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 传奇小说发生的社会历史条件与精神史条件
传奇小说原本是7世纪前后在唐朝兴起的一种小说形式。对于唐传奇的起源虽然有争议，但普遍认为初唐末期张鷟（660？～740？）所作《游仙窟》为传奇的嚆矢之作。
该作品令当时在唐的日本留学生赞叹不已，其后对日本文学产生了巨大影响。同一时期，新罗的统治阶层子弟也在唐朝留学，考虑到这一点，自然可以认为，即便时间上有些差距，这一时期兴起的唐朝传奇小说应该同样也被新罗文人所接受。《旧唐书·张荐传》中有关张鷟记事的文献内容足以证实这一推测：“新罗、日本东夷诸蕃，尤重其文，每遣使入朝，必重出金贝以购其文，其才名远播如此。”
有趣的是，从罗末丽初传奇小说之一《崔致远》中能够感受到《游仙窟》的影响。可以推测，《崔致远》的作者不仅读过《游仙窟》，而且还曾广泛接触过中国的志怪小说和其他传奇小说。这种推测的根据在于，从《崔致远》中发现了与收录于志怪小说集《五行记》中的《陈朗婢》以及传奇小说《任氏传》相关的内容。对于前代文学作品的特定因素及相关意义恰当地加以运用或创造性地接受，这种态度和方式可以称为“模仿”，而《崔致远》中也不乏对《游仙窟》《任氏传》《陈朗婢》的模仿。
但是模仿必然要有这样一个前提条件，即模仿对象作品至少已经在当时文学读者层中广为人知，因为如果不具备这一条件，便难以期待模仿所带来的文学效果。这样看来，可以说《崔致远》中出现的模仿现象证明了至少在罗末丽初当时以及之前，志怪小说和传奇小说流传已经相当广泛。总之，通过《崔致远》我们可以确认这样一个事实：罗末丽初传奇小说是在对唐朝传奇小说的广泛阅读和接受基础之上形成的。
但是这种观点有可能会被归结为传播论的比较文学论，认为韩国传奇小说是在中国传奇小说的影响之下产生的。中国传奇小说对韩国传奇小说形成所产生的影响不可否认，但是在罗末丽初传奇小说发生的过程中，除了这种因素之外，或者说与这种因素相比，我们更应该关注的是，在对中国传奇小说的阅读体验基础之上，使韩国传奇小说成立的创作主体的内心要求乃至问题意识究竟是什么，它具有怎样的精神史意义。只有弄清这一点，才能阐明罗末丽初传奇小说发生的内在核心因素。
考虑到这一点，堪称罗末丽初传奇小说代表的《崔致远》自然再次引起我们的注意。在《崔致远》中，可以感受到主人公强烈的孤独感，这部作品深处蕴含着崔致远身为一名外国人在中国担任下级地方官时的孤独感。这种孤独感的根源在于，自己只是一名外国人，尽管才能出众，但只能担任一名下级地方官而已。总之，产生这种孤独感是因为认识到了世上无人能够理解自己的事实。
因此，这也和现实中的“疏离感”有关，这种疏离感使主人公脱离现实，关注世界“外部”，逐渐陷入梦幻世界，与二女的人鬼恋情也可以这样解释。崔致远的孤独感在回到新罗之后依然存在，他一直游离于世界边缘，最终辞世。这样看来，主人公崔致远终生都处于孤独之中。
当然，《崔致远》这种叙述并非事实，而是虚构的。尽管如此，《崔致远》刻画的主人公形象捕捉到了崔致远这一实存人物的某种“本质”面貌。说到这里，难免会令人产生这样一个重大疑问：能将历史人物崔致远的人性本质从这种“孤独感”的角度捕捉得如此生动，其作者究竟何许人也？由于目前没有留下任何相关资料，无法得出确切答案，因此只能从逻辑上进行推理。先从结论说起，《崔致远》的作者应该是一名知识分子或文人，与崔致远处境相似，或者至少能对崔致远的处境产生共鸣。若非如此，作者不可能将崔致远所感受到的孤独捕捉刻画得如此栩栩如生，这就是这一推论的重要依据。这种切身的孤独感只有亲身体验过的人才能理解，而且养尊处优或春风得意者都很难感受到深深的孤独，也很难理解其他人的孤独。如果按照这种方式来思考，估计《崔致远》的作者很可能是生活在罗末丽初的六头品出身文人知识分子。
在现有学说中，有人认为《崔致远》的作者是活动于11世纪后期的朴寅亮（？～1096）。《崔致远》为《殊异传》中的一篇，《殊异传》原本是崔致远的作品，之后由朴寅亮进行了增补，文人金陟明（据推测生卒年代为高丽中期）也曾对其进行过改编。从内容来看，《崔致远》不可能是崔致远本人所作，因此作者很可能是后来对其进行了增补的朴寅亮或金陟明。而考虑到作品出众的文采，恐怕只有朴寅亮才能写出这种文章，这就是朴寅亮作者说的重要根据。
但这种观点正确与否令人怀疑，笔者认为，《崔致远》是崔致远死后不久由某位文人创作的可能性更大。这位文人可能也和崔致远一样出身于罗末留唐六头品，约比崔致远晚一代，在新罗与高丽交替期混乱的社会现实中采取了一种超脱态度。这种推论的根据如下：首先，《崔致远》中对主人公崔致远的孤独、忧愁及厌世态度表现出了深深的共鸣；其次，作品结尾长达六十三句的长篇古诗是一篇十分优秀的佳作，若没有出众的文才，不可能创作出来；最后，作品结尾处有崔致远“种牡丹，至今犹存”的句子，这也是这一推论的根据。
那么，谁能满足这些条件呢？朴寅亮能满足第二点，但难以满足第一点和第三点。考虑到这些问题，最近李东欢教授提出，《崔致远》的作者可能是留学唐朝的崔匡裕，他是崔致远家族中人，十分理解崔致远的处境，并且深有同感。笔者认为也有这种可能性，但并没有资料能够明确证实这一点。
众所周知，新罗社会实行骨品制身份制度，在骨品制下，六头品又称“得难”，被认为是高贵的身份。尽管如此，考虑到骨品制的规定主要以真骨为中心，六头品并非新罗社会的主人，而是具有附属支配身份的性质，因此这一阶层主要在学问和宗教方面极为活跃。这个阶层受到身份上的制约，在社会和政治方面无法充分发挥自己的才能，因此心中难免会产生矛盾和不满。到了新罗末期，这一身份阶层中留学唐朝者逐渐增加，因此具有文人素质和知识分子眼界的人物越来越多，这种情况必然变得更加严重。而且新罗末期的社会极为混乱，从崔致远的《寓兴》和《古意》等诗作中也可以看出，身处这样的时代，知识分子很难做到问心无愧、洁身自好。《崔致远》的作者很可能是将在这种时代背景之下产生的不满和烦恼以及对世界的感情投射到传奇小说之中。因此，他比任何人都敏锐地读懂了崔致远的孤独感，并且希望借此来表现出自己的孤独感。
如上所述，在韩国传奇小说起源期，这种“孤独感”具有特别的意义，这一点引人注目。虽然仅凭这一点无法解释韩国传奇小说，但是在《崔致远》之后的传奇小说中，尤其是不少具有较高艺术水平、有争议的作品，都将孤独感作为作品的创作基调。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种孤独感堪称韩国传奇小说起源和发展的主要历史哲学底蕴，因为尽管不同时代和作家所表现出来的具体意义有所不同，但其中蕴含着深远的社会历史学意义与精神史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