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隋之统一事业

隋文帝承周之后，开皇七年灭后梁，九年灭陈，遂统一中国。其所措施分述之如下。

（1）疆域

高祖受终，维新朝政，开皇三年，遂废诸郡。洎于九载，廓定江表，寻以户口滋多，析置州、县。炀帝嗣位，又平林邑，更置三州。既而并省诸州，寻即改州为郡（大业三年三月），乃置司隶刺史，分部巡察。五年，平定吐谷浑，更置四郡。大凡郡一百九十，县一千二百五十五，户八百九十万七千五百四十六，口四千六百一万九千九百五十六，垦田五千五百八十五万四千四十一顷，其邑居、道路、山河、沟洫、砂碛、咸卤、丘陵、阡陌皆不预焉。东西九千三百里，南北万四千八百一十五里，东南皆至于海，西至且末，北至五原，隋氏之盛，极于此也（《隋书》卷二十九《地理志序》）。

（2）官制

（甲）中央

自三国至隋文帝统一以前，中国执政者，无论统一或割据，大率非北族即军人，因此影响于制度者甚巨。自汉以上，相权极重。降及三国，独刘氏规汉制，故诸葛亮举宫中、府中、营中之事总揽于一手。自魏晋以下，所有相国、丞相之名号，皆成奸雄图篡者之阶梯，而非平时所置之实官。至三公之位，亦仅为优礼大臣之虚号，不亲政事，不置府僚，无其人则缺者也。政权所寄，则在三省。魏初设秘书省，后改中书省，此外则有尚书、门下两省。南北朝通行之制，尚书令一人，左右仆射二人，尚书五人，是谓八座。中书面受机宜，门下掌封驳，尚书执行之，以分代丞相之职。各代虽间有损益，然其大要如此。后周曾一度远师《周礼》置六卿（天官冢宰之类），命尚书令卢辩草其制，此实魏晋以来所未有。杨坚代周，即首除其制，仍以六部隶尚书，以复魏晋之旧。

高祖既受命，改周之六官，其所制名，多依前代之法，置三师、三公及尚书、门下、内史、秘书、内侍等省，御史、都水等台，太常、光禄、卫尉、宗正、太仆、大理、鸿胪、司农、太府、国子、将作等寺（《隋书》卷二十八《百官志下》）。

隋文帝践极，百度伊始，复废周官，还依汉魏，其于庶僚，颇有损益。……至炀帝初存稽古，多复旧章。大业三年，始行新令，有三台、五省、五监。……于时天下繁富，四方无虞，衣冠文物为盛矣（《通典》卷十九《职官一》）。

按文帝所定中央官制，大体皆依前代。炀帝即位，多所改革，但亦只增删裁并，或改易名称而已。兹就炀帝时之中央官制列表于下。

（乙）地方

地方制度在秦汉时，本只郡、县两级，而每州皆置刺史，直隶于丞相，官阶虽卑，而可以制太守。末世地方权重，乃增置州牧，地方制度，一变而为三级制矣。东晋以后，疆土日蹙，乃多侨置州、郡，无其地而有官者比比，于是固有州、郡辖地乃日小。隋统一以后，州、郡名称虽异，辖境大小实无所别，文帝乃始废郡，以州治民。炀帝时复废州置郡，郡置太守，县置县令，侨州、郡至是尽废。

地方官僚属，后周时由主官自辟，隋则悉归于吏部。

往者州唯置纲纪，郡置守、丞，县唯令而已。其所具寮，则长官自辟，受诏赴任，每州不过数十。今则不然，大小之官，悉由吏部，纤介之迹，皆属考功（《隋书》卷七十五《刘炫传》）。

（丙）官品及禄

曹魏定官品，创为九品之制。梁又分为十八班，以班多者为贵，同班则以居下者为劣，盖品之制，非梁所专用也。正、从九品之制，始于后魏，每品正、从复分上、中、下三级，盖一品之间，复析为六。至隋，始确定为十八阶，遂为后世所不能废。

隋置九品，品各有从。自四品以下，每品分为上、下，凡三十阶，自太师始焉，谓之流内。流内自此始焉。又置视正二品至九品，品各有从，自行台尚书令始焉，谓之视流内。视流内自此始（《通典》卷十九《职官一》）。

炀帝即位，多所改革。三年（大业），定令品自第一至于第九，唯置正、从，而除上、下阶（《隋书》卷二十八《百官志下》）。

至于食禄，随品级而差别。

京官正一品，禄九百石，其下每以百石为差，至正四品，是为三百石。从四品，二百五十石，其下每以五十石为差，至正六品，是为百石。从六品，九十石，以下每以十石为差，至从八品，是为五十石。食封及官不判事者，并九品，皆不给禄。其给皆以春、秋二季。刺史、太守、县令，则计户而给禄，各以户数为九等之差。大州六百二十石，其下每以四十石为差，至于下下，则三百石。大郡三百四十石，其下每以三十石为差，至于下下，则百石。大县百四十石，其下每以十石为差，至于下下，则六十石。其禄唯及刺史、二佐及郡守、县令（《隋书》卷二十八《百官志下》）。

（3）兵制

隋之兵制，沿用后周之“府兵”制，籍民为兵，择其魁健有才力者，蠲其租调，令刺史于农隙教练之，合为百府，每府置主将，故以得名。

府兵之制，起自西魏、后周，而备于隋，唐兴因之。隋制十二卫，曰翊卫、曰骁骑卫、曰武卫、曰屯卫、曰御卫、曰候卫，为左右，皆有将军以分统诸府之兵。府有郎将、副郎将、坊主、团主以相统治。又有骠骑、车骑二府，皆有将军。后更骠骑曰鹰扬郎将，车骑曰副郎将，别置折冲、果毅（《唐书》卷五十《兵志》）。

开皇十年五月，诏曰：“魏末丧乱……兵士军人，权置坊府，南征北伐，居处无定……朕甚愍之。凡是军人，可悉属州、县，垦田籍帐，一与民同。军府统领，宜依旧式。罢山东、河南及北方缘边之地新置军府。”（《隋书》卷二《高祖纪下》）

以上为平时制度，至炀帝伐高丽，军队另有编制。

大业八年正月（伐高丽）……左右十二军（各）……凡一百一十三万三千八百人。……每军大将、亚将各一人。骑兵四十队，队百人，十队为团。步卒八十队，分为四团，团各有偏将一人。其铠胄、缨拂、旗幡，每团异色。……其辎重、散兵等，亦为四团，使步卒挟之而行（《资治通鉴》卷一八一《隋纪五》）。

炀帝南游江都，从者又有骁果之名。

大业九年正月……置折冲、果毅、武勇、雄武筹郎将官以领骁果（骁果军从驾禁军，盖选诸军中之骁果者故以命名。〔《隋书》卷四《炀帝纪下》〕）。

义宁（恭帝）二年（即大业十四年）三月，右屯卫将军宇文化及……等，以骁果作乱（《隋书》卷四《炀帝纪下》）。

（4）刑法

秦汉以后之法律，经晋朝一度大改革，大体趣于完善。复经隋朝一番损益，而轻重更觉适宜。故在西洋法律未输入以前，沿用至千余年无大更变也。至于隋律，乃兼宋、魏、晋与拓跋氏两种法系而加以斟酌者。

高祖既受周禅，开皇元年，乃诏……高颎……等更定新律。三年……又敕苏威、牛弘等更定新律。……定留唯五百条，凡十二卷。一曰名例、二曰卫禁、三曰职制、四曰户婚、五曰厩库、六曰擅兴、七曰盗贼、八曰斗讼、九曰诈伪、十曰杂律、十一曰捕亡、十二曰断狱（《隋书》卷二十五《刑法志》）。

又置十恶之条，多采后齐之制而颇有损益：一曰谋反、二曰谋大逆、三曰谋叛、四曰恶逆、五曰不道、六曰大不敬、七曰不孝、八曰不睦、九曰不义、十曰内乱。犯十恶及故杀人狱成者，虽会赦，犹除名（《隋书》卷二十五《刑法志》）。

至炀帝初年，患其深刻，重加修订。

炀帝即位，以高祖禁网深刻，又敕修律令，除十恶之条。……三年（大业），新律成，凡五百条，为十八篇。诏施行之，谓之《大业律》。一曰名例、二曰卫宫、三曰违制、四曰请求、五曰户、六曰婚、七曰擅兴、八曰告劾、九曰贼、十曰盗、十一曰斗、十二曰捕亡、十三曰仓库、十四曰厩牧、十五曰关市、十六曰杂、十七曰诈伪、十八曰断狱（《隋书》卷二十五《刑法志》）。

隋之刑名，为笞、杖、徒、流、死五种。前代死刑，有磬、斩、绞、裂等，隋则止于绞、斩而已。兹列表如下。

由是观之，隋之刑制，实较前代为进步，史家论之云：

自前代相承，有司讯考，皆以法外。或有用大棒、束杖、车辐、鞵底、压踝、杖桄之属，楚毒备至，多所诬伏。虽文致于法，而每有枉滥，莫能自理。至是尽除苛惨之法，讯囚不得过二百，枷杖大小，咸为之程品，行杖者不得易人（《隋书》卷二十五《刑法志》）。

自汉文除肉刑，以髠、笞代之，髠法过轻，笞法过重，每至于死亡。魏晋以来病之，然不知减笞数使之不死，乃徒欲复肉刑以全其生，肉刑终不可复。及隋唐始制五刑，曰笞、杖、徒、流、死，而后肉刑之讨论，至此乃告一终结。

文帝又以用律者，多致蹖驳，罪同论异，故对于决死囚，尤格外慎重之。

开皇十二年八月，制天下死罪，诸州不得便决，皆令大理覆治（《隋书》卷二《高祖纪下》）。

开皇十六年八月，诏决死罪者，三奏而后行刑（《隋书》卷二《高祖纪下》）。

初尚设置律员，后为防弊，俱罢免之。凡为地方官者，均须习律。

于是置律博士弟子员，断决大狱，皆先牒明法，定其罪名，然后依断。开皇五年……诏曰：“人命之重，悬在律文。刊定科条，俾令易晓。……因袭往代，别置律官，报判之人，推其为首。杀生之柄，常委小人，刑罚所以未清，威福所以妄作。为政之失，莫大于斯。其大理律博士、尚书刑部曹明法、州县律生并可停废。”自是诸曹决事，皆令具写律文断之。六年，敕诸州长史已下，行参军已上，并令习律。集京之日，试其通不（《隋书》卷二十五《刑法志》）。

文帝暮年，颇以任法自矜，往往施法外之刑，罪及琐细。炀帝嗣位，于五刑之内，降从轻典者二百余条。其后事变迭兴，刑复流于严酷。此则独裁政治之为害，非制度之咎矣。

（5）学校

隋初，自京邑达乎四方，皆启黉舍。文帝仁寿元年，以生徒多而不精，于是下诏罢之。

诏曰：“儒学之道，训教生人，识父子君臣之义，知尊卑长幼之序，升之于朝，任之以职，故能赞理时务，弘益风范。朕抚临天下，思弘德教，延集学徒，崇建庠序，开进仕之路，伫贤隽之人。而国学胄子，垂将千数，州、县诸生，咸亦不少。徒有名录，空度岁时，未有德为代范，才任国用，良由设学之理，多而未精。今宜简省，明加奖励。”于是国子学唯留学生七十人，太学、四门及州、县学并废（《隋书》卷二《高祖纪下》）。

炀帝好文学，遂将学校恢复。

大业元年闰七月……诏曰：“君民建国，教学为先，移风易俗，必自兹始。……晋承板荡之运，扫地将尽。自时厥后，军国多虞，虽复黉宇时建，示同爱礼，函丈或陈，殆为虚器。……上陵下替，纲维靡立……实由于此。朕纂承洪绪，思弘大训，将欲尊师重道，用阐厥繇，讲信修睦，敦奖名教。……其国子等学，亦宜申明旧制，教习生徒，具为课试之法，以尽砥砺之道。”（《隋书》卷三《炀帝纪上》）

炀帝即位，复开庠序，国子郡县之学，盛于开皇之初。征辟儒生，远近毕至，使相与讲论得失于东都之下，纳言定其差次，一以闻奏焉。于时旧儒多已凋亡，二刘（信都刘士元、河间刘光伯）拔萃出类，学通南北，博极古今，后。……所制诸经义疏，搢绅咸师宗之。既而外事四夷，戎马不息，师徒怠散，盗贼群起。……方领矩步之徒，亦多转死沟壑。凡有经籍，自此皆湮没于煨尘矣（《隋书》卷七十五《儒林列传序》）。

（6）选举

隋初举士，仍依九品中正之制。开皇中，罢废之，改为荐举。

中正，魏置。……北齐郡、县皆有之。……隋初有，后罢而有州都（《通典》卷三十三《职官十五》）。

于时晋王（炀帝）为雍州牧，盛存望第，以司空杨雄、尚书左仆射高颎并为“州都督”，引师为主簿（《隋书》卷四十六《韦师传》）。

魏晋以后，诸州皆置大中正，以甄别流品。隋时，避杨忠讳，改为州、郡而去中正之名（钱大昕《廿二史考异》卷四十《北史》）。

其举人之法如下。

开皇七年正月……制诸州岁贡三人（《隋书》卷一《高祖纪上》）。

开皇十八年七月……诏京官五品已上、总管、刺史，以志行修谨、清平干济二科举人（《隋书》卷二《高祖纪下》）。

惟荐举亦多弊，炀帝乃改革之，始建进士科，令士人投牒自进，遂为唐室科举之所本。

自后周以降，选无清浊。及卢恺摄吏部尚书，与侍郎薛道衡、陆彦师等，甄别物类，颇为清简。而谮诉纷纭，恺及道衡皆除名。炀帝始建进士科（《通典》卷十四《选举二》）。

近炀帝始置进士之科，当时犹试策而已（《旧唐书》卷一一九《杨绾传》）。

至于叙官，隋氏亦加厘革，集权中央。

尚书举其大者，侍郎铨其小者，则六品以下官吏，咸吏部所掌。自是海内一命以上之官，州、郡无复辟署矣（《通典》卷十四《选举二》）。

大业八年九月……诏曰：“……四海交争，不遑文教，唯尚武功。设官分职，罕以才授，班朝治人，乃由勋叙，莫非拔足行阵，出自勇夫。敩学之道，既所不习；政事之方，故亦无取，是非暗于在己，威福专于下吏。贪冒货贿，不知纪极，蠹政害民，实由于此。自今已后，诸授勋官者，并不得回授文武职事。庶遵彼更张，取类于调瑟，求诸名制，不伤于美锦。”（《隋书》卷四《炀帝纪下》）

（7）音乐

自“五胡乱华”，胡乐传入，而琵琶、箜篌、胡笳等器，充斥中原，古之雅乐，几至绝迹。隋初时，西域之乐正兴，风靡上下，文帝虽欲革之而不能也。

开皇二年，齐黄门侍郎颜之推上言：“礼崩乐坏，其来自久。今太常雅乐，并用胡声，请冯梁国旧事，考寻古典。”高祖不从。……俄而，柱国沛公郑译奏上，请更修正。于是诏太常卿牛弘、国子祭酒辛彦之、国子博士何妥等，议正乐。然沦谬既久，音律多乖，积年议不定。……周武帝时，有龟兹人曰苏祇婆，从突厥皇后入国，善胡琵琶。……译遂因其所捻琵琶弦柱，相饮为均，推演其声，更立七均，合成十二，以应十二律。律有七音，音立一调，故成七调十二律，合八十四调。旋转相交，尽皆和合。……故林钟一宫，七声二声并戾，其十一宫七十七音例，皆乖越，莫有通者。……妥恐乐成善恶易见，乃请高祖张乐试之。……妥因陈用黄钟一宫，不假余律（《隋书》卷十四《音乐志中》）。

开皇九年平陈，获宋、齐旧乐，诏于太常置清商署以管之，求陈太乐令蔡子元、于普明等复居其职（《隋书》卷十五《音乐志下》）。

牛弘遂因郑译之旧，又请依古五声六律，旋相为宫。雅乐每宫但一调，唯迎气奏五调，谓之五音。缦乐用七调，祭祀施用。各依声律尊卑为次。高祖犹忆妥言，注弘奏下，不许作旋宫之乐，但作黄钟一宫而已（《隋书》卷十五《音乐志下》）。

以上为隋代国乐之大概，此外有胡乐。

龟兹者，起自吕光灭龟兹，因得其声。吕氏亡，其乐分散，后魏平中原，复获之。其声后多变易，至隋有西国龟兹、齐朝龟兹、土龟兹等，凡三部。开皇中，其器大盛于闾闬。时有曹妙达、王长通、李士衡、郭金乐、安进贵等，皆妙绝弦管，新声奇变，朝改暮易，持其音技，估衒公王之间，举时争相慕尚。高祖病之，谓群臣曰：“闻公等皆好新变，所奏无复正声，此不祥之大也。……存亡善恶，莫不系之……宜奏正声。声不正，何可使儿女闻也。”帝虽有此敕，而竟不能救焉（《隋书》卷十五《音乐志下》）。

又有伎乐。

开皇初，定令置七部乐：一曰国伎、二曰清商伎、三曰高丽伎、四曰天竺伎、五曰安国伎、六曰龟兹伎、七曰文康伎。又杂有疎勒、扶南、康国、百济、突厥、新罗、倭国等伎。……大业中，炀帝乃定清乐、西凉、龟兹、天竺、康国、疎勒、安国、高丽礼毕，以为九部。乐器工依创造既成，大备于兹矣（《隋书》卷十五《音乐志下》）。

复有散乐。

始，齐武平中，有鱼龙、烂漫、俳优、侏儒、山车、巨象、拔井、种瓜、杀马、剥驴等奇怪异端百有余物，名为百戏。周时，郑译有宠于宣帝，奏征齐散乐人，并会京师。……开皇初，并放遣之。及大业二年，突厥染干来朝，炀帝欲夸之，总追四方散乐，大集东都。……千变万化，旷古莫俦。染干大骇之，自是皆于太常教习。每岁正月，万国来朝，留至十五日，于端门外，建国门内，绵亘八里，列为戏场。……三年，驾幸榆林，突厥启民朝于行宫，帝又设以示之。六年，诸夷大献方物，突厥启民以下，皆国主亲来朝贺。乃于天津街盛陈百戏，自海内凡有奇伎，无不总萃。……关西以安德王雄总之，东都以齐王暕总之。……弹弦⬍管以上，一万八千人。大列炬火，光烛天地。百戏之盛，振古无比（《隋书》卷十五《音乐志下》）。

又乐工之众，过于前代。乐户之名，始于是时。

炀帝矜奢，颇玩淫曲。御史大夫裴蕴，揣知帝情，奏括周、齐、梁、陈乐工子弟及人间善声调者凡三百余人，并付太乐（《隋书》卷二十二《音乐志序》）。

自汉至梁、陈乐工，其大数不相逾越。及周并齐，隋并陈，各得其乐工，多为编户（乐户所自始）。至六年（大业），帝乃大括魏、齐、周、陈乐人子弟，悉配太常，并于关中为坊置之，其数益多前代（《隋书》卷十五《音乐志下》）。

（8）服制

太常少卿裴正奏曰：“……后魏已来，制度咸阙。天兴之岁，草创缮修，所造车服，多参胡制。……周氏因袭，将为故事。大象承统，咸取用之，舆辇衣冠，甚多迂怪。……其魏、周辇辂，不合制者，已敕有司尽令除废。然衣冠礼器，尚且兼行。……今请冠及冕，色并用玄。唯应著帻者，任依汉、晋。”（《隋书》卷十二《礼仪志七》）

文帝可其议，于是采用东齐之法，规定服制。据《隋书·礼仪志》所载“乘舆”，有衮、冕、通天冠、武弁、黑介帻、白纱帽、白帢之制（宋、齐之间，天子宴私，著白高帽，士庶以乌，其制不定）。服有五，若衮服、祭服之类。“百官”有祭服、朝服（亦名具服）、公服（亦名从省服）、绛褠衣公服（褠衣，即单衣之不垂胡者也。袖狭，形直如褠内）。六品已下，从七品已上，去剑佩绶。“武人”服武弁，绛朝服，平巾帻，紫衫，大口袴。隋文帝始服黄，百官常服同于匹庶，皆著黄袍。高祖朝服亦如之，唯带加十三环以为差异。凡南北朝以来所谓胡服，如幞头、具带、靴及紫绯绿之衣，自此皆定为章服矣。

（炀帝时）师旅务殷，车驾多行幸。百官行从，唯服袴褶，而军旅间不便。至六年（大业）后，诏从驾涉远者，文武官等皆戎衣。贵贱异等，杂用五色。五品已上，通著紫袍，六品已下，兼用绯绿，胥吏以青，庶人以白，屠商以皂，士卒以黄（《隋书》卷十二《礼仪志七》）。

笏。……晋、宋以来，谓之手板，今还谓之笏，以法古名。……五品已上，通用象牙。六品已下，兼用竹木（《隋书》卷十二《礼仪志七》）。

复下曰“舃”，单下曰“履”，夏葛冬皮……以木重底。冕服者色赤，冕衣者色乌，履同乌色。诸非侍臣，皆脱而升殿。凡舃，唯冕服及具服著之，履则诸服皆用。唯褶服以靴。靴，胡履也，取便于事，施于戎服（《隋书》卷十二《礼仪志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