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袁昌英的教学风采——求美

袁昌英（1894—1973），号兰紫，湖南醴陵人。她是我国著名的教授、作家和女学者。袁昌英出生在一个乡绅家庭，父亲袁雪安曾留学日本，毕业于名校早稻田大学。他是一位博览群书、才华出众的才子，曾服务于教育事业，后转而从政，在政界颇具影响力。袁昌英的母亲是一个普通农村妇女，曾为她生过三个妹妹，可惜都早夭了。在“重男轻女”思想极其严重的中国社会，未生育男孩的女性，往往会遭到鄙视和唾弃。袁昌英的母亲正是在邻里乡亲的耻笑和白眼中郁郁而死。母亲的死在袁昌英心中留下了难以泯灭的伤痛，也因此让她发奋图强，立志成为自立自强、思想解放的新女性。

袁昌英幼时先在私塾接受了中国古典文学的熏陶，十二岁又入上海中西女塾，接受了西式教育，学习英语和西方文化知识。这种中西合璧的教育背景，对她思想观念的形成和行为模式的养成产生了重大影响。1916年，父亲自费将她送往英国留学。在国内打下的良好英文基础，让袁昌英迅速进入学习和生活状态。1918年，她考入苏格兰爱丁堡大学学习英国文学，主修古典与近代戏剧，1921年成为在英国获得文学硕士学位的第一位中国女性。1926年，袁昌英二次赴欧，在法国巴黎大学学习了两年的法国文学，留学海外的经历成就了她的戏剧创作和研究，也为她从事教育事业奠定了坚实基础。

袁昌英的丈夫杨端六先生是著名的经济学家，二人的结合虽不是自由恋爱，但二人婚姻和睦，生有一儿一女。婚后，袁昌英正式开始了她的教学事业。1922年至1924年，袁昌英任教北平女子高等师范学校，主讲莎士比亚的戏剧，成为中国介绍和研究莎士比亚戏剧的第一位女学者。1928年留法回国后，她带着满腹学识开始执教中国公学，主讲英国散文和莎士比亚。不过，袁昌英教学活动的主要阵地是武汉大学。1929年，她作为首批教授来到新建的武汉大学，在接下来的二十八年里坚守于此，将自己的全部青春奉献给了武大学子。她在武汉大学承担了“莎士比亚”、“希腊神话”、“希腊悲剧”、“现代欧美戏剧”、“中英翻译”、“戏剧入门”、“法文”、“英文散文”等课程的教学工作。在三十多年的执教生涯中，一个“美”字概括了袁昌英的全部教学特色。

（一）教学形象呈现端庄美

袁昌英特别爱美，她曾写过一篇文章《爱美》，在文中写道：“我生平最爱美，人造美与自然美于我均是同样宝贵。”正因为袁昌英爱美，所以她特别注重自身的教学形象，时时处处呈现出一种端庄美。

袁昌英留学英国，而英国是个文化气息浓厚的国家，尤为重视礼仪规范，英国强调的淑女风范，绝不是中国千百年来强调的“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大家闺秀，而是具有独立精神，拥有自立能力的新女性。她们举止有度，仪态得体，举手投足间显露出良好的修养，一直被看成是女性文明的典范。在这种环境和文明的濡养下，袁昌英自然而然地养成了英式淑女范。

袁昌英本人虽长得算不上是大美人，但“一双玲珑的大眼，配着一口洁白如玉的齿牙，笑时嫣然动人，给你一种端庄而流丽的感觉”。袁昌英平时比较注意自己的穿着。她爱穿白衣裙，结果武汉大学文学院院长陈源见到她就说道：“奇怪，武大医学院尚未成立，白衣天使倒先飞起来了。”当年听她上课的学生也曾回忆，“听袁老师的课，课堂上连一丝声音都没有，她还未上课，只见穿着素雅淡丽就如同印花布的蓝和六月莲的那抹粉之意趣的她，已经端站讲台，美得印在许多人心里”；当她在讲《奥赛罗》时，她“穿着浅蓝色的西装套裙，胸前别着一对白兰花”。袁昌英爱美的形象在师生中已留下深刻的印象。她不仅自己仪容仪表一丝不苟，还要求她的好友也必须做到。苏雪林对此曾回忆：“我们的昌英女士礼貌颇为周到，仪容的整饬更为注意，头发梳的一根不乱，衣服熨的平平正正，不容有一丝皱痕。有时候，她似乎想拿仪容之整饬与否判定人品之高下，这就苦了我这个不修边幅的人了。她一看见我，往往从头到脚打量一番，忽然眉头一皱：雪林，你的领钮没有扣拢呢。或者：你穿的这件衣服材料太不行，穿了这样衣服去上课，是有损你的威仪的。”为此，袁昌英还不惜赠送珍贵的衣料给苏雪林。可见，在外在形象上，袁昌英爱美，时时处处以一个清雅、端庄的教师形象给学生以美的视觉体验。

袁昌英不仅注意外在形象，而她内在所散发出的端庄大方之气更如兰花一样清丽，更能提升她的教师形象之美。她曾在文中说：“容貌上的美，对于我的魔力，是如此猛烈而深入。可是天赋特厚、内心优美的人，也是我的崇尚”，而且我“总是一往情深、一见如故的”。可见，袁昌英不仅仅注重外表，更看重人的内心的优美。她有一篇短文特别推崇朴朗宁教授，这位女教授的三个儿子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牺牲了，学生们估计她今日不会来上课，结果钟声一响，这时“门开处，一个五十来岁，头戴黑角博士帽，身披黑色宽大博士袍的女教授，憔悴容颜，惨淡面目，从容不迫地走上讲台。全体同学，不约而同地，如触电般，同时起立，向她整整低头五分钟。她不胜了，眼泪如泉奔如川决，簌簌然直流而下”。最后，朴朗宁教授擦干眼泪继续上课，仍旧声音洪亮气概激昂。袁昌英对此曾进行了评述，她认为：“以一弱女子，能以这种不屈不挠，敛神忍痛的态度担当之，而孜孜不息地履行自己的职务，这是多末沉毅而悲壮的精神！”其实，袁昌英对朴朗宁教授的评价正是她自己为人师的写照。1939年8月19日，日寇疯狂轰炸四川乐山，全城三分之二被毁，袁昌英家虽人都逃出来了，但财物全部化为灰烬。到9月开学初，袁昌英虽然内心痛苦，但她还是“神采奕奕地走上讲台，热情洋溢地讲课，不遗余力地备课，认真不苟地批改作业。她的这个形象深深印入一届又一届学生的心田”。

袁昌英教学形象上的美，是由心而生、由内而外的全面展露，端庄清雅的外表，纯粹自然的内心，交相辉映，共同构筑起袁昌英的教学形象。

（二）教学语言富有情感美

袁昌英口才很好，她凭借自己的语言魅力，运用声情并茂的教学方式，创造了教师情动于心而形于言的课堂氛围，也让学生的情感经历了从感知到感染最后达到感动的过程。在这种语言魅力的影响下，袁昌英与学生之间建立了一种和谐的师生关系，教学课堂也变得更加生动。

袁昌英秉性慷慨大方，说话富有大丈夫气概，因她本身口才极佳，思维也十分敏捷，常常能在辩论时让别人甘拜下风。苏雪林曾说：“假如你想同她辩论，你一定得不着便宜。辩论愈激烈，她的词锋也愈犀利。你明明觉得那是方的，然而她却说成圆的。”她还能“同时用几种外语讲课，还做到字正腔圆”。可见，她是一个极具语言才能的人。好友苏雪林因她良好的口才和引人入胜的教学语言风格，还曾偷偷旁听过袁昌英的课：“口才也很好，上课时口讲指画，精神奕奕，永远不会教学生瞌睡。数年前因了某种便利，我常去偷听她的课。我觉得听好口才的人演讲是一种愉快，同我所经验到的打球，游泳，驰骋自行车的愉快相同。有人以为我好学，谁知我在享乐。”

在上课时，袁昌英经常用带有情感的语言表扬学生，不吝用最优美的辞藻夸赞学生的进步，她发自肺腑的言语让学生记忆犹新。虽然很多年过去了，但仍有学生记着袁昌英老师的赞美，吴鲁芹同学在《记珞珈三杰》一文中曾提到：“每次兰紫女士在发还报告的时候，总是不惜以最美丽的字眼恭维我的凡品”，“我写阿斯基勒司、索佛克里斯、尤里匹迪斯剧本的读书报告，自然不如写易卜生、萧伯纳等人的作品那么得心应手，但是这并无大碍，兰紫老师还是继续夸奖下去……”怪不得苏雪林会戏谑地评价：“兰子对学生的奖励有时嫌太滥。一个自命青年诗人，诗却并不好的学生，呈她阅一首求爱长诗，她赞叹道：‘这首诗写得这么缠绵婉转，嫦娥读了恐也会思凡下界，何况人间女郎？’”殊不知，正是这些充满情感的赞美之词，产生了久旱逢甘霖的作用，言语中涵盖了她对学生的关心，传达了对学生的期望，给予学生莫大的鼓励，以至于学生天天想着去上她的课，后来就有学生回忆：“我不愿失掉受恭维的殊荣，只有准时上课等待夸奖……”袁昌英用赞美之词，使学生有如沐春风之感，师生情感更加和谐。

袁昌英的这种好口才在讲述教学内容时，使得她在上课时颇具大将风范，该怎么讲就怎么讲，自己怎么想就怎么表达，毫无粉饰之意。袁昌英主要讲授外国文学的课程，尤以戏剧教学让学生印象最深。戏剧这一文体，讲究通过语言描写推测人物的神情和心理活动，通过情节的跌宕起伏吸引读者的注意。袁昌英懂得语言艺术的重要性，因而她的教学语言往往蕴含着丰富细腻的情感，给人赏心悦目之感。她常用女性特有的分析视角解读教学材料，学生从她的讲课内容中体悟到她丰富的内心世界。有学生曾回忆，在袁昌英老师讲授易卜生的《玩偶之家》时，“由于袁老师本人就是一位妇女解放运动的倡导者和实行家，所以讲到女主人公娜拉的性格发展，她如何不甘做男人的玩物，如何与丈夫发生冲突最后导致出走，发挥得淋漓尽致，富有很大的感染力。五十多年过去了，她讲课的音容笑貌，至今仍栩栩如生”。袁昌英把对女性的同情和推崇女性自由独立的情感融入教学中，通过富有感染力的教学语言将一个冲破家庭束缚，摆脱玩偶地位并自我觉醒的女性故事展现在学生面前，使整个课堂教学具有情境化和情感性。这些深触心灵，极具震撼力的语言表达，潜移默化中感染了学生的情绪，让他们了解到戏剧的魅力，精神得到陶冶和升华，并对戏剧知识进行新的思考，令学生产生深入理解作品内涵的意愿。所以有学生说：“在这样精彩的讲授基础上，我们进而去阅读易卜生的其他作品如《社会栋梁》（Pillar of Society）、《人民公敌》（Enemy of the People）等等，因而能够进一步领会其剧作的艺术性和思想性，并通过作品进一步了解作家所处时代的社会弊病以及作家为揭露这些弊病而奔走呼号的战斗的一生。”这种极具情感美的语言魅力，实现了教师、学生、文本内容三者的情感共鸣，让课堂变得生动而美丽。

（三）教学态度蕴含温暖美

袁昌英对待教学始终秉持着严谨专注和认真负责的态度，她是一个名副其实的严师，“作为一位教授，袁老师素以严格闻名。我们一踏进武大外文系就听说系里有几位非常严格的老师，其中就有袁昌英教授”。严格的教学让学生们都能认真对待她教授的课程，不敢掉以轻心。但袁昌英的内心始终如水般柔软，她有“一颗异常柔软而博大的慈母心。母爱，原是一切动物共有的天性。但我母亲的爱不限于对一己之所出。她的爱怜广及于所有的孩童”。在那严厉为教的背后，蕴含着她如慈母般对学生的关心和爱护，散发着温暖美。

袁昌英任教武汉大学外文系时，是当时授课最多的一位教授，但在从教的三十多年里，她几乎从不缺课，也不会敷衍地对待教学工作，而是从备课、找资料、编教材到课堂教学，再到课后辅导、批改作业，她都事必躬亲。“那时的教授，待遇优厚，课业不重，许多教授只教两门课。也有人年复一年抱着老讲义‘开留声机’，闲时搓搓麻将，享尽清福。我母亲是个放着清福不会享、偏爱往自己肩上压担子的人。”她承担的课程多，而且“差不多都是需要花大力气备课编讲义并不断补充更新的重头课。由于她学得扎实，责任心又极强，她恨不得把‘填满了一肚子的学问统统掏给学生’”。虽然有些课程有规定课本，但她拒绝照本宣科的上课模式，而是花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挑选材料，编订讲义，还会不断地更新、补充教材内容，因此，她的书房“慢慢积累起了一架架的中外书籍，此外就是一柜柜的卡片，上面工整地写满了中外文摘记。这些卡片是她科研的基础，为她编讲义写文章提供了丰富翔实的资料”。即使在战乱之时，生活入不敷出的艰难日子里，当时不少教授在外兼职授课以补贴家用而难免疏于本职，但袁昌英依旧坚持承担数门课程，不遗余力地投入教学，并以此为乐，让学生在混乱的社会环境中，仍有一方温暖平和的课堂接受学问的滋养。她不会因个人私事而耽误学生宝贵的学习时间，也不会因生活的困境而忘记作为教师的责任，始终以最饱满的状态从事教学工作。

袁昌英对待学生时的教学态度也是严中有爱。课前，她要求学生做好预习，诵读所要讲授的内容；上课时，她要求学生做好笔记。所以，“当袁老师讲课的时候，人人全神贯注，不停地记笔记，我们用英语记笔记的本领也就是这样锻炼出来的，通常是上课时抓要点记笔记，下课后凭记忆整理笔记，两节课所做的笔记，经过整理补充，往往是洋洋数千言，可以说是一篇有条有理组织严密的文章”，这样一堂高质量的课程让学生英语的听、写能力有了极大的提升；课后则布置额外的阅读和写作任务，每月定要上交一篇读书报告。有时，阅读晦涩的外文戏剧作品和必须完成的英法文作文的任务，常让学生叫苦不迭，但袁昌英认为无论遇到多大的困难，都应该尽全力完成学业任务。她的学生张培刚先生曾回忆称，为了完成一次法文作文作业，他不断查阅字典，对照语法书刊，花费了近一个星期的课余时间才完成了这篇短文，但这样的学习体验，让他更加体会到“大哲学家培根所说的‘多写使人准确’的深刻含义”。对于读书报告的撰写，袁昌英要求学生坚持认真、诚实的态度。“谁写了，谁没有写，谁认真写了，谁敷衍了事，她都记录在案。关于如何写读书报告，她一再叮嘱，要认真阅读原著，直接领会作品，而不是把原著放在一边或草草过目，光凭几本参考书就妄发议论。”所以她说：“写读书报告不可以光罗列各家之说，重要的是讲出自己的观点，讲错了也没关系。”她时刻鼓励学生要善于独立思考，勇于表达自己的观点，以严谨的态度对待学业，遇到困难的时候能够积极主动地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脚踏实地珍惜宝贵的学习年华。对于学生读书报告的批阅，她不仅重视报告的质量，连细小的语言运用规范都会一一指出，要求学生改正并谨记于心，她指出：“在读书报告之类的正式文件中，用语必需规范，不可以用诸如he's, he'd, he hasn't, he'll之类的缩略形式。”袁昌英在教学上对学生的态度，表面上看似乎有些严厉无情，其实却蕴含着她的一片苦心，学生也是收获多多。

袁昌英对自己严格要求，用自己的知识服务学生；对学生严慈相济，用实际行动感动学生。在教学中，袁昌英倾注了她全部的精力，毫无保留地将自己的学识和爱心统统地掏给学生。袁昌英的教学态度温暖着学生，六十年后，那些年过八旬的学生还撰文纪念她，有些还专门到她的坟前去祭拜她。

（四）教学内容渗透正气美

“教学内容美”是教学美的重要存在形态。教学内容的选择关系着学生思想、心灵的浸润。袁昌英是一个至情至性的女子，在那个年代，她和所有志士仁人一样，时刻关注着国家的命运和未来，爱国是她思想的主旋律。

早在留法期间，她在一篇散文中就写道：“我们到国外来固然是为读书起见，但是不可把祖国的生命忘记了。如果我们国家消灭，我们求了学问又有什么益处呢？又有什么地方去实用我们所学的呢？国际主义、人道主义，都是我们应当注意的，但是没有国，又何有国际呢？没有四万万同胞生命在心里，我们还讲什么人道？爱祖国即是爱世界，爱我们的同胞就是爱人类，所以我们对于国家安危问题，虽在国外，还是非注意不可。”回国后，在教学内容的选择上，袁昌英更是注重思想性，使教学内容渗透正气美。

袁昌英对教学内容总是千挑万选，注重联系社会现实和自己内心的情感，推荐给学生的必定是有利于学生思想、精神健康发展的内容。曾有学生讲道，袁昌英教授在选用教材方面“一贯注重健康的思想内容，比如我们学习的Ibsen、Chekov、Aeschylus、Spohbcles、Euripides等人的作品一般都是爱憎分明，鞭辟入里，读了这些作品便有一种疾恶如仇，要求改变世道的思想共鸣，而丝毫不起消极颓废的作用”。在戏剧课上，她让学生阅读剧本《玩偶之家》，该剧赞美了女性敢于冲破封建的枷锁，追求自由独立的精神，引起学生对广大不幸女性的思考；选择《野鸭》、《康蒂妲》等剧本，通过对情节结构、主题思想、人物性格、写作特色等的分析，教授学生戏剧知识，引起学生对戏剧的强烈兴趣；教莎士比亚课，她指导学生精读《李尔王》、《暴风雨》、《奥赛罗》、《威尼斯商人》等莎翁名篇，并要求学生完成论文写作，为了增强学生对剧本的感性体验，她还辅导他们用英语演出《皆大欢喜》；教近代欧美戏剧课，她选择的教学内容有莫里哀的《伪君子》，贝克的《群鸦》，豪普特曼的《沉钟》，契诃夫的《樱桃园》、《海鸥》，罗斯丹的《西哈诺·德·贝热拉克》等；至于希腊悲剧课，她选择了埃斯库罗斯的《被缚的普罗米修斯》、欧里庇得斯的《特洛伊妇女》、索福克勒斯的《奥狄浦斯王》等经典剧目。可见，她选择的教学材料“从古典、浪漫、现实、象征、自然主义到现代派，都各有代表作。在她的教导下，学生对西方戏剧的起源和发展，获得一个完整的全貌”。这些作品或揭示社会现实，或披露人性本质，或幽默讽刺，或深刻沉重，有悲有喜，学生从作品中学习到那些为人处世的道理，在课堂教学中潜移默化地学会是非分明、爱憎分明，进而能够转变错误的思想观念，培养理性头脑。

袁昌英也会批判地介绍一些“唯美主义”和“颓废主义”的作品，教导学生提高识别能力，培养批判精神。学生请她为即将公演的王尔德的《莎乐美》作评价，本以为她会美言几句，却不想袁昌英一针见血、毫不留情地指出：“《莎乐美》的内容是颓废主义的结晶，是病态性欲的描写，全剧的空气是污浊的，不健全的……如果不是形式之美将内容伪装起来，掩饰起来，使这污秽不堪入目的内容，放在远远的梦幻的虚浮的意境内，则《莎乐美》只是无数废纸堆里的几页废文而已。”义正词严的言语，坚定决断的批判态度，让学生听后产生醍醐灌顶之感，并能引以为戒。袁昌英认为真正的唯美主义应该是字句美、形式美、内容美的统一体，作品内容应该完全符合精神享受，是高尚意识的培植，对于人格的修养、精神的健全、智慧的提高都应有益无损，这样的内容才能体现美的真谛，才是符合美育要求的内容。她不断地告诫学生：“年青人应当特别注意：别为美的艺术所诱而误认为其内容为健全。这种病态的颓废的作品披上优美动人的形式最是易于引人入歧途。”她不但让学生的精气神得到正气的滋养，不致走上邪门歪道，而且开阔了他们的视野，训练了批判性思维。

在学生毕业前夕，她曾语重心长地教导学生：“今后走上社会，要清清白白地做人，实实在在地做事，每个人都要牢记武大校训，为国家为民族保存一点气节。”即使是为毕业生上的最后一堂课，她也不忘传递一种正气，那是受与她教学一脉相连的正义美的引导。

综上所述，袁昌英端庄大方的教学形象之美带给学生视觉上的享受和心灵深处自然的亲近之感；声情并茂的语言之美带给学生情景交融的课堂氛围；严慈相济的教学态度让学生备感温暖；渗透正气的教学内容滋养了学生的思想情操。袁昌英一生从事教学工作，在从教的三十多年里，她将外在美和内在美融为一体，在教学领域展现得淋漓尽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