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礼记》的道德教化

礼之道德教化因人、因地、因时而异，采取示范感化、推荐考核等多方面措施全面施教。

1．因人施教

所谓因人施教，即对于不同的阶级所施以教化的内容有所差异。据《周礼》，根据在山林、川泽、丘陵、坟衍、原隰等不同地形上生活的人民所形成的行为习惯，施以十二个方面的教育：用祭祀之礼来教民尊敬，人民就不会马虎随便；用诸如乡射礼、乡饮酒礼之类的阳礼来教民谦让，人民就不会相争；用婚礼那样的阴礼来教民相亲，人民就不会相互怨恨；用乐教民和睦，人民就不会乖戾；用礼仪来辨别上下尊卑等级，人民就不会僭越；用习俗教民安居，人民就不会苟且；用刑法教民遵守礼法，人民就不会暴乱；用誓戒教民敬慎，人民就不会懈怠；用制度教民节制，人民就会知足；用世间技艺授民以技能，人民就不会失业；根据贤行颁授爵位，人民就会谨慎修养德行；根据功绩制定俸禄，人民就会致力于建立功业，即“因此五物者民之常，而施十有二教焉。一曰以祀礼教敬，则民不苟。二曰以阳礼教让，则民不争。三曰以阴礼教亲，则民不怨。四曰以乐礼教和，则民不乖。五曰以仪辨等，则民不越。六曰以俗教安，则民不偷。七曰以刑教中，则民不虣。八曰以誓教恤，则民不怠。九曰以度教节，则民知足。十曰以世事教能，则民不失职。十有一曰以贤制爵，则民慎德。十有二曰以庸制禄，则民兴功”(《周礼·地官司徒·大司徒》)。

“古者天子后立六宫、三夫人、九嫔、二十七世妇、八十一御妻”(《昏义》)，其中九嫔既是帝王的妃子，也是宫中女官，掌管有关妇人学习的法则，以教育女御作为妇人所应具有的德行、言辞、仪态、纺织、刺绣和缝纫等劳动技能，各率领所属的女御，按时依从到燕寝侍候王歇息，即“九嫔掌妇学之法，以教九御妇德、妇言、妇容、妇功，各帅其属，而以时御叙于王所”(《周礼·天官冢宰·九嫔》)。

2．示范教育

对于国学中一些不循规蹈矩、不遵循政教的人来说，司徒不离不弃，所采取的教化方式主要是榜样示范和引导感化。京都各乡的官长负责向司徒检举、报告不遵循政教之人。司徒则择日邀请乡中有德望的老人聚集乡校，演习乡射礼和乡饮酒礼。射礼重视成绩，乡饮酒礼尊崇年龄。届时，大司徒率领国学中的优异学生来参加演习，并给不帅教者做示范。经过如此教育，如果那些不帅教者还有不转变的，司徒就命令京都的右乡挑出不帅教者迁往左乡，左乡挑出不帅教者迁往右乡，彼此交换环境，届时再像当初那样举行乡射礼和乡饮酒礼。经过再次教育，还有不转变的，就把他们迁移到乡外的郊区，进行“习射上功、习乡上齿”的教育。如果仍有不转变的，就将之迁往更远的遂区，进行教化如初。如此则仁至义尽，再有个别人依旧无转变，也就表明不可救药了，只好把他放逐到遥远的地方，永不录用，即“命乡简不帅教者以告，耆老皆朝于庠，元日，习射上功，习乡上齿，大司徒帅国之俊士与执事焉。不变，命国之右乡简不帅教者移之左，命国之左乡简不帅教者移之右，如初礼。不变，移之郊。如初礼。不变，移之遂，如初礼。不变，屏之远方，终身不齿”(《王制》)。对于即将毕业离校国学学生，教官小胥、教务主任大胥、副校长小乐正检出不遵循教导的学生，把情况向校长太乐正汇报，太乐正再向国王汇报。国君命令三公、九卿、大夫、元士们都进入国学，示范性地学习礼乐，借以感化不帅教者。如果有人没有转变，国君就亲自视察国学，进行督导。经过这次督导，如果仍然有个别人顽固不化，国君心情沉重，接连三天用饭都不举乐，下令把不帅者流放到如西方名僰、东方名寄的远方，永不录用，即“将出学，小胥、大胥、小乐正简不帅教者，以告于大乐正，大乐正告于王，王命三公、九卿、大夫、元士皆入学。不变，王亲视学。不变，王三日不举，屏之远方，西方曰棘，东方曰寄，终身不齿”(《王制》)。

3．逐级推举

通过“选士”、“俊士”等一系列选拔人才的制度来录取并推荐德业有成者。司徒命令各乡官长评比优秀士人，推荐给司徒，称作“选士”。司徒评比选士的优秀者而升入国学，称作“俊士”。选士可以免除乡里的徭役，俊士可以免除司徒官府的徭役，选士、俊士都可以称作有造诣之士人，即“命乡论秀士，升之司徒，曰选士。司徒论选士之秀者而升之学，曰俊士。升于司徒者不征于乡，升于学者不征于司徒，曰造士”(《王制》)。负责国学学政的太乐正，通过评比鉴定造就成材的学士，把尤为优秀者禀告国王，而推荐给掌管军政的长官——司马，这种优秀学士称为进士。司马分别考评进士们的做官才能，被考评进士中尤为优异的人才，一并报告给国王，从而确定其考评。考评确定了，然后委任官务；任官称职了，然后授以品位；品位确定了，然后发给相应的俸禄，即“大乐正论造士之秀者以告于王，而升诸司马，曰进士。司马辨论官材，论进士之贤者以告于王，而定其论。论定然后官之，任官然后爵之，位定然后禄之”(《王制》)。

4．有教无类

主管国学学政的长官——乐正尊崇诗、书、礼、乐四种学术，相应地设立了四项课程，依靠着这些先王传留的诗、书、礼、乐来造就人才。春秋两季教给学士礼、乐，冬夏两季教给学士诗、书。国王的太子、王子，各国国君的太子，公卿、大夫、元士的嫡子，以及国中最优异的士人——俊士都来到国学进修。凡进入国学的学生，不论身份尊卑，一律以年龄长幼为序，即“乐正崇四术，立四教，顺先王《诗》《书》《礼》《乐》以造士，春秋教以《礼》《乐》，冬夏教以《诗》《书》。王大子，王子，群后之大子，卿大夫元士之适子，国之俊选，皆造焉。凡入学以齿”(《王制》)。虽然，《礼记》无法逾越“君子”、“小人”(百姓)的局限，但其认为只有同时将礼之教化施诸“君子”、“小人”的全面教育才能达到教育的目的。礼之教化的全面教育观在《礼记》中具有充分的理论依据和基础。对于“君子”和“小人”来说，礼乐教化的功能是不一样的。就“君子”而言，“有礼，则外谐而内无怨”(《礼器》)，君子有了礼，对外就能和谐，对内就不会招怨。“君子之道辟则坊与！坊民之所不足者也。大为之坊，民犹逾之。故君子礼以坊德，刑以坊淫，命以坊欲”(《坊记》)，君子治国之道譬如堤防，是用以防范百姓品德行为的不足。君子大设礼防，人们尚且踰越作恶，何况不设防呢！所以君子用礼教来防止百姓品德缺失，用刑法来防止淫邪滋生，用政令来防止贪欲萌芽。就“小人”而言，“小人贫斯约，富斯骄。约斯盗，骄斯乱。礼者，因人之情而为之节文，以为民坊者也。故圣人之制富贵也，使民富不足以骄，贫不至于约，贵不慊于上，故乱益亡”(《坊记》)，在统治阶级看来，小人由于其固有的局限，因生活贫穷而心态困窘，心态困窘就将偷窃；生活富有就作风骄纵，作风骄纵便将恶乱。所以以礼顺应人情来拟定节制，以此作为百姓的堤防，使富有者不至于骄纵，贫穷者不至于困窘，尊贵者不怨恨君上，以此减少并消除恶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