矢志岐黄盈甲子漫漫医路真国医
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内科主任医师、教授 徐经世
【医家简介】 徐经世（1933— ），字筱甫，祖籍安徽巢湖。现为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内科主任医师、教授，硕士生导师，安徽省中医药学会肝病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安徽省“国医名师”，第二届“国医大师”，享受政府特殊津贴专家。曾历任安徽中医学院成人教育部主任，安徽中医学院附属医院副院长、代理院长、党委书记。先后被选聘为第二、三、四、五批全国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指导老师，全国优秀中医临床人才研修项目指导老师，首批全国中医药传承博士后合作导师，曾获全国首届中医药传承特别贡献奖和中华中医药学会终身成就奖。
临床六十余年，学验俱丰，提出“杂病因郁，治以安中”“肝胆郁热，脾胃虚寒”病机理论和“尪痹非风”等学术观点。总结出“疏肝理气，条达木郁；补益肾水，清平相火；理脾和胃，和煦肝木；活血化瘀，燮理阴阳”的三十二字调肝法；“护脾而不碍脾，补脾而不滞脾，泄脾而不耗脾”和“补不峻补，温燥适度；益脾重理气，养胃用甘平”的调理脾胃“三原则，四要素”。其用药尚平和，注重双向调节，善用反佐和药对，寓奇效于平淡。研制出“扶正安中汤”“消化复宁汤”“迪喘舒丸”等多个特效专方。在糖尿病、感染性疾病、消化系统疾病、风湿病、妇儿科病、肿瘤等多种疾病的诊治上富有成效，整理出版《徐恕甫》《徐经世内科临证精华》《杏林拾穗——徐经世临床经验集粹》等临床专著。
少年苦读奠根基
我祖居安徽省巢县西乡著名的军徐文化村，曾祖徐树官乃当地饱读诗书的晚清秀才，清末民初因见国是日非，谢绝仕途，把精力放在培养寻机报国的学子们和子女身上，终生操童子业。祖父非常关心桑梓文化建设，以一己之力独纂了军徐村五凤堂第一部家谱，惜毁于“文革”。祖父徐恕甫（1884—1964），字道忠，自幼受家学和军徐村往昔无一白丁的读书风气熏染，五六岁开始在父母的严督下，研读“四书”“五经”，涉猎诸子百家之说，古文字功底颇深。其文思敏捷且工书法，常以为士君子立身处世当怀抱匡世济人之心。惜身处乱世，列强侵凌中华，无法以身济苍生，于是边操童子业边寻思改弦更张，遂立誓不作良相便为良医，以仁术救众黎于水火之中。于是悉心询道于江淮名医、杏坛高手，穷研内难、伤寒、金匮诸坟典。由于天资独慧，加上锲而不舍的精神，很快在医理、医术上取得突破性进展，是民国时期江淮间名老中医。其承续先祖教书育人、为人师表之家风，先率其子徐少甫悬壶于合肥县东南乡、巢县一带，因其治病救人，医术精湛，厚德广施，深得合、巢百姓尊崇和赞誉。严父徐少甫（1907—1936），字宏翔，天赋聪慧，自幼熟读诗书，写得一手上好书法。弱冠后承祖塾业兼执父医业，在20世纪20年代即成小有声誉的一名儒医。惜乎慧星陨落，英年早逝，我那时才年满3岁，未能得教于父亲。
1940年我7岁时到1949年17岁的十年间，在故乡“朝霞书堂”读经识典，接受系统而严格的塾师教育。“朝霞学堂”处在原合肥县东南乡（现属肥东县）四顶山下，是一所传承明、清古“朝霞书院”国学堂教育模式的经典学府，曾先后有合肥东南学者徐邦图、沈叙葵、徐安全、吴前鉴等先生执教。昔日东南乡四顶山下“朝霞学堂”求学之风，溢香各地。
在学堂之时，我从《三字经》《千字文》《百家姓》《尺牍注解》到《上、下论》《古文观止》《唐诗三百首》《论说精华》等文学启蒙，日日诵读。当时文章虽不甚解，但背诵纯熟，使我养成了爱读书，喜欢熟读成诵的良好习惯。后学堂有又开设了《开明英语》《平面几何》《代数》等课，使我所接触学科更加全面。其时每天两张大小字必写，首先是描红，而后是临帖——放手写，以学习柳字为主。课余时间常常上四顶山游览，进朝霞寺寻古，俯瞰巢湖风光。年少时的寒窗苦读，传承“朝霞学堂”之“渴望读书，刻苦求知；诵读经典，爱国立志；热爱四顶，颂赏朝霞”等精神，让我有了一定的文化根基，缅怀恩师，追忆往昔，常令我百感交集。
从师侍祖初习医
“朝霞学堂”停办后，祖父先后被调往滁县、肥东、合肥任教。年近弱冠时，我随祖父从塾师学堂走进医学经典书房，在其严格教诲下，历经6个寒暑学习中医理论。如今，我忝列国家第二批国医大师，能有这样的学术地位，是从背诵《药性赋》《汤头歌》《医学三字经》《濒湖脉学》《伤寒赋》开始启蒙的。后读经典及历代名著，并反复阅览《医学实在易》《医学心悟》《临证指南》等指导临床的医籍，深刻领会祖父徐恕甫先生的辨证思维和处方用药的技巧。这正是一个从理论到实践，再由实践到理论的不断深化过程，使我登上了又一层楼。
在学习过程中，我曾归纳出“读、看、练、记”四字诀。“读”，就是埋头学习中医基础理论，站在理论的高度上；“看”，是随师应诊，学习老师的诊治经验，从实践中加深对中医理论的理解；“练”，是在中医典籍和老师的指导下，经过历练，不断地提高医术；“记”，是在实践中多写多记，对中医典籍的学习心得、师诲及临床成功经验一一记录，认真揣摩，心领神会，以期不断提高医术和医论水平。这些经验性总结，让我在成功的路上插上了一双翅膀，我是深有体会的。就是在这样崇文习医的家庭熏陶下，熟读儒家经典名著及诸子百家之言，兼而系统学习中医理论，打下了良好的行医基础。
1956年，祖父被安徽省卫生厅调至省城的“安徽中医进修学校”（即现今安徽中医药大学前身）任研究员，从事中医教学和临床工作，为安徽中医学院附属医院创建做出了特殊的贡献，并自1958年始当选为安徽省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曾是接纳治疗抗美援朝伤病员的中医顾问。祖父临证注重细考病机，详审脉理，辨证用药，尤擅长内科脾胃病治疗，曾被遴选入“中国百年百名中医临床家”。那时我随祖父调动，被推荐进入安徽省中医进修学校系统学习中西医理论，并接受组织安排，师从享誉杏林的陈粹吾、陈可望、高翰府、崔皎如等数位全国著名中医临床大家，深得真传，对中医理论及临床领会更深，临床更为扎实。毕业留校后又经过几年中医理论的深造和临床实践的历练，此时我对中医思想的理解、各家学说的领悟、临证审慎的把握、施治方药的运用已初步形成自己的风格。
书海游弋重博采
有现代中医教育经历，加之家传、私淑，使我在辨证施治中逐渐顺手。崇尚勤求古训、博采众家；强调尊古而不拘泥于古，继承与创新并重；注重集思广益、贵在实践。这些也是我深有体会的。我临床期间涉猎病种、病症广泛，偏长于中医内科疑难杂症，长年坚持门诊、会诊和查房工作，多年来积累了不少临证经验。
一般来说，临床之难，难于内科。内科是从人身的整体来辨证施治，而今中医内科创以专科理念立于局部对症主之。医学分科，专科研究精细深化，专治一病、学有专攻的人成为专病名家，是当今中医发展之趋势。然专病治疗之提高，仍在于全面掌握，广泛涉猎，由博到专，这才是专之前提、成家之上策。可惜的是当前内科接触病种日趋减少，教科书中所列病证不全，临床上更为涉及鲜寡者。因此，扩大病种，提高诊疗水平，多出实践家，乃是未来中医学科建设的关键所在。我数十年一直以小技而施治杂病，偶有一得，竟起沉疴。对于未解之难题，常沉思心中，自责少技，感叹患者有失所望。如何在辨证中游刃有余，得心应手，救患于痛苦，尚属老马奋蹄，苦心探索，不断提高医术，解决诊疗难题，此乃为医者终生之追求。
治内科诸病，注重脏腑生理病理的演变，知常达变，以复其平。如治肺系疾病重“翕辟”，宜敛散结合，复肺之宣发肃降；治肝系疾病重“体用”，条达肝气，柔养肝体宜同施；治脾胃疾病重“升降”，以效为度，药尚平衡；治心系疾病重“通养”，宜温通心脉，益养心阴；治肾系病重“补泻”，宜实中有泻，泻中有补；治皮肤病尚“以内之外”，重肝脾调和等。
取方用药，圆活变通是我在方药把握上的用心之处。治疗用药一定要严把分寸，抓住主要矛盾，权衡利弊，统筹兼顾。施治用药有时“重拳出击”，有时“点到为止”，有时“润物无声”，有时“双管齐下”。尤其是药对之宜，生制之异，惟求协同以增其效，制约以矫其偏颇。我之处方，每于证后提示病机，明申其法，据证投药，又于每证后加“宜”“拟”“仿”等之语，从不轻易用“主之”之语，寓有斟酌之意。对疑难杂症，我认为多缠绵难愈，或因病邪峻厉，或因正气不支，或因症情复杂，宿疾而兼新病，内伤而兼外感，寒热错杂，虚实互见，系由多种因素凑合而成。所以，其病因、病机主要应从中医辨证施治出发，而不能局限于西医诊断的某种病名，应联系临床实际，抓住主要病机进行分析，强调分型合理，立法严谨，辨证清晰，处方用药融入自己独特的经验，坚持“病千变，药亦千变”，但这个“变”绝不是漫无边际的乱变，而是要有“准则”的圆活，“万变不离其宗”。选方用药则应采取“调养”“调节”的方法，还要掌握好守方与变方的关系，切不可操之过急，只要辨证不误，治疗方向正确，药方能切中病机和病位，就不必轻易改弦更张，而应守法守方，缓以图之。我有鉴于疑难病症机因复杂，在用药中往往超越常规，另辟蹊径，取以“兼备”及以“反佐”，正合古人“假兼备以奇中，借和平而藏妙”之说。所以然者，使我在临证过程中能够得心应手，达到运用自如的境界。
经典临证渗新知
我认为要想精于医理，临证丰富，就要善于总结，以扎实的功底，敢于实践，遇难而上。如面对现代医学科学发展，急性病证治疗手段上对中医的挑战，常思中医必须摆正位置，在继承上大胆创新，有所突破和作为，对一些急性病仍然可以用中药汤剂或丸剂而得到快捷的效果。如新加麻杏石甘汤治疗中毒性肺炎、五味败毒饮解除败血症等高热不退医案，均使患者热退神清。
只要苦心钻研，则必然有收获。经过数十年的临床，针对常规治疗取效不显且无明显器质病变的病症，我本丹溪“气血冲和，万病不生，一有怫郁，诸病生焉”和“凡郁皆在中焦”之论，提出“杂病致因在郁，治以安中”之说。随着当下社会的高速发展，人们的工作、生活节奏发生大幅的改变，尤其熬夜与饮食失节十分常见，造成肝脾慢性耗伤，又人多欲而不达，易致情志不遂，气机阻滞于中而变生诸症。临床从“郁”立论诊治疑难杂症，多收意外之功。“安中”之说，以肝脾同为人身中枢，从“肝胆脾胃同居中焦，制化于中以衡五脏”立论，使中枢运转如常则气机升降无碍，肝脾调和则郁自消。“安中”之法的具体运用，因临床病症表现不同，又有标本寒热之分，着手点有从脾调肝，从肝调脾和肝脾同调之不同：①从脾调肝：提出脾胃调理“三原则，四要素”，即根据脾胃生理功能及病理特点，综参前贤“理脾阳”“养胃阴”的观点，提出“护脾而不碍脾，补脾而不滞脾，泄脾而不耗脾”三原则和“补不峻补，温燥适度，益脾重理气，养胃用甘平”四要素，使脾胃升降平衡，五脏随之而安。②从肝调脾：立32字调肝法，调肝舒郁。因肝在五脏中既有生化调节之功又有制约平衡之用，其为血脏，主司条达，一旦失常则致气血不调，血脉瘀滞而致病，治则转枢少阳，和缓中州，条达木郁，反克取胜，从而使气机复常而郁解。临床立“疏肝理气，条达木郁，补益肾水，清平相火，理脾和胃，和煦肝木，活血化瘀，燮理阴阳”32字调肝法，调肝舒郁。③肝脾同调：立“肝胆郁热，脾胃虚寒”病机新论。临床常见症状除了肝胆脾胃寒热分明者，表现为肝脾同病而寒热各居其位证候的患者亦不在少数。针对这种寒热并存的证候表现，提出“肝胆郁热，脾胃虚寒”新观点，实为新学说，为消化系统疾病的临床诊疗开辟了新的思路与理论依据，不仅丰富了中医学理论，而且对于指导临床实践，提高疗效，具有一定实际意义。
对“尪痹”提出非风所致的新论点。“尪痹”为中医痹证中的一个特殊证候，此证类似于现代医学中的类风湿关节炎。对其病因历代医贤多推崇“风、寒、湿三气杂至合而成痹”之说，但在风寒湿之中又首推风邪为患，故导致后学者见“痹”则意味有风、治痹不离袪风的观点。我认为，本病成因非六淫之风所致，而乃由阳气虚惫、肝血亏损而致寒凝血滞，痰湿流注所形成的一种变态性疾病，并在临床治疗实践中得到验证。
此外，通过临床研制出消化复宁汤、止咳宁、复方凤尾草冲剂，为胆胃病、顽固性咳嗽、尿路感染等病症的治疗提供了有效的组方，解决了诸多治疗难题。
薪火传承振国医
新中国成立前，中医多为世医家庭的家传以及拜师的相承。我的传承方法可谓兼而有之，既有家传、私淑的传统方法，又有现代教育的经历。
除了跟随祖父临证抄方及在中医进修学校时拜师，我尚私淑历代诸多名家，如理脾宗东垣，和胃效天士，崇尚丹溪滋阴学说，提出了一些弘扬医理的观点。我国中医教育的历史，历来虽以师徒传承为主，但不排斥正规化的中医教育。祖父徐恕甫于1956年任安徽省中医研究所研究员，一边临床，一边在安徽中医药大学前身——安徽中医进修学校任教员，自行编撰《伤寒浅解》等教材4册，为全省招收的进修学员讲授经典课程。我先随祖父调动，被举荐到学校深造，毕业后任安徽中医学院内科教授，为学生以及附属医院实习生讲授临床课程，同样以临床为依托，理论指导临床，再从临床升华理论，两者结合，反复经临床、教学和实践的历练。
人事部、卫生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曾共同下发《全国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管理办法》文件，给每期500名老中医每人选配1～2名中青年业务骨干为继承人，采取师承方式进行培养，以达到继承、整理老中医药专家的学术经验和技术专长，培养造就高层次中医临床人员之目的。遴选的继承人报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审批后，报人事部、卫生部备案。我曾先后被遴选为全国第二、三、四、五批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指导老师，以此方法培养了多名优秀继承人。为培养“安徽省跨世纪中医学术和技术带头人”，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及安徽省人民政府相关领导出面主持拜师仪式，随后实施3年的培养计划，每年进行20余项指标之考查或考核。我也是这项工作的指导老师，且拜师学生甚多。我的体会是，现代意义上的师承教育，是在专业基础教育及实践之后的切实可行的继续医学教育。优秀学生甚多，如弟子张国梁，现为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感染科主任、主任医师、硕士生导师，系国家“十一五”科技支撑项目、“十二五”科技支撑项目负责人；再如弟子王化猛，从皖北的一家医院跟师随我已近17年，现已成为安徽省首届江淮名医，安徽省名中医，全国基层优秀名中医，他们均是徐氏医学第四代传承人的优秀代表。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曾在2006年授予我全国首届“中医药传承特别贡献奖”，予以表彰；2007年还授予我“全国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优秀指导老师”光荣称号。这是对我极大的鞭策和鼓励。
我认为中医传承要过以下四关。
一是突破文字关。中医古籍文献是以古文字写成的，和现代白话文距离较大，又流传辗转，版本繁杂，字词驳错，诠释者既多，言人人殊。如果没有一定的古文知识，古籍文献就不易读懂；读懂了，也难于读深。古今精于医者，无不文理精通。文是基础医是楼，文理不通则医理难明，学好古文当是学好中医的基本功之一。而有些人连《本草纲目》的序言都无法读懂，焉能学好坟典浩瀚的古代中医！古文字基础是从小就练出来的，我迄今还能熟练背诵很多条文，如《黄帝内经》及《傅青主女科》诸多经典著作的重要原文。
二是打下经典关。加强传统文化和中医经典文献学习，培养传统思维模式，将中医放到传统文化大背景下，才是中医传承的当务之急。一些学者所带的研究生毕业论文是实验研究性的论文，没有突出中医药学术，认为西医方法点头才行。再过十年，等这些研究生成为教授以后，中医就全变味了。
我家书橱，至今仍摆放着厚厚一摞我们祖孙三代的中医经典古书手抄本。祖父的《伤寒论》《汤头歌括》等手抄本，由于年代久远，有些纸页已经破碎，可以看出他当年是付出过艰辛的。传统的中医一般采用师带徒方式，注重实践能力的开发。可现在的中医教育大部分都在教室与实验室进行的，许多学生眼高手低，不注意经典的学习，认为只要实验成功了，就可以去治病。但是，许多学生毕业后，连一张完整有效的中药处方都开不好，这不能不让人担忧。
三是确立思想关。没有坚定的中医信念，没有顽强的自立精神，没有刻苦钻研的毅力，没有高度的责任感，都是无法成为精诚大医的。中医的命运就是自己的命运，任何反对中医、玷污中医，甚至是取消中医的奇谈怪论都无法让一个中医人动摇。我常常告诫学生和弟子们，中医的教育方向有待完善。院校的学生是无辜的，问题出在我们的教育者队伍之中。
中医基础教材随着不断改版，中医信息日趋减少，思维模式越来越偏离中医，有专家曾公开称教材编写丧失了中医的灵魂——传统的思维模式，以致本科5年教育未见中医宗庙之美，更不用说登堂入室了，不能够用中医思维方式临证看病，那么辨证施治不过是说教而已。俗语云，“三人成虎”。试想，学生每天被如此这般的教育引导和灌输，能否胜任传统中医的继承和发扬，答案是明摆的。许多老中医包括焦树德、邓铁涛、任继学、王永炎等感叹，几十年来没有培养出多少真正的中医来，即没有培养出多少能用中医的思路、方法看病的中医。甚至中医硕士、博士不会用中医理论与技能看病，可见让学生们确立中医姓“中”的思想，是何等重要。
四是尊古创新关。昔年学术继承使人们圈子局限，加之各承家技，秘而不宣，很多经验很难被医学界共同掌握。所以，中医要与现代院校规模化教育密切结合起来，取长补短，为我所用。时下的循证医学要求医生将个体经验与最佳科学依据结合起来做出决策，不但要有知识经验，而且要全方位地搜集证据，分析、运用证据，还必须通过研究去发现新的证据。毋庸置疑，创新开拓精神是实践循证医学当然也是中医学的客观需要。熟读经典，不是墨守成规，而是承接薪火，并在遵循中医思路的基础上进行创新。在中医这个独特的体系里，创新首先应强调是在继承基础上发展的，没有继承就谈不上创新。而今恰恰相反，一些人没有进入中医圈子便高呼要跳出圈子，这是对中医的一种漠视和亵渎。
值得一提的是，我认为中医的传与承不仅仅表现在医术上，也同时表现在治学方法上，更表现在医德、医道诸方面，这些都值得人们去研究，去借鉴。
2000年，我已过七旬，诊余之暇偕徒弟数名，对祖父徐恕甫的遗存手稿进行抢救性整理。此项研究应该是一项抢救性的发掘工作，被安徽省教育厅列入自然科学基金研究项目，此为安徽省对老中医的发掘整理研究立项开创了先河，对安徽省老中医经验继承和发扬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随后多年，有安徽诸多中医类似项目列为本省研究课题。祖父遗留的大量医案、医话和临证心得手稿，字字玑珠，难得至极，我结合往昔的言传身教，参阅遗存手稿进行整理，出版了专著《中医临床家———徐恕甫》，2003年还获得安徽省科学技术奖。
我还先后率弟子将自己的学术思想和临床经验，整理出版了《徐经世内科临证精华》《杏林拾穗———徐经世临证经验集粹》二书，并在诸多杂志刊发学术经验文章，尽个人的沧海一粟之力，以昭示于后来学子。2007年安徽省中医院专门下文成立了“徐经世名老中医研究室”，配备必要的硬件设施和助手，对我的学术思想、临床经验进行总结。2010年，自己的学术经验研究课题，再次获得了安徽省科学技术奖三等奖。
老骥 伏 枥 心 犹 痴
学中医贵在“悟”。知识分为意念知识和记忆知识，中医属于意念性知识，所以在熟读经典和丰富的临床实践之上，需要“悟”，更需要带着问题去“悟”。就是要能够“思及人所未想”，这样才能在治疗疑难杂症时，收到满意的疗效，在“悟”中不断升华。“运笔不灵看燕舞，行文无序赏花开”，这句话本意是指读书、写书用脑时间长，观燕赏花可以缓解疲劳，焕发灵感。但也可以活用它作为治病的追求：诊病施治时，既要像花序那样井井有条，具有规律，又要像燕子飞舞那样敏捷施展，不无自在。所以，严谨的科学态度和刻苦钻研的精神，对于一名临床医生，尤其是中医来说，无疑是锦上添花的。
真诚期望青年中医学子学中医、爱中医，但愿我的所作所为能够影响到一批青年中医学子。须知，中医是一门应用科学，它的发展来源于实践，是在实践和总结前人、继承古训基础上逐渐完善的。创新不能空穴来风，没有继承就得不到发展；没有好的继承，发展就是空中楼阁。因此，发展才是当今振兴中医的关键所在。
创新是需要在继承的基础上不断深化的。所谓深化，就是要认真读“经典”。因为“经典”是中医学的根基，正如没有根的树木，何以能够枝繁叶茂。今天我们强调学习中医经典，锻炼中医思维，此目的绝不仅仅是为了继承，而是为了更好地发展。我们应该明确，中医学确有其自身的理论体系，要遵从其自身的固有规律和思维方式。因此对其研究一定要在深刻把握中医学的内涵，保持其学术特点的基础上，实行自主发展。然而在发展中也应当看到大自然的变化，疾病本身也在变化之中，新的病种层出不穷，所以要使中医能够顺利发展，需要把现代科学有机地融进中医学中来，以便更好地促进自主发展。
值得深思的还有，就中医临床而言，如何把现代科学有机地融进中医，尚存在不少潜而未述的问题，其中最关键的就是如何处治疾病，往往单纯依赖于实验报告去处方用药，而没有很好地在为我所用上下工夫，这样当然会出现疗效不高，甚至把一些本来用中药可以治好的疾病也丢失掉，使中医接触的病种越来越少。因此发挥自身优势，保持特色，才能与时俱进，绝不能在武装了自己的同时，反而捆绑了自己。这是必须有机利用现代科学目的之所在。
随着时代的发展，疾病谱的变化，中医内科的阵地越来越窄，医用仪器设备日渐先进，提高了疾病的诊断率，急性病的治疗都由西医去应对，中医在此领域几乎没有了空间，倘若我们自己再不为之努力，有可能一丢再丢，一些慢性病也渐渐减少，直至丢空殆尽。因此，我们中医必须摆好自己的位置，寻找突破口，对一些急性病仍然是可以用中药汤剂或丸剂而达到快捷效果的。中医只要有胆有识，敢于实践，也可在急性病领域中走出自己的路子。
常言道：“熟读王叔和，不如临证多。”中医学子当富有朝气，倘若熟读王叔和，再有临证多，那么距离名医则不远了。
早在1982年，根据衡阳会议精神，针对中医附属医院科室中医特色不足问题，我开始扶持中药加工制剂室，大胆把中医药力量放到第一线，启用中医院校毕业且专业思想比较牢靠的同志担任骨干，进行科室调整，端正办院方向，随后扩大了中医附属医院规模。
中医能够经久而不衰，关键在于疗效。振兴中医是多方位的，是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教学质量的提高，科研成果的涌现，其落脚点应在临床。毛嘉陵所著《第三只眼看中医》用“发展才是硬道理”来比喻中医“有疗效就是硬道理”，是也。如今中医为何发展滞后？其中很重要的原因应归咎于疗效问题。要取得好的疗效，首先是要有优秀的中医临床人才，有了人才，才可使中医药的传承与发展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为此，我曾奔走联系祖兄、美籍华人徐经方先生奉献爱心，无偿资助，先后在安徽中医学院、安徽大学，设立“忠恕奖学金”“育才奖学金”，在安徽省高教系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目睹国内中医之现状，我有时感到痛心疾首。中医讲究整体观理念，强调天人合一、五脏一体，是真正具有中华民族特色的原创医学体系，但现在真正的中医特色治疗越来越少。有临床经验的少了，用纯中医方法诊疗的少了，甚至连科研成果也多来自实验室。望眼杏林，一片奢华。然不见花红，不闻药香，铁杆中医者鲜少。目前，科研、评奖、新药开发、医院制剂评审等几乎都不分中西医，没有考虑到传统医药和现代医学的区别。
脚踏实地，不搞花架子，只有重视临床，认真总结经验，积极进行理性思考，注重提炼规律性的东西，才能推动中医学术的进步。例如，膏丹丸散是中医治疗重要特色，但现行医院制剂室建设和院内制剂生产标准中西药不分，过于严格，导致许多偏方、验方失传；虽然鼓励中医服务进社区，但至今仍缺乏引导性政策；科研主体缺乏临床实践，仍以现代科学对中医的解释为重。中医院不姓“中”了，中医药管理不遵循中医药自身规律而实行分类管理，这是国内中医院多年来所犯的通病。我曾在许多媒体呐喊过，如《中国中医药报》《新安晚报》《市场报》等。在《安徽日报》上，我曾呼吁说：不同的时代，对传统文化的态度也不同。现代年轻人传统文化底子薄弱是一大不足。作为中国文化几千年来传承不衰的主要载体之一，中医和中国古典文学是相通的，和中国传统文化易道是相融的。整体观的理念，人天和谐的精神，济世治病的追求等，无一不是来自中国的传统文化。
我很赞成一位同道的说法：“灭六国者，六国也，非秦也；亡中医者，中医也，非西医也。”中医的生命力在于疗效，只有不断提高疗效，才能站稳脚跟。能传下去的东西叫作传统。现在年轻一代在中医思路、方法上丢得的确太多了，传承是当今振兴中医的关键所在，希望全社会重视中医，越来越多的人加入中医事业。有了优秀的人才，中医学术特色和传统经验才会一代代传承下去。我冀望于青年中医，故常专做讲座以弘扬国粹。
第二届“国医大师”表彰之后，我就拟定了关于建立安徽省“国医沙龙中心”的建议稿，其宗旨就是面向不同层次、批次的学术继承人及带教老师，通过师生互相问答的形式，以临床疑难问题为导向，解难答惑，集中开展学术讲座，以期提高临床医生的中医水平。
光阴如驹过隙，如今我已两鬓如霜，垂垂老矣，体会愈深，犹思来日无多，当乘业志未减，不失学业激情，痴心尚存之年，我愿以所志学医、从医之路，为中医学的承传、发展和勃兴而鼓之、呼之。
（王化猛 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