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私塾到女中，日军入侵中断了学业

我是父母的第一个孩子，父母不重男轻女，所以，我的童年是在父母的悉心照顾下度过的。

七岁时，父母送我去接受私塾教育。那时节，双沟虽是大集镇，并没有幼儿园、学前班，有钱人家、有识之士想叫孩子识文断字，都要请先生到家里教，这就是私塾，我们那时候叫作“学屋”。私塾每年正月十五以后开学，没有寒暑假，但是有年假。俺家送我读书的“有识之士”不是父亲，而是一字不识的母亲。我读私塾时，娘已三十多岁，虽然生过儿子，但都不幸夭折，只落下我和两个妹妹。三十多岁没儿子，在旧社会被人看作“无后”，所以，娘拿我当儿子看待，让我从私塾读到初中。

我第一年的私塾是在别人家上的。主家是个开店的，店号叫“高长茂”，是我们的同族。先生也姓高，留着发辫，和俺不是近亲。

学堂在前街，正前方的墙壁上悬挂着孔子的圣像，两边是孔子七十二弟子的贤像。我们每天上学放学，都要对着众多画像拜一拜，几年如一日。画像的下方是先生的座椅，一张八仙桌在学堂中间，桌上有文房四宝，还有一把戒尺，为的是教训不守纪律的学生。

先生的教书方法就像现在乡村学校“复式教学”一样，那个年代，男孩女孩从小不在一起上学，我的学堂里只有七八个女孩，年龄不等，学习内容也各有不同，有学《三字经》的，有学《百家姓》的，有学《千字文》的，《诗经》、唐诗、宋词……不一而足，先生因人施教。

上午是学新知识的时间。每给一个学生上完课，先生就在学生的书本里教过的那一页夹上一张小小的红纸，表明你今天学到这里，这红纸叫“红签”。第二次再上课时，老师翻到有红签的那一页，接着往下教。上午上三节课，那时叫“三号书”，七八个孩子的课都要教完。三号书上完已近十点，先生开始让我们研墨写大字。我们都很高兴写毛笔字，因为坐一个上午不动，心里很着急，研墨习字就可以活动、说笑。写大字先从“描红”开始，有的时候，先生也会在每个人的大字簿里先写上一行，让学生在下面的格子里照着写。我至今能写毛笔字，都得益于私塾时代的学习。

下午是读熟书的时间，现在叫自习或复习课。学生坐在位子上读上午学过的知识，先生坐在椅子上吟诗。私塾先生教过的知识，学生回家之后，大部分家长是不检查的。除非知识分子家庭或者有见识的人家，一般的家长也不督促孩子学习。我的九大娘不识字，可是对女儿念书比较上心。女儿在家背书，她在旁边看，一旦停下来，她照着脸就劈脸呼，妯娌们看不惯，背后就说她“假滋皮”。

家长不参与，不代表先生不管事，学生在课堂上是要到先生面前背书的。检查的时候，有的学生复习得好，感觉自己没有问题，就主动到先生面前背书，背书的时候，后背对着先生。对不会背书的学生，先生会惩罚，惩罚的办法也是不一样的。性格老实的孩子，就让他们回到座位上继续读书；调皮捣蛋的孩子，就把他们的书扔出去，书落到哪里的地上，人就过去，跪到那里读。

我们的课堂纪律很严，想大小便的话，要到先生座位上把戒尺拿过来放到自己的座位上，人才能出去。从厕所回来，要把戒尺还给先生。有的孩子趁解手的时间恋着在外面多玩一会儿，因为时间太长被先生发现了，就要被先生用戒尺打手。

我们街上有好几个学堂。有一个别的学堂的学生，小名叫“大志”，是一个油坊老板的孩子。大志智力稍有欠缺，所以，人们都叫他“憨大志”。一天下午，课堂上学生各自读熟书，先生坐在椅子上摇头晃脑地吟诗。先生吟诗时融入诗情中，晃着、背着，不知不觉晃入梦乡。憨大志见先生睡着了，蹑手蹑脚走到先生的座位前，提起先生的小辫拴在了椅背上。学生捂着嘴偷偷地笑，但都不敢出声。先生睡了一会儿醒了，打了个哈欠刚站起身，“咣啷”一声，身下的椅子被辫子拎了起来，学生们终于把憋着的笑爆发出来。憨大志被先生用戒尺狠打了一顿。那会儿，先生打学生不违规，打得再狠家长也没怨言，还不能找老师“后账”——也没有来找后账的。当然，先生也不会往死里打。

三年私塾，从先生那里，我知道了“人之初，性本善”，从《三字经》学到《千家诗》《诗经》。

结束了三年的私塾学习，我十岁了。那时节，美国人把基督教传进了双沟，老百姓都喊他们是“耶稣教”。传教士在双沟街的四门口张贴了告示，说要创办一所小学，上学的孩子一律不交费，无论什么人，只要愿意，都可以入校学习。所以，父母把我送进了这个学校：圣德小学。双沟街附近有二十多个孩子进了这个学校。我们的女老师姓韩，是怀远县人，因为丈夫死了，婆家要卖她，信教又有点文化的她从婆家逃出来，到圣德小学来教书。

初进这个学校，我们学《圣经》。两年中，我们学完了《旧约》和《新约》。我记得老师自始至终围绕着一个“爱”字进行教育，教我们要舍己爱人、谦卑忍耐、温柔良善；让我们不自高自大，要以善胜恶，而不是以恶报恶。

我上了两年圣德小学，学会了五十七首赞美诗。八九十年过去了，我至今还记得几句歌词：“耶稣爱我万不错，因有圣经告诉我。天上神父爱我们，我要永远跟随主……”这些赞美诗，谁学得快、唱得熟，老师就给谁发小奖品，比如一张画之类的。外国人来传教时，给我们糖果吃，还有小汽车、小火车等玩具。

每逢周日，周围的信徒都会到学校里来做礼拜。为了让更多的人信教，每年春秋二季，几个牧师都会到我们学校来。牧师每次来，都是先搭帐篷给老百姓免费治病。其实，牧师们治疗的多是小病，疑难杂症还是要到徐州医治。即便如此，对于那时各方面都落后的中国来说，也是有实实在在的影响的。长期得不到医治的穷人经他们之手治好病后，对基督教的好处就深信不疑。

牧师每年来的时候，我们也受到恩惠。当时，我们那里眼病流行，每天放学，我们都要排着队，让牧师们逐一在我们每个人的眼中滴上几滴眼药水。

有一年圣诞节，牧师们和我们这些孩子一起过。我们排演了文艺节目，牧师们还和我们一起做游戏、捉迷藏，他们把煮熟的鸡蛋藏在一个个不容易发现的地方，若你费九牛二虎之力找到它们，鸡蛋就归你。

每年，牧师只住两个礼拜，离开时，我们这些孩子也回赠小礼物给他们，小礼物大多是我们自己做的手工艺品，诸如丝线粽子、丝线铜钱、香荷包等，他们都十分高兴地接过去。

两年圣德小学上完，双沟街又开了一所小学，从四年级开班，招收从私塾到基督教学校的女学生，这就是幼成小学。父母把我转去了幼成小学。

幼成小学的开办者名叫陆福廷，是我们当地的一位人物，后来成了国民党中将。他首先开办的是女校，校址是自家的房子，教室就是三间堂屋。

我记得开学的第一天，陆福廷亲自给我们一二十个小学生讲了话，现在叫开学典礼。具体词句记不清了，大致是让我们好好学习。陆福廷讲过话之后，还给我们一人发了一块漂亮的带花小手帕。

幼成小学的校长叫高兴元，是“高长茂”商号的老板，我私塾就是在他家上的。老师教我们语文、算术，从那时起我才开始和数字打交道。每学期结束，不发成绩单，也没有留级生，小学阶段结束，也没有毕业证书。

一年后，幼成小学搬到了唐巷街，我们升级了，又有新学生进来。班级增加了，又从徐州请了两个老师。

不久，陆福廷又在双沟东头办了所男校，专招男生。继陆福廷之后，灵璧县的县长赵觉民也在双沟街西头办了个男校，我记得主任叫谢方堃，老师叫陈子恒。

幼成男校建成后，双沟周边一二十里的子弟，很多人都到双沟上学，我后来婆家的三弟四弟当年都在此读书。那时，男女两校的学生是不能随意走动的，不过，一年半载的，两校有集会。有一次，我们女校学生到男校集会的时候，三弟还慷慨激昂地喊过“男女平等”的口号。

四弟在上小学的时候很顽皮，这是因为他六个月大时父亲就过世了，娘觉得无爹的孩子可怜，对他的要求松些。四弟家在山边，玩弹弓打鸟是嗜好，口袋里整天石头子儿不断，时间长了，每一件褂子的兜都是“无底洞”，一双新鞋上脚穿不了几天就“前露沙姜，后露鸭蛋”，丫头春兰为他做鞋，紧做慢赶还供不上他穿的。人家孩子玩斗蝈蝈，他喜欢玩斗公鸡，一天到晚抱着个大公鸡满村跑。四弟很聪明，但上学时贪玩，他对严厉的校规很反感，萌生了“抬校长”（赶走校长）的念头。四弟暗自串通了几个“难兄难弟”，准备找机会轰走校长。正当孩子们觉得自己的计划快要成功，暗自高兴时，有个孩子睡觉的时候说梦话，直喊：“抬校长！抬校长！”这个“机密”因此泄露了。

幼成男校的校长和负责人与当地许多人沾亲带故，他们找到家里，四弟被哥哥狠揍了一顿之后，不用校方开除，自己就回了家。

幼成小学上完，我已经有了两个妹妹和一个刚出生不久的弟弟。三十多岁得子，父亲非常高兴，给整个双沟街都散了红鸡蛋。农村人说起个难听的名字好养活，父亲就给大弟起了个贱名叫“大秃子”。其实我大弟长得漂亮，十岁前常被办喜事的邻居请去做伴童。

1934年，作为幼成小学第一届毕业生，我告别了童年时代，准备继续读书。

铜山地区的六个同学，高跃月、高永珍、殷景云、孟广云、吴淑英和我，我们从小一起上学，关系很要好，这时候都商量好了，都准备继续上学。高永珍、殷景云和我进了立达女中，孟广云、吴淑英、高跃月三人进了徐州女子师范。

立达女中全名叫“徐州私立立达女子中学”，建于1933年，名字取自“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我考入这个学校，是他们的第二届学生。

立达女中的创办人是四位女性：张静秋、丁少兰、卜惠蓂、尹耕琴，主持校务工作的是王公玙和丁少兰，王公玙是丁少兰的丈夫，当时是铜山县县长。四位创办者全是徐州地区的人，她们既是同乡，又是同学，我记得张静秋毕业于北平女子师范大学，后来与著名的历史学家顾颉刚结婚。立达女中校董事会成员大多是徐州的知名人士。

现在，我仍能回忆出丁少兰和尹耕琴两个人的模样，她俩虽然受过高等教育，但都裹着一双小脚。张静秋的亲姐是我五大爷的原配妻子，婚后不久病逝，她的哥哥张雁秋是县长。

我们之所以考徐州地区的学校，是因为徐州离双沟近，我们都是女孩，家里人不放心让我们走得太远。徐州交通便利，是陇海、津浦铁路的交叉点。那时，徐州地区分上四县、下四县。上四县是丰（县）、沛（县）、萧（县）、砀（县）、下四县是铜（山）、灵（璧）、睢（宁）、邳（县）。双沟离徐州九十里，不远不近，所以父母选了那里让我读书。

暑假前，我去立达女中应试。第二天发榜，我榜上有名。暑假后，我们父女坐着租来的马车去了徐州。九十里的路程，除了在张集稍作休息，让马饮水喂料外，走了近一天。

按校方要求，父亲到银行给我交了费，然后拿着银行单据到学校注册。学校在少华街上，是校方租赁的。少华街是徐州的一条重要的街，原来的县衙门就在这里。

那时，立达女中每个学生每月生活费三块大洋，学期结束之后，多了可以退。我们的早餐是稀饭、大馍、咸菜，中午一般一桌四碗菜，多为豆腐、绿豆饼等家常菜，星期天有时是芹菜炒肉丝或面条。吃饭时候八人一桌，饭量不受限制，但不能浪费。有时我们吃不完一个馍，还要找人分一半。

我们女学生的服装，夏天是白褂黑裙，冬天是蓝大褂罩着袍子，还有童子军校服。没有重要活动的话，平时也可以穿自家衣服。刚上学的时候，食堂人员少，忙不过来，我们常被抽去帮忙，做一些采购食品之类的活，所以，每天都有两名学生陪炊事员挑着担子上街。

尹耕琴负责校方后勤，卜惠蓂教语文，丁少兰教历史，张静秋教外语。张静秋的外语课要求特别严，她总是要求大家说英语。上课的时候她走进教室，学生就要齐声用英语说：“Good morning, teacher!（老师好！）”张静秋用英语回答：“Very good, thank you!（很好，谢谢你们！）”每年寒暑假的时候，她都要求学生用英文给她写封信，因此，我们不学也得学，否则无法交差。为了记住那陌生的外国字，平时我们单词不离口，有的学生甚至梦中也说英语，就连老师的保姆找我们时也要说英语，“Miss高，Miss张”。学校隔壁住着一位老奶奶，她整天听我们念英文，问我们：“你们一天到晚‘裤腰带’‘裙子带’的，说的是什么意思？”听了她的话，我们一个个笑弯了腰，抹着眼泪告诉她：“我们用英语说‘星期一’‘星期二’呢。”这个事成为大家的笑谈，以后，每到星期二，我们就开玩笑地说：“今天是‘裙子带’日。”

1936年左右，立达女中开始有了自己的校舍，校舍建在徐州西边。学校建成后，校方还举办了规模盛大的落成典礼。前来祝贺的都是知名人士。我还能回忆出校舍的样子：进入大门有一座回龙桥，然后是两座红墙红瓦的主楼。体育场、体育设施一应俱全。在当时来说，可谓比较壮观了。

立达女中搬入新址后，由于年级逐年增加，学习的科目也增加了，开设了公民课（政治课）、图画课、国术课、体育课等，老师也增加了。女中请了一位教理化的老师，他长得标致，穿得时尚。有一天，老师穿了一双红袜子来上课，学生看了都笑。为此，他还以“红袜子”为题，写了一篇文章，抨击旧的观念。国术课老师教的是体育，他教我们武术，什么“金鸡独立”之类。图画课老师教我们手工制作、编织、绣花、雕刻等。我的手工制作最好，作品通常被老师作为样品在学生中展示。

1937年，我们同来立达女中的三人顺利毕业，各自选定目标准备继续深造。不料，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了，日本鬼子的入侵中断了我们的学业。我不得不休学在家，同学们也各奔东西，许多同学就此没有了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