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转型期的中国遭遇互联网
现代化是社会经济发展的衡量标准。而现代性强调个体独立以及社会层面上的自由、民主、法制，是一个社会的规范和价值观念。规范和价值属于上层建筑，具有惰性，往往滞后于社会经济发展。当下中国，国民经济总量连年增速高于百分之六，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相较于社会文化的变迁，市场结构和社会经济水平变化过快。中国的文化传统较少强调个体的独立和社会的民主。整个社会的重心落在加速实现现代化、建设完善的现代工农业体系上。现代性精神的建设，包括政治上建设民主、法治国家，文化上普及民主科学等过程，与现代化的速度存在巨大落差。这种现代性的滞后，降低了整个社会和个体成员应对现代化风险的能力。
经济全球化进程，将中国经济带入全球性经济的周期循环中，尤其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中国经济始终处于起伏与调整状态，2012年后，中国经济更是一直处在下行的风险中。曾被高速经济增长掩盖的社会矛盾不断暴露出来。房价与工资的巨大差距、资源富集阶层与资源贫瘠阶层的矛盾，成为这种变动、冲突爆发的焦点。
当代中国的社会焦虑，处于社会环境和媒介环境的综合作用下。网络作为一种媒介，其使用本身就对个体情绪存在一定影响。有研究者发现，个体对互联网沟通功能的使用，可能来自个体现实的社交焦虑，虚拟社交有利于减轻焦虑情绪，但也可能进一步加重社会孤立；个体对于互联网非沟通功能的使用，可能增加使用者的抑郁、焦虑情绪。另外，个体的互联网使用时间也与个体的消极情绪存在相关关系，互联网使用时间越长，越可能使个体感到浪费时间，从而产生内疚、焦虑等情绪。[1]
微博、微信和移动终端普及后，个人媒介使用成本、门槛大大降低。社会话语权部分下放，为普通民众所掌握。官方话语与民间话语的分歧频频发生。2014年2月，央视暗访东莞色情服务业的新闻一出，立即在微博上引起舆论高潮，以往被用于灾难性事件的“挺住”“不哭”等正能量词汇，被反向使用为“东莞挺住”“今晚我们都是东莞人”。传统媒介时代，官方机构利用道德批判树立自己的权威，并制造社会共识。官方媒体的社会议题引导，呈现的是一种“官方媒体报道事件——官方媒体报道群众反应”的模式。但在“人人都是传声筒”的微时代，官方及官方媒体垄断社会话语权的情况已经不复返。官方媒体感到对社会议题引导力不从心，在设置议题之后，不再拥有报道“群众反应”的镜像功能，群众的反应情况直接由其本人呈现在社交媒体上。“官方媒体报道事件-社交媒体内掀起舆论反应-官民意见分歧-官方媒体用道德标准评判民间观点”已成为常见的社会意见流动模式。
同时，个体的情绪感知和情境密不可分，默顿的紧张理论认为，社会结构的变化会影响人的个体感知。“社会结构紧张”是指不协调的社会结构能够造成此社会中不同个体间的关系、不同群体间的关系都处在一种矛盾的、对立的状态。社会的各种关系都处在一种强大的张力之中。社会矛盾会在这种张力特定的作用点发生激化，从而导致社会危机或其他社会问题的发生。当下中国，社会整体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形成了一种渴望经济利益的社会文化氛围，中国的文化传统没有形成一种经济利益之外的信仰，即成的社会结构也无法提供足够的获得成功的手段，无法保证不同个体的机会公平，人们的渴望和现实处在一种失衡的状态。个体之间、群体之间的分化以及代际分化造成了一种社会紧张、对立的状态，群体内部的焦虑、不同群体间的敌对，以及与社会整体的认同焦虑都加剧了社会结构的不协调。
从具体的社会现实来说，目前我国社会的焦虑情绪主要包括：农民失地、房价过高引起的公民财产权的焦虑；三聚氰胺、瘦肉精引起的食品安全焦虑；雾霾引发的环境污染焦虑；贫富代际传承、教育资源分配等引发的公平焦虑；官员贪腐、公权力与平民冲突引发的基层政府合法性焦虑；日韩及西方国家与中国的冲突带来的民族认同感的焦虑；等等。这些由外部不确定性而引发的内在的不安感，从不确定性的角度引发了社会焦虑。焦虑可能引发进一步的逃避社会责任、安于现状、依赖权利主体、加入社群、群体敌对、民族主义运动等行为。社会群体按照资源分配情况进行划分，资源分配不公造成的一些人的相对剥夺感，促成了这些人的群体认同，并形成弱链接的群体，他们以共同的剥夺焦虑为纽带，对外部群体进行标签化，形成敌对和不信任，为进一步的社会冲突埋下了可能性。
“人类的社会系统倾向于按照一定范围内的群体不平等来组织。历史记录表明，这一系统存在一个等级强力化和弱力化的平衡点，并通过等级合法化和等级强力化，维持系统的相对稳定。而当社会系统以等级性的、三态[2]的方式被组织起来，当基于群体的社会等级的程度即将变成道德上令人不快的或结构上不稳定的时候，等级平衡便会出现。”[3]如果群体的社会等级进一步发展分化，产生了结构上的不稳定和道德危机，社会不同等级之间的身份焦虑就会产生。结构上的不稳定和道德危机已经出现在当下的中国社会，弱势群体普遍认为其弱势的现状是由精英集团的剥夺造成的，而这种剥夺是不道德的。
现实中，除却经济发展、社会结构、环境污染等问题外，近年来，一些地方政府处理群体性事件的方法，也从侧面加剧了社会的焦虑情绪。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李静君教授认为，中国的基层“维稳”很少使用国家暴力机器，维稳的过程更是抗议民众与地方政府的一场讨价还价的过程，地方政府常常利用物质利益来驱散抗议者，这种即时的利益交换由于能够迅速解决问题，同时绕开了法律，成为一种被广泛采用的维稳方法，但也削减了法院在社会冲突中的作用。法律具有相对稳定性，带来的是执行程序和结果的相对稳定，但处理时间相对较长。法律成分在处理群体性事件中的减少，使得抗议民众可以通过增加群体事件的频度、强度等方法增加抗议收益，这从侧面刺激了群体性事件的频发。
媒体对社会情境的营造直接影响了个体的情境感知。网络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大众媒体，网络巨大的信息量带来的信息冗余，以及网络媒体与传统媒体信息的不一致，都会给受众带来信息焦虑。传统媒体出于自身传播周期和审查流程的限制，在信息传播速度方面往往落后于网络。两种媒体之间存在的时间差，“为流言、谣言制造生存空间，人为地增加了信息的不确定性和民众的不安全感。由于网民的目标诉求、对信息本身的了解度、赋予的情感等不同，本来模糊不清的信息形态又经过网民各自的加工，打上自己的渠道烙印，很容易导致流言、谣言甚嚣尘上和社会心理恐慌”[4]。人天然就有逃避思考、将事务简单化的倾向，更容易接受逻辑简单、冲突感强烈的新闻，媒体信息出于业务规范和各种限制，也更乐于接受和传播标签化、刻板化及带有冲突性的信息，两者相辅相成，共同削减了公共领域中的理性因素，加剧了环境的不确定性和社会的焦虑感。
目前，我国的社会性焦虑主要来源于现代化发展所带来的社会变动，宗法制进一步瓦解带来的个体孤独感增强，以及后现代社会本身所具有的众声喧哗、缺乏权威、刻意反权威的文化。这种社会焦虑的后果，主要有引发个体不安和对社会结构的怀疑、增加群体集聚的可能、增加个体和群体间的敌对情绪、加剧谣言传播等。
个体焦虑情绪在网络上呈现的方式，主要有直接诉说焦虑，以幽默化、游戏化的网络流行语诉说焦虑，言辞激烈、敌对的网络评论等。群体焦虑情况的呈现方式，主要有网络热点事件中网民对自身的“弱势归类”，对事件理解的刻板化倾向，对“权贵群体”的声讨和网络谣言的传播等。另外，在民族主义事件中，认同焦虑具有社会整体性，这既有利于加强团结，又存在暴力化的倾向。
一、网络使用中的个体焦虑
从严格意义上说，网络上各种焦虑的表现形式，其本质都是个体焦虑。个体焦虑的表现形式，较为直接的有表达焦虑的个人发言，较为间接的有幽默化、游戏化的网络流行语，言辞激烈、敌对的网络评论等。与表达群体焦虑的流行语不同，标示个体焦虑的流行语，表达的是个体特征、状态和情绪。但是人们在表达自我情绪时，倾向于将自身详细化、独特化，而指称他人时，倾向于将他人进行归类表达。
理解游戏取向是理解人类行为的重要途径，现实生活的焦虑不安与网络的游戏性使用在网络中交叠出一种特殊的焦虑表征。包含戏谑情感的网络事件、网络流行语的大范围传播，就是一种以游戏的形式进行的网络传播。网络时代，话语权的平民化常常使网络运动成为解构权威的过程，权威的消失加剧了网络中国的后现代特征。利奥塔在《后现代状况》一书中提到，后现代中“具体的个体本身体验着‘卑微的意义’和‘解体的形式’，这种结果实际上不是一种解放，而是一种疲惫厌烦的无聊心态”[5]。网络事件中的游戏取向，与大量年轻人对现实的无力感结合起来，在年轻的网络使用者中形成群体共鸣，使得网络事件、流行语与个体焦虑大范围迅速传播，加剧情绪的蔓延。
另外，“幽默作为一种最普遍的也是最有效的化解焦虑与尴尬的方式”[6]，被应用到流行语中。自2006年以来，“我国网络话语的表达方式，经历了‘恶搞’、‘囧化’、‘戏谑’三个阶段”[7]。“戏谑”糅合了讽刺、夸张、喜剧、娱乐消遣等形式，表达了民众对诸多社会现象不满又无从改变时的无奈和焦虑。科层制体制的延续，使得绝大多数青年无法进入体制内，政治参与的无路径，使其产生一种权利运转的“多余者”的自我认知。现阶段的网络事件中，戏谑话语多作为对社会焦点事件的旁观式表达，对抗话语多作为参与式表达。
流行文化是时代社会意识形态的表征，自我定性式的网络流行语是网络时代特有的个人焦虑的呈现形式。近年来的这类网络流行语主要有“打酱油”“蛋定”“hold不住”“悲催”“囧”“神马都是浮云”“鸭梨”“亚历山大”等。逃避作为焦虑情绪的后果之一，直接引发了社会生活参与度的降低，而“打酱油”与“神马都是浮云”所表现的正是这样一种社会参与感趋弱的心态。“鸭梨”“hold不住”“亚历山大”则正面描绘了人们承受压力的心理现状。“蛋定”“囧”等词绘声绘色，甚至图文并茂地表现出焦虑心态中个体感受到的不确定性。
二、网络使用中的群体焦虑
焦虑情绪的遍在性和潜伏性，加强了它的触发性，很容易受到网络事件的刺激而爆发出来。而网络群体焦虑的表现形式，主要是有群体标识性的网络流行语和网络事件，网络事件同时也会创造独特的网络流行语。社会群体的对立是网络焦虑的一个重要原因，也是网络焦虑的一种表现形式。
个体的群体归属来源于自我归类和他者对自己的归类。“自我归类模型的形成开始于如下事实：聚在一起形成群体的人认识到他们共有的特征，以及把他们和其他群体区别开来的特征。人们假定，影响和说服是与这种知觉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因此，当人们觉得某些反应的信息价值或其说服性会成为某些内群体规范或共识的典型时，它就是完全平等的。在很大程度上，什么样的行为或意见被看做是合适的和符合要求的，取决于人们在任何特定时间内作为其成员的那个群体。群体共识度越高，人们就越可能认为群体的观点浓缩了对于世界的某些客观上正确的看法。当人们希望与他人一致时，就容易受到这些人的影响和劝说。随着群体成员身份的重要性或显著性增加，人们对于一致的期待以及相互影响的可能性也会增加。”[8]
“中国文化孕育于数千年的封建宗法制体系中，中国人历来崇尚权威，习惯于受固定价值体系束缚。改革开放以来，多元价值和观点突然涌入，整个社会范围内缺乏统一的、权威的社会价值评价体系，社会个体内心变得无所适从，充满焦虑。随着社会有机化程度的增加，社会个体利益的获得与所属群体的关系越来越密切，获利较少的社会个体希望进入既得利益群体中，而族群之间的不通约性和马太效应的存在，使得族群的变动风险极大，难度极高。个体想要进行向上的阶层流动，而又实现不了，在踌躇中形成焦虑感，又在焦虑中采取行动。这种社会地位不整合的状态反过来又加剧了这些人的社会焦虑感。”[9]
加塞特（Jose Ortega YGasset）在《大众的反叛》一书中，将社会分为“少数精英”和“大众”两部分。当前中国，普通大众对自己“大众”的身份归属较为明确，在特定的网络事件中，舆论有将政治精英、商业精英视为自身敌对群体的趋势。出于对自身“大众”身份的强烈认同，普通大众更容易将自身群体的观点看作对于客观世界的正确观点，形成群体的观点极化。身份归属上的对立，也加剧了话语对抗。本应属于稳定社会主力的中产阶级，在中国人口中所占比例随着城市化水平的提高而有所上升，但是城市中产阶级在中国属于焦虑群体的主流人群。高房价和生活成本导致中产阶级生存压力较大，但是在舆论中，由于中产阶级本身不被当作弱势群体，因此不容易获得社会支持，因此在群体性事件中，很多中产阶级选择放弃中立，站在弱势群体一方声讨精英阶层，这本身是对自身权利的间接维护，也是对自身焦虑情绪的释放。
表现群体焦虑的网络流行语，主要采用戏谑或者“卖萌”的方式，将自我或他人进行归类。
有学者将新中国成立以来民间抗争形式的延续和更替总结为：“红卫兵”运动中学生的口号，“文革”中的大字报，跨地区的串联活动，网络播报与线下空间的联合。将当代中国网络的情感动员形式总结为悲情与戏谑[10]，认为“当代中国网络事件的产生和扩散，所依据的是能够激发网民嬉笑怒骂、喜怒哀乐等情感的表现形式和内容，是一个情感动员的过程”[11]。当下中国网络事件中的情感，要么是悲情的，要么是戏谑的。“美国人类学家詹姆斯·斯科特在《弱者的武器》一书中指出，偷懒、装傻卖呆、开小差、假装顺从等都是弱者的武器。在网络社会，‘恶搞’作品的娱乐价值越高，受众从中得到的共鸣感越多，接受者愿意与别人分享的心理就会越强烈，传播的速度就会更快，范围就会更广。”[12]
近年来，相继出现的“我爸是李刚”“拼爹”“X二代”“屌丝”“土豪”等，均属于群体归类性的网络流行语。就其情感色彩来说，悲情和戏谑在某些特定的语境中，都可以看作焦虑的表征，戏谑在自我归类中更多表现为自嘲。而自嘲既是一种无能为力的逃避，又是一种自我贬抑。“自我破坏和自我贬抑行为，是社会地位的从属一方主动接受并维持自己的持续性从属地位的主要方式。这些行为还确认了基于群体的刻板印象，并为不平等的对待赋予了合理性，因此它们不仅在支配者的脑海中，同时也在从属者的脑海中强化了那些使歧视一致存在的意识形态。”[13]
2012年底，“屌丝”一词在网络中大热，甚至在2013年初登上央视《焦点访谈》。“屌丝”指外貌、财富、学识、家庭背景均乏善可陈，为了生存苦苦奋斗的广大社会青年。在盛行中，“屌丝”不再被作为脏话使用，而是普通的社会青年对自己平凡社会地位的一种泛称，“屌丝”群体也被作为一个群体标签不断用来指称自己和他人。这种自我贬抑被看作使用者设置的“自我障碍”，用以降低自身期望，以缓解压力，“这部分人大多拥有自我意识，自我觉醒才主动归类‘屌丝’[14]，用来表达对现状的不满和无奈。最初与“屌丝”相对应的是“高富帅”“白富美”，后来“土豪”作为高房价背景下对坐拥多套房产的人士的泛称，加入到“屌丝”的对立群体中。在这种自我群体标识和对立群体标识的过程中，对自身地位、权利的不安和焦虑，对社会群体分裂的认知，群体间对立的感知被形象地呈现出来，又借用幽默戏谑的话语方式进行掩盖。
此外，媒体在报道交通肇事新闻时，还经常将汽车的牌子用作车主的代称，如“宝马女”“中华女”等都曾出现在肇事新闻的报道中。虽然这种代称有不当之处，但媒体工作者作为社会一员，他们的这种做法也反映了一种以车识人的社会心态，而当这些车凑巧是豪车时，便会引发人们有关社会不公和为富不仁的种种联想。从实质来说，这种联想来源于普遍的剥夺焦虑。
当下中国的网络热点事件，“又称网络群体性事件，是指一定的社会背景和社会环境下，全国范围内的网民基于某些目标诉求（利益的或情感的），主要讨论场域在网络上（但事件不一定肇始于网络），通过大量的转载、跟帖、讨论等参与方式，产生一定的表达和意见的场域效应，进而在全国范围的网络场域中产生重大影响和规模的传播事件。个别事件会出现网络场域、传统媒体场域、政府等第三方话语场域等的介入。需要强调的是，事件最终的引爆必须是在网络环境中，即无论事件本身的发端、终结两端是在何处，中间的高潮阶段都必须是在网络场域内”[15]。
突发事件往往是点燃社会焦虑的导火索，焦虑情绪是则网络舆论得以迅速形成规模的社会心理要素。焦虑情绪所引发的“自我归类”和“群体间敌对”的加强表现在热点事件网络舆论的“冲突化”和“标签化”倾向上。2009年的杭州飙车案中，舆论将肇事者胡斌贴上纨绔的“富二代”标签，而受害者谭卓的家庭和教育背景被挖掘出来，其优秀、老实的形象被舆论反复刻画。网络流行语“欺实马”被创造出来，一语双关（一取车速70码意，二取欺负老实人意），两个个体的对立形象、“富二代”和“穷二代”两个群体的对立形象都得到了舆论的反复强调。与此传播过程类似的，还有2010年的李启铭肇事案，案发后“我爸是李刚”一句流行语被传颂至“爆红”的程度。同年10月发生的药家鑫案中，网络舆论将药家鑫塑造为“官二代”，并着重强调飞扬跋扈的“官二代”与朴实善良的“农村母亲”的群体对立关系，“激情杀人”成为由此案而产生的网络流行语。同样是2010年，12月发生的钱云会案中，事故发生伊始，网络舆论普遍认为钱云会为替村民争取征地补偿而得罪了权贵，质疑此案是故意杀人案。不少网络“大V”也加入舆论浪潮，并亲自替网民前往出事地点查看。在警方将其定性为交通肇事，并拿出钱云会的摄像手表作为证据时，舆论认为钱不可能拥有这样的手表，并将矛头指向当地警方。在前往出事地点的网络“大V”肯定警方消息时，舆论还曾认为是这些“大V”受到了当地警方的威胁或者收受了政府的贿赂。
有关这些事件的网络舆论大潮过后，一些与舆论相左的事实相继呈现出来，很多亲历者称，李启铭为了向处理事故的警察表明身份，同时怕被围观群众殴打，才说出“我爸是李刚”这句话，其语气也较柔和而没有叫嚣之意。药家鑫并非“官二代”，在现实生活中也并不飞扬跋扈。钱云会是为了维权方便才配备了摄像手表，而事故确实是普通的交通肇事案。但是人们会选择传播自己愿意相信的，真正的事实并没有得到强力的传播，其传播范围和效果也远远不及当初的舆论声讨。可以看到，这些网络热点事件中，网民并没有获得全面真相的意愿，而是急于对自己进行“弱势归类”，把自己与受害者看作同一群体的成员，认定案件受害者所受到的伤害就是强权群体对自身群体做出的伤害。这样的舆论所表达的并不是对真相的追求，而是对自身焦虑和不安情绪的宣泄。网络热点事件中的传播逻辑集中表现为：特定信息点燃社会焦虑情绪——焦虑情绪加剧“群体集聚”“群体意见极化”和“群体间冲突”——网络舆论引发政府调查——网民不相信与想象相反的调查结果——网络主流舆论成为社会记忆。
冲突性事件更容易得到广泛传播，而加剧冲突又是焦虑情绪的后果之一，所以社会焦虑往往是网络热点事件的传播动因之一。热点事件中的冲突，除了上述提到的群体间冲突，还有官民冲突。
2011年7月23日发生的动车追尾事故，是自媒体时代以来，第一次由网民率先报道的网络热点事件。乘客的第一条微博信息比官方媒体的消息早了两个小时，官方媒体也大量转引微博中发布的列车事故信息。随后乘客、家属和现场其他人员的微博吸引了民众大量的注意力，有关事故进展的信息和对铁路部门的质疑意见一起在微博中被大量转发和评论。在有关动车事故的铁道部新闻发布会上，发言人王勇平在解释车头掩埋原因时，使用了“我反正信了”一语，刺激了公众情感，公众对铁路部门的行业垄断、安全隐患的焦虑爆发出来，引起了一场以转载、跟帖为手段的征讨王勇平和铁道部的网络事件。公众普遍认为这样一次安全事故并不是偶然的，其背后一定隐藏着大规模的贪污腐败、权钱交易和官僚行为，这些行为妨碍了社会大众的知情权，也危害了乘客的生命安全，整个舆论充满了敌对情绪。发言人王勇平也在一时之间成了众矢之的。
2007年，厦门市民因反对政府建设PX项目进行游行示威，此后几年的时间里，江苏、四川、广东都有反对PX项目建设的游行发生，2014年3月30日，广东茂名市民再次爆发反PX项目的示威，网民与清华大学化学系学生还就PX的毒害性进行百度百科中“PX项目”词条的修改战。事实上，日韩化工企业在示威的组织发起中起了推动作用。但是有关公权力滥用的社会记忆和焦虑情绪被唤醒，网民宁可相信PX项目有毒，而对政府部门的澄清选择性失明。同样由焦虑而引发的无视科学解释的行为，还发生在转基因食品的安全讨论中。
另外，本该承担弥合群体差异的传统媒体，在社会群体意见分裂的过程中，常常不是站在中立立场，而是站在强势群体一方。中国目前传统媒体的所有制属性及其宣传传统，决定了在社会焦点事件中，传统媒体往往代表政治精英、宣扬官方立场。自近代国人自办报刊以来，报刊长期作为启蒙和文人论政的工具，又使得传统媒体在发言中具有一种文化精英的姿态。在“精英”和“大众”的二元对立当中，既然官方媒体把自己置于“精英”一方，民间话语场的参与者就会选择站在其对立面上。在微媒体普及之前，传统媒体垄断发言权，“大众”无法掌握同场域内的其他人的观点。微媒体的普及促成了整个社会从“全景监狱”向“共景监狱”的转换。普通民众在微媒体中发现与自己相似的观点并进行共享，为其形成意见联合、达成与“精英”的对立提供了可能。央视《新闻联播》在2013年春节期间推出的“你幸福吗”系列报道，本意在于让平民登上《新闻联播》的舞台，诉说社会发展带来的幸福感。这一报道在网络上引发调侃大潮，网络舆论认为央视作为社会公器，无视广泛存在的社会问题，放弃自身的舆论监督功能，专门关注细枝末节，是一种掩耳盗铃的行为。网络舆论对传统媒体所形成的挑战可见一斑。
对强势群体和公权力的焦虑，不仅是网络流行语产生、网络热点事件发生的动因之一，还是热点事件中网络谣言传播的动因之一。
网络谣言传播的原因，既有对阶层固化、资源垄断加剧的焦虑，也有对权威机构的不信任。除去造谣者的动机不谈，网络谣言的传播，首先是由于传播者和中介者处在一个变动不安的环境中，他们本身就对环境安全、食品安全、权利保障状况存在诸多焦虑，一旦受到突发事件刺激，大多抱着一种“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或者“求证”的心态进行转发。网络热点事件的传播中，多多少少都会夹杂着谣言，上文提到的李启铭案、药家鑫案、钱云会案的传播中，都存在虚构当事人背景的谣言传播。真相揭示以后，舆论也还是难以相信平淡的事实，更愿意继续构建阴谋。2011年日本福岛核电站事故发生后，人们有关核爆炸、切尔诺贝利核泄漏以及“非典”的记忆被唤醒，出于对核的恐惧和对政府隐瞒事实真相的担忧，网络上一时谣言四起，有关碘盐预防核辐射的谣言引起了各地抢购食盐的热潮。
谣言传播除了迎合社会焦虑情绪以外，也与目前的传播环境相关。传统媒体的时效性和公信力下降，传统媒体在与新媒体的时效竞争中处于弱势地位，为了抢新闻经常不经核查就转载网络假新闻；传统媒体受到很多宣传纪律的限制，报道规模也不及网络媒体；传统媒体在平息谣言的过程中也往往力不从心。而自媒体虽然能够大量、迅速地传播信息，但是始终存在信息超载和假新闻横行的现象。“微博本身作为一种‘观点为王’的媒体，在海量信息中，只有拥有独特的个性和旗帜鲜明的观点才能获得用户的青睐。”[16]因此内容简练、观点鲜明的信息更容易在微博中传播。
“谣言是某种背景的见证，如果这种背景发生了变化，谣言也就失去了存在的理由，将立即停止流传。”[17]“作为社会集体历史记忆的谣言，在传播的过程中，就会使许多民众将生活中遭遇到的类似情形进行对比与扣合，从而因为其主旨与受蛊者的不满情绪产生了共振而不绝于耳。”[18]每一个新的网络事件发生，有关同类事件的集体记忆就会被唤醒，人们按照记忆模型对涉事主体和事件性质进行归类，记忆中的焦虑情绪也同时被唤醒，并加剧了人们的刻板印象。“非典”时期，政府曾在初期进行瞒报，民众不得不采取抢购食盐或板蓝根的方式进行“自卫”。福岛核电站期间的抢盐风波，就来源于这段“非典”时期的集体记忆唤醒，此次风波的迅速结束，则是由于政府及时发布了后续信息并进行了辟谣，谣言发生的背景被迅速公开的信息瓦解。
“集体与个体完全一样，在不断制造和重新制造自传的过程中运动着”[19]，历史不仅仅由当事人书写，也由后来人在叙述、讨论、回忆、联想中共同构建。“叙述不是从外部强加给生活的，而是被直接编制到经验结构中去的。回忆主要是一个用于与自我、个人相关联的情况的概念，而传统，则是一个首先用于文化和历史范畴的概念。”[20]“历史叙述既承认存在着深层的、无法表述的回忆，同时又承认无法通过叙述来表达这类回忆。”[21]网络热点事件发生的过程中，社会也在不断形成关于这些事件的集体记忆，最后被集体记忆记录下的，可能是最主流的舆论，而不是事实真相。
回忆是个体建构自我和形成社会认知的重要途径，不同个体的共同回忆形成了个体间沟通的基础，回忆趋向于“自我认同”，所以回忆不一定是真实的。“大部分回忆都处在休眠状态，一旦碰到外因就会被唤醒，此时，回忆会获得一种感性存在，还能被表述为话语并成为可支配的待用储备。”[22]
“社会学家莫里斯·哈布瓦赫指明，回忆是在同他人和他人的回忆的语言交流中建构的。有许多事情，我们对它们有多少回忆，取决于我们有多少机会对别人叙述它们。我们叙述的次数越多，就越不怎么记得起自己对这些事情本身的体验，倒是越能记得此前叙述它们时所使用的那些话语。”[23]回忆并描述某一事物的过程更多的是为当下的论述提供论据。
大众媒体时代，日常生活之外的集体回忆往往由媒介事件引发。影像化时代，回忆往往以人们能够看到的材料为基础。格特鲁德·科赫将近年来建构纳粹大屠杀的回忆手法归结为叙述化和可视化两种，其中可视化又被分为“道德神学模式”“心理学模式”“政治教育模式”。对于民族历史中不甚光彩的事件，集体记忆的构建往往采用“集体心照不宣”和“从道德主义的角度进行否定性回忆”两种方式。同时，这种集体记忆的建构，也是重新塑造民族认同的过程。
三、中国网络社会中的集体认同焦虑
集体认同来源于共同的生活经历、文化背景和集体记忆，是一种将个人看作所属群体的一部分的集体归属感。集体认同还能有效地将己方群体和他者群体区分开，通过对抗来加强己方群体的认同。宗教是维系集体认同的一种有效工具。“认同感是一种社会心理的稳定感，具有群体性”[24]，中国人普遍缺乏信仰宗教的传统，在传统社会，社会集体认同主要依靠儒家思想和宗法体制来维系，新中国成立后，两者的影响都向潜在化和小规模化发展，集体认同主要依靠意识形态教化进行，这种意识形态教化，在改革开放后的现代化过程中逐渐丧失其一统性。
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增强，中国社会希望获得更高的国际认同度，但是在涉及西藏、新疆等地的民族事务、中国社会人权事务、国际贸易摩擦等问题时，西方国家往往倾向于指责中国政府，这与中国社会的期待不符。这种期望得不到满足，便会引发社会的愤怒、焦虑等负面情绪。再者，群体的共同情绪有利于增强群体的团结和力量，而群体中的个体为了避免被群体排斥，也会尽量保持与群体的情感一致，这就使得集体焦虑能够成规模地呈现出来。另外，由于当压力有具体指向物时，焦虑体验反而会得到减轻，所以以捍卫民族利益为目的的声讨运动，实际上有一种释放社会焦虑的作用。
“群际行为是指人们对另一社会群体的成员所采取的行为方式。群际行为方式包括群际偏见、种族主义、性别主义、民族主义、冲突和政治暴力。”[25]一个小的起因，往往能够引发极端的群际冲突，群际行为的心理动机更多的是为了获得积极自我评价，这种动机超出了物质需求的范围。
网络上的群体认同，有对内认同和对外排斥两种方式。第一种往往出现在国内某地区遭受天灾侵袭时。网络流行语“今夜，我们都是××人”体现的就是这样一种对本群体内部灾难的共情。与之相比，集体认同焦虑更多表现在对外群体的排斥上。2008年，西藏打砸抢烧事件后，西方媒体的不公正报道引发了一场反CNN的网络运动，反CNN网站“anti-cnn.com”上线，中国黑客还曾短暂攻入境外媒体网站，出现了网络流行语“做人不能太CNN”。2012年，日本将钓鱼岛“国有化”后，中国19个城市相继爆发反日游行，砸毁了不少出售日本品牌商品的店铺和路上行驶的日本品牌轿车，部分日系车主甚至遭受了人身攻击。这些违反法律的民族主义运动激烈盲目，是长期积累的没有具体指向的压力和焦虑的定点发泄，也是期望得到西方发达国家认同的焦虑的发泄。民族主义运动一致对外，一方面有利于加强国内团结，另一方面也是民族认同危机的一种反向释放。
注释
[1] 参见吴文汐：《媒介使用对于日常生活时间的重构及其心理影响——基于媒介接触数据的深度挖掘》，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3。
[2] 基于群体的社会等级的“三态”体系结构，是指年龄系统、性别系统、专断系统。
[3] [美]吉姆·斯达纽斯、[美]费利西亚·普拉图：《社会支配论》，57~58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
[4] 李彪：《舆情：山雨欲来——网络热点事件传播的空间结构和时间结构》，48页，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2011。
[5] [法]让弗朗索瓦·利奥塔：《后现代状况——关于知识的报告》，195页，长沙，湖南美术出版社，1996。
[6] [美]乔纳森·特纳、[美]简·斯戴兹：《情感社会学》，35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7] 郑满宁：《戏谑化：社会化媒体中草根话语方式的嬗变研究》，载《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3（5）。
[8] [澳]约翰·特纳：《自我归类论》，165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
[9] 李彪：《舆情：山雨欲来——网络热点事件传播的空间结构和时间结构》，56页，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2011。
[10] See Guobin Yang,The Power of the Internet in China:Citizen Activism Online，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09.
[11] 杨国斌：《悲情与戏谑：网络事件中的情感动员》，载《传播与社会学刊》，2009（9）。
[12] 王仕勇：《网络流行语：关涉议题及议题建构》，载《求索》，2014（8）。
[13] [美]吉姆·斯达纽斯、[美]费利西亚·普拉图：《社会支配论》，278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
[14] 喻国明：《中国社会舆情年度报告（2013）》，29页，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2013。
[15] 李彪：《舆情：山雨欲来——网络热点事件传播的空间结构和时间结构》，48页，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2011。
[16] 喻国明：《中国社会舆情年度报告（2013）》，172页，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2013。
[17] [法]让诺埃尔·卡普费雷：《谣言：世界最古老的传媒》，113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
[18] 张昭国：《非理性心态与理性诉求——关于近期交通肇事中的谣言评议》，载《社会科学学刊》，2011（3）。
[19] [德]哈拉尔德·韦尔策编：《社会记忆：历史、回忆、传承》，5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20] 同上书，14页。
[21] 同上书，23页。
[22] 同上书，57页。
[23] 同上书，60页。
[24] 沙莲香：《社会心理学（第三版）》，102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
[25] [澳]迈克尔·A·豪格、[英]多米尼克·阿布拉姆斯：《社会认同过程》，38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