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民主时代的基督教危机

《论美国的民主》导言中对民主发生的讨论表明，在托克维尔看来民主是中世纪末期以来政治、社会、宗教和文化各种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他几乎从未深入论证基督教是否推进了民主的发展，而以此也可以推论他认为民主的天意并不意味着民主是基督教的结果，虽然基督教亦做出了贡献。反观之，民主进程事实上对宗教特别是基督教构成了某种现实的或潜在的威胁。

这一威胁在大革命以后特别是十九世纪的法国似乎是众人皆知的常识，因为正如托克维尔自己指出的，法国大革命的第一步是攻击天主教会，革命最先爆发和最后熄灭的激情是对宗教的敌视和仇恨。[11]法国人仇视和攻击天主教不是因为天主教的教义限制干扰了他们的生活，而是因为天主教作为旧制度内在的一部分而成为法国革命的敌人（Ibid，p.102）。在托克维尔看来，天主教会是旧制度首要的政治权力，并且它是后者的道德权威基础。天主教会在旧制度时期的权势在于教会和君主制在道德和政治上的结合，但这一貌似强大的结合也恰恰构成其薄弱之处，它因此无法逃过民主革命对旧制度和君主制的猛烈攻击。

然而，旧制度时期的基督教成为民主革命的敌人，这一点在托克维尔那里却是为了说明基督教并不必然是民主的敌人。在托克维尔的思想中可以看到两个重要的区分：旧制度时期的天主教和作为普世宗教的基督教的区分，民主革命和民主的区分。并不能从民主革命以天主教为敌而推导出民主必然与基督教为敌，这一点在美国得到了证实。在美国游历时，基督教的兴盛和其在美国社会中的重要作用与欧洲特别是法国天主教和法国政治的对峙冲突形成鲜明对比，托克维尔对此深有感触（DA，I，p.229）。同样在旧制度时期，天主教与民主革命之间的斗争以及大革命之后法国天主教会和民主制度的冲突也不意味着天主教本质上和民主不能共处，因为天主教在美国欣欣向荣并且有不断发展的趋势（DA，II，p.38）。

由此可以得出结论，大革命和法国的民主对天主教的攻击不过是历史的偶然，因此“相信民主社会本性上敌视宗教就大错了。基督教甚至天主教中没有什么必然与民主社会的精神相悖，相反，它们当中有很多东西对民主社会有利”（Ibid，p.103.）。由此，我们可以认为在托克维尔眼里，如果抛开历史因素，民主和基督教之间本质上能够形成一种和谐关系。那么是否可以推断前文提出的民主对基督教的威胁是不存在的？民主固然不在本质上敌视基督教，基督教中亦有很多因素有益于民主，但并不因此可以得出结论民主必然促进基督教的发展。如果仔细考察托克维尔的分析，可以看出他明确认识到民主对宗教和基督教构成了潜在的威胁，而不只是历史的偶然挑战，虽然他可能出于现实考虑而避免渲染这一冲突。这一威胁是民主的本质与普遍的基督教的本质之间的紧张和冲突。

民主时代基督教面临的一个重大挑战是对财富和享乐的渴望和由此带来的物质主义。美国人被追求财富的激情所支配，这是托克维尔到美国后最早的印象之一：“巨大的激情、唯一使人内心激动的激情、每天的激情，是获得财富……”[12]这是一种平庸的日常激情，它缺乏伟大的志向和不同寻常的想象力，致力于具体的可见目标，在现实的范围内，让人们感到有必要不断创造更多的物质福利和改善自己的状况。这种激情持久而没有止境，它占据了人们的心灵成为一种心灵的习惯甚至成为生活自身，它的后果是使人忘记了灵魂还有更高贵的追求，软化了心灵，使其处于焦虑当中（DA，II，121-126）。对财富的激情在民主时代不可避免地导致一种物质主义，“民主的社会精神由于时常过度激发了人们对物质福利的热爱而把人的精神引向物质主义”（DA，II，p128 note a）。这种物质主义，在托克维尔看来是民主时代内在的与民主制度密切关联的恶，因为它使人们失去其最高贵的能力而走向堕落（DA，II，p.130）。物质主义者只追求身体的快乐而忘记灵魂，并且他们很傲慢地认为这是真理。托克维尔不无嘲讽地说物质主义者在证明自己不过是动物的同时很骄傲地以为证明了自己是上帝（DA，II，p.130-131）。如果在民主时代物质主义泛滥，那么宗教信仰的危机和衰败也就难以避免了。

民主对基督教构成的更深层次的威胁在于民主时代的理性和精神倾向所导致的心智个人主义与基督教精神相背离。在托克维尔看来，民主一定程度上是现代精神在宗教和哲学领域的变革所带来的心智和社会后果。这一变革可以归结为个人思考摆脱了权威和传统而获得独立，个人可以运用其心智为自己的行动制定标准而不需要接受他人和社会的指导，因此个人在寻求真理方面拥有平等的权利。托克维尔把路德的宗教改革作为这场精神变革的先导，因为路德和十六世纪的宗教改革领袖把一部分传统教义置于个人理性的审查之下。其后培根特别是笛卡尔在科学和哲学领域确立了个人理性的权威，[13]使之成为所有知识和理论的源泉，而十八世纪法国哲学家把这场个人理性的战斗彻底地扩展到社会和政治的每一个角落，最终使传统和宗教的权威坍塌崩解（DA，II，p15-16）。

这场巨大的精神变革发明了民主，创造了个人或者说开创了个人的时代。在欧洲，民主和现代性的起源和发展是政治和理性不断脱离基督教的进程。这一进程越出了欧洲成为普遍性的现代性运动，它同样出现在基督教与民主的起源有密切亲缘性的美国，表现为美国人的笛卡尔主义。[14]这一哲学方法不过是对个人理性的信念，是一种心智个人主义。[15]对个人理性的自信只让人们接受他们的理性告诉他们无可争议的东西，因此他们对他们的理性所不能理解的东西没有兴趣，也不关心。而对于个人理性而言，最难理解的莫过于日常世界之外和超自然的事物，或者说他们的理性看不见的东西，换言之也就是哲学和宗教。因此对于推崇个人理性的现代世界而言哲学和宗教的正当性都成为问题。

但是哲学和宗教在民主时代的命运非常不同，哲学比宗教更为契合民主时代，虽然两者都遇到民主的挑战。民主时代的个人忙于日常的生活、劳作和享乐，对于不能解决每个人的具体问题的哲学没有兴趣，结果“在人类研究的所有领域中，民主的建立使哲学受害最深”（DA，II，p17，note r）。然而，托克维尔又指出，民主时代又能促进哲学的发展，因为对个人理性的承认事实上对哲学的正当性予以了肯定，因为哲学所需要的恰恰是理性的自由：“我把哲学定义为所有个人通过其理性的个人努力发现的东西”（DA，II，p20 note e）。当某种宗教信仰处于主导地位时，哲学不得不处于某种界限内，而当宗教信仰不再构成社会的精神指南时，哲学体系则会大量泛滥（DA，p16 note r）。[16]任何宗教或信仰的支配性都被民主社会瓦解，因此民主社会对宗教的取消或转移又助长了哲学的发展。现代社会的经验表明哲学确实在民主时代“大量泛滥”。[17]

在个人理性和哲学都能自由发展的心智个人主义时代，宗教作为这两者共同的对手甚至是敌人，其命运就可想而知了。因为个人理性和哲学通常只在人性范围之内建立心智的和道德的权威，对传统的以超自然的上帝和教义为基础的宗教信仰持怀疑态度：“人们乐意否认那些他们不能理解的东西：这使他们对出乎寻常的东西将信将疑，超自然的事物让他们生厌”（DA，II，p.14）。结果，“生活于民主时代的人们生性非常倾向于避开任何宗教权威”。在手稿中，托克维尔写道：“我们不能对这一事实视而不见，即社会状况的平等、民主本质上反对教义式的信念，这是一个主要的观点”（DA，II，p19 note c cf p.21）。[18]不过，托克维尔指出心智个人主义和对传统教义式信念的怀疑绝不表明个人理性的自足，更不能表明他们可以不需要教义式信念。相反，在尊崇个人理性的时代个人却发现其理性的软弱，因为他们没有能力在一切问题上通过理性找到指引生活的信念，他们也没有时间和兴趣这样做。因此，在许多方面他们需要明确的观念作为行动的指南，教条式信念的需求更加迫切。托克维尔经常思考民主时代的这一悖论：当个人的权利、自由、理性得到承认时，个人却事实上不能担当现代性所赋予他的个体性，他要把个体性交出去。任何一个时代都不能缺少一些大多数人未经思考就加以接受的教义式的观念，民主时代更加如此。[19]民主时代的悖谬在于，人们在个人理性上反感教义式的信念，但却常常在本能上更加需要，个人理性的虚弱在崇尚个人理性的时代最为暴露无遗！但是民主时代教义式观念的来源不是宗教和传统，而是公共舆论。因为民主人出于对个人理性的骄傲拒绝传统和宗教，却又由于理性的虚弱相信多数的正确。公共舆论就是民主时代的信仰，大众是他们的先知[20]（DA，II，p.24）。民主时代人们在公共舆论中而不是宗教信仰中寻找它们信靠的权威，这是贵族时代向民主时代过渡的一个重要变化（DA，II，p23note p）。多数或公众取代了宗教的道德和精神权威，这是宗教在民主时代遭遇到的困境的重要原因。

基督教世界里，天意引导的民主对基督教构成了威胁，如果民主的发展将导致基督教衰败和陷入危机，岂不是可以得出结论，民主甚至是上帝也不能控制的？托克维尔没有回答这个问题，但是他的全部思想都是在反对决定论，他相信在历史潮流难以阻挡的大势中上帝依然赋予人充分的自由来把握自己的命运：

天意创造人类，使其既非完全独立，也非全然是奴隶。确实，他在每个人的周围划定某种他不能跨越的命定了的界限，但在这界限内的宽广的领域内，这个人是自由和强大的。民族也是如此。（DA，II，pp.281-282）

和全书的开头遥相呼应，在结尾处托克维尔又一次提到天意，导言中的天意规定了人的自由的限度，而这里上帝却赋予并召唤人类把握限度中的自由。何谓限度，何为自由，这是民主的天意对在民主进程中求索的人和人类提出的问题。对于托克维尔而言，基督教可以帮助人们在民主中把握限度和自由，或者说民主借助基督教在限度内发挥自由，因此民主时代基督教并不必然沦入衰败的命运。正相反，基督教可以调整自身克服民主对其构成的威胁，使基督教可以和民主相和谐，建立人类的道德和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