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决心出走
毛泽东念私塾的那几年，父亲大部分精力，都放在了贩米、贩猪生意上，田里的活，基本是由母亲和长工打理的。当然每天放学后，他和二弟也要去帮忙。
“我在很小的时候，就在田里干活了。由于白天上学，那时的活，主要是在清早和傍晚干的。”
毛泽东12岁那年，祖父去世了，不久，母亲又生下了弟弟泽覃，因整天要照看小儿子，田里的活，她已无暇顾及。偏偏这时候，毛顺生又典进几亩地。家里的活多了，能干活的人却少了。人手上的捉襟见肘，让毛顺生手忙脚乱，非常疲惫。面对这种状况，文素勤劝丈夫，再招一个长工，以解燃眉之急。可毛顺生却不同意，他说，“润之年纪也不小了，读的书也足够用了，让他下地干活，一能尽快熟悉田里的事，二来也给家里省下一份工钱。”就这样，毛泽东在父亲的重压下，结束了他的读书生涯，每天像大人一样，开始了田间的辛勤劳作。
“我十三岁时，离开了课堂，开始整天在田里劳作，白天帮长工干活，做着大人的工作，晚上回到家，还要帮父亲记账。”
虽然告别了学堂，一天到晚忙个不停，但毛泽东对书的迷恋，依然难舍难分，只要稍有空闲，他总会捧起书本一阵狂读。对于他的这种痴迷，好友萧瑜曾做了这样的描绘：“润之每天到田间去时，总带着他的书，一有机会，他就跑到那个古墓后面的树下，聚精会神地阅读起来，当他逐字逐句阅读那些山大王的生活和劫掠之事，或三国战争的奸计和谋略时，常常手舞足蹈，十分兴奋。”
毛泽东也承认，那段时间异常苦闷，只有通过拼命读书，才能排解内心的烦恼。
“白天干活没时间，我就晚上读书，为了不被父亲发现，深夜里，我会把屋子的窗户遮住，好让父亲看不见灯光。当时我对读书，几乎到了如饥似渴的地步，凡是能找到的书籍，我都认真阅读，只是经书除外。”
这期间，毛泽东虽然读书不少，但最让他深受触动的，则是一本叫《盛世危言》的书，此书不仅介绍了西方的发展，还剖析了中国落后的原因。毛泽东评价说：
“这本书我非常喜欢。作者是位老派改良主义者，他认为中国之所以弱，在于缺乏西洋的器械：铁路、电话、电板、轮船……所以，他想把这些先进的东西引入中国，让中国变得富强。”
大家知道，毛泽东16岁之前，一直生活在乡村，他所受的教肓，无非都是四书五经、程朱理学。而他对社会的认知，更是受了旧小说的影响。比如，那时他所向往的生活，是路见不平，拔刀相助，他所渴望的人生，是驰骋疆场，拜将封侯。直到读了这本书，他才如梦方醒。
没想世上不过百年，天下却已变化惊人，工业革命日新月异，西方各国快速强大。相形之下，中华文明落伍了，大清帝国衰败了，一个王朝没落了。《盛世危言》就像一面镜子，让他看到了外面的世界，拉近了他与时代的距离，并使他有了新的萌动。
“《盛世危言》激起我想要恢复学业的冲动，我也越来越讨厌田间的劳作。不消说，我再读书这件事，父亲是极力反对的。为此，我们发生了激烈的争吵。与父亲争吵后，我一气之下，从家里跑了，到一个失业法科学生的家里，跟他读了半年书。”
以往，毛泽东扬言，说要离家，毛顺生并不在意，他总觉得，儿子不过说说而已，然而，这次儿子真的出走，而且一去就是半年，毛顺生也有些怕了。后来，在母亲苦苦哀求之下，毛泽东答应回到家里，当然，父亲也做了让步，同意儿子边干活，边读书。
“离开法科学生之后，我又去一个老先生办的私塾就读，除继续读经学史，也看了不少时论和新书。”
就在这时，湖南发生的两起暴动，给毛泽东留下极深的印象，并影响了他的一生。第一起暴动，发生在省城长沙，那年由于饥荒严重，成千上万的饥民，聚集在官府门前，申请救济。然而，面对饥民的请求，抚台不仅一口回绝，而且出言不逊，说他们是无理取闹，结果，饥民的愤怒之火，一下子被点燃了。
“抚台的答复，传到人们耳朵里，大家非常愤怒。他们举行群众大会，先是示威游行，接着又攻打了衙门，赶走了抚台。”
然而，朝廷派下的新抚台，刚一上任，就对饥民实行严厉的镇压。
“他下令逮捕闹事领袖，许多人被斩首示众。他们的头，被挂在旗杆上，作为对‘叛逆’者的警告。”
事情传到学堂，同学们议论纷纷，但毛泽东的感受，却与他们很不一样。
“尽管多数学生对造反的人，都深表同情，但他们是从旁观者的立场出发，并不觉得这些人，同自己的生活有多大关系，只是把这起镇压事件，当做一件耸人的新闻，而感兴趣罢了。可我对这件事，却久久不能忘怀，我觉得，造反的这些人，就像我的家人，对他们所受的冤屈，我感到愤愤不平。”
长沙饥民骚乱，刚刚平息不久，毛泽东的家乡韶山，又发生一起暴动。事情的起因是，当地哥老会的人，与一个地主发生了冲突。而地主很有势力，就将他们告上衙门。衙门官员私下收了黑钱，就想方设法偏袒地主，最后判哥老会的人败诉。结果激怒了整个哥老会，他们在头领彭铁匠的率领下，掀起了暴动，义军不仅惩戒了地主，还攻打了黑暗的衙门。然而，暴动很快就遭到了围剿。
“面对清兵的镇压，义军并没有屈服，他们撤到了山里，在那儿建起山寨，与官府继续抗争，但起义最后还是失败了。没过多久，彭铁匠也被斩首示众。彭铁匠虽死了，可在我的眼里，他是一个英雄。”
二十多年之后，面对斯诺，再忆起这些往事，毛泽东真诚坦言，正是年少时代，所受的这种冲击，让他内心的世界，早早埋下了造反的种子，毛泽东说：
“这些事情的接连发生，在我已有反抗意识的心灵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正是那个时期，我开始有了政治上的觉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