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大运河的开通及其意义

早期运河的分布　隋唐与宋代的运河系统　京杭大运河　经济命脉的畅通与中央政权的巩固　运河两岸的经济与文化

利用水的浮力及河水的流动发展交通运输，是人类早期文明成果之一。中国河运历史悠久，考古工作者在浙江吴兴钱山漾距今五千多年的良渚文化遗址发现了船用木桨，说明当时先民们已经有了舟楫交通工具。然而，中国地势西高东低，主要河流多自西向东流，不利于南北水路交通。于是，中国人很早就学会了开凿运河，以沟通原来互不连通的水道，尤其是加强南北方向的联系。

早在春秋战国时代，各国出于经济或军事的目的，已开始开凿地方性运河[21]。如沟通沙水和汝水的沙汝运河（在今河南淮阳与上蔡之间），连接长江与汉水的江汉运河（又称荆楚运河，在今湖北沙市与沙洋间），北通杨水、南至章华台（今湖北监利西北）的章华台渎，串通太湖和固城湖的胥溪（在今江苏苏州与安徽芜湖间），南连浙江（钱塘，今杭州）、北接姑苏（今苏州）的百尺渎，再由姑苏向西北大体循今运河线逆长江而抵广陵（今扬州城北蜀冈）的吴古故水道以及沟通淄水和济水的淄济运河（在今山东境内）等。春秋末年吴王夫差为了北上中原争霸，先后修了沟通江、淮的邗沟（因始于今扬州附近的邗城而得名）和连通淮、济的黄沟（因其循此至今河南封丘附近的黄池大会诸侯而得名）。黄沟又称菏水，因这条运河的主要一段西连济水菏泽以供水源，东引至今山东鱼台附近入淮水支流泗水，故名。

著名的鸿沟是古代中原地区的一条运河。鸿沟开凿于战国魏惠王时代，它自今河南荥阳北引黄河水南入今中牟县一带的圃田泽，再向东引出，绕经今开封而向东南入于颍水。这样，鸿沟就沟通了济、濮、汴、濉、颍、涡、汝、泗、菏、淮诸水，将黄、淮及其支流和其他独立水系联系在一起，形成黄淮平原上的水道网，即所谓鸿沟系统[22]。

秦统一中国后，为发展交通、巩固统一，在既有运河水道网的基础上，又开凿灵渠（亦称湘桂运河或兴安运河，在今广西兴安县境）连接湘、漓二水，从而沟通了长江和珠江两大水系，加强了岭南和内地的联系。汉都长安（今西安），通漕运以供京师成为发展运河系统并使之连接关中的重要动因。流经关中平原的黄河支流渭水水少沙多、弯曲难行。汉武帝元光六年（前129）凿关中漕渠，从长安县境引渭水傍南山东下，略与渭水平行，直通黄河，漕运为之便利。东汉末年，曹操为了推动北方统一，致力于发展黄河以北的水道交通，主持开凿了白沟运河、平虏渠、泉州渠。白沟运河是在黎阳（今河南浚县）下大枋木塞断淇水，迫其分流沟通黄河与其故道白沟。这条运河向东北延伸，与古漳河支流清河相接，在今青县注入滹沱河，成为河北地区的一条水运干道。白沟加上平虏渠（在今青县与天津静海间）及泉州渠（今天津向北），几乎把古代河北大平原上各自入海的海河支流都连接起来，形成了一个水运网络。这个水运网络，对后来隋代永济渠乃至京杭大运河的开通都有深刻影响[23]。

隋朝尤其重视建设连通南北的运河主干网，以加强中央与地方关系，巩固政治统一。隋朝先疏浚关中漕渠并改称广通渠；又改建邗沟，使北起山阳（今江苏淮安），南段改由今仪征入江，因改邗沟名山阳渎；然后以东都洛阳为中心，相继开凿了通济渠和永济渠。通济渠西段自洛阳西苑引谷、洛二水，循东汉阳渠故道至偃师入洛水，再由洛入河；东段自板渚（今河南荥阳北）引黄河水东循汴水故道至今开封，再转东南流至今盱眙对岸入淮，下接山阳渎通长江，于是江南财赋可由水道转输运往关中。永济渠先疏浚沁水下游南通黄河，再在沁水东岸今河南武陟一带引沁水下接清水、淇水，然后大致循今卫河一线北上至今天津附近，再利用沽水上接桑乾水（即今天津至武清的白河与武清至北京西南郊的永定河故道）至涿郡（今北京）。大业七年（611）隋炀帝准备亲征高句丽，就自江都（今扬州）坐船经水道直达涿郡。隋又开凿了江南河，大致是利用旧有运渠加以疏导，自京口（今镇江）绕太湖之东至余杭（今杭州）。

唐朝继承了隋朝的建设成果，继续发展运河交通网。隋代的各段运河在唐朝统称为漕渠或漕河，通济渠东段则称作汴渠、汴河或汴水，山阳渎、江南河被称为官河。此外，唐朝又在各地相继开凿了近三十条运河漕渠，主要有：涑水渠（自今山西闻喜至临晋，通涑水）、永济支渠（今河北大名一带）、湛渠（自今开封出汴水连接济水）、升原渠（连接渭水和汧水）、直河（自盱眙至扬州）、伊娄河（将山阳渎南端的长江入口东移至瓜洲，从而直对南岸的江南河）、孟渎（在常州西北引江水南注江南河以通漕运）、平虏渠（在今河北沧州东北傍海穿渠，以避海运风险）、元和塘（沟通苏州与常熟）等。唐代运河仍以连接长安、洛阳与江、淮地区间的漕渠、汴水和淮南官河最重要，这一主干交通构成了“奉长安文化为中心、仰东南财赋以存立”的唐王朝的生命线。

由于国家经济重心的迁移，唐以后中国的建都之地离关中而东移。然而五代至北宋，首都仍不离汴水漕渠。北宋的都城开封，正位在漕渠汴河的中心地段。当时开封有汴、蔡（惠民）、金水、五丈（广济）四条运河流贯城内，因通各地漕运，合称漕运四渠。而北宋的运河系统，主要就是以开封的漕运四渠为主干向四周辐射的水运体系。汴河即隋唐通济渠，线路基本未变。蔡河的前身是战国时的鸿沟、西汉时的狼汤渠，魏晋时通称蔡水，五代后周导汴水入蔡曾称闵河，宋初改称惠民河，而开封城东南段仍有蔡河之名。五丈河开宝六年（973）改称广济河，西起开封府外郭东北咸通门，东流至济州合蔡镇（今山东郓城西南）入梁山泊，下接济水。金水河乃自荥阳县境凿渠引京、索二水，东流百余里至开封城西，架槽横绝汴河，引入城壕东汇入五丈河。除漕运四渠外，北宋时期在黄河以北还有御河，即隋唐时代的永济渠，河道走向基本未变。宋室南渡，在维护使用淮南、浙西运河的同时，还全力整治了浙东运河（西起萧山西兴镇，东至上虞通明坝）[24]。

此后元明清三代均以今北京为首都，政治中心北移，但经济上仍主要仰赖长江下游及东南沿海地区。元初灭南宋实现全国统一，对于大都（今北京）与南宋旧都杭州之间的交通联系而言，隋代以来的旧运河曲折绕道，水陆并用，劳民伤财，极为不便。因此，建设一条将北京与人间天堂——苏、杭直接沟通的大运河并保持其畅通[25]，不仅具有便利运输的经济意义，而且具有维护统一的政治意义。元代大运河中的江南运河（杭州至镇江）和扬州运河（扬州至淮安）大抵为隋代旧道，淮安至徐州段借用黄河下游，济州河（出黄河上接泗水由济州到东平境）、会通河（自东平路须城县西南安山至临清）、通惠河（通州至大都）是逐步开凿完成的，临清至通州段则疏浚利用了前代的御河。这样，京杭大运河全线通航时，漕船可由杭州直抵大都，比隋代的南北大运河缩短了两千里。明清两代继续不断对这条大运河进行修浚整治，主要是在扬州至淮安段沿湖开挖月河，使航船完全摆脱了湖区航道；又在黄河北岸挑开一道中河，使运河不再经行黄河。至此，南北大运河全线真正成了一条人工运河。

大运河是世界上开凿最早、路线最长、工程最大的运河之一。它是古代中国人民劳动和智慧的结晶，也是中华民族科技发展的结果。几千里长的运河要通过海拔高程不同的许多地区，纵向沟通长江、淮河、黄河等洪流巨川。在两千多年的挖掘、修建过程中，中国人民不仅大胆冲破中国东西水系这个自然地理的限制，解决了开辟水源、保持水量、改造地形和克服洪水泥沙之害等四大难题，而且创造出许多卓有成效的工程设施。其中，以船闸、滚水坝、水柜和月河等最为著名[26]。大运河卓越运能的实现，集中展示了古代中华文明在土地测量、河道建筑、水利水运等工程领域的科学成就、技术进步和创新能力。

大运河的开通是古代中国人民的伟大创举，它在中国历史上发挥过非常重要的作用。中国很早就形成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为了国家的长治久安，作为政治中心的首都有必要建立在兼顾国内不同经济文化成分的地方，汉唐长安和元明清以来的北京就是如此[27]。然而，这就容易造成政治中心与经济发达地区空间上的距离。况且，大一统国家高度的中央集权又使得首都生活的经济供应极为繁重，因而不得不在既有生产力水平上最大限度地发展运力。我们看到，早期运河就是因漕运发展起来的，即利用水运把四方贡赋运往京师或把粮草运往军事重镇。帝国传统甚至使分立时期的中原王朝如五代赵宋也尽可能立国都于漕渠枢纽之地，所谓“国依兵而立，兵以食为命，食以漕为本，漕以河为依”[28]。因此，国都移动，运河水道也随之移动，运河实际成了国都乃至王朝国家的经济命脉。这条命脉稍有壅塞，王朝的命运便濒于灭绝。唐德宗贞元二年（786），因漕运一时断绝，长安君臣濒临饿死。随后江淮转运南米三万斛抵达，德宗赶到东宫对太子说：“吾父子得生矣！”一起置酒庆贺。《资治通鉴》胡注于此慨叹：“《记·王制》曰：‘国无六年之蓄曰急，无三年之蓄曰国非其国也。’况日阕无储者乎！日阕无储，有以继之犹可，况漕运不继，朝不及夕者乎！唐都关中，仰给东南之餫。德宗于兵荒之余，其窘乏尤不可言。”还有人认为，元末撤离大都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南方的动乱导致运河粮道的阻断；而明代经世学者也有“恃运河以为命脉”之论[29]（图1-2）。

图1-2　江苏扬州古运河

运河还有利于发展交通，加强不同地域之间的联系。早期邗沟、黄沟的开通首次将江、淮地区同中原、黄河流域联系起来，再由吴古故水道、百尺渎等把长江和钱塘江流域连接起来，这就大大便利了当时中国东部的南北交通。交通运输的发展又进一步推动各地区间的经济文化交流，从而对发展和巩固全国的政治统一发生巨大的影响。我们已经看到早期运河网络在秦汉帝国的作用。隋统一后更建成了贯通南北的运河体系，西起京师长安，北通涿郡，南达余杭，全长五千余里。大运河沟通了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把京师、东都、涿郡（幽州）、浚仪（汴州，今开封）、江都（扬州）、吴郡（苏州）、余杭（杭州）等通都大邑联缀在一起，因而加强了各地区之间的关系。运河上“商旅往返，船乘不绝”，对隋唐时代南北经济、文化交流，维护全国统一和加强中央集权，都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如，“平陈之后，牧民者尽更变之。苏威复作《五教》，使民无长幼悉诵之，士民嗟怨”，于是在一些世族豪门的鼓动下，开皇十年（590）冬，“陈之故境，大抵皆反”[30]。叛乱平定之后，隋朝停止了在江南激进的经济、文化政策[31]，并以晋王杨广为扬州大总管镇江都。杨广即后来的隋炀帝，他驻守江都十年，推行文化怀柔政策并取得很大成就[32]，这很可能就是他即位后积极开凿运河并乘龙舟三下江都的主要动因[33]。隋仅二世，但大乱并不始于亡陈，这就很说明问题。而唐朝之所以在安史乱后藩镇割据俨然敌国的情况下还能再延续一百五十多年，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靠运河转运的东南财赋支持。唐中后期所谓平藩镇的活动，例如宪宗平淮西、武宗平泽潞，主要也是为了打通和保证东南财路。

隋代在运河两岸筑有宽阔的御道，种植成行的柳树。从长安至江都，建有皇家园林四十余处。此外，沿运河还建立了许多粮仓，作为转运或储粮之所，如山阳仓、黎阳仓、河阳仓、常平仓（今河南三门峡西南）、广通仓（后改永丰仓，今渭河入黄处），最著名的要数洛阳附近的兴洛仓（后改洛口仓）、回洛仓、含嘉仓和京师的太仓。最大的兴洛仓周围达二十余里，有窖三千，每窖可容粮八千石。唐代的繁荣在很大程度上应该归因于它继承和改善了这个运河体系。唐代城市富庶有“扬一益二”之说，富甲天下的扬州以“十万人家”“十里长街”著称，就得益于其运河枢纽之地。如唐人杜荀鹤在其《送蜀客游维扬》中所咏：“见说西川景物繁，维扬景物胜西川。青春花柳树临水，白日绮罗人上船。夹岸画楼难惜醉，数桥明月不教眠。送君懒问君回日，才子风流正少年。”

在运河的西端，盛唐天宝初年，陕郡太守、水陆转运使韦坚曾在长安城东望春楼下凿广运潭聚漕船呈献，玄宗登楼并诏群臣临观。“坚预于东京、汴、宋取小斛底船三二百只置于潭侧，其船皆署牌表之。若广陵郡船，即于袱背上堆积广陵所出锦、镜、铜器、海味；丹阳郡船，即京口绫衫段；晋陵郡船，即折造官端绫绣；会稽郡船，即铜器、罗、吴绫、绛纱；南海郡船，即玳瑁、真珠、象牙、沉香；豫章郡船，即名瓷、酒器、茶釜、茶铛、茶碗；宣城郡船，即空青石、纸笔、黄连；始安郡船，即蕉葛、蚺蛇胆、翡翠。船中皆有米，吴郡即三破糯米、方文绫。凡数十郡。驾船人皆大笠子、宽袖衫、芒屦，如吴、楚之制。”[34]陕县尉崔成甫自衣缺胯绿衫，锦半臂，偏袒膊，红罗抹额，于第一船作号头唱：“得宝弘农野，弘农得宝耶！潭里船车闹，扬州铜器多。三郎当殿坐，看唱得宝歌。”以妇女百余人应和，皆鲜服靓妆，齐声接影，鼓笛胡部合作。余船次辏而进，至楼下，连樯弥亘数里，观者山积[35]。

宋代城市商业愈加发达，东京汴梁（开封）城东南汴河东水门沿岸的市区竟延伸至七八里以外。传世宋张择端《清明上河图》描绘的就是汴河流经开封商业街区的繁荣景象（图1-3）。降至明清，运河沿线发达的商业文化就成了诞育中国近代市场经济的温床。

图1-3　北宋张择端《清明上河图》局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