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昌灭佛

会昌灭佛始于唐武宗会昌三年(843)，至会昌五年，武宗朝又颁布一系列灭佛敕令，造成中国古代史上一次最大规模的宗教迫害。《旧唐书》记载，会昌五年四月，武宗 “敕祠部检括天下寺及僧尼人数，大凡寺四千六百，兰若四万，僧尼二十六万五百”。七月，“敕并省天下佛寺”，八月，制曰：“其天下所拆寺四千六百余所，还俗僧尼二十六万五百人，收充两税户，拆招堤、兰若四万余所，收膏腴上田数千万顷，收奴婢为两税户十五万人。隶僧尼属主客，显明外国之教。勒大秦穆护、祆三千余人还俗，不杂中华之风。”[1]日本和尚圆仁曾亲身经历了这场浩劫，《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中提及，在灭法运动中死伤的佛教徒也不计其数。

虽然会昌五年八月的制诰斥责佛教 “蠹耗国风而渐不觉，诱惑人意，而众益迷”，但是，会昌灭佛的真正原因并不是对佛教教义的反感。时至唐代后期，佛教已经渗透到了唐代社会各阶层，成为唐人生活和社会规范的一部分。[2]更何况，虽然武宗崇尚道教，他在少年时代也一度热衷佛教。会昌灭佛的真正动机是阻止佛教势力对唐朝经济的过度掌控以及朝廷内部的政治斗争。正如许多学者指出的，唐朝后期的经济状况每况愈下，而佛教寺院却聚积了大量的金银财富以及朝廷用以铸币的铜材等，这进一步加剧了政府财政困难。此外，许多大寺庙还拥有大量的免税土地，有经营头脑的佛寺主利用这些土地来种植农产和林业产品。僧人尼姑又不用交税，也影响了政府的税收。因此，武宗认为，没收寺院财产、迫使僧人还俗会给朝廷增加财源。[3]

会昌灭佛的另一个原因是宫廷斗争。《旧唐书》记载，武宗时期的宰相李德裕是会昌灭佛的关键人物之一，他的真正动机在于遏制太监仇士良的权势。仇士良本人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又主持对佛教寺院的管理。[4]也有学者指出，武宗怀疑他的叔叔李忱（即宣宗）藏身于佛寺，以图夺取皇位，而会昌灭佛的毁庙也是因为武宗希望藉机抓获李忱。[5]

对唐代僧侣集团成员来说，会昌灭佛一定是个生命的转折点，然而，记载他们的个人经历的文字却极为稀少。很有可能的是，他们被迫还俗后过着常人的生活。但是，可以想象，对女尼来说，这个转折要比男僧艰难得多。在唐代，女性的法定结婚年龄是13岁，大多贵族女性在17岁前后嫁人。因此，对大部分被迫还俗的女尼来说，她们已经失去了成家的机会。如果她们没有维持生计的能力和空间的话，回到娘家可能是唯一的出路，而对于没有直系亲属的女尼来说，她们所经受的艰难是可想而知的。而对当时已经是37岁的志坚来说，“中涂佛难，易服玄门”可能是不得已之下的最佳方案了。

[1] 《旧唐书》卷一八《武宗本纪》。

[2]有关唐代的佛教，参见Stanley Weinstien《唐代佛教》（Buddhism under the T'ang),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7年； 许理和(Erik Zürcher)《中国佛教研究中的视野》(Perspectives in the Study of Chinese Buddhism)，载于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2,1982年，第161—176页； 许理和《唐代的佛教与教育》 (Buddhism and Education in T'ang Times)，收于贾志扬(John W. Chaffee)、狄百瑞(Wm. Theodore de Bary)编《理学教育：成形阶段》 （Neo-Confucian Education The Formative Stage),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9年，第19—56页； Peter N. Gregory 、伊沛霞(Patricia Buckley Ebrey)《宗教与历史背景总览》(The Religious and Historical Landscape)，收于氏著《唐宋时代的宗教与社会》（Religion and Society in T'ang and Sung China),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1993年，第1—44页。

[3] 《旧唐书》卷一八《武宗本纪》。

[4] 《旧唐书》卷一四《李德裕传》。

[5] 见于辅仁《唐武宗灭佛原因新探》，《烟台师范学院学报》1993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