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亚美尼亚大屠杀

截至1915年春，奥斯曼帝国已三面受敌。英印军于1914年末征服伊拉克南部的巴士拉地区后，对奥斯曼帝国的南大门构成了严重威胁。东线上，由于恩维尔帕夏在萨勒卡默什战役中计划不周，奥斯曼第三军团在1914年12月至1915年1月与俄军交战后元气大伤。西线上，英法舰队持续向达达尼尔海峡发动攻击，协约国步兵团也已在海峡两岸成功抢占了数个滩头。这一切都让1915年3月的帝国首都不能不陷入恐慌，帝国大厦仿佛崩塌在即。

冬季休整期即将过去。开春后，高加索地区厚厚的积雪逐渐消融。在加里波利，爱琴海上凛冽的寒风已被柔和晴好的气候取代。此时，协约国再次开始行动。在1915年4月之前，奥斯曼帝国遭遇的严峻挑战史无前例，局势不容乐观。

面对这些威胁，青年土耳其党人所能采取的应对手段极为有限。他们竭尽所能试图重振奥斯曼第三军团，以防御俄国入侵高加索地区；与此同时，他们也在集结一切可用部队保卫达达尼尔海峡。可如此一来，奥斯曼帝国在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便几乎没有正规军驻守，根本无力赶走那里的英军。奥斯曼政府动员民众投身战斗，进一步加快了征兵的步伐，并动用警察与宪兵队来充实正规军（宪兵队是一群来自农村的骑警）。而恩维尔的秘密安全组织——“特殊组织”——动员了库尔德人、贝都因部落以及被释放的囚犯充当非常规部队。1915年春，青年土耳其党人公开宣称奥斯曼帝国的亚美尼亚人为“第五纵队”（指与敌军里应外合，破坏国家团结的力量），联合派甚至号召平民协助自己消灭亚美尼亚人。

在萨勒卡默什被俄军击败后，那些从战场上死里逃生的奥斯曼第三军团士兵便饱受一位隐形敌人的折磨——传染病。1914年10月至1915年5月，共有15万身居土耳其东北部的士兵与平民患上传染病，这一数字远高过在萨勒卡默什牺牲的6万人。

士兵成了诸多传染病菌的携带者。在接触病源数周之后，他们的免疫能力便大幅下降。他们吃了不干净的食物，喝了被污染的水，结果染上伤寒和痢疾；因长期不能洗澡，士兵还被携带斑疹伤寒的虱子与跳蚤骚扰。这些奥斯曼士兵在安纳托利亚东部的村镇里膳宿，又将疾病传染给当地百姓。如此交叉反复，致命疾病便四处蔓延开来，终于，流行病在1915年的前几个月内大规模爆发。

位于埃尔祖鲁姆的奥斯曼医疗部门，之前已尽全力收治战斗伤员，现在几无余力应对这些疾病患者。由于军方医院只有900张床位，医疗部门只得征用埃尔祖鲁姆的各所学校、清真寺与政府办公楼。每天都有近千人入院求医，在传染病爆发的高峰期里，埃尔祖鲁姆的病患者人数最高可达到1.5万人。如此庞大的规模使食物与医疗器材迅速耗尽，这让伤患者的境地更加悲惨。埃尔祖鲁姆的病人有时接连两三天没有饭吃，士兵活活饿死在医院里。医疗部门也没有足够的柴火供条件简陋的医院在冬天取暖之用。伤患者的处境愈发艰难，死亡率急剧攀升。

美国传教士在埃尔祖鲁姆开办的学校被改成了拥有400张床的临时医院，然而身兼大夫的传教士——爱德华·凯斯医生却发现，这种做法于救治无益，反倒加速了疾病的传播。房间里挤满了席地而睡的病人，根本无法将传染病毒携带者隔离。加上缺乏消毒和其他控制病菌的卫生手段，这些医疗场所迅速演变成了疾病的扩散中心。1914年12月至1915年1月，凯斯医生上报了6万起埃尔祖鲁姆的死亡病例。这种情况不仅仅出现在埃尔祖鲁姆。据驻特拉布宗的美国领事估计，从1914年入冬以来至1915年，这个黑海港城约有5000至6000名士兵与平民死于斑疹伤寒。当地的医生声称在流行病的高峰期，城镇中传染病的死亡率高达80%。

如此艰难的医疗条件令医务人员面临着同样的致病风险。据凯斯医生称，一度约30至40名医生被隔离在埃尔祖鲁姆的“传染病医院”, “他们都染上了斑疹伤寒，最后至少近一半人没能挺过来”。在这种不利于健康的环境中工作了两个月后，凯斯医生自己也感染了斑疹伤寒，不过幸好最终康复。他比周遭的许多人都要幸运：据美国驻特拉布宗领事宣称，1914年10月至1915年5月期间，土耳其东北部有超过300名医务人员感染疾病死亡。救死扶伤的人接连病倒，伤患者更无人救治，病患死亡率也随之上升。

死亡令幸存的人们在1915年这个冬天倍感沉重。凯斯医生如此描述他在埃尔祖鲁姆目睹的惨剧：“死的人太多了，以致他们禁止白天下葬。待到晚上，他们才扒去死人的衣服，把他们一丝不挂地抬上马车，整车整车地往壕沟里送。我见过一个壕沟——或者只能叫作一个大坑——四处堆叠着尸体，摞起来都已填满了壕沟的一半。那些病死的人像垃圾一样被到处乱扔，很多人衣冠不整，头、手、腿，甚至私密部位都露在外面。后来的尸体就草草扔在他们上面，然后用土全部盖住。那个场景太触目惊心了。”凯斯甚至还见过仍未断气的人被活活埋进万人坑里。死亡的人越来越多，久而久之，活着的人也变得麻木了。

作为萨勒卡默什之战的医务人员，阿里·利扎·埃提下士在流行病的高发期被调往埃尔祖鲁姆军医院工作。先前隔离区的主管染上了斑疹伤寒，因此埃提便接替他的职务。他发现这份工作需要成天与数百名传染病患者接触，非常累人，也非常危险。他几度请求调换岗位都未成功，因为越来越多的伤病患者来到，一个人刚死，就有新人来接手他的床位。上过前线的埃提认识其中一些伤员，对他们深表同情。看着这些士兵受苦受难，他愈发愤懑，一腔怒火都撒在了亚美尼亚人身上，怪他们让土耳其人饱受战争之苦。

还在萨勒卡默什时，埃提就对亚美尼亚人产生了强烈的仇视情绪。他时常控诉他们逃到俄军那里，供出奥斯曼军的阵地位置，出卖奥斯曼士兵。虽然此前他就曾暗自欣喜地描述了亚美尼亚士兵如何被其他奥斯曼士兵“意外”打死，但直到他去医院工作，才真正有机会把这份痛恨付诸行动。

导火索是埃提一位同乡的去世。这位老乡死前对埃提讲述了自己的经历。他从前线被撤回来，却被运输队的一个亚美尼亚卫生员遗弃在一条没人的沟渠里。他在那里天寒地冻地躺了两天，手脚长满冻疮。埃尔祖鲁姆的医务人员试图用截肢的办法拯救他的性命，但他终究还是没能捱过第二天。埃提对此怒不可遏，“可以想象得到这个亚美尼亚士兵该有多么卑鄙”，竟能就这样把土耳其人弃置不顾。“战争结束后，我们跟他们还能是同胞手足吗？我可办不到！报仇对我来说更容易些。我要给医院里的三四个亚美尼亚人下毒。”

埃提下士最终报复亚美尼亚人的手段，比谋杀更为残酷。1915年1月，他滥用自己在医疗服务队内的职权，解雇并驱逐了亚美尼亚员工。“我解雇了3名亚美尼亚人。来自凡城和迪亚巴克尔的两个人离开后被洗劫一空（换句话说就是被杀死，地方土匪通常不留活口）。这就是土耳其人的报复，”他幸灾乐祸地表示。他还解雇了4名亚美尼亚妇女，用土耳其妇女替代。此外，他冷冷地提到：“我还把最危险的任务交给亚美尼亚卫生员。”

虽然阿里·利扎·埃提从未亲手杀死过亚美尼亚人，但他很显然恨不得让他们死。有这种想法的不止他一个。奥斯曼军在萨勒卡默什一败涂地，又因疾病等因素遭受了重大非战斗减员，导致他们在东线岌岌可危。一批亚美尼亚人的变节行为让所有的亚美尼亚人都被土耳其人唾弃。因此，青年土耳其党人开始考虑如何永久解决“亚美尼亚人问题”。

在短暂的执政生涯中，青年土耳其党人执行过大规模的人口迁移。巴尔干战争后，奥斯曼帝国丧失了该地区的领土，当地大批穷困潦倒的穆斯林迁徙到帝国境内避难。由于缺乏应对这种人道危机的资源，青年土耳其党的领导层只得把成千上万名奥斯曼帝国的基督徒驱逐到希腊，以便腾出空间安置这些巴尔干难民。当时，政府有一个委员会专门负责监督，将原先奥斯曼基督徒的房屋、田地与工作场所重新分配给巴尔干的穆斯林难民。这些“人口变迁”都按照“高门”与巴尔干列国之间签订的正式协议进行，其性质等同于一场国际认可的种族清洗。

奥斯曼政府将希腊族裔逐出帝国是出于诸多方面的考虑。那不仅能空出房屋与工作场所，安置巴尔干穆斯林难民，还能借机赶走数千名无法让他们信任的国民。1914年上半年，由于爱琴海岛屿的争端不断，希腊与奥斯曼帝国之间有再战的可能，这使得奥斯曼希腊人被推上了风口浪尖，进退维谷。自巴尔干战争后开始的这种人口变迁，为奥斯曼政府解决“希腊人问题”提供了一种国际认可的办法。

最初，两国边境人口的迁移按计划有序进行。但后来，这种迁移演变成了对帝国境内希腊人的种族驱逐。虽然我们无从知晓被驱逐的确切人数，但有70万希腊东正教徒在一战前与一战中被迫迁徙。越是深入帝国境内，驱逐工作的难度便越大，奥斯曼政府不得不依靠暴力恐吓来达到目的。安纳托利亚西部的村庄距风波不断的巴尔干地区相隔甚远，当地的希腊东正派基督村民拒不服从奥斯曼政府的驱逐令。宪兵队便将村子团团围住，对村民们拳打脚踢，并威胁要绑架当地妇女，甚至杀死拒不服从的奥斯曼希腊人。据驻奥斯曼帝国的外国领事报告称，一些村子有十几位村民被杀，这些针对基督教民的暴行令人骇然。尽管如此，驱逐奥斯曼帝国境内希腊族人的工作相对来说流血事件较少，毕竟这些被驱逐的人还有一个现成的去处——希腊。

然而，奥斯曼亚美尼亚人的情况却大相径庭。他们分布在奥斯曼帝国的各个行省，唯一的三个聚居地——伊斯坦布尔、奇里乞亚与高加索地区——都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时高度敏感的地区。伊斯坦布尔是亚美尼亚人在帝国境内规模最大的聚居地，当时协约国入侵已迫在眉睫；奇里乞亚地区俯瞰伊斯坎德伦湾，奥斯曼政府便怀疑当地亚美尼亚人与协约国舰队勾结；而在高加索地区，一小部分亚美尼亚激进分子与俄国沆瀣一气，共同对抗奥斯曼帝国，令当地的所有亚美尼亚人都陷入了艰难处境。青年土耳其党人认为，奥斯曼亚美尼亚人对帝国的威胁比奥斯曼希腊人要大得多，因为一些亚美尼亚人企图通过协约国的支持，在帝国的领土上独立建国。

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奥斯曼政府采取的行动之一，就是废除1914年2月与俄国签订的《亚美尼亚改革协议》。根据这项协议，奥斯曼帝国最东部与俄国接壤的六个行省被重划为两个亚美尼亚自治区，受外国总督管辖。奥斯曼政府此前就反对该项改革，他们认为这是在土耳其安纳托利亚的心脏地带实行分治的前奏——该协议企图在帝国境内建立亚美尼亚政权，并将一批规模不小的穆斯林划归俄国统治。1914年2月，奥斯曼政府被逼无奈才签订了该协议。于是，在同年12月16日撤销协议时，帝国感到如释重负。

在萨勒卡默什大败后，青年土耳其党人开始考虑采用极端手段解决他们眼中的亚美尼亚人问题，消除其给奥斯曼帝国领土带来的威胁。1915年2月，“特殊组织”运营负责人巴哈丁·萨基尔博士（Dr Bahaeddin Şakir）从高加索前线返回伊斯坦布尔，他同时也是联合派中央委员会成员。萨基尔带着从前方战场获得的一手资料，与手握大权的内政大臣塔拉特帕夏，以及另一位中央委员会成员穆罕穆德·纳齐姆会面。萨基尔阐述了解决“内部敌人”的必要性，称“亚美尼亚人对土耳其的敌对立场，以及他们向俄军提供的帮助”对帝国非常不利。虽然他们的会晤并无记录——那些谋划暴行的人几乎都不会留下文字记录——但奥斯曼政府的文件与时人的回忆录都暗示，这三位青年土耳其党官员就是策划1915年2月至5月期间土耳其亚美尼亚大屠杀的罪魁祸首。

由于公开支持协约国，反对奥斯曼帝国与德国，这些命途多舛的亚美尼亚人正中敌人下怀。

格里高利斯·巴拉基昂（Grigoris Balakian）是一名亚美尼亚神父。1914年，他在柏林学习神学。欧洲爆发战争时，巴拉基昂想立刻返回伊斯坦布尔，但同在柏林的其他亚美尼亚人极力劝阻他。他回忆称：“许多人建议我去高加索，加入亚美尼亚人的志愿者团体，再从那里进入土属亚美尼亚”，协助俄军入侵土耳其。然而，巴拉基昂并不想与俄国的亚美尼亚人扯上关系，他把他们看成是对东部亚美尼亚团体的威胁而非助力。但他的柏林朋友试图打消他的忧虑。“他们对民族主义着了迷，不甘愿错过这个绝佳时机，以匡正土耳其人对亚美尼亚人所犯下的错误。”

回到伊斯坦布尔后，巴拉基昂随即向奥斯曼移民局的官员汇报，称他从柏林归来，并表示拥护德国，支持土德交好。一位海关人员被巴拉基昂的爱国宣言所打动，他劝告这位亚美尼亚神父：“埃芬迪，你那些在君士坦丁堡的同胞跟你的观点完全相反。跟他们说说，让他们别再为俄国效力了。他们对俄、法、英三国的感情和热爱已经到了俄国赢他们笑、俄国输他们哭的地步了。他们这样今后会惹来大麻烦的。”刚到伊斯坦布尔不久，巴拉基昂便亲眼看见当地的亚美尼亚人公开支持协约国战事，这也印证了那位海关官员的话。

协约国对达达尼尔海峡发动进攻时，亚美尼亚人毫不掩饰他们对即将脱离土耳其统治的欣喜。巴拉基昂反问道：“毕竟，威武的英法战舰不是已经在达达尼尔海峡了吗？君士坦丁堡看来岂非几日之内就要陷落？”他沮丧地看着其他亚美尼亚人每天聚在一起，期待共同见证“雄壮的英国舰队朝博斯普鲁斯海峡驶来，目的当然是解救亚美尼亚人”。巴拉基昂宣称，他的这些同胞“相信历史性的时刻已经来临，他们朝思暮想的建国梦终于要实现了”。这让奥斯曼亚美尼亚人在奥斯曼土耳其人面临生死劫时，却“沉浸在一片狂喜之中”。这种反差注定会导致暴力。

身在奇里乞亚的塔拉特帕夏与其同僚，正在实施针对亚美尼亚团体的第一步行动。1914年12月，英国“多利斯”号对德尔特约尔至伊斯坎德伦的铁路线及线上的所有车辆发动炮击，这证实伊斯坎德伦湾周边地区极易遭受海上攻击。协约国战舰继续封锁、炮击奇里乞亚海岸线，并派间谍上岸活动。亚美尼亚激进分子疑似在协助这些外国特务，在奥斯曼军弹尽粮绝之时还向特务提供军队规模等情报。战争大臣恩维尔帕夏一直在关注事态的发展，忧心忡忡。他向德国陆军元帅保罗·冯·兴登堡透露：“我唯一的希望就是敌军还未发现我们（在奇里乞亚）的兵力薄弱。”由于无法扩充当地奥斯曼军的规模，恩维尔与塔拉特选择强制迁移他们无法信任的亚美尼亚团体。

1915年2月，奥斯曼政府开始将亚美尼亚人从德尔特约尔与亚历山大勒塔（Alexandretta，土耳其名为伊斯坎德伦）驱逐至阿达纳地区。他们按照与希腊的人口交换模式，把穆斯林难民安置在亚美尼亚人被强制清空的土地上。这种驱逐使土耳其减轻在伊斯坎德伦湾的担忧，却罔顾颠沛流离的亚美尼亚人的福祉，致其只得靠阿达纳地区的教友接济度日。奥斯曼政府如此的漠视行为令他们回想起此前的大屠杀，使得安纳托利亚东部的亚美尼亚团体惴惴不安。

德尔特约尔东北方约65英里处有个泽伊顿村，那里的激进分子策划发动起义，以阻挠奥斯曼政府的第一批驱逐行动。2月中旬，一群亚美尼亚起义者从泽伊顿赶赴梯弗里斯（第比利斯的旧称，今属格鲁吉亚），以寻求俄国人的武力支援。他们宣称有1.5万人已准备揭竿起义，反抗奥斯曼政府。许多亚美尼亚人还错误地认为，只要叛乱成规模，协约国也许便能出手维护亚美尼亚人。然而，俄国人无法给他们武器，更别提派遣部队前往距边境如此遥远的奇里乞亚，去帮助那里的亚美尼亚人了。

2月末，泽伊顿的亚美尼亚显贵坐立难安，他们向奥斯曼当局报告称，一群激进分子正在策划谋反。这些基督教领导人期望通过这种表忠心的方式，以防亚美尼亚群体受到攻击。然而，他们的告发最终只换来了亚美尼亚人最害怕的报复行为。奥斯曼士兵赶到泽伊顿大肆逮捕群众，许多年轻人逃到农村避难，并在那里加入了亚美尼亚起义组织，后者规模越来越大。他们与逃兵一起，准备对抗奥斯曼政府。

3月9日，一支亚美尼亚武装在泽伊顿附近伏击奥斯曼宪兵队，打死一些宪兵（报道从6人到15人不等），还抢光他们的武器与钱。结果，奥斯曼政府以此为契机，决心彻底驱逐泽伊顿的亚美尼亚人。奥斯曼士兵封锁该地区，并逮捕当地的亚美尼亚显贵。4月至7月，泽伊顿的所有亚美尼亚人都被驱逐到安纳托利亚的中部小镇科尼亚，穆斯林移民占据了他们原来的家。这些人身无分文，一路上又鲜有食物或保护，科尼亚有7000多名亚美尼亚人无家可归。那年夏天约1500人死于饥饿与疾病。之后，这些泽伊顿亚美尼亚人又被二次驱逐，赶往叙利亚。

1915年4月，协约国在达达尼尔登陆的前夕，塔拉特帕夏及其同僚将重心从奇里乞亚转至伊斯坦布尔。他们计划褫夺亚美尼亚团体的政治与文化领导权，防止未来协约国入侵首都后，这些亚美尼亚显要与入侵者串通一气。4月24日晚，土耳其警察按照亚美尼亚人协助制定的黑名单，逮捕了240名亚美尼亚重要人士，其中包括政客、记者、亚美尼亚民族党派成员、教授，以及宗教权威人物。由于行动时已是深夜，许多被捕者抵达监狱时仍穿着睡衣。

亚美尼亚神父格里高利斯·巴拉基昂就是当晚被捕的。他与其他被捕者一样，被这些突如其来的警察给惊呆了。他们带他下楼，坐上了等在街边的一辆“血红色大巴”。巴拉基昂与其余8位伙伴一起被送上渡轮，从伊斯坦布尔的亚洲区到了欧洲区。他后来回忆称：“那一晚我们嗅到了死亡的气息。大海波涛汹涌，我们的心中充满了恐惧。”巴拉基昂一行人被押入中央监狱，在那里他见到了其他被关押的亚美尼亚人。“他们都是有头有脸的人物——有革命领袖与政治领导、公众人物、无党派甚至反党派的知识分子。”当晚，大巴源源不断地运来一批批被捕人士，这些人“精神上饱受折磨，对未知充满了恐惧，亟需抚慰”。第二天，远处隐约传来协约国炮弹的轰炸声，他们正在掩护加里波利的登陆行动。听着那些滚滚如雷的不祥之声，这群被关押的亚美尼亚人不知自己是末日来临，还是自由在望。

对于亚美尼亚人而言，4月24日晚这场针对伊斯坦布尔政治与文化领导人的逮捕行动，标志着奥斯曼政府对安纳托利亚的亚美尼亚团体有组织的清洗。于是，4月24日也成了国际公认的亚美尼亚种族屠杀纪念日。然而，对于奥斯曼政府而言，他们与亚美尼亚人的战争早在4天前，亚美尼亚人在安纳托利亚东部的凡城起义时就已打响。

凡城是座集市重镇，当地的亚美尼亚人与穆斯林分区而居。这座古老的小镇濒临凡湖，四面筑有高墙，以防平原上200米高的崖石滑落。苏莱曼一世在此建造的城堡是岬角上的明珠，主宰着小镇。镇上那狭窄蜿蜒的小路通向市场、清真寺和教堂，路旁林立着二层小楼。小镇东南部有一些政府大楼、一个警察局，还有宪兵队驻地。

整个19世纪，凡城早已不再囿于老城区，它的领地已延伸至东部的沃土。飘香的果园与高高的泥砖墙围绕着“花园区”，那里坐落着许多外国领事馆——英国、法国、伊朗、意大利与俄国——以及天主教与新教的传教团总部。“花园区”可谓凡城中最国际化的区域。据一位法国人口学家推算，19世纪90年代，凡城仅有3万人口，其中1.6万名穆斯林，1.35万名亚美尼亚人，还有500位犹太人。凡城人都为自己是凡城一员而深感骄傲。古尔根·马哈里，这位著名的凡城作家在他的经典小说《燃烧的果园》（Burning Orchards）中，称这座小镇是“童话中奇迹般的绿发女魔术师”。

凡城及其周边的亚美尼亚团体规模庞大，在政界非常活跃。由于凡城既靠近波斯，又毗邻俄国，如此重要的战略地位定会激起奥斯曼政府与当地亚美尼亚民众之间的矛盾。

凡城总督赛弗德特帕夏是恩维尔的内兄，也是一位忠实的联合派。1915年3月，赛弗德特命宪兵队搜查亚美尼亚村落，以收缴武器，并逮捕任何疑似藏有武器对帝国心怀不轨的人。这一搜查行动后来升级成针对凡城周边亚美尼亚村落的血腥屠杀。为使亚美尼亚团体群龙无首，据称赛弗德特还下令，杀死凡城三位达什纳克组织的亚美尼亚民族主义领导人。其中两位遇害——人称“伊什汗”（亚美尼亚语，意为“诸侯”）的尼科哈尤斯·米卡埃良（Nikoghayos Mikaelian），以及奥斯曼议会议员阿尔沙克·弗拉米安（Arshak Vramian）。另一位——阿拉姆·马努基安（Aram Manukian）出于对赛弗德特的不信任，并未应邀前往其办公室。当听闻那两位同事神秘失踪，恐已遭毒手时，阿拉姆转入地下，准备率领凡城的亚美尼亚人反抗即将到来的大屠杀。

拉斐尔·德诺加勒斯是一位委内瑞拉籍的军事冒险家。他自愿加入奥斯曼军是出于冒险精神，而非真正信服。萨勒卡默什一役后，奥斯曼第三军团元气大伤。不久后，恩维尔帕夏在伊斯坦布尔接见了德诺加勒斯，给他在第三军团安排了一个职位。3月，这位委内瑞拉人抵达埃尔祖鲁姆的第三军团总部。当时，那里的军官更担心的是如何控制斑疹伤寒的疫情，而不是俄国人。德诺加勒斯急于行动，于是志愿加入凡城宪兵队，因为那时只有这支队伍在俄国战线积极作战。从埃尔祖鲁姆到凡城的途中，德诺加勒斯路过奥斯曼政府与亚美尼亚人剑拔弩张的冲突区。他抵达凡城时，当地亚美尼亚人正在发动叛乱，反对奥斯曼帝国的统治。

4月20日，德诺加勒斯及其护送人员来到凡湖西北角的一段路上，那里遍地都是“体无完肤的亚美尼亚人的尸体”。他们在那里能够看见湖南岸的村落冒着浓烟。“于是我明白了，”他后来这样写道，仿佛这次行动早已在预料之中，“木已成舟，亚美尼亚人的‘革命’已经开始了。”

第二天早上，凡湖北岸的阿迪尔杰瓦兹村，其亚美尼亚街区上演一场血腥屠杀。德诺加勒斯目睹这一切。奥斯曼官员在库尔德人及“周边暴民”的协助下，闯入亚美尼亚人的住所与商店大肆烧杀掠抢。当身穿奥斯曼军服的德诺加利斯径直朝一位官员走去，并要求他下令停止杀戮时，那位军官的回答令德诺加利斯大为震惊：“他说他只是奉凡城总督（指赛弗德特帕夏）之令……消灭所有12岁以上的亚美尼亚男子。”德诺加利斯无法撤销这位文官的命令，于是他撤出大屠杀的现场，随后屠杀又持续了90分钟。

德诺加利斯从阿迪尔杰瓦兹乘坐摩托艇穿过凡湖，在夜晚时分抵达凡城郊区的埃德雷米特村。“村庄燃烧着熊熊大火，火光把天空染得通红”，也把海岸映得通明。这里到处都是战斗的痕迹：房屋与教堂被付之一炬，空气中弥漫着焦糊味，房屋坍塌的轰隆声中还夹杂着枪声。当晚，德诺加利斯目睹库尔德与土耳其人组成的非正规军，与寡不敌众的亚美尼亚人之间的枪战。

中午时分，德诺加利斯在护送下从埃德雷米特出发。他回忆道：“沿途都是已腐烂的亚美尼亚人尸体。路两旁围着一群群黑色秃鹫，它们尖啸着与野狗抢食腐肉。”待到他进入凡城时，起义已持续两天，亚美尼亚暴乱者占领这座古城。土耳其部队占制据高点，可朝亚美尼亚人的据点不停发动炮击。这个任务便落在炮兵长德诺加利斯身上。他把总部设在城堡的清真寺里，并登上寺内高高的宣礼塔，以观察炮火的精准度。

德诺加利斯参与奥斯曼政府镇压凡城亚美尼亚人的行动，整整21天。他回想道：“我很少看见像包围凡城时那样，战斗如此激烈。没人手下留情，也没人求饶。”随着战斗持续，交战双方都犯下暴行。在回忆录里，他对凡城亚美尼亚人与奥斯曼士兵的情感常在同情与厌恶之间徘徊。

俄军从波斯边境缓缓向奥斯曼帝国纵深推进，以逼迫奥斯曼军后撤，从而解救凡城的亚美尼亚人。对俄国人而言，凡城起义促成他们侵占奥斯曼帝国的战略要地。由于俄军步步逼近，赛弗德特帕夏被迫命凡城穆斯林于5月12日撤出该城。最后一批奥斯曼士兵于5月17日撤离。此时，花园区的亚美尼亚人才与旧城区的同胞汇合，他们一道放火焚烧附近的穆斯林街区及政府大楼，直至5月19日第一批俄军士兵抵达。

俄国人任命达什纳克领导人阿拉姆·马努基安（Aram Manukian）为新凡城总督。马努基安在镇上建立起亚美尼亚人的政府，配备了民兵与警察力量——借用一位亚美尼亚历史学家的话说，这些措施“激发了亚美尼亚人的政治意识，坚定了在俄国的庇护下，设立自由的亚美尼亚自治区的信念”。——这一切都是奥斯曼政府最不愿看到的。

土耳其人并不甘心失去凡城，他们向俄军与亚美尼亚人的阵地不断发动进攻。由于战线过长，俄军开始撤退。7月31日，亚美尼亚人被告知收拾细软，准备弃城。估计约有10万亚美尼亚人与俄军一起撤离凡城，后来被称为“大撤退”。尽管如此，俄军与奥斯曼军仍然没有停止对凡城的争夺，凡城也在1915年夏三度易主，直至秋天最终为俄国所占领——那时凡城内，甚至整个安纳托利亚东部地区，都几乎再无幸存的亚美尼亚人。

促成俄军占领凡城以取得对当地的统治——亚美尼亚人此次的所作所为令青年土耳其党人确信，亚美尼亚人就是威胁破坏奥斯曼帝国领土完整的“第五纵队”。况且，这次起义的时机与协约国在加里波利半岛的登陆时间甚为接近，这更让奥斯曼政府认定，亚美尼亚人与协约国是合谋发动攻击。杰马勒帕夏在回忆录中写道：“协约国在达达尼尔海峡遭遇了危机，英法两国的东地中海部队总司令就命亚美尼亚人策动叛乱，这在我眼中是铁一般的事实。”虽然杰马勒的这一说法并无证据，但联合派已认定亚美尼亚人与协约国相互勾结。随着凡城的陷落，奥斯曼政府展开一系列措施，不仅要消灭身居安纳托利亚东部六行省的亚美尼亚人，而且要在整个土耳其的亚洲部分将其根除。

奥斯曼政府公开下令驱逐亚美尼亚人。1915年3月1日，青年土耳其党人的领袖成功地让议会提前休会，以便内政大臣塔拉特帕夏及其同僚能不经议会讨论就通过法律。1915年5月26日，即俄军进驻凡城不到一周的时间里，塔拉特帕夏向奥斯曼大臣会议提交了《驱逐法》，奥斯曼政府随即予以批准。该法案规定，安纳托利亚东部六行省的亚美尼亚人全部搬迁至远离俄国阵线的秘密地点。

5月末，奥斯曼内政部向省级与区级总督颁布了由塔拉特签署的命令，要求他们立即驱逐所有的亚美尼亚人。驱逐通告贴满了大街小巷，当地亚美尼亚人只有三到五天的时间做准备，他们还以为这只是为躲避战争的临时迁移。而且，奥斯曼政府还鼓励亚美尼亚人将任何无法随身携带的财产寄存到政府那里，由政府代为保管。

在这些公开的强制搬迁措施背后，青年土耳其党人颁布密令，大规模屠杀被驱逐的亚美尼亚人。这些种族灭绝性质的命令并非以书面的形式传递，而是由巴哈丁·萨基尔博士或其他联合与进步委员会官员，以口头指令下达给行省总督。后者如若索要该命令的书面确认函，抑或反对大规模谋杀手无寸铁的亚美尼亚平民，便会遭到撤职甚至刺杀。一位迪亚巴克尔行省的区级总督表示，他需要见到书面确认函才能开始屠杀该区的亚美尼亚人。于是他被撤职，传召至迪亚巴克尔，并在途中惨遭杀害。

上命难违，总督所面临的问题，是如何招募武装成员杀害这些流放者。恩维尔的秘密情报部门——“特殊组织”——动员被释放的囚犯、历来敌视亚美尼亚人的库尔德人，还有从巴尔干与俄国高加索地区迁来的穆斯林。甚至一般土耳其村民据称也参与对亚美尼亚人的大屠杀：一些人洗劫亚美尼亚人随身携带、以备途中不时之需的衣物、现金与珠宝首饰，而另一些人则是因为奥斯曼政府让他们相信，杀害亚美尼亚人有助于帝国圣战，打倒协约国。亚美尼亚神父格里高利斯·巴拉基昂引了他与一位土耳其上尉之间的对话。上尉称，“政府官员”已派遣宪兵队“前往附近所有的土耳其村庄，并以圣战之名，唆使穆斯林参与”屠杀亚美尼亚人“这一神圣的宗教使命中”。

这种宣称驱逐亚美尼亚人，暗地里却对其进行屠杀的“两面政策”，直到战后才被政府官员证实。1918年，一位奥斯曼大臣会议的成员曾指证：“我知道一些秘密，也听闻过一些轶事。驱逐令是通过内政大臣下达给各行省的。颁布这道命令后，（联合与进步委员会）中央委员会便又密令各方集结队伍执行那肮脏的任务。于是，他们就招募人准备残暴的屠杀。”

安纳托利亚的大屠杀按一定模式展开。驱逐通知发布一段时间后，亚美尼亚人便被宪兵队用刺刀逐出家园。他们将12岁以上男性与女眷隔离开来，将其残忍杀害。在小村子里，这些男子通常就在其女眷的眼皮底下，在她们的一片尖叫声中遇害。但在大一些的镇上，他们会被带到隐蔽的地方动手，尤其不让外国人看见。亚美尼亚男子被带走后，妇孺则被持枪的守卫撵出城外。据幸存者描述，有些车次上的人遭到抢劫并被成批屠杀；有的则从一个镇子被撵到另一个镇子，途中老弱病残拖累行进的便被当场杀害。驱逐的目的地是叙利亚与伊拉克的沙漠定居点——代尔祖尔与摩苏尔，他们只有冒险穿过大沙漠才能抵达。

种族屠杀的始作俑者——塔拉特及其顾问，穆罕穆德·纳齐姆博士与巴拉丁·萨基尔博士，其目标是将亚美尼亚人从东部六个行省中全部驱逐，并确保他们在帝国任何一个区域的人口比例都不超过10%，够不上独立建国的规模。然而要达到这种人口数据的改变，绝大部分的奥斯曼亚美尼亚人将遭灭绝。通过武装分子的血腥屠杀，加之沙漠行进中的高死亡率，奥斯曼政府实现了这一目标。

1915年5月，埃尔祖鲁姆与埃尔津詹的亚美尼亚人最先遭到驱逐。经过了两个月的跋涉，幸存者到达了125英里外的哈尔普特。当地的美国领事前去政府为他们提供的宿营地看望他们。莱斯利·戴维斯领事称：“那里很少有男人，大多数都在途中被杀了。似乎有库尔德人沿途守候，就等着加害他们。”女人“几乎无一例外地衣衫褴褛、肮脏不堪、饥病交加。这种场景在意料之中。事实上，她们已徒步了近两个月，途中没有换洗的衣服，没有机会洗澡，没有住所，也很少能吃饱”。看到守卫带来食物，这些饥肠辘辘的妇女便冲上去争抢，结果被棍棒乱打，“力量足以致命”。绝望的母亲甚至想把自己的孩子托付给美国领事，以免他们未来遭受更多的不幸。戴维斯回忆道：“用这种方式不断驱赶人上路，在相对短时间内就能把他们都处理掉。组织之严密，屠杀之有效，在该国几乎是前所未闻。”

6月，塔拉特将驱逐令进一步扩大，安纳托利亚东部行省中“所有亚美尼亚人，无一例外”。诸如埃尔津詹、锡瓦斯、开塞利、阿达纳、迪亚巴克尔及阿勒颇等地，便成为一批批亚美尼亚流放者在去往代尔祖尔、摩苏尔与乌尔法途中的歇脚处。格里高利斯·巴拉基昂神父回忆道：“我们这些还活着的人都嫉妒那些已被暴虐致死的同胞。而我们是活着的烈士，每天都徘徊在死亡边缘，却又活了下来。”

格里高利斯·巴拉基昂决意挺过亚美尼亚大屠杀，作为见证人向后代讲述同胞的苦难。自从在加里波利登陆的前夕被带离伊斯坦布尔，巴拉基昂便与其他150名显贵一道被遣往安纳托利亚东北部的昌克勒。6月21日，塔拉特下令驱逐所有亚美尼亚人时，巴拉基昂用1500枚金币重金贿赂当地官员，希望能让昌克勒的亚美尼亚人免于流放。这次行贿为这位亚美尼亚神父及其同伴赢得了7个月的宝贵时间，让他们逃过了大屠杀的高峰。然而1916年2月，在最终被流放去往代尔祖尔的途中，巴拉基昂一行人还是遭遇了武装暴徒与村民，他们视亚美尼亚人的性命如草芥。

行进在已有成千上万亚美尼亚人死亡的路上，巴拉基昂与他同车的官员攀谈起来，奥斯曼宪兵无所顾忌，因为他们相信这些被“护送”的亚美尼亚人活不了多久。当中有位名叫舒凯里的上尉最坦白，他声称自己已监督杀害了4.2万名亚美尼亚人。

“贝伊，沿途的这些人骨从何而来？”巴拉基昂明知故问道。

“这些是在去年8月到9月里被杀的亚美尼亚人。君士坦丁堡来的命令。尽管内政大臣（指塔拉特）挖了许多大坑填埋这些尸体，但冬天的潮水把土冲开了。现在你也看见了，到处都是骨头。”舒凯里上尉回答。

“屠杀亚美尼亚人是谁的命令？”巴拉基昂追问。

“君士坦丁堡的阿提哈德（Ittihad，指联合派）中央委员会，还有内政大臣。”舒凯里解释，“最严格执行这条命令的是凯末尔（不是穆斯塔法凯末尔）……即约兹加特副总督。他是凡城人，听说亚美尼亚人在凡城叛乱的时候杀光了他的家人，他为了报复，把亚美尼亚人男女老少统统杀了。”

巴拉基昂的一连串提问并没有使上尉感到不快，后者似乎很享受跟这位亚美尼亚神父聊天，以打发途中漫长的时光。舒凯里杀人如麻，他早已对这些恶行见惯不惯：数千名男子被砍死，6400名亚美尼亚妇女被洗劫一空，随后跟他们的孩子一起被杀。他一直把这种杀戮行为称作“清洗”（土耳其语为“paklamak”)。这位嗜血成性的奥斯曼军官甚至对巴拉基昂颇有好感，他提出巴拉基昂若能皈依伊斯兰教，自己就能保他免受一切灾难。

通过与土耳其军官交谈，巴拉基昂知悉了奥斯曼政府是如此看待亚美尼亚人的种种悲剧。一路上，他与其他幸存者聊天，又了解到亚美尼亚人在种族屠杀中的亲身经历。他把双方的观点融合成他伟大的回忆录，首版为亚美尼亚语，于1922年出版。他尽到了目击者的使命，为世人讲述了那段被他称为“亚美尼亚各各他”的悲惨往事。

要想在种族屠杀中存活谈何容易。巴拉基昂要与看守保持良好关系，并且用他自己的话说，还要坚信上帝。他就这样活一天算一天，还经常面临猝死的威胁。死亡行军途中，牧师及其伙伴经历了奥斯曼亚美尼亚人所有悲惨的遭遇：死者的惨状，还活着的人饥肠辘辘的哀求，还有为了活命改信伊斯兰教的那份耻辱。车队穿过安纳托利亚到达奇里乞亚，向叙利亚沙漠进发。一路上，他把所见所闻在日记中做了详细记载。其他幸存者对亚美尼亚种族屠杀的描述也印证了他的说法。

终日被暴行、疲惫与饥饿折磨，随时都有可能死于非命的恐惧更加重亚美尼亚人的精神负担。许多人不甘受此暴虐屈辱，于是选择自行了断。格里高利斯·巴拉基昂发誓要活下来，但就连他也差一点被逼得自杀。行至哈里斯河（Halys，古希腊语，意为“红河”）附近时，巴拉基昂及其同伴遭遇了一伙武装暴徒，他们商量，万一“躲不掉的灾难”真的来临，就跟先前许多人一样，一起纵身跳入湍急的河水里。他回忆称：“这里浑浊的河水就是成千上万亚美尼亚人的坟墓，它肯定也不会拒绝我们的加入……让我们能不被这些土耳其罪犯折磨至死。”但巴拉基昂还是理智地与武装分子谈判，最终他们成功脱险。

自称M. K．的曼努埃尔·克沙卡瑞昂，9岁时目睹自己的母亲从一座桥上一跃而下，淹没在幼发拉底河那汹涌的河水里。当时，M. K．及其阿纳达的家人全部被逐往美索不达米亚的艾因角（位于今叙利亚）定居点。仍是个孩子的他看到家人被暴徒打劫，还被押送他们的宪兵殴打。艰苦的跋涉使他的母亲双脚肿胀，疼痛难忍，但她还是挣扎着跟上大队的步伐，因为她知道那些掉队的人是何下场。

一晚，M. K．的母亲知道自己实在无法继续走下去了，于是她向丈夫提了一个可怕的要求：“带我去河边吧，我要跳河自尽。如果我留下，阿拉伯人会把我折磨死的。”她的丈夫拒绝她的要求，但一位邻居了解她的恐惧，于是把她背到了幼发拉底河边。M. K与一位牧师随她一同到达河边。当时河水正涨潮。母亲跳河的一刹那，M. K把头转了过去。等他回过头来，母亲已在河中，不一会儿便被水流冲走了。

母亲死后不到两天，M. K．的父亲也在睡梦中死去，年幼的M. K．从此孤苦无依。他赤着脚，直到最后脚肿得无法走路。他看见士兵杀了许多跟他一样掉队的妇孺。他被扒得只剩裤衩，然后被扔在了路边——又渴又饿，惊恐万分。

一路上，亚美尼亚神父格里高利斯·巴拉基昂遇到过许多这样的孤儿。在伊斯拉希耶，即距M. K．变成遗孤之地的不远处，他看到一个8岁左右的男孩与他11岁的姐姐一起乞讨，两个孩子几乎全身赤裸，接近饿死。姐姐“用受过教育的亚美尼亚语”述称，他们一家14口，其他人都死了，只剩两个小孩相依为命。“我真希望我们没有活着。”她啜泣着说道。

年幼的M. K．最后奇迹般活了下来。他身处阿拉伯人与库尔德人之中，听不懂他们的语言，也不明白他们的举动。一些人给他吃穿，而另一些人却朝他扔石头，抢劫他。他目睹丑陋的恶行，看见平原上到处躺着亚美尼亚人的尸体。四个库尔德妇女救了他。她们看见他在路上游荡，于是就把他带回村子，让他做家仆。余下的战争岁月里，M. K．流浪于土耳其——叙利亚边境上的库尔德村落之间，靠好心人的接济——与逃离坏人的残暴——度日。

有天晚上，M. K．看见远处一座山头的村庄着了火。收留他的库尔德人跟他解释称，那是叫阿扎克的亚述人村，是被劫掠的数个基督村之一。“嘿，异教徒之子，瞧见了吧？”库尔德人洋洋得意地说道，“土耳其所有的亚美尼亚人，还有不信伊斯兰教的人都被清理掉了。着火的地方就是个异教徒（gavur）村，他们是被活活烧死的。”为了吓唬M. K.，库尔德人还补充说，土耳其已经没有基督徒了。M. K．回忆说：“我相信的确如此。”

奥斯曼帝国的亚述基督徒与亚美尼亚人的遭遇一样，也被指控在一战初期与俄国人勾结。亚述人是信奉基督教的少数民族，他们的语言源自古老的阿拉姆语。几世纪以来，亚述人一直居住在今土耳其、叙利亚、伊朗与伊拉克的边境地区，与库尔德人杂居一处。聂斯托利派、迦勒底派及叙利亚东正教是亚述人的三大教派。

如同亚美尼亚人，奥斯曼帝国的亚述人也遭到阶段性的迫害，其中包括1895、1896年，还有1909年的阿达纳大屠杀。为寻找协约国的庇护，亚述人同样选择信任俄国。奥斯曼帝国加入一战后，亚述人就被控与协约国串通，遭到青年土耳其党政府的杀戮。战前62万亚述基督徒中，约有25万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被杀。对M. K.这样的孩子而言，作为奥斯曼帝国大计中的一部分，帝国境内的亚述人与亚美尼亚人被赶尽杀绝是完全可能成为现实的。

在安纳托利亚东南部村庄之间流浪的日子里，M. K．看到很多亚美尼亚妇孺跟他一样，被库尔德人收容。不少都是被库尔德人从死亡行进的途中救下，随后到库尔德村庄帮忙做家务、忙农活。M. K．还遇见了几位年轻的亚美尼亚妇女，她们最后都嫁入库尔德救命恩人的家中。其中赫拉努斯·加达利安就是这样逃过了种族屠杀。

赫拉努斯出生于安纳托利亚东部海拜卜村一户体面人家。海拜卜（Habab）是一个大型的亚美尼亚人聚居地，拥有200户人家、两座教堂和一座修道院。1913年，赫拉努斯刚开始上学，她的父亲与两位叔叔便移民到了美国。她一学会写字就给父亲寄去一封信，她的父亲一直把这封信放在钱包里随身携带，直至去世。“我们一直希望并祈祷您过得很好，”赫拉努斯代表她的兄弟姐妹写道，“我们每天都去学校，很努力地想做个乖孩子。”用神父巴拉基昂的话来说，这封信都是用上学小女孩那贴切的亚美尼亚语句写成的。

赫拉努斯三年级那年，宪兵队袭击了她的村庄。他们在惊恐万分的亚美尼亚村民前将村长枪毙，然后把其他人团团围住。她的祖父与三位叔叔被带走，从此杳无音讯。随后，宪兵们把村里的女性都带到了附近一个叫帕卢的集镇，关在一间教堂里。女人听到教堂外有凄厉的叫声。一个小女孩爬上高高的窗户往外张望。赫拉努斯至今难忘那个女孩描述的惨状：“他们在割男人的喉咙，然后把他们丢进河里。”

海拜卜的妇孺从帕卢加入了死亡行进，随其他亚美尼亚人一起穿越安纳托利亚，朝叙利亚沙漠走去。赫拉努斯后来回忆道：“行进中，我的母亲特意走得很快，以免自己掉到队伍的后面。我们跟不上她，她便用手拽着我们。我们可以听到队伍后面有人在哭喊、哀求。”第一天快结束时，赫拉努斯怀孕的姑姑身体不适，落在了队伍后。宪兵当场用刺刀刺死她，将她扔在路边。“整个行进途中，凡是老弱病残走不动的，他们就会用刺刀杀死他们，把他们丢在倒下的地方。”

去往迪亚巴克尔的途中，队伍在马登镇过河。赫拉努斯看见自己的奶奶将她两个已失去父母的孙辈扔进河里。两个孩子走不动了，奶奶便把他们的头摁在水里，随后自己也纵身跳入汹涌的河水中。正如格里高利斯·巴拉基昂所说的，这条河“就是成千上万亚美尼亚人的坟墓”。

行进到切尔米克哈马姆巴斯（Çermik Hamambaşı），当地居民涌上前来，他们在凄惨的幸存者中寻找健康的小孩回家打杂。一位骑马的宪兵选中了赫拉努斯，另一个邻村的人相中她的兄弟奥伦。可他们的母亲断然拒绝，高喊道：“谁也别想从我身边抢走他们，我绝不会放弃他们！”

赫拉努斯的姥姥试图劝女儿为了孩子的安全，让他们走。“我的女儿啊，”她如此恳求赫拉努斯的母亲，“孩子们一个个都快死了，没人能活过这场死亡之旅。如果你让你的孩子跟这些人走，你就是救了他们啊。”赫拉努斯的家人还在对这个悲惨的问题讨论不休，那两个人就趁机想把孩子掳走——骑马的宪兵抓住赫拉努斯，另一个人则抓住了奥伦。赫拉努斯的母亲一直努力抓着赫拉努斯，想从骑马的宪兵手里把她抢回来，但她一松手，便永远失去女儿。

宪兵把赫拉努斯带到了切尔米克外的一处农场。她在那里遇到8个同样来自海拜卜村的女孩，大家都是被人从死亡跋涉中抢出来的。女孩被留在一个果园里，吃了顿饱饭，人们也很照顾她们。当天晚些时候，那个骑警回到这里，接上赫拉努斯回到他在切尔米克附近的家中。这位骑警和妻子膝下无子，他把赫拉努斯当自己的亲女儿一样对待。然而，他的妻子因嫉妒丈夫对这位亚美尼亚小女孩的关怀，就一直羞辱她，提醒她在这家中只是个女仆。夫妻二人给赫拉努斯取了一个土耳其名——泽埃尔，还教她土耳其语。

尽管赫拉努斯没了自由和身份，但她以泽埃尔这个土耳其新名字活了下来。虽然她很多家人都死在流放的途中，但也有不少幸存者。赫拉努斯的兄弟奥伦与她同一天被带走，在邻近的一个村子里干活，被人称作“羊倌艾哈迈德”。她母亲最漂亮的妹妹被一个库尔德马夫掳走，后来嫁给他。这位姨妈不但活了下来，还成功地找到赫拉努斯的新家。更令人吃惊的是，赫拉努斯的母亲活着走到阿勒颇，战争期间一直留在那里。她的父亲从美国回来寻找失散的家人，成功地与赫拉努斯的母亲团聚。可是，加达利安夫妇二人却再也没能找回他们的女儿赫拉努斯。

16岁时，赫拉努斯已出落成一位土耳其少女，嫁给了骑警的一个侄子。她的结婚证上写的是泽埃尔，是骑警侯赛因与妻子埃斯玛之女。泽埃尔的余生一直是个土耳其家庭主妇，她的孩子都是循规蹈矩的穆斯林。

格里高利斯·巴拉基昂和一些为了躲避大屠杀而皈依伊斯兰教的亚美尼亚人打过交道。这对大人来说较难接受，但孩子的适应性相对较强。几百或几千名年幼的亚美尼亚人改信伊斯兰教后融入土耳其社会，他们的亚美尼亚出身几乎已被人遗忘——但还未完全忘记。战后多年，土耳其人仍然把这些后来皈依伊斯兰教的人称为“漏网之鱼”。

死亡行军即将进入致命的沙漠，这时格里高利斯·巴拉基昂决定放弃前行。他在途中遇到两位在奥斯曼运输队服役的亚美尼亚马夫，他们刚从代尔祖尔回来，诧异地发现还有一名活着的亚美尼亚神父，于是竭尽全力阻止他继续前进。“我要怎么讲你才能明白呢？”他们绝望地问道，“那些去代尔祖尔的人所经历的，已经无法用人类的语言描述。”不过亚美尼亚马夫还是试图用只字片语去表述那份恐惧：

几千户人家从阿勒颇上路，只有不到5%的人活着到了代尔祖尔。因为沙漠里的土匪……跨着马，手拿长枪，成群结队地攻击手无缚鸡之力的人们。他们杀人绑架、奸淫掳掠无所不为。他们把中意的挑走，有谁要是胆敢反抗就往死里折磨，然后再带走。由于不能也无法折返，还活着的人别无选择，只好继续向前，再次遭受新一轮的攻击和劫掠。只有不到5%的人活着。

马夫如此细致地描绘这一幕幕的恐怖景象，最终成功说服这位亚美尼亚神父，令他相信只有精心策划、从看守他的奥斯曼军手中逃离，才能活命。巴拉基昂把自己的计划透漏给他最亲近的伙伴，1916年4月初，在一位亚美尼亚烟草走私商的帮助下，他逃离行进队伍，躲进了阿曼山脉。

德国铁路公司仍在竭尽全力完成阿曼山脉的隧道工程。托鲁斯山脉与阿曼山脉群成为打通柏林至巴格达铁路的最终障碍。该段铁路对奥斯曼帝国在美索不达米亚与巴勒斯坦地区的战事甚为关键，战争大臣恩维尔帕夏允许德国铁路公司自由招募任何它需要的劳力，以便修建长隧道，打通这片密集的山脉群。数千名从死亡跋涉中逃生的亚美尼亚人躲在阿曼山脉修建隧道。巴拉基昂声称，1916年早期有多达11500名亚美尼亚人在此工作。他们做苦力维持温饱，也比死亡迁徙要强上百倍。格里高利斯·巴拉基昂就在这里丢掉牧师的袍子，剃掉威严的胡须，踏上亡命生涯。

由于巴拉基昂精通德语，他很快便得到奥地利与德国工程师的庇护，当上铁路监察员。然而，修建铁路也并不安全。1916年6月，土耳其军官包围了所有亚美尼亚工人，打算马上驱逐他们。德国铁路工程师抗议称，亚美尼亚工人对于铁路完工至关重要。最终，包括巴拉基昂在内有135名“专家”得以幸免，但这些逃过一劫的亚美尼亚人面临着越来越大的压力——皈依伊斯兰教。对巴拉基昂而言，改变信仰是万万不可能的。因此，他在德国同事的帮助下，逃到了该铁路段的另一处工作站，大家都以为他是德国人（巴拉基昂充满感情地描述了德国与奥地利普通百姓的人道主义，却发现德国军人与青年土耳其党人一样敌视亚美尼亚人）。余下的战争岁月中，巴拉基昂一直秘密潜逃，或以德国人身份躲避流放。就这样，这位亚美尼亚神父逃过奥斯曼政府消灭亚美尼亚人的种种手段。据他估算，这些手段在1915年底造成四分之三的奥斯曼亚美尼亚人死亡。

关于一战中有多少奥斯曼基督徒惨遭屠杀，至今并无定论。尽管与希腊的人口交换并未有太多的流血事件，但数十万亚美尼亚人与亚述人在1915年的流放中殒命。直至21世纪，人们还一直在争论，1915年至1918年针对亚美尼亚人的大屠杀究竟是战争使然，还是蓄意的灭绝政策造成的后果。但即便是否认亚美尼亚大屠杀存在的人也承认，有60万至85万亚美尼亚平民因种种战时政策丢掉性命。而另一方，亚美尼亚历史学家则宣称蓄意的国家政策导致100万至150万亚美尼亚人丧生，使其成为现代首次种族屠杀的牺牲品。

的确，有部分亚美尼亚人与亚述人在战时与奥斯曼帝国的敌人串通一气。1915年春，帝国在达达尼尔海峡、高加索边境，以及美索不达米亚这三条战线上同时受敌。这虽然有助于解释，为何青年土耳其党人要对其基督徒臣民采取如此前所未有的暴力手段，但也无法为他们之后犯下的反人类罪行开脱。

讽刺的是，奥斯曼帝国如此这般对亚美尼亚人与其他基督徒赶尽杀绝，却并未使帝国更加安全：协约国从未在奇里乞亚地区发动过进攻，帝国驱逐当地亚美尼亚人的行为毫无理由；流放修建柏林至巴格达段铁路的亚美尼亚工人，事实上有碍于帝国在美索不达米亚的战事；驱逐安纳托利亚东部的亚美尼亚人，也未能阻止俄军入侵高加索地区。1916年2月，沙皇部队攻占埃尔祖鲁姆时几乎未遇任何抵抗。同年晚些时候，俄军横扫黑海港口城市特拉布宗与集市重镇埃尔津詹——由于当时亚美尼亚人已被驱逐，奥斯曼军在这些战场上的失败并不能归结于他们与俄国勾结。

达达尼尔海峡之战中，奥斯曼军经历艰难险阻，最终击退英国、法国与自治领的联军，成功守卫帝国领土。这场胜利是奥斯曼士兵英勇作战、众志成城的结果，而非消灭帝国少数族裔之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