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导论

第一节 研究背景

“企业社会责任”（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以下简称CSR）这一概念最早由美国学者谢尔顿（Oliver Sheldon）于1924年提出，这源于资本主义进入垄断阶段以后，企业规模的不断扩大引发了日益严重的社会问题，使人们开始思考企业与社会的关系，即企业除了为股东获取利润外，还应该为其所产生的社会问题承担责任。到20世纪90年代，在“可持续发展与全球契约运动”这一国际背景的影响下，传统的“股东中心主义”经济理论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基于三重盈余的“企业社会责任”理论由此取得了越来越大的话语权。该理论认为，企业除了必须顾及股东的利益以外，还必须考虑受企业决策与行为影响的人，即其他利益相关者，包括员工、供应商、消费者的利益，乃至有关环境保护、社区和谐等。如何善待这些利益相关者，满足他们的利益要求，担当与他们相关的责任，构成了企业社会责任的主要内容。

在国内，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以来，我国经济发展迅速，企业逐步成为市场主体。但由于资本的逐利性及市场竞争的激烈性，我国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逐渐引发了一系列社会问题，如有些企业不顾国家法律法规和企业规章制度的规定，一味地追求利润最大化，忽视甚至侵害职工合法权益，一味地压低劳动力价格、延长劳动时间、降低劳动力成本、提供简陋的工作环境等，造成了很多的生产安全问题并危害到了职工的健康。据统计，2016年我国煤矿百万吨死亡率为0.156，较之以前虽有所下降，但与发达国家相比仍有较大差距。根据2007年的“中国企业员工工作、健康及快乐调查”的结果显示，目前有高达90.6%的企业员工处于不同程度的“过劳”状态，其每周平均工作时间已大大超出了国家法定的标准工作时间，有43.75%的企业员工每天工作时间在10小时以上，其中高达92.3%的员工存在不同程度的健康问题。2012年《企业健康管理及公司人心理健康状况大调查白皮书》显示，有36.3%的企业员工每天工作时间在9～10小时以上，超过五分之三的人认为加班已经成为常态化。同时，很多企业采用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模式，造成了环境污染、资源浪费，甚至违法生产假冒伪劣产品，产品以次充好，例如一些快餐食品含有有害物质“苏丹红”、假冒伪劣的奶粉、假烟、假酒、毒大米等。2008年发生的震惊全国的“三鹿奶粉事件”，即不法分子为了获取暴利，在鲜奶中添加化工原料三聚氰胺，造成蛋白质含量增高的假象，使约29.4万名婴幼儿出现肾结石症状。还有2008年10月份曝光的完达山“刺五加事件”。环境污染事件则多出现在化工、矿业等重污染行业，如2010年福建省紫金山铜矿湿法厂发生的铜酸水渗漏，造成当地渔民数百万千克养殖鱼死亡，该企业还刻意隐瞒9天才进行事故公告，应急处置不当造成二次渗漏，影响十分恶劣，福建省环保局也创出在当时对污染企业的最高罚款纪录。2013年中国石化青岛输油管发生爆炸也是轰动一时，其导致的原油渗漏，不仅造成海面污染面积约3000平方米，更是造成几十人遇难。近年来，药企、金融企业也是屡屡爆出社会责任缺失的事件，如2013年哈药集团销售假冒保健品事件，即哈药集团在保健品中添加违禁化学药物成分被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曝光，但是这并不是哈药第一次遭到类似曝光，据不完全统计，哈药至少有遭遇十次以上类似负面新闻，然而如今哈药依然在市场上畅销。同年8月16日，光大证券发生乌龙指事件，股票在一分钟内暴涨5%而后宣布交易系统异常，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在调查后认定光大证券已经构成内幕交易、信息交易、违反证券公司管理规定等多项违法违规行为，并对相关人员进行了重罚。

改革开放以来，企业一方面在我国经济发展中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贡献了巨大的力量，但另一方面也引发了一些社会问题。其中，最突出的即国内部分企业盲目追求经济绩效目标而对其在生产经营活动中给社会、环境造成的不良影响视若无睹，从而造成了极其恶劣的社会效应，主要表现为：①部分企业环保意识淡薄，常因自己一时方便而随意排放“三废”（即废水废气废渣），对环境影响颇为严重；②无节制地开发自然资源，直接导致一些不可再生资源过早枯竭；③偷税漏税，逃避政府和社会所赋予的责任；④不重视员工权益，相当一部分企业的员工长期受到压迫，在恶劣的工作条件下进行长时间和高负荷的工作，员工在人身安全、劳动安全及社会保障等方面的权益受到严重损害；⑤产品质量问题频发，对消费者的人身安全及精神方面构成了极大威胁等。此外，企业普遍存在诚信缺失的现象，恶意违约、破产逃债、虚假信息披露，参与社会福利和公益事业的质量和程度还不够高，所有这些与企业社会责任相悖的行为，对国家、社会公众以及环境都造成了极大的损失和伤害。

针对新世纪新阶段我国所面临的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和严峻挑战，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第一次明确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大战略任务，要求企业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发展循环经济、调整产业结构，担当起保护环境和维护社会和谐的重任。企业不应该再以利润最大化作为唯一的经营目标，而应注意与其他利益群体的良性沟通和互动，坚持企业的“三重盈余”绩效模式，即从行业发展、生态环境、公众利益和社会进步的角度出发，同时满足经济繁荣、环境保护和社会福利三方面的平衡发展，兼顾经济绩效、社会绩效和环境绩效。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各国企业如何对待社会责任的问题，日益成为其参与国际贸易和提升竞争力的关键。目前，欧美各国都在制订自己的社会责任评价标准，我国也应针对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和企业社会责任暴露出的问题，制定和完善符合我国国情的企业社会责任评价体系，不断提高我国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意识，并促使我国企业切实履行社会责任。这不仅是顺应“可持续发展与全球契约运动”的必然趋势，也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要求。

自21世纪以来，我国政府及相应的机构组织等开始不断探索加强我国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的对策措施，以期跟上国际化发展步伐，在这一政策环境下，深交所和上交所分别于2006年、2008年发布了《上市公司社会责任指引》和《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指引》，这两个指引存在一个共同点，即均将我国现行上市公司作为突破口进行规范性约束，为进一步规范我国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指明了方向。但应当注意的是，“社会责任”这一概念在我国实践领域的推广和应用尚处于起步阶段，绝大多数企业在信息披露方面仍然存在许多普遍性的问题，诸如对社会责任概念界定模糊、披露格式缺乏统一标准、披露内容较为随意等，致使我们在对企业社会责任履行情况进行评价的过程中困难重重。与此同时，通过对各上市公司的社会责任报告进行深入研究发现：不同行业的特征差异较为明显，而各行业的显著性特征又决定了其在社会责任承担方面的着力点是不同的，因此社会责任的研究既要关注所有企业的社会责任，又要注重行业特性。特别是与我国国民经济基础直接关联的农业企业，它们上连千家万户的农民、下连千变万化的市场，在我国农业发展、农民增收、农村进步中做出了重要贡献，其中，农业上市公司又是我国农业企业中的行业领先者、创新示范者，对产业发展的促进作用、增收致富的带动作用、社会进步的推动作用、生态环境的保护作用不可低估；并且，农业及其相关产业的健康稳定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对我国其他行业产业（如工业、服务业等）的发展具有正向联动效应，加强农业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以提升其综合绩效势在必行。因此，本书旨在建立一套切合我国企业（特别是农业企业）特点的社会责任评价体系，并对评价内容进行完善和细化，增加其中量化指标的选取比例，提升评价体系的可操作性和科学性，增强社会责任信息的质量和可比性，以更加全面准确地评价我国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