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编 国家纪念日与合法性的建构
第一章 “共和”观念：北京政府的国庆纪念日
武昌起义后不久，国家政权即为袁世凯所掌控，此后多年，北洋政府更是操控着中国政权。对于孙中山“禅让”而取得政权的政府而言，面对如何纪念武昌起义的“国庆纪念日”问题值得细细考究，因袁世凯在武昌起义爆发时尚属清廷大员，在武昌起义中未见功劳，但在其主持的政府里，将武昌起义爆发之日立为国庆纪念日，可见北洋政府本身即对“武昌起义”相当重视。
对于北洋政府与国庆日之间的关系，李学智指出，北洋政府时期的国庆活动经历了由民初官民共同庆祝到国庆活动中官民分立之变化。[1]此虽部分回答了“如何”纪念，但尚未及深入考察北洋政府之目的。姜学瑞则认为北洋政府动员民众参加国庆纪念日，以建构其权威，巩固其统治，获取民众对中华民国的认同。[2]此种认识似乎接近“目的”之本质，是为塑造民众，但对塑造方式的论述略显单薄，仅依靠仪式活动很难达到塑造的效果。
正当性是一个政权存在的最重要部分，北洋政府正当性的来源并非“革命”，袁世凯之所以能得到孙中山“禅让”，是源于劝谏清帝退位的功不可没。1912年2月12日南北议和，清帝宣布退位，“共和”取代“专制”，从该日起“皇帝”这一专制代表退出。对此，北洋政府欲将其正当性来源建构为“共和”，如此才更符合事情之发展与真实情况。北洋政府时期“共和”成为流行词，特别是在国庆日纪念时，更是言必称“共和”，纪念也被认为是庆祝“共和”。
就此而论，“共和国庆日”成为典型的政治符号。[3]陈恒明详细解析了若干中华民国政治符号的内涵、运作与功能，既有理论阐述，又有事例演绎，而对于政治符号的建构，即政治符号如何被制作成型缺乏应有关注。本章将“共和国庆日”视为整体政治符号进行考察，从制度设计、象征表达、话语控制等方面入手，分析北洋政府对“共和国庆日”的建构。
一 制度设计：国庆日的生成
制度设计为意识形态建构提供十分重要的基础。而意识形态的宣传与建构需要经过各种途径，制度设计是基本途径之一，有了制度保障才能将意识形态融入其中，通过制度实践让意识形态落实到具体层面，从而让意识形态成为人们的一种潜意识思维方式。北洋政府建构“共和”，最重要的是设计固定的时间或地点，以宣传“共和”。北洋政府对此即进行制度设计，选用一个“制度时间”[4]——国庆纪念日以宣传和建构“共和”，利用“武昌起义”这一在当时具有广泛社会认同感的时间，对北洋政府具有重要意义的合法性来源“共和”进行建构。
中华民国成立不久，即有人提出要建立民国“制度时间”纪念日的建议，希望每年皆能在固定时间对一些重要时间点开展纪念，如此制度设计与安排的提出始于此，而以前中国并不存在纪念日设置问题。1912年7月10日至8月10日，在为期一个月的全国临时教育会议上，即有代表提出国家纪念日问题，应是民国乃新成立“民主共和国”的缘故，处处寻求与西方接轨，在纪念日设置上亦不例外。但涉及具体纪念日，各省存在诸多不同，即到底将何日设为国家纪念日存有一定分歧。如邵章即建议以清帝退位、南北统一日为纪念日，理由是该天“关系于全国观念之一日”；黄炎培却认为“立国纪念最为重要，南北尚未统一时，南京已有政府，约法已经颁布，总统已经推举，参议院亦已成立，所以这次北洋政府的成立实是奠于南京”；[5]还有人提出以黄花岗起义、“安徽徐锡麟、熊成基惨死”、“吴樾死事之日”、“四川龙川独立日”等作为纪念日。[6]最后参议院通过的是黄炎培建议，以阴历八月十九日为革命纪念日、十二月二十五日为南北统一纪念日，阳历1月1日为立国纪念日。[7]而没有法律效力的临时机构设定“制度时间”纪念日，只能作为以后政府制定纪念日的参考意见，不具强制效力。尤为重要者，此三个国家纪念日中纪念武昌起义的“革命纪念日”不具突出地位，最为重要的纪念日是黄氏的“立国纪念日”。就纪念日名称而言，此时恰在强调武昌起义的“革命”一面。
官方关注纪念日设置，源自黎元洪对政府提出的一个要求，此值武昌起义周年纪念来临之际（此时的周年纪念之期尚指阴历八月十九日），9月9日黎元洪电告袁世凯，要求政府能派员参加即将在武昌举行的武昌起义周年纪念（此处所指应属于武昌或湖北举行的地方纪念）。9月12日，参议院讨论黎元洪请求时，谷钟秀称武昌起义纪念应“天下共之。八月十九日并非武昌一地之纪念日，各省皆应开会，何必定在武昌”；刘崇佑亦云：“纪念日宜天下共之，但武昌系纪念地，似应派人前往。”[8]参议院对此事十分重视，甚至提出要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纪念，并决定派员前往参加纪念。[9]但此时仍指阴历八月十九日纪念活动，依旧未形成固定制度，尚属临时决定。
当时，北洋政府应在时刻关注事情发展动向，因9月20日，国务院拟定《国庆日及纪念日案》，呈请袁世凯咨询参议院。该案规定的三个纪念日与此前全国临时教育会议通过的建议完全相同。显然，此非国务院凭空想象，而是在“集思广益”下提出的，称：“据法国成例，以武昌起义日去年阴历八月十九日即阳历十月十日为国庆日。是日应举行事：（一）放假休息；（二）悬旗结彩；（三）大阅操；（四）追祭；（五）赏功；（六）停刑；（七）恤贫；（八）宴会。以南京政府成立日即正月一日，又北京宣布共和日即二月十二日为纪念日，是日均放假休息。”[10]前已论及，纪念日设定是遵照西方模式，具体而言指法国。在吴稚晖眼中则是法国与美国，他指出纪念日设定宜采“阳历”，且极力赞同和认可参议院将中华民国革命纪念日“定为每年阳历十月十日”。[11]纪念日设定之所以援引法美，是与两国性质皆为共和政体有关，因中华民国以新型“民主共和”国家宣称于世，北洋政府与国民党人竟达成默契。而法美两国设定国庆日皆以“革命”为主旨，7月14日是巴黎人民攻占巴士底狱，7月4日是“波士顿独立”，两国皆以革命事件爆发日为国庆日。对于中华民国而言，非常容易联想到武昌起义，而当时确实对将武昌起义设为国庆日呼声日盛。
因援引法美成例，在国庆日设置上，非中华民国成立日，而是武昌起义纪念日。参议院迅速通过《国庆日及纪念日案》。[12]不久，袁世凯即以临时大总统名义公布此案，决定以10月10日为国庆日，1月1日与2月12日为纪念日。[13]此标志着国庆日作为制度时间正式确定，其中尤为凸显国庆日地位，与另外两个纪念日相区分。此为即将到来的武昌起义纪念打下制度性基础。制度时间的确定是为建构“共和国庆日”之第一步，没有国庆日便无所谓“共和”国庆日，制度保障为宣传共和提供了载体，将共和与国庆日结合是北洋政府鲜明的策略。在国庆周年纪念，政府发表宣言书，称“溯自共和肇基，政府之崭新政策由此发生，更无帝制自为者”，且通篇宣言立意共和。[14]更是于国庆二周年纪念之际，将民国称为“共和之国度”。[15]可见政府于形塑“共和”国庆日的良苦用心。
此时北洋政府设置的纪念日皆属庆贺性质，其纪念日文化意在制造欢庆之中华，以炫耀政绩，巩固统治，获取统治合法性。社会民众对北洋政府设置的国庆纪念日之态度，就周年纪念而言，即有人对“国庆之期”提出质疑，“去年阴历八月十九日，即阳历十月十号，为民国之去年否，抑旧清宣统三年之去年耶，为旧清宣统三年之去年，则无论阴历之八月十九日，阳历之十月十号，理应属之旧清宣统之三年，非中华民国之元年，所追算而有之也，不追算而有之也，则今年十月十号所纪念之庆辰，应属旧清之去年，而不得为民国之去年，故所谓国庆者为庆旧清乎，庆民国乎，庆旧清之推让乎，告终乎，庆民国之肇生乎，建立乎”，抱怨武昌起义暨国庆周年纪念为“抓其名而弃其实”。[16]社会民众对国庆日认同有限，但不能否认该制度时间的确定为北洋政府统治提供了便利，政府并未考虑纪念时序问题，而是探寻如何对国庆日进行贯彻和宣传“共和”。
二 象征表达：国庆日欢庆纪念活动的操办
“象征”是指某个观念或事物的代表。象征要求形象能“体现事物的本质，并且足以暗示出它所具有的意义”。[17]黑格尔在论述象征时说：象征一方面是一种在外表形状上看可暗示某种思想内容的符号，另一方面它又能暗示普遍性的意义。[18]其实，所谓“象征”涉及两个事物，即指一个要能更好地表达另一个。
于意识形态而言，象征表达为其提供鲜活的表现方式。意识形态本就抽象，如何使人们在日常生活或工作中接受官方宣传的意识形态，对于政府而言，本身就是十分重要而艰巨的任务，宣传好坏直接关系到人们对政府、政权的认同度。于大多数政权操控者，宣传意识形态的方式越是直接、表面，效果越不明显。具体到“共和”，越是对民众直接宣讲共和，不但效果不佳，反易引起民众反感。所以，政治策略上利用象征表达显得尤为重要，使需要宣讲的意识形态能与象征物相结合，而此象征物能为普通大众所喜欢，乐于接受，才能达到绝佳效果。不过，意识形态与象征物的关系需要建构，从而形成习惯性的联想认识。
共和相对于民众的记忆来说，显得十分抽象，但是民众普遍都知道民国成立，“共和”政体得以确立，虽然不知道共和为何物，但知道共和是一个好东西，这放置到“象征表达”中就足够了，所以北洋政府利用民众对共和记忆最为深刻的一面，来构建一种对共和更为浅显的联系，是为国庆日“庆”的诞生。当时就有人对国庆日的“庆”形成了如此看法，称国庆日之“庆”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庆共和，为的是能够体会“共和之真精神”，享受“共和之真幸福”。[19]就此论之，国庆的真正意义被北洋政府构建为“共和”的纪念庆典，国民在国庆日举行庆祝亦被冠以“热爱共和之国民”对于“共和之热忱”。[20]可见，在这个联系的建构上，北洋政府已经成功。
国庆日“共和”的“庆”体现最为直观的是“悬灯结彩”的形式。国庆日这天，各处悬灯结彩，搭建彩牌坊，营造庆典的空间氛围。1912年，第一个国庆纪念日，在北京琉璃厂东西两门各扎松牌坊一座，覆以结彩，楼顶中嵌攒花五色匾，匾中书“万邦协和，普天同庆”等字，四周嵌以电灯厂甸。会场东首门口及西首门口分置结松结彩牌坊各一座，均以会名为匾号门内。中央席楼一座，命名黄鹤楼，以取武昌起义之纪念。楼中为演说处，以琉璃窑为入门，进会场其照壁上挂置彩灯多盏，出外门至场内左右循路线均以长绳串挂红灯。在运动场中置彩结高门一座，名为德胜门，四周约有十余丈。南同门前亦有结彩牌坊一座，上嵌彩花国庆两字。[21]此乃国庆纪念会场琉璃厂之布置情况。而京城居民店铺亦均休业庆祝，五色旗帜处处飞扬。
于地方，亦多如是。在上海满城鲜花、彩旗、彩灯，一派节日气氛，城内外暨南市闸北各地方居民商铺均高悬国旗，且悬灯结彩，搭建牌楼十余座，[22]其他地方同样是彩旗、彩灯，尽显欢庆之象；南京对于纪念“莫不兴高采烈，而以军界为尤甚”，第八师司令署前用松枝扎成三角形之点灯，台两座边录纸花，中嵌国旗及陆军旗，入夜大放光明，宛如不夜之城；第三第七两师亦于附近之繁盛，市街用松枝花朵扎成牌坊，上缀电灯以壮观瞻；[23]镇江商会商团各团营均高搭五彩牌楼，遍缀苍松翠柏中嵌五色电灯，陆离光怪，耀目争炫，城内外各商号亦悬旗结彩，同伸庆贺。[24]
“悬旗结彩”是北洋本政府规定国庆日应举行之事。之后的国庆日亦多有此种安排，1913年国庆日，在北京太和殿会场，以及“各机关、各社会、各学校、各街市，扬五色之国旗，腾万家之灯彩，辉煌绚烂，借以点缀升平，即外而各省，亦相与接踵事增华，同声遥祝，较之上年国庆日之景象，不可以同日语”，[25]其景象较周年纪念有过之而无不及。1917年之国庆，因人事天灾，“结彩”不如1916年之盛，只总统府前围墙较去年多一重灯彩，此外似多减色去年，总统府东首大牌楼前门外大牌楼均有灯彩，今年则无之，公园门前亦未搭彩楼，前门外只于箭楼墙上以草花结“国利民福”四字，略缀点灯而已，[26]但亦不无灯彩之悬照。1920年双十节日北京中央公园点缀余兴满园灯彩，高扎牌坊。[27]1922年国庆日之北京，车站仍系电灯彩坊，警察厅前大彩坊，天安门前五孔最大彩坊，新华门前之彩坊，较往年尤为精美，且东西两辕门，亦扎彩坊满布车灯，中央公园门首，仍如每年所扎之彩坊，东城自崇文门至金鱼胡口马路两旁，悬挂红灯，还有其他各街口、重要机关门首都悬有国旗，设有彩坊，全城点缀如画。[28]
“悬灯结彩”中的“结彩”，就是搭建临时性的牌楼，并配以松柏、鲜花、电灯等，其“松叶柏子”被时人寓以“松柏长青，庆祝共和万岁”之意。[29]在彩坊之上，可以扎缀文字，此亦常被用来表达共和之意。如1922年北京的国庆纪念，西车站之电灯彩坊扎“五族共和”四字，内务部街口与外珠市口之彩坊都缀以“共和纪念”四字。通过此种设计，“共和”这一抽象话语具体化、形象化，原本是无法言绘的意识形态能够很好地得到表达，使民众在绚烂的灯彩中，享受感官刺激的同时，受到潜移默化的影响，使活动的参与者能够处处体会到共和之话语。这些活动使共和话语的穿透力大大增强，便于人们形成对“共和”之深刻印象，接受“共和”，从而认同国庆日的“共和”意象。
除悬旗结彩之外，政府还会举行赏勋、阅兵、宴会等，这些仪式活动基本上每年都会举行，不过就这些活动来说，民众的参与十分有限，多为政府与官员的庆贺性质，在某种程度上甚至仅仅是一种形式。另外，在国庆日还会举行众多有民众参与的仪式活动，在政府的推动下，民众享受欢庆之娱，达到与民同庆、与民同乐之效力。
第一，设陈列馆、各类运动会、演讲会等。国庆周年纪念，北京设有陈列馆，供人参观，其展出陈列有革命死事诸烈士之写真及革命战事各摄影千余枚，中陈玻璃匣内，有革命之印信、文札、刀矛枪械，烈士遗物如假发辫及被难之衣帽，更有某女士输送北京炸弹之特制背心，又汪精卫等在监禁时所系之铁链镫铐等，以及王天纵君起义时之旗帜等物。[30]1916年杭州国庆纪念，9—11日由省公署选择未经发还之巴拿马各赛品，在湖滨路房屋内陈列，以资比赛；又南女子职业学校发起联合省会，各女校组织之陈列室，在会场左近房屋内举行女校成绩展览会；又南海贫儿教养院诸生在庆祝会场所设坛，举行技击；又杭州通俗教育讲演传习所毕业员，组织通俗教育讲演会，轮流讲演，俾游人得明庆祝之本旨；又青年会举行卫生展览会、幻灯讲演会、室内运动会、室外运动会等。[31]1922年直隶国庆纪念，教育厅设各校成绩品陈列室，于下午2点至5点开放，任人游览，青年会则于下午4点，在东马路大礼堂请梁启超讲演，题为“市民运动之意义及其价值”，学生同志会借广东会馆东西北三处宣讲所讲演。[32]此类活动的举行，能够很好地调动民众的积极性，展出革命，并于演讲中灌输参与者各种理念与思想。
第二，提灯会、演戏等娱乐活动。国庆周年纪念之南京，于9—11日，各军队夜间举行提灯会，普通灯用五色国旗或书革命周年纪念，或书光复纪念，或书铁血立国周年纪念；特别灯则用狮灯取中国如睡狮猛酣之意，其余各种花灯名目不一，光怪陆离。[33]1916年之国庆日，教育部的模范宣讲所开特别演讲会及演戏，并限制参观人员，参院仅有券十八张，众院四十张，文官限于荐任以上，武官限少校以上，布置极谨严；[34]杭州新市场举行双十节典礼会场，备有影戏滩簧，夜间有提灯会，游人之多，需要政府派警严密弹压以免滋生事端，另有南海贫儿教养院诸生之西乐，浙江陆军第一师之军乐队，以及剧界之品曲社改良滩晃改良，评话活动影戏，文学界的南词楚曲，诗钟社文虎社与夫各界相为点缀的临时商店贩卖团，号外新闻等种种筹备，异常完美。[35]1917年国庆日北京中央公园热闹异常，该园与宫殿恰接国庆之日，禁地开放游人众，公园遂为荟萃之中心，该园门首只见万头蠕动，其出入者之多，可想见年年此日，固皆如是。今年公园又大加点缀，水榭有苏州滩，簧春明馆，前有京师警厅习艺所的音乐队，更有露天影戏，焰火之类，良亦足令游者神迷。[36]南京虽因戒严期内，禁止各学校举行提灯会，但各学校庆祝的热忱不能自已，因提灯会被禁阻，乃改为白昼，整队游行街市，故10月11日自午前8时至下午4时，各学校学生手执五色国旗，整队游行非常热闹，各商号则均悬灯结彩，热闹市场，人山人海。[37]1922年直隶之国庆纪念，学生同志会备花炮三十万，晚间沿路燃放，青年会社会服务团在该团所设至河东水梯子教会、儿童义务学校内，召集全体团员及男女小学生开庆祝大会，并备音乐游艺等，以助兴趣，各公民团体定于晚八时，在鼓楼南广东会馆扮演新剧，此外并有各种游艺等。[38]1926年国庆纪念，下午仍是以娱乐为主，天津各戏园影院、杂耍馆拥挤不堪，座位已满，插足无地。[39]各种娱乐活动在国庆日乃是应有尽有，尽显其国庆本色。
第三，举行升旗礼、宣誓礼等。广州为国庆周年纪念，兵士学生万余，聚集校场行升旗礼，皆向五色国旗行礼致敬。[40]1924年上海国庆纪念，闸北保卫团为庆祝双十节行升旗礼，程序如下：（1）授旗式，请总监督授予，由总董团董承受全团立正敬礼；（2）奏军乐；（3）迎团旗（由指挥喊“行礼”口令，除带队官佐行撇刀礼外，其余官佐及团员目丁，一律行举手注目礼）；（4）奏军乐；（5）升国旗，行礼，同迎团旗；（6）奏国乐；（7）演说；（8）出队。南市保卫团则行宣誓式，先行军队检阅，执事皆参与，以志成立，并摄影留纪念。童子军亦行礼，徐家汇南洋大学附属小学童子军，于晨8时在该校大操场，召集全体队员，举行庆祝国庆典礼：（1）号召；（2）整队；（3）升国旗；（4）唱国歌；（5）欢呼；（6）校阅；（7）训词；（8）名人演说；（9）操演；（10）茶点散会。[41]
此外，政府还会开放一些长年不让民众进入的场地，允人参观。1914年国庆纪念日，大总统在天安门阅兵后即任人民入内参观，当日社稷坛亦开放，惟须费小洋一角购票，以致贫寒者多不能入览。[42]1916年国庆日，天坛农事试验场等处一律开放，古物陈列所减价入内。[43]1922年国庆纪念，政府将三海开放三日，为“国庆日之游园会，而表与众同乐，共相庆贺之意”，规定第一日为军政界及议员，并各员眷属等；第二日为教育界及男女学生等；第三日为商界及平民等，并自10日起开放先农坛三日，任人游览。[44]
如此多姿多彩的欢庆纪念活动，十分浅显地表达了“共和”，乃是对共和胜利所带来快乐、进步意象的明确表达，人们在庆祝的同时，即庆祝共和制度在中国的胜利。人们在国庆日所举行的大量庆典活动中感受欢庆的愉悦，形成对共和的认同感。政府利用这些纪念活动动员民众，让民众广泛参与其中，凸显出人们的喜庆祥和、国家的安定团结。这种举国欢庆、与民同乐的盛世气氛被用来纪念共和的缔造，国庆日的“共和”意象被北洋政府演绎得淋漓尽致。
三 话语控制：“共和国庆日”的完成
话语的背后隐含着权力，成为学界共识。当然，由此出发，通过对话语进行解析，亦能够揭示出背后的权力。广而言之，任何话语的背后皆包含权力的参与，包括那些自命为客观报道的媒体，报道的作者们通过对语言的选择，将他们的主观意识渗透到话语之中，从而达到对读者的控制。而对于具有强大势力的政治力量则更不例外，他们最容易成为话语控制者，通过强大的政治干预以及压力，对各方造成影响，从而有效地将自己的政治意图表露在话语之中。但是，这种过于明显的话语霸权并不一定能够收获到很好的效果，可能导致话语上的对抗。要想知道话语控制收到的实际效果，话语合作控制者的态度也是重点关注的对象，也就是说，其话语到底想控制谁，欲被控制者对此话语的认同度至关重要。
北洋政府时期的舆论环境相对宽松，较为自由，媒体的观察可以说具有很大的可信度，因为在他们的大量报道中，不无对政局的观察和政治的指责。不过，舆论环境的自由并不一定就否认舆论受政治意识形态的影响，舆论的生成本身就是在一定国度中，而国家本身就是一个政治实体。所以北洋政府时期虽然说舆论相对自由，只能说是其报道的客观度如何，而不能说其中不含政治权力的干扰，至少从其报道的选择性来说，就不可否认意识形态在其中的影响力。北洋政府时期的“共和”话语显然被控制用来为政治目的服务，北洋政府在尽可能地建构“共和国庆日”，而通过对当时舆论媒体在国庆日言论的分析，可知官方的意识形态影响至深，舆论媒体在每年国庆日都会对所举行的各种活动做大量的报道，时刻关注着政府的所作所为、一举一动。
1912年周年国庆日，媒体充斥着关于国庆活动的各种报道，从“后见之明”来看，其盛况应为民国少见。[45]到1913年的国庆纪念日，乃是袁世凯就任正式大总统日，如此的日子乃是所谓的“双喜临门”，其庆祝活动实为不少。时人称是日“普天同庆，率土胪欢”，一为国家之庆贺，一为个人之庆贺，还为民国全体人民之庆贺，对于人民之贺即是“贺人民从此得享共和之幸福”，[46]于此，国庆的庆贺就是对“人民从此德享共和之幸福”的庆贺。
不过，到1914年国庆三周年纪念之际，因为此时北洋政府刚镇压“二次革命”不久，民众对“共和”显露出担心之意，于“共和国庆日”有了另外一番描述。有人称：民国于今三年，“迭经变乱，幸就敉平，然而灾侵时闻，伏莽遍地，内忧则到处堪忧，强邻狡启，边境侵凌，外患则益形危迫”，那何以举行国庆典礼，为“不过借此纪念之辰，表示日月不居，光阴可惜，策我全国上下之努力进行，以蕲达三年来渴望之真正共和盛轨而已”。[47]此论者相较于前者而言，更多的是通过国庆庆典对“真正共和”表示一种期待。可见，民众对政府所标榜的共和实际上已经呈现出失望的态度，却希望“真正共和”的到来，因为也不能否认对共和的同样关注。
1915年国庆纪念，更是不同往年，袁世凯称帝已经是呼之欲出，政局不容乐观，共和前景一片黑暗。这一年国庆日，军人也因“国体将改，不愿庆贺共和成立之日”，[48]未能举行历年皆进行的国庆阅兵。时论则表示出一种惋惜：“去年今日，举行国庆典礼之时，异常热闹，俨然普天同庆，今年今日，虽亦照常举备，应有尽有，然闻大总统已命停止觐贺及阅兵，因此灯光旗影之中，遂俱含有兴致阑珊之气象。”不仅如此，甚至对共和民国表示出担忧，谓：“今日之庆，庆共和民国之产出也，今共和民国势已垂危，且不免为国殇，将吊不暇，何庆之有。”由此以及，“明年今日，恐虽欲求此兴致阑珊之国庆日，而亦不可得矣”。甚至埋怨国庆日“双十节”之称谓，称其为“极不祥之谶语”，共和民国只“当有二十年之命运”，而今“不免变为双双节乎”。[49]其中已含对共和毁灭的叹息，国庆之庆共和民国终会变为庆无可庆，进而国庆日的存亡亦危在旦夕，国人哀叹“民国共和四字之命运，终不敌新帝国新皇帝之天威，新皇帝一旦御极，新帝国万无以民国国庆日为国庆之理，缘十月十日为成立民国之日也，故谓之民国国庆，今民国国庆日，惟此第四周十月十日之一日，此一日以后是去是留，尚在未卜”，而“存留则在十之一，辞去则在十之九”。[50]四周年国庆，尽显人们对“共和”的哀伤与担忧，另一方面却是对共和将日落西山的纪念。
1916年国庆五周年纪念，由于洪宪帝制覆灭，人们对共和又重新燃起了一股希望，且对共和又是欢欣鼓舞，“共和复活”“共和恢复”“共和再造”乃当年国庆的主流话语。各地庆祝多借共和为题，正乃“共和恢复，举国腾欢，而缔造艰难之国庆纪念日，亦因之以复活，此届举行典礼，各省无不竭力筹备，可征国民倾向共和之热忱也”。无锡的国庆纪念，各商店“一律悬灯高扬国旗，庆祝共和”，学界亦“同伸庆祝，共和复活”；吉林的国庆即称“普天共和国庆纪念”，今“共和复苏，纪念期迩，吉省各团体领袖，刻正合谋筹备，多数主张，本年国庆届期，点缀美满，借以表示吉人倾向共和之心理”；[51]南京亦称“今此共和再建军警学商各界，皆兴高采烈，先期筹备一切”；[52]嘉兴的纪念庆祝会上有人演讲曰：“去年今日帝制萌芽，国庆将消灭于无形，今岁今日，共和再造，日月重光，吾辈宜如何欢欣鼓舞，以庆祝此纪念耶。”[53]如此言论，不胜枚举。
时论亦多强调武昌起义于共和的意义以及国庆纪念五周年之期共和恢复，称武昌起义之日实乃“共和发轫专制代谢之第一日”，对于“辛亥缔造共和之成绩，常悬国人心目之间，征诸东西各国，靡不视为至重极要之举”，而“洪宪君臣，直以此为末次之共和纪念日，不过未便先行废除，故稍稍点缀，以敷衍国民之耳目而已”，直至“洪宪自毙，共和复活，今日仍得闹闹热热，庆贺共和纪念令节，实我民失而复得之大幸也”，所以今大总统宜“与内阁诸贤，举共和立宪之真精神，发扬而光大之，以冀无负辛亥今日之悲壮，则人民年年今日，既为国家庆，又将为黎大总统晋无疆之颂也”。[54]另有论者称此年国庆与“前数周大不相同”，谓“前数周内虽阳以十月十日为国庆，而其心中所庆者，绝不在是，故未几而有洪宪纪元之一现，洪宪纪元既现，则是共和之国庆日，已被其无形取消，今彼已长逝，而十月十日又临，吾民渴望之共和，又已复活，称觞举庆”，此复活的“共和”为“四万万人之共和，四万万人中，有一人向隅，即失共和之真谛，又安有共和之可庆，今之以是日为可庆者，固曰四万万人共和也，夫既有共和之名，而终无共和之实，又岂共和国所应然，现在内虽无野心之总统，外虽无不法之匪徒，而大局情形，尚觉飘摇未定，今日虽举行庆祝，固未可谓已治已安也，今我四万万人不欲保存共和则已，如欲真心保存此艰难缔造之共和，则允宜各秉天良，屏除私见，庶乎共和大局可以巩固，以云可庆，诚可庆矣，否则四万万人共和之实既失，又讵有共和可庆之足云”。[55]论者力图揭示国庆纪念的真谛在于“共和”，而“共和”的真谛则为“四万万人共和”，亦只有如此“共和”才可庆。
此后的国庆纪念日同样看重共和，不过，因为政局的动荡，如1916年般对共和的期望情绪也很少再出现，多是一些哀叹之词和不痛不痒的对共和的说明。1918年国庆日，时论称“今日之国是，比往年益骚乱，今日之政局，比往年益困难，改建共和，于今七稔，而内忧外侮，迭起环生，回首当年，竟有江河日下之概，此固辛亥起义，时所万不及料者也”，[56]言中之意，乃是民国虽为共和肇造，但是中国仍是未能有所变局，共和徒有虚名。
依然有不少言论强调国庆的“庆”乃是共和，而国庆日即是共和纪念日。有人回答“何谓国庆”，乃是“为国家庆也，为国民庆也，非仅为官吏庆也，为九年前之今日革除君主专制易为民主共和而庆也，非为自辛亥此日以迄今年今日，推翻君主专制易以武人专制而庆也”。[57]国庆为“共和创建之纪念”，而1922年双十节纪念“为共和满十年大纪念”。[58]不过，这种言论好像不是着眼于对当时共和的赞赏，而是对共和未能实现的反思。
这种反思与澄清其实正反映出“共和”不再。有人称：武昌起义，共和肇始，原以为“我国其庶几由是以兴乎，讵料共和初建之开宗明义，杀伐而已，聚敛而已”，革命先烈们“冒锋镝，薄血肉，掷无数头颅以得来之共和，竟被少数恶魔所假借，举全国人民土地，供其一己之牺牲，使先烈有知，亦未必能冥瞑地下也，值兹共和纪念之日，正吾人追念往事之时，试溯十一年来之往事，无非伤心史而已”。[59]那共和是否就真如此让人失望与伤心，有人道“共和成立之日，我们既为共和国民，虽未享共和幸福，但非共和政体之不善，实因改革十二年来，军阀专权，武人祸国，不能达到真正共和目的”，对于曹锟贿选，我们“智识阶级分子，当然竭力奋斗，誓死不能承认，推翻军阀，使共和实现，方达目的”。而共和实如当时传单所言：选贤与能，天下为公，共和真谛，中外所同，中华革命，政体变迁，共和开幕，大法昭然。[60]此时国庆纪念益加注重对“共和”的反思，当然，不管怎么说，仍是对共和的关注。
从这些国庆日的舆论来看，不管其具体内容如何，也不管共和是不是还真的存在，不可否认的是，政府扮演了话语控制者的角色，而舆论媒体在此充当了合作控制者，双方皆各得其所，这表明“共和国庆日”建构的完成，正是因为当时的舆论界在国庆日对“共和”异常关注。国人围绕“共和”不断进行阐释，因时局变化，或努力探寻“共和”的真义，或痛惜“共和”行将日落西山，或对“共和”进行深刻反思。但毋庸置疑的是，不管国人对“共和”是失望还是期望，都可见政府建构“共和”国庆日的成效。北洋政府纪念国庆日，开展欢庆纪念活动，通过积极的引导，让国人形成国庆日言说“共和”的习惯，建构起“共和”话语体系，对国人造成影响。如此一来，国人将“共和”与国庆日紧密联系在一起，所以才会在国庆纪念之际，关心“共和”，不断地叙说“共和”，而“共和”话语在国庆日占据着主流地位。
政治符号一旦得以建构，其功能直接在权力过程中，帮助建立、转移或维持权力实行。[61]显然，政治符号与政治权力联系到一起，北京政府通过制度设计“国庆日”、象征表达“各种欢庆纪念活动”、话语控制“媒体舆论”，完成了对“共和国庆日”的建构，其根本出发点都是试图树立自身统治的合法性。就北洋政府而言，共和应该是其统治合法性的来源，作为意识形态方面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政府的主导下，不管从制度上，还是实际行动上，乃至话语方面，都对民众进行了规范。民众在这种政治“国家”中，可以说也不得不受其规训，这或许是一个时代民众的局限性所致。但是作为一个“国家”的人，谁不是这样的呢？因为生在一定的时代，就有一个时代的特征。缪子在回忆自己所经历的四届双十节时，记忆最深刻且受影响的是听戏、观礼、游中央公园、看马戏等，[62]这些都是庆贺性质的活动。可见，其实民众在记忆上也是倾向于欢庆。从心理学上说，人对痛苦的事情有一种选择性的失忆。显然，北洋政府对“共和国庆日”的“庆”的强调乃是符合人的欲望与本性所在，也部分揭示出“共和国庆日”得以有效建构的原因。
北洋政府利用原本纪念武昌起义的国庆日这一躯壳，输以“共和”的精神，对革命历史传统的这一再构与政治文化方面的策略，实际上并没有遭到国民党方面的反对。如孙中山、黄兴于国庆周年纪念就将原本的“革命纪念会”改称“共和纪念会”，筹备国庆活动。从中可知，不管是北洋政府方面还是国民党人方面，都在试图打“共和”牌，“共和国庆日”作为一个重要的政治符号，为多数人所认同。后世往往认为辛亥革命使民主共和观念深入人心，但实际而言，北洋政府于辛亥革命后对“共和”的宣传才真正将民主共和观念深入人心，“共和”是“革命”所结之果实，但需要一个成熟期。
[1]参见李学智《政治节日与节日政治——民国北京政府时期的国庆活动》，《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2006年第5期。
[2]参见姜瑞学《北洋政府与中华民国国民塑造——以“双十节”为中心的考察》，《聊城大学学报》2006年第3期。
[3]陈恒明认为政治符号是一种使用政治力量的工具，这种符号包括国家、民族、阶级、种族、教会或意识形态等。其构成乃系基于“社会流行信念”，铸为群众向往之标志，由之刺激群众情绪，使之发生输诚效忠之反应，实为直接左右群众信仰与行动，达成政治目的之有效工具；马起华认为政治符号是表象政治现象、政治制度、政治人物、政治观念、行为或态度等的一些简单而具体及易于感觉、辨识和理解的符号，其中纪念节日乃是典型的表象抽象的或内在的观念、精神、思想、感情等的政治符号（《中华民国政治符号之研究》，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第14、33页）。
[4]制度时间是指根据组织或机构的作息而制定的不同时间表及对时间表的不同分割，是组织或机构成员共同遵守的时间。涂尔干很早提出相对于个人时间的“社会时间”概念，后来人类学家布洛克进一步深入研究，发现每种文化内至少存在两套时间观：一套是“仪式时间”，一套是“日常时间”；一般在高度阶序化的社会，仪式较多，人们会将较多的时间用在仪式沟通上，仪式时间与日常时间不同，具有特定的社会和文会意涵（陈蕴茜：《崇拜与记忆：孙中山符号的建构与传播》，第224页），利用制度时间能够很好地对社会文化建构产生影响。
[5]《临时教育会纪事 十三日谈话会》，《民立报》1912年7月21日，第7页；《临时教育会纪事》，《民立报》1912年7月23日，第7页。
[6]《二十四日参议院会议记》，《民立报》1912年9月30日，第6页。
[7]《临时教育会纪事 十三日谈话会》，《民立报》1912年7月21日，第7页；《临时教育会纪事》，《民立报》1912年7月23日，第7页。
[8]《十二日参议院会议记》，《民立报》1912年9月18日，第6页。
[9]《十九日参议院会议记》，《民立报》1912年9月25日，第6页。
[10]《专电》，《民立报》1912年9月22日，第3页。
[11]《答客问革命纪念日应有之盛况》，《民立报》1912年9月22日，第12页。
[12]《二十四日参议院会议记》，《民立报》1912年9月30日，第6页。
[13]《总统命令》，《民立报》1912年9月30日，第5页。
[14]《国庆文字补录》，《民立报》1912年10月18日，第7页。
[15]白蕉：《袁世凯与中华民国》，台北，文星书店，1962，第69页。
[16]《中华民国之元年开民国周年纪念会议》，《大公报》1912年10月9日，第2版；《中华民国之元年开民国周年纪念会议（续）》，《大公报》1912年10月11日，第2版。
[17]王冬青：《纪念性景观的象征表达手法探析》，《装饰》2005年第11期。
[18]参见〔德〕黑格尔《美学》第2卷，商务印书馆，1979，第11页。
[19]《闲评一》，《大公报》1912年10月11日，第3版。
[20]《国庆日》，《民立报》1912年9月25日，第2页。
[21]《北京国庆纪念会纪盛》，《大公报》1912年10月12日，第5版。
[22]《举行国庆之盛典》，《申报》1912年10月10日，第7版。
[23]《宁垣纪念会志盛》，《申报》1912年10月12日，第2张第6版。
[24]《镇江祝典盛况》，《申报》1912年10月12日，第2张第6版。
[25]梦幻：《闲评一》，《大公报》1913年10月10日，第4版。
[26]《国庆日闻见种种》，《大公报》1917年10月12日，第1张。
[27]《双十节公园盛况》，《大公报》1920年10月12日，第2张。
[28]《双十节北京全市之点缀》，《大公报》1922年10月12日，第2张第2页。
[29]《宁垣纪念会志盛》，《申报》1912年10月12日，第2张第6版。
[30]《北京国庆纪念会纪盛》，《大公报》1912年10月12日，第5版。
[31]《杭垣举行国庆典礼之秩序》，《申报》1916年10月10日，第3张第7版。
[32]《双十节各界庆祝之情形》，《大公报》1922年10月10日，第2张第3页。
[33]《北京国庆纪念会纪盛》，《大公报》1912年10月12日，第5版。
[34]《北京电》，《申报》1916年10月10日，第2版。
[35]《杭垣举行国庆典礼之秩序》，《申报》1916年10月10日，第3张第7版。
[36]《国庆日闻见种种》，《大公报》1917年10月12日，第1张。
[37]《国庆纪念之南京》，《申报》1917年10月12日，第2张第7版。
[38]《双十节各界庆祝之情形》，《大公报》1922年10月10日，第2张第3页。
[39]《双十节见闻种种》，《大公报》1926年10月12日，第7版。
[40]《广州电》，《申报》1912年10月12日，第2版。
[41]《今日之国庆声中面面观》，《申报》1924年10月10日，本埠增刊第1版。
[42]《国庆日盛况之种种》，《大公报》1914年10月13日，第6—7版。
[43]《北京电》，《申报》1916年10月10日，第2版。
[44]《国庆日之游园大会》，《大公报》1922年10月12日，第2张第2页。
[45]参见郭汉民、敬妮《民国元年国庆纪念活动述略——以〈申报〉为中心的考察》（《历史教学》2007年第7期）一文，详尽描述周年国庆纪念，展现出全民参与、举国欢庆的架势。
[46]梦幻：《闲评一》，《大公报》1913年10月10日，第4版。
[47]《对于国庆日之感想》，《大公报》1914年10月10日，第5版。
[48]《今年国庆日情景》，《大公报》1915年10月10日，第5版。
[49]无妄：《闲评一》，《大公报》1915年10月10日，第5版。
[50]《国庆日中思国庆》，《大公报》1915年10月10日，第4版。
[51]《普天同庆之双十节》，《民国日报》1916年10月10日，第2张第6版。
[52]《宁垣庆祝双十节情形》，《申报》1916年10月12日，第2张第6版。
[53]《嘉兴三日中之国庆观》，《申报》1916年10月14日，第2张第7版。
[54]无妄：《闲评一》，《大公报》1916年10月10日，第1张第2版。
[55]心森：《闲评二》，《大公报》1916年10月10日，第2张第5版。
[56]《庆贺中之责望》，《大公报》1918年10月10日，第2张。
[57]雷行：《何谓国庆》，《大公报》1920年10月10日，第2张。
[58]《今日之国庆点缀》，《大公报》1922年10月10日，第1张第3页；《关于双十节所闻一束》，《大公报》1922年10月10日，第2张第2页。
[59]然犀：《吊国庆》，《大公报》1922年10月10日，第3张第3页。
[60]《怀远国庆日学界之举动》，《大公报》1923年10月13日，第1张第3页。
[61]参见陈恒明《中华民国政治符号之研究》，第29页。此书对政治符号的功能既有理论建树，又有实例分析。
[62]缪子：《我所经过之一打双十节》，《申报》1924年10月10日，第4张第1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