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文火：中国文学荷兰传播历史概观

纵览中国文学在荷兰的传播历史，大概用“文火”来形容最为合适了。这大概也是荷兰莱顿大学（Leiden University）和比利时根特大学（Gent University）六位汉学家共同编辑的杂志《文火》（Het Trage Vuur）的双重寓意：可理解为“微缓”, “温温不绝，绵绵若存”；又可理解为“文学之火”, “不向商业化文化猎奇屈服，编选单凭作品的文学价值”。

中荷交往史以贸易始，也因贸易而起伏波折，反目成仇又握手言欢。比起贸易主线，中国文学在荷兰的传播史相对显得风平浪静、不温不火、静水流深。

地处西北欧，40%国土低于海平面，面积只有北京的2.5倍大小的“低地之国”——荷兰，在16世纪末迅速崛起，成为世界近代史上的海上霸主和殖民强国。荷兰在葡萄牙与中国的贸易中嗅到了商机，在17世纪初主动派出了范·内克（Van Neck）舰队来到广州口岸，要求与中国通商却遭拒绝。平日见惯了“番鬼”的广东人和福建人，看到“其人衣红，眉发连须皆赤，足踵及趾，长尺二寸，形壮大倍常，似悍澳夷（葡萄牙人）”的荷兰人，纷纷诧异于其怪异的形象，以“红毛番”和“米粟果”称呼之。吃了闭门羹的荷兰人，在武力攻击竞争对手葡萄牙的同时，在随后的百年里，以“先兵后礼”的方式打开了与中国进行贸易的通道，并开始了与中国长期的贸易关系。

务实的荷兰商人们仅仅对与贸易相关的中国风俗人情感兴趣，而无意于了解其文学作品。“从事汉语文学翻译和研究的人多为欧洲传教士，意大利和法国传教士尤其活跃。”1767年，荷兰人按照英译本将《好逑传》翻译为荷兰文，这是第一部中国文学的荷兰语译著。时隔半个多世纪后，《玉娇梨》——第二部中国作品——的荷文版才面世。

直到19世纪，荷兰人对中国的兴趣再一次因为实用主义的原因而激发。1876年，莱顿大学首开先河设立汉学院，培养能与荷属殖民地印度尼西亚华人打交道的官员，从此开创了欧洲最为久远的汉学历史。当时印度尼西亚住着大量来自中国沿海地区的华侨。荷兰政府要管理华侨，需要了解中国移民（主要是来自广东、福建的移民）的习惯、宗教、法律。第一、二届的汉学院毕业生都不会说官话，但闽南话非常流利。汉学院历任的教授，多是研究中国宗教、法律、哲学的专家。在汉学院成立后的百余年历史里，只有4位人物与中国文学亲密接触：第一个介绍“五四运动”的戴文特（Jan Julius Lodewijk Duyvendak,1889—1954）、将狄仁杰的故事“西传”的高罗佩（Robert Hans van Gulik, 1910—1967）、志在研究陆游诗歌的容克（Dirk Reinder Jonker,1925—1973）以及成为汉学院第一位中国文学教授的伊维德（Wilt Lukas Idema,1944— ）。

随着1949年印度尼西亚宣布独立，荷兰人认为东方学研究已无多大必要。莱顿汉学院进入发展的瓶颈期，教授职位空缺，学生人数锐减。1970年，只有6个人选择就读汉学院，最后毕业的只有2人。1975年，选择就读的人数上升至26人，然后只有1人毕业。刚刚结束“文革”的中国在“改革开放”政策指引下打开了封闭已久的国门，这无形中“拯救”了处在瓶颈期的莱顿汉学院。莱顿汉学院的学生数量开始逐年增加。1985年上升至85人，达到顶峰，而后数字有所回落。这些学生到中国学习和生活，直接从中国带回了第一手资料信息。这些汉学院的毕业生不再是与荷属殖民地的印度尼西亚华人打交道的官员，而成为文学翻译家及研究者、荷兰驻中使馆工作人员、荷兰驻中公司职员等。他们发挥多语优势，为中荷的政治、经济、文化交往贡献自己的力量。如今在荷兰活跃的翻译家，几乎都是80年代后到中国留学的莱顿大学汉学院毕业生。

80年代以来，荷兰对中国的关注原因超越了实用主义而走向多元化。1978年后，在懂中文的读者有限、翻译基金有限、对中国文学热情有限的荷兰，对中国的经济、政治的关注热度持续高涨，中国文学依然持续、相对低调地传播着。与此前不同，以王露露为代表的使用荷兰文写作的华人小说家，以琼柳、颜峻、陈黎等为代表的使用中文写作的诗人，以及以莫言、苏童等为代表的使用中文写作的小说家，他们的作品在荷兰的传播情况，更为直观且充分地呈现了商业效益、文学价值、语言差异、文学文类、作家性别等因素在传播过程中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