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家庭收入水平与构成

本节的主要内容是描述2014年家庭纯收入和人均家庭纯收入的水平与构成，并与2012年的收入水平相比较。我们将家庭收入按其来源分为工资性收入、经营性收入、转移性收入、财产性收入和其他收入。其中，工资性收入是指家庭成员从事农业或非农受雇工作挣取的工资（税后）、奖金和实物形式的福利。经营性收入是指家庭从事农林牧副渔业生产经营扣除成本后的净收入（包括自产自销部分），以及从事个体经营和开办私营企业获得的净利润。转移性收入是指家庭通过政府的转移支付（如养老金、补助、救济）和社会捐助获取的收入。财产性收入是指家庭通过投资、出租土地、房屋、生产资料等获得的收入。其他收入是指通过亲友的经济支持和赠予获取的收入。

我们首先对收入数据的清理过程做一个说明。2014年的调查问卷在经营性收入、转移性收入、财产性收入和其他收入四个方面沿袭了2012年调查问卷的结构，使得两年调查的四项收入基本可比。但是在工资性收入上，2012年采用在个人问卷层面逐个提问每个家庭成员的工资性收入，通过加总每一份个人问卷的工资性收入得到家庭工资性收入，然而，在实际调查中却难免会出现个体无应答或项目无应答的情况，造成对家庭工资性收入的低估，我们根据个体特征对缺失值进行了插补来解决这个问题。[7]为了避免这一弊端，在2014年，CFPS将家庭工资性收入的提问重新放回了家庭问卷，由家庭问卷的回答人报告家庭整体的工资性收入。但是对于农村样本，家庭的工资性收入主要来源于外出打工，而家庭问卷的回答人并不一定了解外出打工成员的收入情况，只能以寄回家中的收入进行估计，可能造成收入的低估。因此，在数据清理过程中，我们以家庭问卷报告的工资性收入为基础，如果遇到缺失值、0值或者农村家户个人问卷加总的工资性收入大于家庭问卷报告的收入时，用个人问卷加总的工资性收入来插补。本节使用的2014年家庭收入的计算包含了附录A2-1中所列出的全部内容。

1.2014　年家庭收入水平和结构

表2-1描述了全国和五个独立抽样省[8]2014年家庭纯收入的水平和结构。2014年全国家庭纯收入的均值为52，244元，中位数为38，600元。从收入构成来看，工资性收入所占比重最高，为64.4%；其次是转移性收入，为16.5%；再次是经营性收入，为15.3%；财产性收入和其他收入占家庭纯收入的比重较小。转移性收入已经超过经营性收入成为家庭的第二大收入来源。为了更好地分析转移性收入的性质和结构，我们将转移性收入进一步细分为3类，第一类为各种政府和社会补助，如低保、救济金等；第二类为养老金；第三类为住房拆迁款和征地补偿金。通过分析这三类转移性收入的占比，我们发现，从全国来看，转移性收入的最主要组成部分是养老金，这与我国人口的老龄化相关；同时，住房拆迁款和征地补偿金也是转移性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可能与我国近些年快速的城镇化和城区改造相关。分地区来看，各地家庭纯收入水平相差很大。上海一枝独秀，当地家庭纯收入的均值为147，445元，中位数为78，000元，而家庭纯收入最低的是甘肃，均值为41，408元，中位数为30，000元。平均来说，一个上海家庭的年收入约为一个辽宁家庭的3倍左右。从收入构成上来看，地区差异也很大。对于辽宁、河南、甘肃和广东，工资性收入是家庭收入的最主要来源，占比均在50%以上，而对于上海，转移性收入已经超过了工资性收入，成为家庭收入的最主要来源。从转移性收入的3个组成部分来看，一方面上海的人口老龄化程度在全国居前，社会保障制度相对完善，其养老金占比比较高；更重要的一方面是，上海住房拆迁款和征地补偿金的占比已经达到了30.4%，是转移性收入最主要的组成部分，这与上海的高房价密切相关。我们推测，可能存在一些家庭通过近些年来的征地或住房拆迁等政府行为迅速致富，从而带动了整体均值的大幅上升。另外，经营性收入的占比体现了一个地区的现代化程度，在现代化程度越高的地区，工资性收入占家庭总收入的比重越高，而经营性收入所占的比重越低（杨善华、沈崇麟，2000）。各地区经营性收入的差异正体现了这一规律：上海家庭的经营性收入比重最低，仅为3.6%；辽宁、甘肃和河南比重比较高，分别为18.3%、17.5%和17.8%。

表2-1　2014年各地家庭纯收入水平和结构

注：转移1指各种政府和社会补助，如低保、救济金等；转移2指养老金；转移3指住房拆迁款和征地补偿金。

表2-1描述的家庭纯收入尚未控制家庭人口规模。在表2-2中，我们用家庭收入除以家庭人口规模得到了人均家庭纯收入，一个与家庭福利水平关系更为密切的指标。[9]表2-2显示，全国人均家庭纯收入的均值为16，405元，中位数为11，000元。[10]

分地区来看，各地人均家庭纯收入差异很大。与表2-1相比，在扣除家庭人口规模的影响后，各地的家庭收入水平排序发生了一些变化。上海依然最高，其后分别是辽宁、广东、河南和甘肃，上海人均家庭收入的均值约为甘肃的5倍。从收入结构来看，表2-2与表2-1的结果基本一致，此处不再赘述。

表2-2　2014年各地人均家庭纯收入水平和结构

注：转移1指各种政府和社会补助，如低保、救济金等；转移2指养老金；转移3指住房拆迁款和征地补偿金。

表2-3分城乡描述了2014年家庭纯收入的水平和构成。城镇家庭纯收入的均值和中位数明显高于农村，这反映了城乡在家庭收入水平上仍存在巨大差异。从收入结构上来看，城镇和农村家庭在工资性收入的比重上差异较小，这主要是因为大量农村年轻劳动力进城务工，他们的工资性收入已成为农村家庭非常重要的收入来源。不过，经营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却有非常明显的城乡差异：城镇家庭经营性收入的比重低于农村，而转移性收入的比重高于农村。城乡家庭在经营性收入上的差异反映了城乡在现代化水平上的差异，而转移性收入的差异主要来源于养老金，反映了城乡社会福利水平的高低。

表2-3　2014年城乡家庭纯收入水平和结构

注：转移1指各种政府和社会补助，如低保、救济金等；转移2指养老金；转移3指住房拆迁款和征地补偿金。

按人均家庭纯收入计算，城乡家庭在收入水平和构成上的差异依然明显（见表2-4）。城镇人均家庭纯收入的均值为20，670元，中位数为13，933元；农村人均家庭纯收入的均值为12，445元，中位数为8，502元，城镇的人均收入约为农村的1.7倍。与表2-3的结论相同，在收入结构上，城乡家庭在工资性收入比重上的差异不大，但农村家庭更多地依赖经营性收入，而城镇家庭的转移性收入、财产性收入所占比重较高。从表2-1至表2-4可以看出，无论分地区还是分城乡来看，财产性收入占家庭总收入的比重都不高。

表2-4　2014年城乡人均家庭纯收入水平和结构

注：转移1指各种政府和社会补助，如低保、救济金等；转移2指养老金；转移3指住房拆迁款和征地补偿金。

2.2012　—2014年家庭收入水平的变化

在这一部分中，我们比较CFPS的追踪家庭样本在2012年和2014年调查时的收入变化。表2-5分地区描述了2012—2014年家庭纯收入的变化。就全国来看，家庭收入的均值在2012—2014年增长了26%，年平均增长率约为12%。分地区来看，各地收入均值的增长率差异较大：最低的是甘肃，仅为6%，最高的是上海，为76%。由于样本量的限制，各地的收入增长率可能并不十分准确，而全国的收入增长率则比较可信。

表2-5　2012—2014年各地家庭纯收入的变化

表2-6描述了人均家庭纯收入自2012年至2014年的变化。与表2-7结果大致相同，全国人均家庭纯收入在两年之间增长了26%。分地区来看，甘肃的增长最慢，上海最快。同样由于样本量的原因，各地的收入增长率可能并不很准确。

表2-6　2012—2014年各地人均家庭纯收入的变化

表2-7和表2-8分城乡描述了2012—2014年家庭纯收入和人均家庭纯收入的变化。我们发现，无论是按总收入还是按人均收入计算，农村家庭的收入增长率均比城镇更快，两年间农村家庭收入增长了31%—32%，城镇家庭增长了22%—23%。在2012—2014年期间，农村收入的增速超过城镇，意味着城乡差距缩小。按家庭纯收入均值比较，城乡收入差距从2012年的1.44下降到了2014年的1.33。

表2-7　2012—2014年城乡家庭纯收入的变化

表2-8　2012—2014年城乡人均家庭纯收入的变化

表2-9比较了根据CFPS数据与国家统计局数据计算的收入增长率。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14》计算，中国2011—2013年农村家庭人均纯收入增长了28%，城市家庭增长了24%；分地区来看，五省城乡中，增长率最高的为31%，最低的为21%。根据CFPS数据计算，农村家庭人均纯收入增长了31%，城市家庭增长了23%，这与《中国统计年鉴》的结果非常接近。[11]但是分地区来看，各地增长率最高为86%，最低为3%。由于在地区层面样本量较小，CFPS人均家庭纯收入的波动性明显更大。

表2-9　2012—2014年各地城乡人均家庭纯收入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