也许编者正是要提醒读者不要去关注历史发展，而关注作品本身，但这个选本里并非都是每一位作者的最好作品。书末的译者介绍远比作者介绍详细、丰富。这个由国家赞助翻译出版的选本，真的能代表中国当代诗50年的最高成果吗？也许在有限的版面之内，任何编者都无法做得更好。这个选本的长处是集合了翻译界的名流，同时也是中国当代诗人的集体大亮相。
这是第一本官方选本，由中国新闻出版总署和美国国家艺术基金会赞助，很少有诗集享受过这本诗集出版时的待遇，西川和周瓒代表被入选的作者赴美朗诵，接受采访。同一个交换项目的《当代美国诗选》已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40位美国诗人，每人3首（美国最重要的诗人未被收录，令人费解）。美国这边对《推开窗》的宣传做得非常好，但笔者只看到一篇评论，大致是说质量不均衡，但还是有一定的趋势，似乎越到后面（年轻的）质量越好，越有复杂性，并提出两个问题：第一个是泛泛而谈，说并不是推开窗就可以对中国当代诗一目了然，要警惕翻译媒介的作用，比如过去美国读者读王红公翻译的杜甫并不知道是在读译者还是原作者的作品；第二个问题针对这个选本，译者的数量之多（49位作者43位译者）导致一个潜在问题。他认为如果一位译者统一翻译的话，可以对中国诗歌的发展和变化提供更准确的理解。我觉得这两个问题可以综合起来看，一个译者或者一个翻译团队统一编译，可以全面把握质量，如果能读出不同诗人的不同风格，并且通晓中文、对不同语言风格进行准确模仿，那么确实是很理想的选本；太多的译者，容易呈现出一种表面上的丰富，而且一个译者只翻译某位陌生诗人的一两首诗很难深入了解作品和诗人，从而使翻译沦为一种简单的文字转换。
名家翻译是《推开窗》的最大亮点，翻译上的参差不齐也很显著，这一点英语读者比我更能一目了然。按常识，翻译两首诗比翻译一本个人诗集要简单，但即便如此也未见其多下工夫，于坚的“圣人登泰山而小鲁”，柏桦的“风调雨顺”等，未见妙译，当然也确实不好译。蒋浩的《海的形状》译得非常好，但有几个细节特点和庄子味道并未体现出来（一看中文，原来蒋浩的“非鱼”被改成“鲱鱼”，蒋浩说这并非他自己所改），当然，这首诗复杂的层面即使未翻译出来也不影响对其整体的欣赏，而《游仙诗》基本上是失败的。陈先发的《前世》和《秩序的顶点》，语焉不详，毫无诗意，在书后加注也没用。有些诗令人失望，不是翻译问题，而是转换到另一种语言之后失去了光彩和原有的特色，或者是在另一个语境里没有任何意义，引不起共鸣。这里不是讨论可译性（好诗都经得起翻译），也不是回避难度（越具有挑战性的难度，译出来越出彩），而是说有些汉语诗放到英语语境里会发亮，有些则会显得黯淡，应该多挑选作品让译者选择，有这么好的财力和人力，完全可以做得更好一点。有一个东西比资金更重要——时间，如果译者肯花更多时间去通读（起码是多读）一位诗人的作品，并阅读相关评论和访谈，了解诗人所处的文化背景和所要表达的意思、是否在与传统进行对话或质疑，这样翻译出来的文本才能体现原作的意愿。
杨炼今年二月接受北塔访谈时说：“当代中文诗写了30多年，在世界上也出了不少诗选，却没有任何一部能（哪怕部分地）呈现我们的思想深度和创造能量。究其病因，在于编者和译者们第一自身没有思想，抓不住要点。第二急功近利、喜欢走捷径。结果，大路货的‘编选’，粗糙肤浅的‘译诗’，唯一起了败坏当代中文诗声誉的作用。”这个批评很尖锐，但不知他对中文当代诗的译介状况了解多少，才作出这样的全盘否定。
美国书评网站RainTaxi2008年春季号有一篇关于张耳/陈东东选本的评论，作者柯夏智（Lucas Klein，毕业于耶鲁的汉学家，现在是西川作品的译者），北大出版社《新诗评论》2008年第2辑上登载了这篇评论的中译及张耳的答复：《评〈另一种国度：当代中国诗选〉》（〔美〕柯夏智/孟连素译）、《致中国读者兼评柯夏智先生》（张耳）。柯夏智的文章，同宇文所安针对北岛诗集英译的评论文章（下面再讨论）一样，引起了一些误读。初看，他似乎仅仅是在质疑张耳和陈东东的选择标准和翻译质量，但实际上，他给每一位编选和将要编选中国诗歌英译的编者/译者提出了一些很中肯的警醒：在一定规模的选本里怎样选择作者和作品才具有代表性和全面性？另一个问题是，中文并不是拼音文字，作者按拼音排序能向英文读者提供多少有关中国当代诗的发展及各种流派的信息？他的主要批评意见是说两篇序言对英语读者帮助不大，没有揭示出当代诗的走向（韩东的《有关大雁塔》不仅被音译处理成“Da Yan Pagoda”，而且没被点出与杨炼“Goose Pagoda”的关系）；翻译中谬误过多，译者未注意细节，对作者背后的文化不了解，对怎样处理作者的声音（或无声）也没有把握好。他仔细列举了很多糟糕的译笔，但同时也将妙笔一一列举出来，并提出了一些值得思考的问题，编者/译者如何向读者提供“新闻的新闻”（庞德语）（最尖刻之处是文章最后引用了张耳本人的诗句，大意是：总是开错路，从西边下高速公路，却进了东边的唐人街）。
这三年来我时常想到柯夏智提出的问题，英语读者为什么要去读一本翻译诗集呢？编者一定要提供有趣、有意义、有相关性的信息以及新鲜的文本和有效的翻译去吸引读者，再就是合作翻译的利弊所在（另一个他未直接提出的问题是，编者是否应该收录自己的作品？）。张耳的回复文章针对的主要是批评意见，而忽略了文章中的赞美之处和问题部分。张耳谈到选择方法（“入选条件”）和翻译方法，关于翻译，她说每一个参与翻译的都是出色的诗人，翻译都很认真，反复修改，选本呈现的绝不是批评文章里所说的“草稿”。翻译质量问题见仁见智，我个人觉得有一部分诗翻译得很好，有一部分确实呈现草稿状态——被不同译者改来改去之后失去连贯性和语调上的一致。我还想补充一点，中文诗的英译选本最重要的一点是让读者了解汉语当代诗的状况、汉语当代诗人的不同风格和语言创新，以及如何在中西文学传统中进行取舍并探索新路，这一点除了通过前言和诗人介绍来传递，翻译本身也可以传递一定的信息，译者需要费尽心思去表现原作的风格，但有时候一两个词就可以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比如臧棣的《石器》一诗里有这样一行：“它们重申着我们在最高的虚构里/遭遇的事情”，这里“最高的虚构”，张耳选本中用的是“highest fictions”，相比之下，如果用史蒂文森用过的“supreme fiction”，立刻就可以传递出有关诗歌传统、诗歌影响、诗人成长、诗人所关注的问题等大量信息。这牵扯到另一个问题，就是选本的读者对象——编译一本当代诗选是给英语诗人看，还是只给汉学家看？
张耳和陈东东的初衷是想区别于学者翻译或汉学家翻译，让懂中文的诗人和不懂中文的诗人合作，创造出英语诗，重点在于“诗”。这里出现两个问题：诗人本身的局限会限制翻译出来的成品质量，集体创作是否还是创作。译者A要像侦探家那样去解读密码，译者B要像地下工作者那样传递密码，两人（或多人）合作应最大限度地释放密码的信息，但破译和传递要想在两个（甚至多个）不同的大脑里一起进行，应该有一个有效的机制才可行，否则合译就会失败。第一个问题还涉及一个更重要的问题，好的翻译会呈现出原作者最佳的一面，不够好的翻译自然无法做到这一点，那么，这种不对称对原作者是否公平？比如，在英译中，杨小滨和周瓒的诗就比陈东东和胡续冬的诗看起来要胜出许多，这恐怕是编者没有预料到的。
如果将张耳和陈东东的选本同王清平和葛浩文夫妇的选本做一个对比，我会立刻同情张耳他们：一个是民间努力，义务翻译；一个是国家项目，有基金赞助。人力和财力都有天壤之别。张耳的前言第一页就有错字，如果她有资金一定会请人校对一遍；翻译上的问题，如果她有翻译费可以请到最好的懂汉语的美国诗人。张耳他们的翻译实践在短短两年内推出了一批“后朦胧诗”之后更新的一代诗人，他们选的24位诗人与王清平选的49位虽有一部分重合，但仍可以参照起来阅读，比如《推开窗》只收录了黄灿然的《母子图》和《母女图》两首短诗，《另一个国度》却收录了10首诗，《推开窗》未收录的诗人，比如吕德安和莫非等，可以在《另一个国度》里欣赏到。
柯夏智对张耳/陈东东提出的批评，同样也适用于王清平/葛浩文夫妇的选本，但没有见到他质疑后者：挑选作者出于哪些考虑？是否具有全面性和代表性？序言对英语读者是否有所帮助？译者是否理解原作者、并突出原作者的风格？也不知柯夏智是否敢于对《推开窗》的翻译质量提出批评。同样的问题也适用于《玉梯》。
这篇调查文章写完一个月之后，为了不漏掉最新英译（英美不分家），我找杨炼要了《玉梯》终稿电子版（已正式出版）。《玉梯》为英国血斧（Bloodaxe Books）出版，共360页，主编为W. N. Herbert、杨炼，副主编为Brian Holton、秦晓宇，前有两位主编分别写的序，中间正文分两个部分，第一部分为抒情诗，第二部分为叙事诗、组诗、新古典诗、实验诗、长诗，6种分类之前有秦晓宇撰写的小序言，后有主译者Brian Holton的译后记作为跋，最后是4位编辑的简介、版权、作者/页码索引，但无作者简介（很奇怪）。53位作者分类并按出生年代排序，抒情诗部分收录48位作者，约150页，包括北岛（14首）、芒克（3首）、多多（16首）、钟鸣（3首）、于坚（2首）、严力（4首）、王小妮（2首）、杨炼（11首）、翟永明（4首）、柏桦（7首）、顾城（9首）、孙文波（1首）、欧阳江河（4首）、张曙光（1首）、廖义武（2首）、周佑伦（1首）、宋琳（2首）、吕德安（1首）、肖开愚（3首）、Yang Zheng（2首）、陈东东（4首）、孟浪（1首）、森子（1首）、胡冬（3首）、麦城（2首）、清平（1首）、张枣（13首）、黄灿然（1首）、西川（3首）、杨小滨（2首）、郑单衣（2首）、海子（2首）、潘维（2首）、宋炜（1首）、臧棣（6首）、伊沙（8首）、余怒（1首）、陈先发（1首）、戈麦（2首）、朱朱（1首）、姜涛（1首）、蒋浩（1首）、马骅（1首）、水银（1首）、韩博（1首）、胡续冬（3首）、秦晓宇（4首）、王敖（1首）。
第二部分不知是版面/页数限制还是别的原因，作品减少，叙事诗部分有孙文波（《在西安的士兵生涯》）、张枣（《德国士兵雪曼斯基的死刑》）、朱朱《鲁滨逊》《清河镇》、孙磊，作品总共占20页；新古典部分有北岛《母亲》，杨炼《热河宫》、肖开愚《星期天诳言》、杨小滨、张典、蒋浩《春秋解》，共8页。组诗部分有邹静之、杨炼（《大海停止之处》）、顾城（《鬼进城》）、翟永明、肖开愚、陈东东、张枣、西川，共42页。实验诗部分有于坚《零档案节选》、杨炼《同心圆节选》、顾城、杨小滨、哑石，共11页。长诗部分有江河、芒克、杨炼、吕德安、肖开愚、孟浪6位的长诗节选，共16页。
文学作品选集按照主题、体裁、作者出生年代、地区、流派、作者姓氏等各种方式编排，这些都体现出编者的思路，中国当代诗按以上六类分开编选有什么优势，大概四位编者心里都有个宏图，只是因篇幅关系裁减之后没有展现出来。秦晓宇做了很深入的研究和细致的评述，但他的论文删减之后被放在六个分类之前作为导读，似乎没有起到作用，比如关于叙事诗，他指出在张枣和朱朱的诗里都有一个“我”在说话，但读者必须确认这个“我”是作者自己还是另一个人。这几段完全可以去掉，因为太浅显，庞德翻译李白《长干行》时需要解释诗里的“我”不是李白吗？可以看出编者们想对中国诗歌的渊源作一番梳理，但这样的分类是否能揭示中国诗歌从古至今的演变发展或者与世界文学进展的关联呢？中国当代诗人如何与古代诗人或西方诗人对话也没有充分展现出来，尤其是，当代诗被这么抒情、叙事地一分类，个人差异被淡化了，不如像奚密那样分为评论卷和作品卷——参照阅读可能更有效；或者用一篇完整的序言系统介绍中国诗歌传统以及当代汉语诗的美学特征（有一段插曲，某美国诗人在北京与几位中国诗人聚会后写一随感：某中国诗人说“我喜欢抒情诗，讨厌叙事诗”，美国诗人问“你喜欢谁的诗？”答曰“毕晓普”。于是美国人心里产生了两个疑问：中国当代诗人把抒情和叙事分得那么清么？不知毕晓普在中文译文里是怎样呈现的？）。
《玉梯》通读下来，最引人注目的是叙事诗和部分组诗。抒情诗部分中，北岛、多多、顾城、伊沙等人的大部分作品为其他译者旧译，新译部分中，钟鸣、杨炼、张枣、肖开愚、陈东东、孟浪、杨小滨、姜涛等很多诗人的作品都译得很精彩。但也有些地方似乎是误译，或者说是另类解读，比如张枣《镜中》“只要想起一生中后悔的事，梅花便落了下来”被译成“only if she recalls every regret in her life/will plum blossom fall and fall”（回译成中文大意是：她只有想起一生中每一件后悔的事，梅花才会落下），这一句的主语（谁想起）可以多解，固定成“她”是出于英语结构的无奈，但“只要……便”这个句型被解读成“只有……才”，不知何故。无论怎么化古，语义的逻辑性在那里，改变之后与诗的其他部分就脱了节。当然，创造性误读不一定会毁掉一首诗，相反，有时甚至可以带来新意，只是在这里意思不一样了，本来是“（每次）只要（一）想起……”就会怎样，现在“想起”成了必需的条件。第八行“羞涩”用“shame”（羞耻）显得过重。这首群众喜爱的诗，在英语里变了味。开首部分确指的主语“她”和肯定的条件句使诗的歧义和多义性消失。汉语无主语确实给翻译带来了难处，但这是汉语的特点，而且正是这个特点丰富了汉语诗，为什么不创造一种句式来反映汉语无主语的妙处？庞德摈弃了维多利亚时代的陈旧语言，以一种新的诗歌语言翻译了唐诗，反照出当代译者缺乏创意。
肖开愚《毛泽东》一诗中最后一节“他睡在满是旧籍的游泳池/改建的工作间”被译成睡在游泳池：“he sleeps in a swimming pool full of old books/in between rebuilding work”, “睡在游泳池改建的工作间”与“睡在游泳池”是不一样的，也许后者更好玩，“游泳池里装满旧书”也不错，但愿这一句的两个误译能成为翻译史上的国际经典。
序和跋往往最引人注目。杨炼序言由中文转译，英语很流畅，很有气势，读起来有杨炼的诗人风格，能看出他的视野和思考深度，语法错误不影响阅读理解，中国人和熟悉中文语式的都能看懂，3篇文章中这一篇是对作品内容最好的导读。第一篇W. N. Herbert的13页序主要讲两点，他先谈到1919年的五四运动、1949、“文革”、1989这些政治动荡对汉语现当代诗的冲击和影响，但这个选本里不是政治诗；他说这是在英语里第一次展现中国当代诗的多样性，这个选本是填补空缺。他谈到几种空缺（gap）：对于（英语）大众读者、学生甚至教师而言，几乎没有什么权威性的中国当代诗选本资源，这是个空缺；阿瑟·威利的学者翻译与庞德的诗人翻译之间存在一个很大的gap；中国古典诗歌英译，一边是英国学者的僵硬，一边是美国诗人的自由精神，中间缺乏华人声音；译者与作者之间也存在gap。这个“gap”论是一个很好的总结，但部分结论显示出偏见或缺乏了解。他说关于过去30年的中国当代诗，英语读者也许能在奚密、John Cayley、张耳编选的诗选里找到痕迹，但缺少一本全面概括的选本。W. N. Herbert似乎不知道王清平和葛浩文夫妇的选本已进展了几年、并于去年10月出版（或者知道但不当回事），也不知道美国的其他选本。他说的John Cayley选本应该是指英国诗人John Cayley与赵毅衡等人编选、在英国出版的3本《今天》文集。他说英国学者和美国诗人之间还缺少华人声音，显然是因为不知道叶维廉、张错、施家彰等人的译介和著述，而且似乎没有把奚密、王屏、张耳/陈东东的选本当回事。他说（其他选本）译者同作者之间缺乏交流，但《玉梯》的译者同作者之间的交流除了杨炼之外看不出其他任何作者的介入。在学者翻译和诗人翻译之间，他提倡文化翻译，强调译者同作者沟通，这一点倒是值得赞赏。Herbert是这个选本的灵魂人物，凡有他参与的合译，明显地更有诗意。
《玉梯》的跋很令人意外。这篇译者后记透漏，（除了五分之二其他译者的现成翻译之外）初译由20多岁、说香港话、中学和大学就读英文学校的香港Lee Man-Kay女士提供，译者本人则为苏格兰人、汉学家，自谦不能读懂某些微妙之处。《玉梯》确实比其他选本更大范围、更精彩地展示了汉语当代诗，但主译者Brian Holton语气不逊，说美国译者似乎很少能够在纸上创造出节奏脉动，这容易使他们的诗成为毫无诗意的散文剪裁拼贴，我不太清楚他在这里是指哪些美国译者。美国人翻译汉语诗的太多了，他这样全盘否定不知有什么根据。他说中国之所以没怎么获得过诺贝尔文学奖，是因为政府的某些习惯行为，以及文学作品的劣质翻译（他是杨炼的长期英译者，杨炼没有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原来是他的翻译不好？! ）。他说他必须告诉中国译者用英语字典的定义代替中文词语是创造不出诗歌的；中文人名或地名无论多好听都在英语里引不起联想；大多数中国人的英译都无用，流畅不等于精通（并指名道姓说许渊冲的翻译很糟糕）；中国人想做英译或其他语言的翻译，必须与高水准的母语者合作。他的这些劝告或训诫，一部分我同意，比如我也觉得与英语母语诗人合译是上策，但我不认为所有中国人都无法译出好诗来，奚密和麦芒的英译就相当专业；中国人名和地名在英语里也不一定就完全引不起联想，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庞德译的《长干行》结尾“相迎不道远，直至长风沙”“And I will come out to meet you/As far as Chō-fū-Sa”，日本注音虽然不标准，但谁管“Chō-fū-Sa”（长风沙）是什么呢，陌生的地名让英语读者联想到很远的路程。他把张枣《镜中》的“南山”译为“Southern Mountain”反倒是未见得能引起多少联想。Brian Holton这篇跋似乎有一股怒气或怨气，但不知是冲谁而发。
大小序言再加上跋，文字部分很多，是王清平选本的另一个极端，对比之下反倒觉得像王清平那样少说效果更好，起码给诗文本留有更多空间。总的感觉是编诗选需要考虑读者对象，有的放矢，在对当代诗的来龙去脉以及对作者的诗学特征作适度的介绍和评析时，要么用最当下的理论，要么避开理论只谈动向和分析作品，从这一点来看，奚密和巴恩斯通的选本做得最适中（当然这两本都该更新或出续集了），王屏选本的两篇前言最有实用价值。
杨炼作为主编之一，在5个部分都有作品大展，这一点在当代英语诗选里是很少见的，也许是文化差异。办杂志用编辑的东西体现办刊方向，很常见；同人诗选体现某种流派，收录编者自己的作品也很正常；但编一本规模较大的选集（anthology）一般需要克制一下——不用或少用自己的作品。王屏和张耳等人编的诗选，涵盖面不大，是否是同人诗选不明显，杨炼选本包涵了几代诗人，在读者眼里不可能是同人诗选，会有self-promoting（推销自己）之嫌。当然这个细节不足挂齿，完全看读者如何去看待。个别明显开后门的做法倒显出是同人诗选了，但杨炼声称这是最全面的中国当代诗选。《玉梯》收录/翻译了长诗和组诗，本来是件好事，如果按照常见的英语诗选方式列在每个作者名下，就能反映这些作者的创作，但分类列出来，就显得是在突出长诗/组诗的重要性，从而使其他诗人看上去像是点缀而已，中国当代诗成了长诗/组诗与短诗的较量，在众多焦虑之后，又多了一个长诗焦虑，似乎不写出长诗就不是大诗人，这个选本的目的似乎是为了建一个汉语当代诗“正典”，那么，布鲁姆如果把自己放进《西方正典》，那部正典还有权威性吗？米沃什主编的《明亮事物之书：国际诗选》（1998）为什么没收录他自己的作品呢？《玉梯》编者可能忽略了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