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　理论在变更

中国的成功不容易：它不仅无法依赖正确的经济学理论做指导（因为这样的理论并不存在），而且还有很多错误的经济学理论来误导[6]，只能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的科学、务实的精神，摸索着前进。中国1978年开始的经济改革并不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雄心勃勃地尝试启动工业化。在这之前，中国进行了多次工业化尝试，包括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在大城市办工业的洋务运动，辛亥革命后新共和政府通过全面模仿美国的政治制度推动工业化进程，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模仿苏联的计划经济建设。所有这些工业化尝试的一个共同特点就是政府忽略了花大力气去推动乡村原始工业化和乡村市场经济建设。这些自上而下的工业化尝试纷纷遇到困境，原因在于它们都忽视了农村原始工业化这个过程。

作为一个农村人口占总人口90%以上的农业大国，成功的经济发展需要自下而上地培育市场需求和企业组织，逐渐把农村剩余劳动力引入制造业，按次序进行产业升级。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选择了与苏联类似的工业化道路，利用农村浅薄的积累来优先发展重工业。自“一五”计划起，中国在苏联的帮助下，建立起了许多的城市型工业中心，生产资本密集型产品和重工业产品，例如汽车、钢铁、机床和大型精密仪器等。为了提高钢铁产量，“大跃进”时期，在“以钢为纲，全面跃进”的口号下，全国人民开展了空前规模的大众炼钢运动，以支援重工业建设。这种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政策一直持续到“文革”结束，导致了轻工业与重工业的比率不断下降。1952-1978年，无论是中国轻工业与重工业的增加值之比，还是这两个产业之间的劳动力比率与资本比率都呈现了明显的下降趋势，尤其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下降最快。虽然工业增加值在“大跃进”失败以后经过1961-1964年的短暂调整有所恢复，但是从劳动力和资本构成来看这种重工业化的趋势一直在继续。其中，轻—重工业增加值之比由最初的1.4降到了1978年的0.6，劳动力比率从接近2.5降到了0.5，固定资产比由0.5降到了0.18。中国这种重工业优先的大推进发展战略是低效率的和难以为继的。

首先，重工业属于资金技术密集型，初始投资巨大，只有依靠规模化大生产才能够自负盈亏，而重工业规模化大生产需要规模化大市场和零部件规模化生产以及相应的交通运输网络，并保障原材料源源不断的供应，才能积累和增长。在20世纪50年代，中国工业刚刚起步，国民经济各行业对钢铁、机床、汽车等重工业品的需求十分有限。不仅这些重化工业的中间产品和零件无法在国内得到大规模的生产，而且原材料无法保障，最终产品的产出水平也往往低于其潜在产能的30%—50%。这种企业若要盈利或者哪怕仅仅覆盖投资和固定运营成本，市场规模要相当大才行，至少要达到潜在产能的70%—80%。而且上下游产业链需要相对完善并能够推向国际市场。中国当时占全国人口90%的“一无所有”的农民和广袤的“一穷二白”的黄土地不可能提供这种大市场和购买力以及相应的产业链。由于与发达国家的巨大差距和政治原因，当时面临的国际环境也不可能在国外找到这种大市场和购买力。其次，计划经济时期中国资本积累有限，大力发展钢铁、汽车、机械制造等资本密集型行业，不符合中国的要素禀赋结构与比较优势。政府为支持重工业建设采取的价格扭曲体制，造成资源严重错配，大大降低了经济效率。一方面，政府对农产品课以重税，并压低农产品与原材料的价格，间接补贴重工业企业。另一方面，政府给予重工业企业垄断地位，甚至使用行政手段直接向大型重工业企业配给资源。这导致农业、轻工业部门投入严重不足，发展滞后，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衡。[7]中国计划经济后来遇到的发展障碍表明，战后第一波旧结构主义提出的在落后国家采用资本密集型生产方式的大推进发展模式，无法在落后农业国家成功引爆工业革命。关键是，采取类似发展方式的一些市场经济国家同样陷入困境。例如，在进口替代政策下过早进入重工业化阶段的拉美国家长期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相反，自1978年起，中国不仅吸收了市场经济元素，鼓励竞争和优胜劣汰，而且同时采取了从农村到城市、从轻工业到重工业的循序渐进的市场发育和产业升级顺序，从而成功引爆一场工业革命。因此，在具备一定市场竞争要素的前提下，正确的、按市场规模大小和发育速度展开的工业化顺序，由产业链低端向高端逐步拓展的产业升级步骤，加上与以开拓全球市场为目的的出口导向的发展战略配合，是工业化成功的关键，也是一条符合中国自身禀赋比较优势的结构变迁道路。[8]

1.2.1　从西潮到东风

1.战后第一波发展思潮：旧结构主义

Rosenstein-Rodan的开创性研究激发了战后第一波被称为结构主义的发展经济学思潮。他们强调由于结构刚性的存在，市场有着难以克服的缺陷而无法自发实现产业结构的现代化变迁，在加速经济发展方面政府是一个强有力的手段；贸易条件的恶化以及无力竞争的幼稚产业，更重要的是避免被发达国家剥削，唯一途径就是采取进口替代战略和保护主义手段发展与发达国家相抗衡的制造业。伴随着强烈的国家主义情绪，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许多亚非拉国家采纳了结构主义的发展思潮：以进口替代优先发展违反比较优势的资本、技术密集型重工业；企业缺乏自生能力，依靠政府的动员来投资，依靠保护、补贴来生存，这样导致了资源错配和寻租、腐败等一系列问题。这种结构主义模式以斯大林模式为代表，拉丁美洲国家、南亚国家都受到了影响。结构主义建议发展中国家优先发展资本密集、技术先进的大型重工业，而这些国家当时的条件是资本相当短缺，以农业经济为主。因此，在资本短缺的农业经济的基础之上建立现代化的产业当然是违背比较优势的。在这种状况下，优先发展的企业没有自生能力，投资靠政府动员，继续生产经营靠政府的保护补贴。这些保护补贴制造了许多扭曲，产生了很多租金，导致了资源错配、寻租、腐败等一系列的问题。计划经济时代的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失败就是因为遵循了这一发展思路。

2.战后第二波发展思潮：“华盛顿共识”

随着结构主义发展思潮与政府主导的经济发展战略在许多国家的惨败，以及“理性预期”对凯恩斯主义的革命，结构主义发展观的理论基础遭到了驳斥，第二波被称为新自由主义发展观的发展经济学思潮在许多多边机构的胁迫下强加给了许多面临债务危机的发展中国家（史称“华盛顿共识”）。新自由主义强调了系统性的政府干预产生的扭曲是制约发展的顽疾，需要进行私有化、市场化以及去管制化的激进改革，一步到位地消除对市场的干预，追求前沿发达国家的技术效率。但“华盛顿共识”很快就被认为是“位于华盛顿的一些国际金融机构施加于那些不幸国家，并使这些国家走向危机和痛苦的一套新自由主义政策”。20世纪80年代以后，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按照新自由主义的“华盛顿共识”进行改革和转型。这些转型中国家一般都有许多在结构主义政策时期建立起来的缺乏自生能力的企业，“华盛顿共识”忽视了这种原来存在的扭曲的内生性，按照“休克疗法”把这些保护补贴一下子都取消掉，导致大量破产、失业和社会政治不稳定。同时，“华盛顿共识”强调政府失灵，主张由市场来解决一切问题，反对政府发挥因势利导的作用，帮助企业克服产业升级、技术创新伴随的外部性和协调相应软硬基础设施完善必然存在的市场失灵问题。因此，“华盛顿共识”推行的结果，使发展中国家经济的绩效比六七十年代按照结构主义发展时的绩效还要低。绝大多数转型国家因为遵循了这一转型思潮而失败。经济学家Easterly因此将推行“华盛顿共识”改革的八九十年代称为发展中国家“失去的二十年”。[9]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利茨在“后华盛顿共识”中就指出，“华盛顿共识”错把工具当目标，低估了政府在发展中的作用。

【专栏1.2】

为什么要反思来自西方主流的发展理论

在全球长期经济发展中，跨国收入差距的历史呈现出“大分流”模式。据Pritchett估计，从1870年至1990年，最富裕的国家和最贫穷的国家之间生活标准的差距比例增长了5倍以上。[10]根据Maddison的估计，从1950年至1998年，最富裕的收敛群体和最贫穷的收敛群体之间的人均收入差距比例增长了1.75倍[11]，而按照Mayer-Foulkes的估计，这个比例增长了2.6倍[12]。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到2008年，全世界有两百多个发展中经济体，只有中国台湾地区和韩国两个经济体从低收入进入到中等收入再进一步发展成为高收入经济体；只有13个经济体从中等收入经济体发展成为高收入经济体，其中只有日本和亚洲“四小龙”不是原本和发达经济体差距就不大的西欧周边经济体；28个经济体人均收入和美国的差距缩小了10个百分点或更多，其中，不少是石油等资源输出国家；另外，有18个经济体人均收入和美国的差距不仅没有缩小，反而扩大了10个百分点以上。上述数据说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绝大多数发展中经济体仍深陷低收入或中等收入陷阱。[13]如图1.15所示，整体上看，战后旧结构主义发展思潮引导下的30年（1950-1980年）与新自由主义引导下的30年（1980-2010年），世界上大多数经济体的发展水平并未有多么显著的改善。

面对如此糟糕的发展绩效，经济学家Easterly以散文家的口吻写道：“50年前，第二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经济学家们就开始了热切的寻宝之旅，我们希望可以找到灵丹妙药，让热带雨林国家也能像欧洲和北美的富国一样富有。穷国人民的苦难和富国人民的享乐形成鲜明的反差，这激励我们一定要完成任务。如果能够成功，这将是人类思想史上的一大辉煌。同过去的寻宝者一样，经济学家试图找到一个法宝能让穷国变富。许多次，我们都认为已经找到了灵丹妙药，从外国援助到直接投资，从扶持教育到控制人口，从根据改革状况提供贷款到根据改革状况减免贷款，遗憾的是，一切都没有收到预期效果。那些接受我们药方的穷国没有取得意料中的进步。在我们最花力气的地区——非洲撒哈拉，经济根本没有增长；拉丁美洲和中东一度有增长，但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如林毅夫所回忆的：“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实践让我感觉到迫切需要对现有的主流经济学理论进行反思。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民族主义风起云涌，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发展中国家纷纷摆脱了西方列强的殖民地半殖民地枷锁，取得了政治独立，在第一代革命家的领导下开始进行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建设。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主流理论思潮建议发展中国家迎头赶上，建立起当时发达国家所拥有的那种资本密集型的先进现代化大产业。这种思潮的逻辑似乎令人信服：除非劳动生产率达到发达国家的水平，否则没有哪个国家能够达到和发达国家同样的收入水平，发展现代化的资本密集型大产业被认为是任何发展中国家要达到和发达国家同一劳动生产率水平所必需的前提条件。在当时，市场失灵被认为是发展中国家未能建立起这些先进的大产业的原因。因此，主流的经济学理论，也就是后来被称为结构主义的第一版发展经济学理论，建议政府克服市场失灵，以进口替代战略的方式，通过直接动员和配置资源来发展这些资本密集型的大产业。推行该战略的国家通常会出现一个短时期的投资拉动的快速增长，但之后，经济便会出现停滞并危机不断。少数几个实现奇迹式发展的东亚经济体则是采取出口导向战略，从发展传统小规模的劳动力密集型产业起步，根据当时的主流理论，这种战略是错误的。构建或学习理论是为了认识世界、改造世界。不容讳言的事实是，现代的主流理论基本上都是由生活在发达国家的学者根据他们所观察到的发达国家的现象和经验构建的。但是，从1987年回国后的切身体验以及对西方主流理论演进史的学习，让我认识到发达国家其实并不存在一本‘放诸四海而皆准，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的真经。为什么呢?一个显而易见的理由是，理论的适用性取决于前提条件的相似性，发展中国家由于条件和发达国家有差异，即使在发达国家适用的理论在发展中国家也不见得适用。更何况发达国家盛行的理论就像时尚一样，不断被新的理论所扬弃，也就是说，发达国家的理论即使在发达国家也不见得总是适用。倘若发展中国家的政府、企业或个人根据发达国家盛行的理论来作决策，经常会有‘淮南为橘，淮北为枳’的遗憾。这个认识让我幡然醒悟，为何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两百多个发展中国家为了追赶发达国家，也和我国一样都做了许许多多艰苦卓绝的努力，但是尚未有根据发达国家的主流理论制定政策而取得经济发展成功的例子，少数几个成功的发展中经济体的政策在推行时从当时的主流理论来看则是错误的。”[14]（见图1.16）

资料来源：PWT 8.0.

重新陷入贫困的陷阱；南亚是另一个备受经济学家们关注的地区，无规律的经济增长使那里集聚了大量的贫困人口；最近，东亚，我们曾为之欢欣鼓舞的经济新星，也陷入了增长泥潭（一些国家但并非全部国家正在复苏）。除了热带雨林贫困国家，我们还试图将一些做法应用于前社会主义国家，但结果也非常令人沮丧。就像很多宣称找到仙丹的无稽之谈一样。”[15]

除了对这样的发展实践的反思，新结构经济学的萌芽也基于对转型实践的反思。据林毅夫回忆：“回国后我发现，我国政府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推行的各项政策，基本上都违背了我在芝加哥大学博士课程中学到的一个运行良好的市场经济应该有的基本原则。20世纪八九十年代西方经济学界的主流是新自由主义，认为有效的经济体系必须建立在私有产权的基础上，由市场决定价格，配置资源，政府的作用则仅限于保护产权、推行法治、维护社会秩序。当时经济学界的共识是，计划经济不如市场经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应该执行根据新自由主义所形成的‘华盛顿共识’，以‘休克疗法’的方式一步到位地推行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消除经济中政府各种不当干预所形成的扭曲。当时还有一个共识，渐进的、双轨制的转型不仅会导致资源错误配置，而且还会滋生腐败、恶化收入分配，是比计划经济还要糟糕的制度。我国推行的却是这种被学界认为是最糟糕的转型方式。我是应该像众多国内外经济学家那样，以现有的主流理论为依据，把转型中出现的诸多问题都归咎于中国政府过度干预，未能彻底地推行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一次性地消除所有的扭曲，还是应该放弃现有的主流理论，以开放的心态把中国政府当作一个以实现稳定和发展为目标而面临各种现实约束条件的理性决策者，构建新的理论体系来分析中国在转型过程中取得的成绩和出现的问题?我选择了后者。1994年，我和蔡昉、李周合作出版了《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一书，通过该书的分析，我理解到，中国转型前政府对市场的各种干预、扭曲旨在保护那些违背比较优势的重工业优先发展部门中缺乏自生能力的企业。渐进、双轨的改革一方面为先前优先发展部门中的国有企业提供了转型期的保护和补贴；另一方面放开准入并因势利导民营和外资企业进入符合比较优势的劳动力密集型部门。这种方式使得中国经济在转型期同时实现了稳定和快速增长，但是因为扭曲的继续存在从而会伴随着收入分配恶化和腐败，所以，这本书的分析建议中国应该放弃赶超战略，改为实行比较优势战略，并在转型过程中创造条件解决传统部门中企业自生能力的问题，消除双轨制遗留下来的扭曲，以建立完善的市场经济体系。”[16]

《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一书也预测到，如果像“华盛顿共识”主张的那样试图通过私有化、市场化和自由化一次性地消除所有的扭曲，势必导致先前优先发展的部门中缺乏自生能力的企业的破产，引起大规模失业和社会、政治不稳定。出于对这种严重后果的担忧或是对那些仍然被认为是因国防安全与民族自豪感需要而必须存在的“先进产业”的考虑，政府可能不得不在推行了“休克疗法”、取消了先前“明”的扭曲所给予的保护补贴后，再度引入各种“暗”的扭曲和干预以保护已经私有化了的企业。私有企业对这种隐性保护补贴寻租的积极性会比国有时更高，代价会更为高昂，腐败和收入分配恶化的程度也会较之双轨、渐进的改革更为严重。20世纪八九十年代发生在社会主义和非社会主义国家的转型结果与《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一书的预言一致。不管采取何种转型方式，收入分配恶化和腐败的情形都将存在。总的来讲，在推行“休克疗法”的国家会更加严重。少数几个在转型期实现了稳定和快速发展的经济体，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开始转型的中国、越南和老挝，以及70年代初就开始转型的印度洋中的非洲小岛国毛里求斯，都采取从主流经济学理论来看最糟糕的渐进双轨式转型。那些遵循主流经济学理论主张的“休克疗法”的国家却经历了“失去的二十年”：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年均增长率还不如六七十年代，且危机频仍。[17]图1.17反映了一些不同转型方式的代表性经济体鲜明的绩效反差。

资料来源：根据Maddison所著的Historical Statistics of the World Economy：1-2008AD计算。

中国走的是双轨制道路，事实证明取得了成功。成功的原因是：一方面继续给予原来优先发展部门中缺乏自生能力的企业暂时性的保护补贴，以维持稳定；另一方面放开原来受抑制部门的准入，并发挥因势利导的作用以取得经济的快速增长。对原来抑制的符合比较优势的劳动力密集型的产业部门开放，允许三资企业、民营经济进入。但是，这也付出了一定的代价，即双轨制保留了不少扭曲，保护原来没有自生能力的企业。这些扭曲主要体现在：金融结构的扭曲（金融行业的大银行，只能给大企业和富人提供服务）、资源税费的扭曲（主要体现为资源价格非常低）和服务业（如电信、交通部门）的垄断导致分配不均，收入向富人和大企业倾斜；富人和大企业消费倾向低，导致消费和储蓄不均衡；储蓄和投资比重高，国内的消费比重低，导致国际贸易的不均衡。这种情况就造成收入分配向大企业和富人集中，收入分配差距越来越大。富人和大企业的消费倾向都比较低，财富向这两个方向集中就会造成储蓄占经济的比重越来越高，消费占经济的比重越来越低，或者是投资占经济的比重越来越高，消费占经济的比重越来越低。如果投资比较多，国内消费能力又比较低，其间的缺口就成为出口，这也是造成目前我国贸易问题的主要原因。现在经济中存在的很多问题都是因为双轨制的改革不到位造成的。

总之，正是由于西方主流的发展与转型理论同战后发展与转型经验形成的强烈反差，尤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赶超战略同改革开放之后渐进式转轨为比较优势战略形成的强烈反差，构成了新结构经济学的萌芽和形成的发展与转型经验背景。[18]

【专栏1.3】

“华盛顿共识”的最新反思：斯德哥尔摩陈述[19]

2016年9月16-17日，包括四位前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在内的十三名经济学家，于瑞典斯德哥尔摩举行了为期两天的会议，讨论当今经济政策制定者面临的挑战。本次会议由瑞典国际发展署和世界银行主办，会议参加者包括Sabina Alkire（牛津），PranabBardhan（伯克利），Kaushik Basu（纽约），Haroon Bhorat（开普敦），Francois Bourguignon（巴黎），Ash-wini Deshpande（德里），Ravi Kanbur（伊萨卡），林毅夫（北京），Kalle Moene（奥斯陆），Jean-Philippe Platteau（纳摩尔），Jaime Saavedra（利马），Joseph Stiglitz（纽约）和Finn Tarp（赫尔辛基和哥本哈根）。会议结束时，与会者决定发布他们达成的共识，即下述的“斯德哥尔摩陈述”。“斯德哥尔摩陈述”被视为“华盛顿共识”关于政策制定原则的替代版。[20]

发展的挑战

当今世界正处于动荡的时代，在全球化的浪潮下，希望与危机并存。前所未有的技术进步促进了生活质量的提高，但也带来了劳动力被替代和青年失业的危险。贸易与跨国投资的扩张推动了经济增长，使得一些低收入国家迈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这些国家中的许多群体并未从中获益。即使在发达经济体中也是如此，全球化对不少群体产生了不利影响。此外，那些陷于冲突和战争困境的国家，生活质量在降低。国内不断加剧的不平等威胁着整个社会的凝聚力和经济进步，环境恶化和气候变化威胁着我们的地球，并亟待全球性的一致举措来应对迫在眉睫的危机。至于快速的城市化进程，它通过集聚效应使生产力得到提高，但也可能加剧城市贫民窟、贫困和冲突的问题。

当然，上述一切问题都不能抹杀世界在收入增长、改善卫生和加强教育方面取得的巨大进步。我们庆贺这些成就，并且展望政策制定者面临的无可置疑的挑战。成功应对这些挑战在于利用好全球化的发展力量，以导向一条充满希望而非危机四伏的道路。这也就需要在政策设计中对发展目标有一个清晰的认识，并以史为鉴，从过去的成功及错误中吸取经验，从过去相当长一段时间积累下来的经济理论、统计分析中学习。现在一些较为传统的经济学建议显然已经无效。政策制定者不能依照简单的政策指南，例如维持财政收支平衡、用货币政策来控制通货膨胀、保持宏观经济的稳定，于是就依赖市场来解决其他一切挑战。以为这样就能促进经济增长并惠及穷人的看法实际上是不成立的。当前世界的一些困扰恰恰是过去太过于坚持上述建议的结果。

这份陈述并不是一张政策制定的蓝图，而是一系列的原则，我们希望这些原则有助于制定国家政策、促进全球对话以及设计多边政策。在当下这个日新月异的全球化世界，这些原则将愈发重要。

1.GDP增长本身并不是目的

我们认为，固然需要有促进GDP增长的政策，但GDP本身不该作为目的，而应作为一种手段，以创造资源来实现一系列社会目标，包括改善卫生、教育、就业、安全以及消费。个人福利是多维的，这也就意味着政策应旨在改善社会所珍视的方方面面，而不仅仅是提高收入。例如，应当向所有学龄前儿童提供更好的营养，确保每个人都有基本的医疗保障，并认识到这些其实都在可企及的范畴之内。如果正确的政策无法到位，GDP增长可能以福利损失为代价，包括当地环境以及全球气候恶化。同样值得注意的是，GDP增长本身并不能消除对弱势群体不公正的行为规范及歧视性做法，这通常需要采取有意的干预措施。

我们认识到，应当承认并不存在一个普遍适用于所有经济体的“药方”。文化、社会以及历史背景千差万别，这也就带来了不同社会的不同追求，并决定了何种政策是有效、何种政策是无效。过去，存在一种源自一些高收入国家，而试图为所有国家制定统一的政策规范的倾向。固然有些政策原则我们都应该遵守，但同时必须为多样性和因时因地的决策留出一定的空间。

2.发展必须具有包容性

我们认为，政策应确保发展在社会及经济层面上具有包容性，任何人群都不会因为性别、种族或其他社会标识而被忽视。我们应当关注福利遭受严重损害的许多维度，尤其是那些福利正遭受多方面伤害的个人。然而，我们对最受剥夺者的关注仍然不够。并且，贫富之间以及主要社会群体间的差距同样值得关注。近几十年来，收入和财富的不平等程度加剧；包括卫生、教育在内的基本服务的获取机会都存在着可见的、在道德上不可辩护的严重不平等。这不仅破坏了社会凝聚力，更让精英团体有机会通过政策制定来进一步加剧这种不平等。高度不平等反过来又会剥夺穷人的发言权，进而弱化民主。为女性及历史上受歧视的群体赋权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而且这也同时为经济效率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当出现政治动荡和社会冲突时，发展不再可能。发展政策若无法做到包容，则可能滋生社会冲突。总之，只有发展具有包容性才是在社会及经济层面上可持续的发展。

3.环境可持续性是必需，而非一道选项

尽管在目标和执行上因每个国家及区域的条件而不尽相同，但我们认为，发展政策制定必须将环境可持续性作为一个核心目标。在环境质量退化的地方，收入增长将会是福利及进步的虚假指标。此外，对资源的争夺以及因环境而引起的人口迁移将危及安全并引发冲突，进而抑制发展。从全球层面来看，气候变化对地球的生存构成长期的威胁，在短期至中期则会危及许多国家的生计、农业及生态环境。首先需要采取缓解措施，并且应当在全球层面上实施；适应性政策则需要在国家及地方层面上采取积极的干预与支持。显然，自由市场是解决不了这些问题的，国家的监管干预乃至多国的政策协调不可或缺。

4.应当平衡市场、政府与社会团体的作用

对于我们所要达到的目标及世界各地所面临的全球性挑战，一项发展政策需要建立在市场、政府及社会团体作用的明智平衡之上。要认识到，市场本身是一种社会制度，需要存在有效的监管体系，市场才能实现资源有效配置的功能。此外，即便在一些领域市场能带来效率，但正如我们所知道的，饥荒可以存在于一个有效的自由市场，市场本身不会有实现包容和公平的自发倾向。在过去的四分之一世纪里，向着不受约束的自由市场发展的趋势，导致了当前世界面临的金融危机，使得不平等达到了难以维持以及发展到了不可持续的程度。

然而，认识到了市场作用的局限性，我们同样要求政府的运行本身必须有效。一个国家在许多方面可以超越市场：不同层面的政府可以发挥许多重要的作用，公民社会的许多组织形式包括合作社、协会、非政府组织等也可以发挥重要作用。如果一项事务由市场或社会团体来运作更好，那么政府就不应该掺和进去。通常，各个制度发挥的作用具有互补性。在某些情况下，最贫困者的福利能通过社区团体获得极大的提升。尽管我们知道有些地方社会机构被一些不良势力所控制，但各级公民社会组织对促进和维持社会凝聚力起到了重要作用。

在此我们重申，在制定规则并建立监管体系方面政府是不可或缺的，也只有基于此，市场和社会组织才能蓬勃发展。一套好的规则体系能带来更强的社会凝聚力和信任度，从而减轻不平等程度、促进增长并在各个方面提升福利水平。此外，在那些市场无法有效发挥作用的领域，尤其是金融、卫生和环境方面，以及基于包容性要求而需要干预的问题，例如女性赋权、保护弱势群体及解决过度的收入不平等，政府需要发挥责无旁贷的作用。在制定产业政策及有效的农业、服务业政策上，政府同样需要发挥作用。最后，政府必须防止因为不平等的加重导致自身被挟持，从而进一步加剧社会、政治及经济层面不平等程度的恶性循环。

5.提供宏观经济的稳定

许多传统政策建议集中于维持宏观经济稳定的必要性。一个更稳定的经济体能实现更高速的增长，并进一步提升福利。达到宏观经济稳定需要政策管理，使整个经济保持在平稳发展的根基上，并关注当前政策的长期影响，尤其是保证财政与外部金融的可持续性。各国应当在高增长时期储备财政资源，以便应对不时之需。尽管就长期而言财政纪律是重要的，这一点传统经济学强调的并没有错，然而结果是政策制定者往往对预算平衡有着拜物教式的崇拜。

我们必须认识到，在债务受到审慎管理且货币化带来的通货膨胀结果得到控制的情况下，财政刺激和公共投资经常对摆脱经济停滞的陷阱至关重要。公共投资对基础设施建设以及绿色技术非常重要，这些项目通常只在长期才能获得收益，因而很难吸引私人投资。此外，宏观审慎措施可以作为货币政策的补充，以遏制泡沫的发展、缓解可能带来不稳定的资本流动并防止过度的对外负债。

6.关注全球技术和不平等带来的影响

随着近年来的技术进步，政策制定领域出现了一项特殊的挑战。技术进步连接了全球劳动市场，使得发展中国家的劳动者无须流动就得以在当地为全球市场和消费者工作。这固然为劳动者提供了新的机遇，但同时也加剧了国内的不平等程度。高收入国家倾向于将此看作一个劳动力竞争的问题，即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劳动者存在利益冲突。然而，遗憾的是这忽视了一个更现实的问题，即劳动与资本的竞争问题。在自动化、机器人技术的兴起以及劳动力市场的全球化进程中，替代劳动者收入的是公司和机器所有者的更高额利润。这些后果是我们必须解决的问题，而非将此转化为全球劳动力间的角力问题。

由此，我们提出三项必要的应对政策。首先，在技术进步的同时，必须加大提升技能和技术互补的人力资本投资，从而使劳动收入得以随着技术进步而提高。其次，必须创造新的政策工具来进行国内的收入转移。工资占GDP比重的下降，不应当被看作技术进步不可避免的结果，政府必须建立税收及利益分配制度来打破这种趋势，并制定一系列的法规，例如强制执行的竞争法则以及提升工人在社会和公司中话语权的劳动法。最后，这种趋势使得多国间的政策制定尤为必要。多边机构有责任鼓励各国政策的协调，并且倡导不仅考虑高收入工业化国家而且包括新兴经济体利益的政策，后者在国际决策中经常被剥夺话语权。

7.社会规范与思维模式至关重要

在传统经济学看来，社会规范和思维模式对于我们的经济生活无关紧要。然而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事实并非如此。我们的价值观和文化不仅本身具有意义，还影响着经济如何运行。一个人与人之间相互信任的社会的经济表现会比一个人与人之间缺乏信任的社会要好；例如，对同一组选项，当它们以不同次序或不同的默认选项呈现给人们时，其最终选择的结果会因此而有差异。各国政府需要开始利用这些新的知识和措施从而更有效地推行政策。事实上，私营公司长久以来经常利用对人类心理学和社会偏好的了解，来提升他们自身的利益和利润。在致力于提升公共利益时，如果政府希望有效地提供教育和卫生服务，公平地征税，加深对社会规范的理解也应当纳入政策制定之中。社会规范和思维模式在遏制腐败方面也能发挥重要作用。腐败问题在各国存在重要的特定情境差异，因为社会规范和思维模式正是一个社会历史和经验的产物。

8.全球政策和国际社会的责任

全球化的力量越来越制约着各国政府的发展政策选择，这些力量给各国带来限制和机会，并且，它们本身取决于其他国家的行动。

高收入国家的货币政策会影响流向发展中国家的资本。正如2008年金融危机所充分表明的，富国的金融管制政策虽然首先影响富国自身，但最终还会对新兴经济体及发展中国家产生深远影响。对避税天堂采取的政策与管制，会影响所有国家尤其是低收入国家的政府为包容和可持续发展政策筹集资金的能力。一国的贸易政策会影响其他国家的出口预期。高收入国家的移民政策则会影响低收入国家公民改善其自身生活，并通过汇款和知识转移来帮助其祖国发展的可能性。如上种种，在当下这个全球化的世界，任何一个国家的行为都会对其他国家产生连带影响。也正因如此，所有国家都有责任把这个世界上最困苦的人们考虑在内，提升他们的发展机遇。

跨国协议与制度对解决我们当下迫在眉睫的问题至关重要。然而，这些协议与制度却也是最难以建立并维持的。尽管巴黎气候变化协定有了一个好的开头，全世界都在等着所有国家对排放问题采取措施所做的承诺的落实，以及高收入国家给低收入国家采取适应气候变暖和减排措施提供帮助的承诺的落实。近年来，我们见证了来自传统渠道的发展援助的下降，许多新建的双边和多边发展机构的出现，然而几十年前向国际社会承诺的达到国内生产总值0.7%的官方发展援助的目标越来越难以实现。国际社会有责任确保这些援助用于发展中国家及发展中国家内部受到边缘化的群体，确保发展中国家在国际机构的治理结构中得到更好的代表，而这也会反过来保证国际协定及公约能充分考虑到发展中国家的诉求。

展望

在应对发展带来的挑战中，如果各国采取平衡市场、政府和社会的务实政策，并且国际社会共同努力减轻全球化带来的约束并抓住新的机遇，那么当下的技术进步，将切实转化为包括最底层在内的所有人福利的提升。我们可以实现一个繁荣共享的世界，过去的错误和成功给我们提供了一套各国乃至全球层面的政策制定应当遵循的原则。现在是系统性地应用这些原则以制定经济发展政策的时候了！

3.战后第三波发展思潮：新结构经济学[21]

由“斯德哥尔摩陈述”的起草人之一林毅夫倡导的新结构经济学是战后继结构主义、新自由主义之后第三波发展思潮的杰出代表。新结构经济学的雏形是林毅夫、蔡昉和李周于1994年出版的《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一书。对于该书的写作背景，林毅夫回忆道：“在二次世界大战后，东亚是世界上最为贫穷的地区，人多、自然资源少，曾被认为是世界上最不具发展希望的地区。然而日本在战后迅速恢复，到了上世纪60年代成为第一个非白种人的高收入经济体。接着亚洲‘四小龙’——中国台湾、中国香港、韩国、新加坡——到了上世纪70年代也成为充满活力的新兴工业化经济体。在这些事实面前，世界银行作为世界上最为重要的多边发展机构，自上世纪90年代初起每隔4年对东亚经济进行一次主题研究，概括其独特的发展经验与教训，揭示既定时期的问题与挑战。这个系列研究中的第一个报告发表于1993年，题为《东亚奇迹：经济增长与公共政策》，首次系统研究了东亚8个经济发展表现卓尔不群经济体的成功原因。这8个经济体除日本和亚洲‘四小龙’外还包括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和泰国。虽然从1978年年底开始的改革开放到1993年，中国已经取得了15年年均9.7%的高速增长，在一个底子薄、人口超10亿又处于转型期的国家取得这样的成绩在人类经济史上前所未有，但是《东亚奇迹》有意无意地忽略了中国经济增长的故事，作为中国的经济学者，我们义不容辞地以‘中国的奇迹’为题，分析了中国转型期经济增长奇迹背后的道理，预测了这个奇迹是否有可能持续，探讨了如何深化改革才可以将之继续保持下去。”[22]

《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一书系统阐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我国重工业赶超战略与当时中国人多资本少的禀赋特征之间的政府干预矛盾，揭示了扭曲价格的宏观经济政策、资源计划配置与剥夺微观主体自主权“三位一体”的计划经济体制的内生形成机制，用比较优势战略对东亚奇迹进行了重新解释，分析了改革开放之后发展战略转轨为比较优势战略与当时劳动力相对资本富裕的禀赋特征之间的相容，总结了发展战略渐进式转型的经验。可以说，《中国的奇迹》这本书基本上构建了关于发展与转型以及政府作用的新结构经济学基本理论框架。基于全球经验的新结构经济学雏形是根据林毅夫教授2007年英国剑桥大学的马歇尔讲座出版的《经济发展与转型：思潮、战略与自生能力》一书，该书以《中国的奇迹》的理论框架为基础，将基于中国经验提炼的理论推广到全球历史背景下，以发展战略遵循还是违背比较优势为出发点提出了发展与转型一系列可验证的假说，如发展战略对经济增长、经济波动、收入分配、制度扭曲等的影响，并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发展中国家的经验数据对各个假说做了经验检验，绝大部分实证结果符合理论预期。新结构经济学的一般理论成型之作产生于2009年6月林毅夫教授于其出任世界银行高级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一周年的一个内部研讨会上，以他1994年出版的《中国的奇迹》和2007年出版的《经济发展与转型》两本书的理论框架为基础，反思了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发展经济学成为一门学科以来的理论进展和发展中国家发展与转型的成败经验，指出第一版的“结构主义”发展经济学重视政府的作用而忽视市场的作用和第二版的“新自由主义”发展经济学重视市场而忽视政府作用的偏颇，提出以“新结构经济学”作为发展经济学的第三版，强调经济发展是一个产业、技术、基础设施、制度结构不断变迁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既要有“有效的市场”也要有“有为的政府”。2011年3月，林毅夫应邀到耶鲁大学做著名的库茨涅茨年度讲座，以“新结构经济学：反思发展问题的一个理论框架”为题阐述了新结构经济学理论的基本框架和主要观点，演讲全文发表于2011年出版的《世界银行研究观察》第26卷第2期，向经济学界正式宣告了新结构经济学的诞生。2012年林毅夫教授在世行的工作结束前将新结构经济学的有关论文结集为《新结构经济学：反思经济发展与政策的理论框架》一书，系统论述了新结构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分析框架、所依赖的经验特征事实、政府在结构变迁动态机制中的因势利导作用及其应用案例等新结构经济学的核心内容。基于在世界银行的工作经验以及广大发展中国家的观察，林毅夫教授又出版了《繁荣的求索：发展中经济如何崛起》、《超越发展援助：在一个多极世界中重构发展合作新理念》、《战胜命运：跨越贫困陷阱，创造经济奇迹》等书，对新结构经济学的理论和应用进行了深入浅出的阐述。林毅夫等著述的《新结构经济学文集》、《新结构经济学新在何处》等则系统探讨了新结构经济学各个子领域的相关研究。

正如新制度经济学的命名者威廉姆森所言，契约多样性可谓“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研究无数谜团的起源”。并且，相对于新古典经济学的“选择的科学”（the Sciences of Choice），威廉姆森也将新制度经济学称为“缔约的科学”（the Sciences of Contract）。同样，在新结构经济学看来，结构多样性可谓发展中经济体经济发展与转型以及政府作用研究无数谜团的起源。顺理成章，在我们看来，新结构经济学可以被称为“结构的科学”（the Sciences of Structure），而不仅仅局限于发展经济学一隅，更不限于关于发展战略的比较优势学说，有着极其重要的理论范式突破。

新结构经济学的理论出发点遵循了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一书中所倡导的研究方法，也就是从现代经济增长的本质及其决定因素入手，即人均收入水平提高的不断加速，而这主要取决于技术不断创新和产业不断升级所推动的劳动生产率的不断提高。[23]随着生产结构（产业结构与技术结构）的升级，对应的金融结构、人力资本结构、区域结构（包括城市化）、开放结构（国际金融与国际贸易）、周期结构、制度结构、人口资源环境结构以及相应的降低交易费用的软硬基础设施结构等结构安排也需要随之升级。任何经济体的经济结构变迁都是一个连续的动态过程，每一发展阶段都是这条连续谱上的一点。尽管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本质相同，但是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由于禀赋结构不同，相应也会有不同的生产结构及其对应的其他经济结构安排。例如，处于初级发展阶段的国家，其要素禀赋结构一般会呈现出劳动力或自然资源相对丰裕，同时资本相对稀缺的特点，因而生产也多集中于劳动力或资源密集型产业（主要有维持生存的农业、畜牧业、渔业和采矿业），采用传统的、成熟的技术，生产“成熟的”和“绿色的”产品。除了矿业和种植业，这些生产活动很少有规模经济。这些国家的企业规模一般而言相对较小，市场交换往往也不正规，通常仅限于在当地市场上跟熟人进行交易。这种生产和交易对硬件和软件基础设施的要求不高，只需要相对来说比较简单、初级的基础设施就可以了。与之相反，位于发展阶段谱系另一端的高收入国家，则呈现出一幅完全不同的禀赋结构图景。这些国家相对丰裕的要素不是劳动力，也不是自然资源，而是资本，因而在资本密集型产业中具有比较优势，这些产业具有规模经济的特征。各种硬件（电力、通信、道路、港口等）和软件（法律法规体系、文化价值系统等）基础设施也必须与全国性乃至全球性的市场活动相适应，这种情形下的市场交易是远距离、大容量、高价值的。人类社会的经济发展就是这些经济结构不断变迁的过程。因此，处于全球结构变迁前沿的发达经济体的结构安排实际上只是全球整个连续谱的一个经验特例。

现有的主流理论大都来自发达国家经验的总结，而从工业革命以后发达国家的技术和产业都处于世界的最前沿，对于它们来说，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都只能自己发明，而发展中国家的产业和技术大多处于世界的前沿之内，它们的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可以有后发优势。并且，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可以动员的资源、面对的各种要素价格、风险因素和软硬件基础设施的瓶颈限制也不一样，适用于发达国家的产业结构和技术结构以及基础设施结构也不一样，不同的产业结构和技术结构由于其特性不同，适宜的金融结构、人力资本结构、区域结构（包括城市化）、开放结构（包括国际金融与国际贸易）、周期结构、制度结构、人口资源环境结构等各种结构安排也不相同。所以，适宜于前沿发达经济体的经济结构安排不见得适用于发展中国家。忽视了这些环环相扣的结构性差异，是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按西方主流理论来制定发展政策的国家没有一个成功，而极少数成功国家的发展政策从西方主流理论来看也是错误的原因。如结构主义与“华盛顿共识”，都因忽视了经济体的禀赋结构、生产结构以及对应的其他结构安排环环相扣的内生差异性而失败。所以说，单单基于处于人类社会整个连续谱结构变迁前沿的发达经济体的结构安排这一经验特例的西方主流理论，对于处在整个连续谱结构变迁不同阶段的广大发展中经济体而言却是理论陷阱。一个国家陷入低收入陷阱或中等收入陷阱是由于其结构未能有动态的变迁。按照新结构经济学的基本主张，遵循一国每一时点的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来选择技术、发展产业是升级该国的要素禀赋结构，进而升级产业结构、促进收入增长、消除贫困的最好办法。发展中国家的适宜性目标不一定非得是最前沿发达经济体的经济结构，以后者为标杆甚至会适得其反。既然结构变迁是一个连续的动态过程，每一阶段都是这条连续谱上的一点，基于整个连续谱结构变迁前沿的发达经济体这一特例的西方主流理论不具有普遍性，那么新结构经济学就试图构建一门具有普遍意义的结构科学，来理解人们在结构变迁过程中观察到的、关于持续增长的各种特征事实背后的因果关系。因此，可以说基于经济结构前沿的发达经济体经验（如卡尔多特征事实）的主流理论其实只是基于整个世界经济结构变迁谱系经验特征的新结构经济学的理论退化特例。换言之，新结构经济学在理论上更为高阶。[24]

1.2.2　新结构经济学的理论体系简介[25]

新结构经济学理论与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的本质差别在于，后者没有结构（更准确地说是以发达国家的结构为其暗含的唯一结构），而前者则倡导以新古典的现代经济学方法来研究经济发展过程中经济结构（包括技术、产业、硬的基础设施、软的制度环境等）及其变迁的决定因素，主张在每一时点的经济结构内生决定于该时点给定的要素禀赋结构。因此，新结构经济学实际上是使没有结构的现代主流经济学理论成为其理论体系的一个退化特例。用现代经济学的术语和模型来表述这种差别之一就是：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新古典经济学）是以给定不变的生产函数求解最优资源配置，在这种模型中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只有量的差异而没有质的区别；新结构经济学则全部颠覆过来——以给定的禀赋结构求解最优的生产函数及其动态变化，在这种模型中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既有量的差异也有质的区别。[26]这种范式的转变实际上是根源于林毅夫教授与主流发展思想的根本不同：西方主流理论是以最发达国家或地区作为参照，看发展中国家或地区和发达国家相比缺什么或有什么做得不好，以此来改造发展中国家；而新结构经济学则完全颠覆过来了，从发展中国家或地区自身有什么（禀赋条件）出发，在此基础上把现在能够做好的（比较优势）做大做强，逐步实现发展。[27]

林毅夫教授这种思想与理论范式的革新也深受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的影响，正如他在感谢硕士论文导师张友仁教授时所言：“他教导了我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尤其是历史唯物主义所揭示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的道理。新结构经济学从一个经济体每一时点的要素禀赋出发来探讨决定其生产力水平和生产方式的技术和产业的内生选择，并进而探讨适应于产业和技术的软硬基础设施的思路是源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历史唯物主义。”[28]不过，新结构经济学应用国际通用的现代科学研究方法继承和发扬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实际上，新结构经济学为基于中国以及世界的发展实践经验以及国际通行的现代科学方法复兴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内核提供了新的范式突破口。

经过近三十年来林毅夫教授及其弟子以及学界追随者的不断开拓，新结构经济学理论体系日趋完善。由于将结构及其变迁引入现代经济学并用现代经济学的科学方法复兴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内核，新结构经济学的理论体系非常庞大，涵盖了经济发展过程中经济结构及其变迁现象的方方面面，新结构经济学的中心思想可以概括为围绕发展与转型以及市场和政府在其中作用的基本原理。

在发展问题上，新结构经济学的切入点是现代经济发展、收入不断提升的本质，即决定劳动生产率水平的技术不断创新、产业不断升级，以及决定交易费用的硬的基础设施和软的制度环境不断完善的结构变迁的过程。由于不同发展程度的国家经济结构内生决定于该国家的要素禀赋结构，一个国家实现快速包容可持续发展的最优方式是按照该国每一时点给定的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来选择所要发展的产业和所要采用的技术。由此，在具有合适的软硬基础设施的条件下，该国将会有最低的要素生产成本和交易成本、最大的竞争力，创造出最大的经济剩余，投资会有最大的回报，积累的积极性会最高，资本禀赋增加和要素禀赋结构提升，产业结构和技术升级的速度也会最快。一个发展中国家按此路径来发展，在技术变迁、产业升级和软硬基础设施的完善上也可以享有后发优势，取得比发达国家更快的经济增长，实现向发达国家收入水平的收敛。企业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会自发按照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来选择产业和技术的前提是要素相对价格必须反映要素的相对稀缺性，这样的相对价格只能存在于充分竞争的市场，因此，按照比较优势发展经济以存在充分竞争的市场为制度前提。由于经济发展不是静态的资源最优配置，而是一个技术不断创新、产业不断升级以及硬的基础设施和软的制度环境不断完善的结构变迁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必须对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的先行者给予外部性的补偿，协调相应的软硬基础设施的完善，这些工作仅能由政府来做，因此，也必须有一个“有为的政府”，经济结构才能顺利按照要素禀赋结构和比较优势的变化变动。所以，“有效的市场”和“有为的政府”是经济快速可持续发展的两个最重要的制度前提。

在转型或改革问题上，新结构经济学的切入点是企业自生能力，即企业所在行业是否符合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由于对一个国家在某一时点上的产业和技术结构内生决定于该时点的要素禀赋结构缺乏认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许多发展中国家摆脱了殖民地、半殖民地身份，出于快速追赶发达国家的主观良好愿望，试图在资本短缺的要素禀赋结构条件下去发展和发达国家相同的资本密集型现代化大产业。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发展经济学的第一波思潮——结构主义，为这种发展战略提供了理论支撑。但是政府想优先发展的这种产业违反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企业在开放竞争的市场中缺乏自生能力，政府必须靠对各种要素价格的扭曲和对市场的干预，给予这些企业保护补贴才能把这种“先进”的产业建立起来，结果导致资源错误配置和寻租。虽然先进的产业建立起来了，但是经济发展的绩效低下，和发达国家的差距继续扩大。

由于对政府的各种扭曲和干预是内生决定于保护补贴赶超产业中不具备自生能力的企业的需要缺乏认识，发展经济学的第二波思潮——新自由主义，倡导以“华盛顿共识”的“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用“休克疗法”的方式一次性地把各种保护补贴取消掉，来进行从政府主导的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绝大多数社会主义国家和非社会主义发展中国家，遵循“华盛顿共识”的建议，用“休克疗法”来进行转型，结果不是新自由主义所预期的经济稍微下滑后快速的“J”曲线复苏，而是“L”曲线的经济崩溃、停滞、危机不断，出现了所谓的“失去的二十年”。然而，中国和少数几个国家采用的被主流理论认为是最糟的渐进的双轨制改革，其实是一个务实的、比较好的转型策略。这种转型方式一方面给予旧的违反比较优势产业中缺乏自生能力的企业必要的转型期保护补贴，另一方面放开对原来受到抑制的产业的准入，并在软硬基础设施普遍不好、政府可用资源有限的条件下，以工业园、加工出口区等方式局部改善基础设施和营商环境以因势利导符合比较优势产业的发展，这种方式在转型过程中能够同时取得稳定和快速发展的绩效。快速的发展则能够不断积累资本，使许多原来违反比较优势的产业逐渐变得符合比较优势，企业由不具有自生能力变得具有自生能力，旧体制下遗留下来的保护补贴也就从“雪中送炭”变为“锦上添花”，能够取消掉也应取消掉以完成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

上述旨在揭示发展与转型以及市场和政府在其中作用的新结构经济学基本原理事实上已经重构了发展经济学与转型经济学，并以此为突破口更一般地、系统地运用现代经济学的方法将结构全面引入了缺乏结构的主流理论体系之中，使其成为新结构经济学的退化特例。因此，新结构经济学理论方法和视角的创新可以自成体系地将结构及其分析逻辑引入各个传统的经济学子领域，构建起诸如新结构增长经济学、新结构产业经济学、新结构创新理论、新结构金融学、新结构劳动经济学、新结构区域经济学、新结构国际经济学、新结构货币和财政理论（宏观经济学）、新结构制度经济学、新结构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学等子学科领域，这些领域便构成了整个新结构经济学完整的学科体系。[29]图1.19直观地描述了新结构经济学整个学科的内在逻辑以及架构体系。现实中的经济结构现象丰富多彩，相对应地，新结构经济学的理论体系也博大精深。本报告只涉及图1.19中最下面“禀赋结构与生产结构”这一组最基本的结构关系，形象地讲，就是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所言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在后续的其他系列研究报告中，我们会陆续推出关于其他“上层建筑”中所涉及的经济结构变迁的新结构经济学研究报告，例如金融结构变迁报告、教育结构变迁报告、城市化报告、环境报告等，敬请关注。

1.2.3　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的新结构经济学分析框架概述[30]

分析经济发展的起点是经济的禀赋特征。一个经济的禀赋特征在任何给定的时间是给定的，但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化。遵循古典经济学的传统经济学家一般认为一国的禀赋仅由土地（或自然资源）、劳动力和资本（包括物质和人力资本）构成。这些实际上是要素禀赋，是经济中的企业在生产中使用的。应该指出的是，新结构经济学强调资本劳动比的动态变化。这是因为，在实事求是地讨论一国的经济发展时，土地都是外生给定的，而自然资源的存量是固定的，发现也是随机的，例如矿产资源。理论上说，也应将基础设施作为一个经济的禀赋的一部分。基础设施包括硬件（有形的）基础设施和软件（无形的）基础设施。硬件基础设施的例子包括高速公路、港口、机场、电信系统、电网和其他公共设施等。软件基础设施包括制度、条例、社会、资本价值体系以及其他社会和经济安排等。基础设施影响每个企业的交易成本和投资的边际收益。

经济发展要求在现有产业中不断引入新的、更好的技术。低收入国家的绝大多数人都以农业为生。农业技术的改进对于增加农民收入和减贫是必不可少的。然而，经济发展也要求经济不断地从现有产业向新的、资本密集度更高的产业扩展，从而实现产业多样化和产业升级。如果没有这样的结构变迁，人均收入持续增加的余地就很小。

在产业升级过程中，发展中国家具有后发优势，资本密集度从小到大的所有产业都可供选择。然而，要实现向资本更密集产业的升级，发展中国家首先需要升级其要素禀赋结构，而这就要求资本积累速度高于劳动力增长速度。当一个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顺着产业阶梯拾级而上时，由于资本设备的不可分性，该国生产的规模效应也在扩大。该国企业的规模更大，需要更大的市场，这些都反过来要求基础设施（比如电力、交通、金融以及其他软件基础设施）的相应变化。产业升级和产业多样化的过程也增加了企业所面临的风险。企业离世界科技前沿越近，就越难从发达国家引进成熟技术，也就越需要自主研发新技术和新产品，从而面对的风险就越大。根据风险的来源，一个企业独有的风险可以分为三类：技术创新风险、产品创新风险和管理才能风险。在发展的初级阶段，企业倾向于使用成熟的技术为成熟的市场生产成熟的产品。此时企业面临的主要风险来自企业所有者和管理者的管理才能。当发展到了更高水平，企业往往需要发明新技术以向新市场生产新产品。此时，除管理才能风险以外，企业还会面临技术和市场成熟的风险。因此，虽然技术创新、产能风险以及产品创新和管理才能都影响到企业的总体风险，但三者之间的相对重要性却因产业和发展阶段的不同而大不相同。随着企业规模、市场范围和风险性质的变化，以及产业结构的升级，经济对基础设施（包括硬件和软件）的要求也在发生变化。倘若基础设施无法同时改善，各个产业的升级过程都将面临莱本斯坦讨论过的X无效率问题。在任何给定时点，一个经济体的产业结构内生决定于该时点上劳动力、资本和自然资源的相对丰裕程度，因此，随着资本的积累或人口的增长，经济的要素禀赋结构也会发生变化，使其产业结构偏离原来发展阶段下的最优产业结构。

当企业所选择的产业和技术都与经济体要素禀赋所决定的比较优势相符时，经济将会最有竞争力。随着这些充满竞争力的企业和产业不断成长，它们将占有更大的国内、国际市场份额，同时也将最大限度地创造经济剩余（表现为工资和利润）。而且，由于产业结构在那个要素禀赋结构下是最优的，因此如果把这些经济剩余重新投资的话，其回报也将最大。随着时间的推移，经济将不断积累实物和人力资本，不断提升自身的要素禀赋结构和产业结构，并且使得本国企业在资本和技术更为密集的产品中越来越有竞争力。

企业关注的是利润。要想使企业自发进入和选择符合要素禀赋结构的产业和技术，该经济的价格体系就必须反映要素的相对稀缺性，而只有竞争性的市场才能做到这一点。因此，无论在哪一个发展水平上，市场都应被作为基础性的资源配置机制。这种遵循比较优势的发展方法对于贫穷国家的经济发展而言看起来或许是缓慢而令人沮丧的。但事实上，这种办法却是积累资本和提升要素禀赋结构的最快方法；并且，只要能得到更为发达的国家已经开发出来且依然存在于这些国家的技术，并进入这类产业，其产业结构升级速度还可加快。在每一个发展水平上，发展中国家的企业都可以选择适合该阶段要素禀赋结构的技术（并进入相关产业），而不用自己重新研发。

随着发展中国家沿产业和技术阶梯拾级而上，其他许多变化都随之而至；企业所采用的技术越来越复杂，资本需求增加，生产和市场规模也有了变化。远距离市场交易越来越多。因而，为了给新升级的产业中的企业降低交易成本，使其达到生产可能性边界，一个灵活、平稳的产业和技术升级过程就需要教育、金融、法律和硬件基础设施方面同时做出相应的改进。显而易见，单个企业无法有效地内部化所有这些变革成本，而多个企业之间为了应对这种挑战进行的自发协调往往也不可能实现。基础设施的改善需要集体行动，至少需要基础设施服务的提供者与工业企业二者之间协调行动。这样，就把政府拉了进来，政府要么自己进行这些基础设施的改善，要么就需要积极协调各方的行动。当一个经济体的禀赋结构发生变化之后，其潜在比较优势也会发生变化，那么哪些新产业符合这一新的比较优势呢?这就出现了信息不足的问题。要想进行产业升级，就要求有一些先驱企业去尝试解决这一问题。这些先驱成功企业不管成功还是失败，它们的经验教训都会带来有价值的信息外部性。因此，除了在改善硬件和软件基础设施中发挥积极作用，发展中国家的政府，跟发达国家的政府一样，还需要对先驱企业产生的信息外部性进行补偿。

【专栏1.4】

新结构经济学对主流理论的实践驳斥：在最不发达非洲的应用案例

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开始，在发展经济学1.0版本（结构主义）和发展经济学2.0版本（新自由主义）发展思潮和发展政策的指导下，广大发展中经济体发展止步不前，迷失了数十年。出于黔驴技穷的无奈与人道主义的考虑，西方发达国家与世界各发展机构越来越多地把发展议题转向以教育和健康为重点项目的援助。国际援助的有效性也越来越令人失望[31]，使得人们开始对发展项目和方案的效果进行更严格的评价。这就产生了发展研究的一条新思路，由麻省理工学院贫困研究室[32]的经济学家们领衔推动，其目的是通过随机化控制试验以基于科学证据的政策来减贫。该趋势可以被称为“发展经济学2.5”版本。然而，作为发展经济学3.0版本的新结构经济学，与简单的国际援助不同，主张通过研究“授之以渔”而非“授之以鱼”的造血方法帮助发展中经济体脱贫致富。

在全球产业周期变化背景下，每个不同发展水平的经济体都可以识别其面临的全球产业窗口机遇期，通过工业园区的局部渐进式改革消除瓶颈，承接符合禀赋结构决定的潜在比较优势的产业转移，充分利用后发优势迅速登上持续的经济发展之路。以中国为例，在1979年向市场经济转型时，营商环境差，基础设施落后，投资环境糟糕。按照“华盛顿共识”的建议，应该没有地区或事业偏好，一步到位地改善全国的基础设施、市场环境等，而不能优先支持特定部门和地区。相反，中国政府动员其有限的资源和实施能力建立了经济特区和工业园区。在特区和园区内部，基础设施瓶颈得以缓解，营商环境也变得富有竞争力。虽然在转型初期有低成本的劳动力，但是中国缺乏利用这个优势生产具有合格质量的劳动力密集型出口产品的知识。为了克服这些困难，中国各个地区的各级政府四处寻求外国投资者，鼓励他们在经济特区和工业园区内投资。采取这种办法，中国迅速建立起了劳动力密集型的轻工业，成为“世界工厂”。在局部地区取得的成功为政府改善其他地方的基础设施和消除扭曲提供了资源和条件。这不仅是中国，而且也是东亚其他经济体发展成功的奥秘。

华坚鞋厂在埃塞俄比亚的快速成功生动地表明前述奥秘在其他发展中国家照样管用。根据林毅夫在世界银行领导开展的《非洲的轻工业》研究，埃塞俄比亚制鞋业的工资率只有中国同行业的十分之一到八分之一，将近越南同行业的一半；埃塞俄比亚的劳动生产率则大约为中国的70%，与越南大体相当。由于劳动成本大约只有中国总成本的四分之一，埃塞俄比亚在制鞋业上应该很有竞争力。但是，2010年，中国的制鞋工人有1900万，越南有120万，而埃塞俄比亚只有区区8000人。2011年3月，埃塞俄比亚已故总理梅莱斯·泽纳维在林毅夫的建议下，于同年8月来到深圳邀请中国的制鞋厂商去埃塞俄比亚投资。华坚公司的管理层应邀于2011年10月访问了亚的斯亚贝巴后，决定投资，2012年1月便在亚的斯亚贝巴附近的东方工业园开设了鞋厂。最初只有550个埃塞尔比亚工人，2012年12月迅速扩充到1800人，使埃塞俄比亚的鞋业出口翻番，2013年12月达到3500人，2016年达到6500人。2012年之前，埃塞俄比亚和绝大多数非洲国家都很难在轻工业中吸引到出口导向型的外国直接投资。华坚鞋厂立竿见影的成功改变了外国投资者对埃塞俄比亚作为一个面向全球市场出口的潜在轻工业基地的印象。在世界银行的资金支持下，埃塞俄比亚政府在亚的斯亚贝巴新建了一个名叫博莱拉明（Bole Lamin）的工业园区。2013年仅仅用了3个月便有8栋建筑拔地而起、14栋在建。这些建筑租赁给出口导向型厂商，目前已有22家工厂入驻。按照世界银行的营商指数排名，埃塞俄比亚从2012年的125位跌到了2013年的127位，尽管如此，上述非凡的成功故事还是发生了。

包括撒哈拉以南非洲在内的发展中国家无须坐等所有的发展条件都具备了才行动。如果政府能够采取前述务实的发展方法，那么，随着中国的发展，工资增长，比较优势变化，来自中国潜在的8500万的劳动力密集加工出口制造业工作机会将使几乎所有低收入国家实现如中国和其他东亚国家在过去数十年那样的动态增长。中国也正在和埃及、埃塞俄比亚、毛里求斯、尼日利亚与赞比亚建立经贸合作区。中国逐渐失去比较优势的巨大的劳动力密集型产业是广大低收入经济体新一轮国际发展的窗口机遇期，而中国发展经验却是把握住发展机遇的方法。

【专栏1.5】

新结构经济学对主流理论的实践驳斥：在转型经济波兰的应用案例[33]

根植于中国土壤、脱胎于中国改革开放实践的新结构经济学，自从在非洲埃塞俄比亚、卢旺达等发展中国家应用，取得明显成果之后，今朝在世行标准里的高收入国家，尤其是东欧剧变后转型最成功的国家波兰的应用，显得不同寻常。波兰的经济现状其实并不乐观，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统计，波兰在2011年迈过高收入国家的门槛，人均GDP达到13769美元以后，人均GDP一直在13000美元左右徘徊。从世界银行的数据看，2008年成为波兰经济的分水岭。尽管在全球金融危机中，波兰避免了衰退，但此后，波兰经济增长乏力，有些年份甚至出现了负增长，一直面临着高失业率的困境。2003年，波兰失业率一度高达20%，2004年后失业率开始有所下降，但至今仍在10%附近徘徊。因为与德国和美国的人均收入差距，有大量的波兰人去西欧国家寻找工作。这种情形跟20世纪80年代爱尔兰的情形非常像。爱尔兰在20世纪初一直到80年代中，人均GDP也大约只有美国的一半。那时在西欧国家当中属于收入水平最低的，有大量的爱尔兰人到欧洲、美国去找工作。因此在80年代之前，爱尔兰人被称作西欧的乞丐。现在波兰的情形就是这种状况。2015年10月，波兰法律与公正党赢得大选，并重新组阁新政府。新政府力图振兴波兰经济，缩小跟德国和美国的收入差距。欧洲深处债务危机泥潭，波兰执政者希望向东看，寻找波兰复兴的机会。2015年，波兰GDP总量4770.66亿美元，中国为11万亿美元；波兰人均GDP为12555美元，超出中国2015年8029美元的人均GDP水平。按照世行标准，已经跌出高收入国家门槛。波兰的人均GDP只有德国的三分之一、美国的四分之一，还处在追赶的过程中，经济发展、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是产业不断升级、人均劳动生产力水平不断提高的结果。新结构经济学的五种产业划分，对波兰的产业政策和发展计划有参考借鉴的价值（参见本报告的第10章）。

2016年2月16日，波兰副总理莫拉维茨基代表政府推出被称为“莫氏计划”的“波兰长期发展规划”，自那以后波兰媒体多次以“莫拉维茨基和林毅夫”为标题发表评论文章。“莫氏计划”是法律与公正党领导的新一届政府为落实竞选时的承诺而制订的波兰未来经济发展目标及其实现路径的总体方案，反映了新一届政府将积极有为地推动经济发展，扶持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采取适当政策，提升波兰产业竞争优势的“经济哲学”。在发表于2016年2月16日的一篇题为“莫式计划——政府在经济中能做什么：林毅夫与莫拉维茨基”的文章中，作者引用了2015年12月在《共和国》报上，曾任波兰经济协会会长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的克拉科夫经济大学教授Andrzej Wojtyna于其所写的评论文章中，对莫拉维茨基副总理的提问：在西方主流经济发展理论以及新结构经济学理论中，他到底更支持哪种理论?几周后，莫拉维茨基在接受《波兰时代》的采访时，明确表示支持林毅夫教授的理论。莫拉维茨基称，林毅夫教授的新结构经济学将成为波兰财政部和发展部政策制定的理论基础。2016年3月17日以“林毅夫的提示”为标题的文章中，记者报道莫拉维茨基副总理在公开演讲中多次提到他的观点和新结构经济学接近，这篇文章还对新结构经济学“经济增长与因势利导”的产业政策制定六步法做了详细的介绍。

波兰政府实施的“莫氏计划”在宏观层面上支持“有为政府”的主动性和选择性推动经济增长，通过对产业政策的制定促进经济发展，与此同时，放松政府扶持领域的准入条件，利用市场机制鼓励创新。波兰发展计划还提到，政府在制定和实施产业政策时，应首先关注要素禀赋结构与本国相似且人均GDP比本国高出一倍的其他经济体，并甄别出其在过去20年间生产的各种商业产品和服务。此外，应设立专门的政府机构，分析哪些因素导致从事上述产业的国内企业难以提升产品质量，又有哪些障碍导致其他企业难以进入上述产业。鉴于波兰与“技术先进国家”之间的差距巨大，在进行经济结构调整与产业转型升级时应该从具有比较优势的一小部分产业入手，然后再循序渐进地扩大开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