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密西西比泡沫
一些公司偷偷地纠集在一起，发行新股票，从事着非法交易。
他们吹牛，说大话，以空洞的谎言来诱骗城镇里的人们。
他们首先建立起新的信用，然后再大声喝止，
将这空洞无物的东西分成了若干股份，
再用谣言把大众聚集起来。
——丹尼尔·笛福
赌徒约翰·劳
一个人的生涯一旦与发生于1719—1720年间的巨大阴谋发生密切的联系，那么，一部密西西比疯狂浪潮的历史，就一定是其伟大的作者约翰·劳的生平素描。除此之外，实在没有更好的办法来介绍此人。
对于如何描述约翰·劳，历史学家们意见不一。
有人认为，应将其描述成一个十恶不赦、处心积虑的骗子、阴谋家，有人则认为应将其描述为一个疯子。就这样，根据看法的不同，形成了以上两种不同的流派。在约翰·劳在世的时候，此两派均对其极尽攻击之能事，对其本人和“事迹”大肆渲染。
当时，人们无法忘记的是他的计划给人们造成的不愉快的后果。直到如今，这恶果还让世人感同身受。
不过，针对人们对约翰·劳的指责是否有公正性，后人已经找到了相关的证据，并就此提出了质疑，目的是为了证实约翰·劳并非一个罪大恶极的骗子，也并非丧心病狂的疯子。
实际上，倘若称其欺骗了世人，那么，不如说他也是受骗上当者；倘若称其行为是犯罪，那么，不如说是他人对他本人的犯罪。他对于信用的哲学和真正的原则，其实是相当熟悉和了解的。
相比于同时代的人，他更加了解货币问题。倘若说其体系的垮台和如此巨大的崩溃、灾难相伴而行的话，那么，他应该承担全部的责任，而那些推波助澜、共同构成其体系的人们也同样应该承担责任。他并不曾想到，整个国家会因贪婪而被疯狂地卷入其中；他也不曾想到，如同盲从一样，信心也可以无限制地扩大，而希望则如同恐惧一样可以变幻莫测、轻易失衡。
他又如何能预见，法国人会出现如下情况——人们如同古老寓言里的人一般，任自己在疯狂的、热情的驱使下，将那只本来可以下更多金蛋的美丽的鹅杀害呢？
如同那位首个冒险从伊利湖划船到安大略湖的水手的遭遇一样，他的命运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他驾船划过的河流，是那么开阔而平静；他的行程是那么迅速而愉悦。唉，结果他遇到了麻烦！当奔流的大水意料之外地扑面而来的时候，面对着惊涛骇浪的时候，他想采取措施，却为时已晚。于是，那一路上与之相伴，让其享受畅游之乐的潮流，如今，变成了灭顶之灾，成了毁灭之流。
然而，当他用尽全力打算重返原来的航线时，他发现，这股潮流的力量是如此强大，单凭自己微薄的力量压根无法扭转乾坤。而此时，他本人也正一点一点地接近那可怕的、巨大的瀑布。
狂暴的涡旋已难以控制，巨流将其卷起又吞没，他的身体被尖利的岩石划过。最终，巨石和水流将他连同乘坐的小舟一起撞碎，使之变成片片残缺的碎片。此刻，无情的、疯狂的水流也随之撞到深潭之中。刹那间激起了千万层细密的水雾，而仅在某一瞬间沸腾了一下后，就散落成为泡沫，没过多久，又恢复到原本的状态，平静地向前流淌着，就如同不曾发生任何事情一样。
对约翰·劳和法国民众来说，当时发生的一切同样也是如此。他本人就是那位驾船人，而法国民众就是那曾经为其带来无穷乐趣，最终却又将其毁灭了的滔滔水流。
1671年，约翰·劳出生于苏格兰的爱丁堡。其父为法夫郡一户古老望族家里的小儿子，成年后继承了祖辈的金匠和银行家的生意。因为经营有道，他在做生意的过程中慢慢积累起巨额财富。而这笔财富，足以让其实现自己的心愿。这是一个在其同胞中相当普遍的心愿，那就是将一个代表领地的名号添加在自己的姓氏中。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他将劳里斯顿和兰德斯顿的地产买下，并因此而成名，其名字也变为了所谓的“劳里斯顿的劳”。
本篇回忆录的主人公劳，就是“劳里斯顿的劳”最小的儿子，在他仅仅14岁的时候，就到父亲的会计事务所里做事。三年后，他在努力、辛勤的工作过程中，深刻地了解了当时苏格兰银行业所采用的基本原则。一直以来，他在数字的研究方面充满着巨大的兴趣与热情。在他还是荏弱少年的时候，人们就为其对数学、计算的熟练与精确深感叹服。
17岁时，他已经成长得相当高大、强壮了，体格也相当匀称；尽管其面孔上因为青春痘而留下了深深的疤痕，不过，因为他极具表达力且言语风趣、机智而格外惹人喜欢。此时，他开始不再关注自己的生意，而是越来越自负，整天沉湎于过分浮夸的华服之中。女士们对其特别青睐，亲切地称他为“美人劳”；而其同性们则对他的轻浮奢华的行为颇为不屑，为他起了一个“杰莎米·约翰”的绰号。
1688年，当他的父亲不幸去世后，他就彻底地远离了那张令其生厌的课桌。他渴望拥有父亲留下来的劳里斯顿的地产所带来的收益，同时，也为了开眼界、见世面，于是，他动身去了伦敦。
如今的劳不但年轻，而且很是狂妄自大。他仪表堂堂，英俊潇洒，财产身家也还说得过去。不过，他的自控能力极差，做人、做事恣肆张扬，不知收敛。所以，他一到伦敦，就将自己旺盛的精力投入到浮华奢靡的生活中去了。没多久，他就成了赌场里的常客。
由于他能依据某种深奥、复杂的概率进行计算，为自己制订出特定的计划，且依计划行事，最终为自己赢得了数目可观的赌金。他的运气遭到了每一个赌徒的妒忌，许多人开始观察他如何赌博，跟在他后头仿效他，并下同样的注。
不只是赌博，在追求女性的方面，他显然也是如鱼得水，幸运非常。这位英俊潇洒的苏格兰人甚至得到了最有品位的女士的高贵、优雅的微笑。在众人眼里，他年轻，富有，做事机灵，且乐于助人。
不过，物极必反。在这所有的成功为其彻底改变、铺平了道路之后，在经过九年花天酒地、纸醉金迷的生活之后，他已经彻底成为一个迷途深陷、不可救药的赌徒。同时，与其玩兴疯狂增长相反，其对风险的谨慎和周到的考虑却越来越差，并逐渐消失了。
若想弥补巨大的损失，只能承担更大的风险，进行更大的冒险。在一个倒霉的日子里，约翰·劳的手气特别差，他赌输了全部家当，除非将家中的房产拿来抵押还债，否则他压根无法偿还这笔赌债。最后，被逼无奈的他不得不以房产抵押还债。
与此同时，他的风流韵事也为他招致了麻烦。在一桩与一位韦丽尔斯女士（即后来的奥克尼伯爵夫人）有关的恋爱事件中，或者，也可以称之为一次小小的调情事件中，一位名叫威尔逊的先生对劳产生了怨恨与不满。于是，他接到了威尔逊先生决斗的挑战。
劳毫不在意，从容应战，并于决斗中不幸将对手当场射死。当天，威尔逊先生的亲人就以谋杀罪提起诉讼，将其告上了法庭，劳于是被捕入狱。后来，他被裁定有罪且被判处了死刑。不过，后来又得以减刑，改成了罚款，原因是法官认为，其所犯的罪行仅为过失杀人。死者的一个兄弟为此进行了上诉，劳只好被拘留在“王座法庭”。后来，不知道发生了何事，约翰·劳成功地从法庭里逃跑了。
他到底是怎么逃走的，又用了怎样的手段呢？对于这一切，他从不曾予以解释。后来，在人们组织的一个反对行政司法长官的活动中，约翰·劳成为加泽特杂志被广泛宣传的人物，甚至达到了家喻户晓的程度。他还因为入狱之事获得了人们颁发的一项奖励——这是对其进行的补偿。
在人们的口头描绘中，他是“约翰·劳船长，一位苏格兰人，刚刚26岁；一位个子相当高、皮肤黝黑、精干而无赘肉的男人；相貌端正，身材匀称，身高6英尺开外，脸上长着大大的青春痘坑；大鼻子，说话声音又响又亮”。以上的描述若称为是对他的描写，那么，倒不如称为是为其画的漫画。据推测，这段描绘是为祝贺他的逃亡而作的。
他成功地到达了欧洲大陆，并在那里游历了三年。在这三年中，他将自己的大量的注意力投入到所经过的每个国家的货币和金融事务上。他在阿姆斯特丹逗留了数月，在基金方面进行了某种程度的投机。在那里，他用整个上午的时间对金融和贸易原则进行研究，再将整个晚上的时间投入赌场里。
通常的情况下，人们认为，他是1700年回爱丁堡的。他还在那个城市出版了一本名为《为何要成立贸易委员会》的小册子。不过，这并未引起人们多大的兴趣和热情。
不久之后，他又制订了一项计划，内容是建立一家所谓的“土地银行”。如果按照正常的收益率来计算，这家“土地银行”发行的票据必定不会超过这个国家全部土地的价值；而在特定时间内，将所有权加上的话，土地银行发行的票据将会和土地的价值相等。苏格兰国会因此计划而震动，一时间，人们对此事纷纷加以议论，发表着自己的看法。因为劳赢得了一个被称为“中队”的中立党派的好感，于是，此党派提出了动议，内容就是要建立这样的一家银行。
最终，国会通过了一个解决办法，即建立起任何形式的纸质信用体系，以强制进行纸币流通。此举对这个国家而言是一次不恰当的、功利主义的行动。
在此项计划宣告失败之后，约翰·劳在争取就杀害威尔逊先生的事件获得谅解与宽恕的努力失败之后，离开了苏格兰，重返欧洲大陆，并且在赌博领域重操旧业。
奥尔良公爵
在接下来的14年里，他在佛兰德尔（比利时西部和法国北部的北海沿岸上的地区，从前是一个国家）、荷兰、德国、匈牙利、意大利和法兰西等国无目的地四处漫游。很快，他对于贸易的范围以及各国的资源情况有了一个清楚而全面的认识，并且越来越坚定了一种想法：一个国家只有使用纸币，才能繁荣富强。
在这段游历和思索的过程中，表面上看，他靠着成功的赌博来维持生计。在欧洲各国首都的任何一家著名的赌场里，他在人们的眼中，是一个富有技巧，可以处理复杂深奥的概率问题且能把握先机的人。所以，他在那里成了名人，且颇受人赞赏。
然而，在开始的时候他曾被地方行政官员从威尼斯驱逐出去，后来又从热那亚被驱逐出去，原因是在那里的地方官看来，他是一个相当危险的观光客，会对本城的年轻人造成伤害。在滞留巴黎期间，他也因为自己的言行而受到警察局中将阿金森的迫害。阿金森命令他马上离开首都巴黎。不过，由于他在接到驱逐令之前就于一次沙龙上结识了旺多姆公爵、孔蒂王子以及影响力巨大的奥尔良公爵。于是，在最后者的影响下，他的命运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而且这种变化可以说是命中注定的。
这位苏格兰冒险家身上洋溢的旺盛的活力，得到了奥尔良公爵的青睐。而对于这位注定会成为自己的保护人的皇亲权贵，劳也十分赞赏，尤其是公爵那过人的机智以及和蔼可亲的态度。他们常常出席对方举办的社交活动。为了将自己的金融主张和信息传达给这位命中注定与王冠只差一步的公爵——没错，无须太久，这位公爵必定会在政府中扮演一个相当重要的角色，劳不放过任何一个机会。
在路易十四去世前不久，或者遵照某些人的说法，1710年，劳将一份财务计划提交给审计官狄斯马里兹。据报道，此事曾得到法王路易十四的过问，他想弄清楚此计划的倡导者是不是一位天主教徒。当他得知约翰·劳并非天主教徒之后，他变得不愿意与劳之间发生任何关系。
经过这番打击后，劳来到了意大利。此时，各种各样的融资计划充斥于他的脑海中。他就把在意大利建立土地银行的想法，灌输给萨伏伊公爵维克多·阿马杜斯。公爵给出的回复是，他是一个太过无力的当权者，计划很容易就会毁于一旦——这样伟大的一项计划执行起来，自己的支配权实在过于有限。不过，他给劳的建议是，再到法国国王那里试一试。原因是他相信，倘若劳非常了解法国人的性格的话，他的这个既新鲜又好像很有道理的计划，一定会引起法国人的兴趣。
1715年，法国国王路易十四去世。一个年仅七岁的小毛孩——路易十五成为王位的继承者。作为摄政王，奥尔良公爵于国王未成年之前承担着管理政府事务的职责。如今，劳意识到，自己的处境变得非常有利了。他知道，自己事业中的高潮已经到来，这股潮流会让自己在洪水的驱使下达到人生的巅峰。
作为摄政王的朋友，他的理论和抱负已深为对方所熟悉。此外，劳为拯救法兰西伤痕累累的财政信用，付出的所有努力也得到了摄政王的支持——因为在路易十四奢侈无度、负债累累的统治下，法兰西的信用体系已经糟糕到了极点。
法兰西金融危机
路易十四的专制统治并不曾与其本人一起被埋进坟墓，广大民众依旧对此表示不满和痛恨。最终，这种压抑得过久的仇恨，在对其统治的记忆之中爆发了出来。实际上，路易十四终其一生都生活在阿谀奉承之中，其身边的人们竞相肉麻、谄媚地对其吹牛拍马，就这点而言，他堪称历史第一人。
如今，人们指责其为暴君，称他是一个心地狭隘而又固执的人，一个掠夺成性的盗贼。人们将其塑像打得变了形，将其画像撕扯下来。可以说，老百姓对其极为痛恨，世人对其极其唾弃，甚至他的名字都成了自私和压迫的代名词。人们也遗忘了他的军队从前的荣耀，所记得的唯有他的倒行逆施、奢侈无度以及残暴冷酷。
这个国家的金融系统，处于一种极端无序而混乱的状态之中。因为当权者是一个大肆挥霍、腐败堕落的统治者，因此，差不多所有的官员均效仿他那挥霍、腐败的作风。不管是职位最高的，还是级别最低的，几乎每个官员都尽己所能地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力为自己谋福利。
如此一来，法国就被带到了毁灭的边缘：国家的债务总额高达30亿里弗（当时的法国货币单位，1里弗相当于20个苏），可是，整个国家的年收入只有1.45亿里弗，这其中，每年仅政府开支一项就高达1.42亿里弗，其余剩下的300万里弗不得不用来支付30亿债务的利息。摄政王所关心的头等大事，就是如何为这样规模巨大的灾祸找到一剂根治的良方。为此，他很早就组织了一个委员会来讨论此问题。
德·圣西蒙公爵认为，重病需要猛药医，因此，除非用一剂在当时看来十分大胆而危险的药方，才能将法兰西从革命中挽救过来，除此之外，别无他法。他向摄政王提议，将政府要员召集起来，宣布国家破产。
德·诺埃勒斯公爵则是一位处事圆滑的老好人，同时也是一位成功的朝廷大臣，更是虚伪、腐朽的功利主义的代表，他一点儿也不想因为那些高明的见解而让自己惹上什么麻烦，或者引起自己的苦恼。于是，为了反对圣西蒙的计划，他动用了自己的所有的影响力。就观点而言，摄政王和诺埃勒斯公爵一样，所以，这剂猛药被否决了。
最终获准采纳的方案，虽然还是声称要保证公平，不过，结果仅是助长了罪恶，让灾难变得更加严重。
这个国家因为最不诚实的第一种方法而没能得到任何好处。命令下达后，货币被重铸，通货的币值贬值了五分之一；那些手持1000块金币或者银币来到铸币厂的人，又得到了名义上价值相等的硬币——不同之处在于，所含金属的重量仅为原来的五分之四罢了。
借助于这一计谋，财政部获得了7200万里弗的收益，不过，此举却让这个国家的所有商业运作陷入了混乱无序的状态。为了平息民众的愤怒与不满，政府减免了九牛一毛的税收。人们在获得这点微不足道的眼前利益的同时，也将可预见的巨大灾难淡忘了。
接下来，政府组织了一个公正法庭，其任务是对贷款契约签订方的营私舞弊行为和农场主的收入进行调查。不管在哪个国家里，人们永远不会欢迎税务征收人员，此时的法国税收人员，也理所应当受到人们的憎恶和谴责。于是，整个国家因为这些包税人以及那一大群下级代理人（他们被称为税务员）被传唤来为自己的错误行为承担罪责，而陷于从来不曾有过的喜悦之中。
为此目的而组建起来的公正法庭，也得到了相当广泛的支持。这个公正法庭的组成人员，包括国会的主席和委员会，援助法庭和质询法庭的法官，会计署的官员，总指挥者是财政部。他们鼓励检举者提供证据，让罪犯得到法律的制裁，并且承诺，举报人将获得罚款，充公的赃款、赃物的五分之一的奖赏。
他们还承诺，只要能举报这些隐藏的财产，举报者将获得罪犯所有隐瞒不报的财产中的十分之一作为奖励。
当组建这个法庭的公告颁布实施后，那些和此事关系最重大的人们产生了一定程度的恐慌，这种反应仅能解释以下问题：他们盗用的税款数额或许相当大，甚至无法弥补。然而，人们不会对这些人的惶恐表示同情。他们担忧的事情最终发生了，那就是他们很快被提起诉讼。
一晃眼，巴士底狱就住满了此类罪人，以至于再也无法容纳其他被送来的犯人，甚至，全国各地的监狱也都被罪犯或者嫌疑犯塞满了。一道命令下达给了全国的旅店管理人和负责为旅客提供膳宿、驿马的人，内容是禁止为那些急于逃跑的家伙提供马匹；同时，任何人不得收容罪犯或者为其逃跑大开方便之门，违者将受到高额罚款的惩处。
在此过程中，有的罪犯被判处戴枷之刑，戴着颈枷、手枷游街示众，有的罪犯则被送上囚船，罪行较轻的罪犯被处以罚款和监禁。只有一个遥远省份的富有的银行家兼包税人，被判处了死刑。此人的非法收入多到了令人瞠目结舌的地步——他为了逃跑情愿出资600万里弗，合25万英镑！在其管辖的地区，人们将其视为残酷贪婪的暴君和压迫者。
最终，他为了逃命而出人贿赂，却遭到了拒绝，其本人也得到了死刑的惩罚。其他的人也许罪恶更大，不过，与他相比，运气显然要好得多，总算是将自己的小命保住了。
因为违法者都会将赃款藏匿起来，因此，最终被没收、充公的财产甚至比不上交纳罚款的数额。当然，政府面临的艰苦局面稍微有所缓解，同时，以税收为名收取的罚款，在征收的时候也不因违法者的不同而加以细分。可是，政府的任何一个部门均腐败透顶，以至于这些流入国库的资金虽然可以让国家受益，但也不过是杯水车薪、于事无补。
出乎意料的是，这次清查的主要收益，其实是流入到朝廷宠臣及其妻子、情妇的手里。当时的一位金融业者，应征缴的税金和他的财富及罪行成正比，其总额高达1200万里弗。然而，这个罪犯却受到了某伯爵的召见。这位伯爵在政府职员中地位尊崇，举足轻重。他提出，可以尽力帮其免除罚款，条件是他得给自己10万克朗。这位金融家给出的答复是：“您来迟了，我的朋友，我早已与您的妻子以5万克朗的价格成交了。”
彼时，以这种方式征收的款项差不多是1.8亿里弗，其中，用于支付国家债务的仅为8000万里弗。余下的钱被改头换面，转而成了大臣们的私有财产。
就此，梅塔隆夫人这样写道：“每天，我们都能听到摄政王颁发的一些新的赏赐。人们对于如此滥用这些从盗用公款的人那里拿回的民脂民膏非常气愤，为此而议论纷纷。”
当最初的不满与怨恨得以宣泄之后，人们开始对弱者产生了同情和恻隐之心，他们变得义愤填膺，认为政府此举是小题大做，认为此举是用巨大的努力达到微不足道的目的。就公平程度来说，人们认为，将一部分蠹虫侵吞的民脂民膏改用来养肥另一些无耻之徒，二者之间并不存在着怎样的区别。
于是，只在几天之间，任何一个罪行较为严重的家伙都受到了惩处，而公平法庭则在到处寻找牺牲品，为的是将自己更加卑下的使命延续下去。
在高额悬赏的引诱下，职业告密者出现了，他们无端指责那些品行端正的生意人，声称其犯有欺诈和勒索罪。这些无辜的人为了恢复自己的名誉以示清白，只好将自己的诸多事务在这个法庭上公开。一时之间，民众怨声载道。
一年后，政府才发现，倘若不控制事态的进一步蔓延，将是极不明智的。于是，公平法庭被解散，并大赦了所有未受指控的人。
约翰·劳创立纸质货币
对于这场金融乱局，劳在一旁始终洞若观火。此时，除了摄政王，没人能更加深刻地感受到这个国家的可悲现状。不过，相比于其他人，他更不愿意如同一个男人那样，无畏地制止国家滑入更深的泥沼中——因为他讨厌商业活动；在未经适当审查的情况下，他只会在官方文件上署名，然后让他人去承担原本应该由自己承担的责任。
于他而言，他的高级公署必须要关注的事务真是太令人头痛了。他清楚，自己一定要采取某种行动了。不过，就采取行动的精力而言，他也的确不足。同时，他还缺少可以牺牲自己的安逸和悠闲来担此重任的美德。正是因为此种禀性，也就不奇怪，对于劳所提出的庞大的金融计划，他会如此醉心——它们能够轻松地得以执行，而且，提出者又是自己熟识的聪明的冒险家，自己又是如此赏识此人的才干。
当劳出现于法国宫廷中的时候，他得到了摄政王最衷心的欢迎。他将两份备忘录提交给摄政王，在此两份备忘录中，他尖锐地指出了困扰法兰西并使之衰落的罪恶之源——货币屡屡贬值是由于通货不足造成的。他断言，倘若缺少纸币的辅助和支持，单一的金属通货压根不可能让一个商业国家的需要得到满足。为此，他还特别引用了英格兰和荷兰的例子，以此证明纸币的优越性。
为了论证信用的主题，他引用了许多强有力的论据，而且就法兰西信用的恢复问题提出了具体的方法。此方法就是针对当时的法国的衰弱情况，允许他建立起一家银行，由这家银行对皇家的岁入进行管理，并且，以财政税收和不动产证券为基础发行票据。他进一步提出，就名义而言，这家银行理应由国王直接管理，不过，要接受议会指定的专员们的监督。
当这两份备忘录还处于考虑阶段时，劳就用法文翻译了自己关于货币和贸易的论文，并且，用尽各种方法在全国各地宣扬自己金融家的声名。没过多久，他就成了人们议论的焦点人物。摄政王的心腹们也将摄政王对劳的褒扬之辞到处传播，所有人都期盼着看到拉斯先生[1]的壮举。
1716年5月5日，政府公布了一份皇家布告。该布告授权劳与其兄弟，共同以劳氏公司的名义建立起一家银行，该银行的票据在支付税收时应当予以接受。银行的资本金固定在600万里弗，每股500里弗，一共是1.2万股，其中的四分之一可以采用金属铸币购买的方式，余下的部分则一定要用公债购买。人们认为，只有经验证明劳的提议是安全且有利的，人们才会认为，赋予他在备忘录中所乞求的全部特权是合适的。
如今，劳可谓一夜间咸鱼翻身，继而飞黄腾达。他用自己30年的学习和研究所得指导银行的经营、管理。由于其票据均为见票即付的方式，故在发行的时候就可以和等额的金属货币进行兑换。最后这一招，可谓神来之笔，马上就让其票据的身价倍增，其价值甚至比贵金属货币还要高得多——贵金属货币的币值并不稳定，且处于政府盲目的操作之下，贵金属货币一直存在着贬值的危险。某一天里，1000里弗的银币或许和它的名义价值是一样的，不过到了次日，其价值或许就要减少六分之一。然而，劳的银行发行的票据却具有保值的功能。
与此同时，劳还公开宣称，倘若一位银行家在发行银行券的时候，不对任何需求予以足够的保证，那么，这位银行家的确罪该万死。劳此举的效果就是迅速提升了其票据在公众心目的地位，人们在接受此种票据的时候，价格比铸币还稍高百分之一。
没过多久，它为国家的贸易带来的好处就体现出来。法国日渐衰弱的商业景气开始抬头，并略有复苏；税款的缴纳也更加有规范可循，并且人们对纳税的抱怨与不满也减少了很多。在一定程度上，人们对国家的信心已经建立起来，并相信这一体系会牢固地存在，倘若继续保持这种良好形势，必将得到更大的利益。
仅在一年之内，劳氏银行发行的票据就升值了15％，而政府公债——或可称之为政府替穷奢极侈的路易十四欠下的债务提供担保而发行的票据，其折扣却不低于78.5％。劳利用这种鲜明的对比获得了极大的好处，从而令自己成了整个王国关注的对象，同时，其信誉也越来越高，劳氏银行的发展势头不可阻遏。
在里昂、罗谢尔、图尔、亚眠和奥尔良，劳氏银行的分支机构差不多同时建立，并开门营业。
密西西比计划
摄政王对于劳的成功感到相当惊讶，这实在出乎他的意料。不过，他也慢慢接受了这一观点：纸币的力量是如此强大，绝对可以取代金属货币。正是由于产生了这一错误观点，因此，其后来所作所为均是以此为基础的。与此同时，劳也开始着手策划那个让他遗臭万年的著名计划了。
他建议摄政王（如今的摄政王对他可说是言听计从，信赖有加）设立一家公司，公司拥有一种独占性特权，即它可以和美国伟大的河流——密西西比河流域，及其西岸的路易斯安那省的人们进行贸易。人们猜测，那个遥远的国度出产黄金，富庶到了极点；而这家拥有独占性特权的公司，借助于其独有的商业机遇所带来的丰厚利润，一定会成为税收的唯一包税人，也成为金钱的唯一铸造者。
1717年8月，在颁布了正式的授权书后，这家公司就应运而生了。公司的资本金被分割成20万股，每股500里弗，任何一笔资金均由公债来支付。公债的价格则按照其票面价值来计算，虽然它们在市场上的价格仅为160里弗。
如今，全国被席卷入投机的狂热中，举国上下都陷入一片疯狂之中。劳的银行取得了非常大的成功，于是，他对将来做出的任何预言和承诺，均被当时的人们奉为圣旨纶音，付之以绝对的信任。每天，这位吉星高照的设计者都可以从摄政王那里获得更多的新特权。比如，烟草销售的垄断权属于劳氏银行，提炼黄金和白银的专有权也属于劳氏银行。而且，最终，劳氏银行摇身一变，成为法兰西皇家银行！
暂时的成功麻醉了他们，春风得意的劳和摄政王，都将古圣先贤大声疾呼的真理忘得一干二净——倘若一个银行家要发行银行券，一定要有必需的资金作为准备。当劳氏银行刚刚由一家私人银行变成公共金融机构时，在摄政王的敦促下，它就制造了总额高达10亿里弗的纸币！
此举是对稳健原则的首次背叛，为此，劳遭到了不公正的指责。然而当初，他控制银行事务的时候，他发行的钞票从不曾超过6000万。我们不清楚，劳对此次非正常的增发钞票是否表示反对，不过，考虑到此事发生于银行刚成为一个皇家机构的时候，因此，为了公平起见，摄政王仅能承担制度改革的指责。
劳发现，一个以专制统治为特征的政府，就是自己的立身之处。不过，此时，他还不曾清醒地发现，政府会对信用这么一个复杂微妙的系统施加如此恶劣的影响。后来，他从自己的切身教训中获得这一教训。不过，彼时，他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听从摄政王的差遣，从事那些与自己的原则相违背的事情。
正因这一最应受到谴责的弱点，所以，他只能尽自己之力帮助摄政王发行更多的纸币，从而达到“淹没”这个国家的目的。此时发行的这些纸币，由于缺少了坚实的贵金属基础，其价格注定会在某个特定的时间一落千丈。他的双眼因为当前过分的繁荣而缭乱起来，以至于无法看到那早晚要降临到他头上的倒霉的前景。一旦因为某种特定的原因导致警报被拉响，他就会陷入不可逃脱的劫难之中。
议会在最初的时候对于这个外国人的影响力十分嫉恨，除此之外，他们还很担心劳的计划的安全性，对其充满疑虑。不过，随着劳的影响力不断提升，他们也变得更加憎恶、仇视他。
大臣德·阿古苏由于反对大量增发纸币，反对国内金币和银币的持续贬值，因此，被摄政王无情地免去了职务——此举更加激化了议会对劳的仇恨与不满。随即，德·阿金森——摄政王的忠实爪牙，一个一心投其所好、欺上瞒下的家伙，接替了阿古苏的职位，同时还获得了财政大臣之职。这令议会的怒火达到了顶点。
所谓“新官上任三把火”，这位新上任的财政大臣采取的第一步行动，就是让铸币进一步贬值。德·阿金森经常骄傲于自己的伟大创举，甚至时常以此自我吹嘘，说明自己的能力是如此卓著——他用4000枚老的足值铸币，就铸造了5000枚新的、小的、不足值铸币。此人对于交易和信用的真实原则显然十分无知，以至于他压根不曾意识到，其所作所为对贸易和信用造成了巨大的伤害。
这样的财政体系的失策和危险，议会即刻有所察觉，于是，摄政王得到数次关于此事的进谏。议员们力劝摄政王，尽快停止这一不可思议的计划，却遭到了摄政王的拒绝。此时，议会借助于一次大胆且独特的越权行动，下令要求，在支付中仅接受符合原有标准的足值货币。为此，摄政王勃然大怒，召集了一次审判会议，并在会议上宣布，上述命令无效。议会拒绝服从他的命令，同时，又立即颁布了另一条法令。于是，摄政王再次行使自己的特权，宣布此项法令无效。
最终，直到1718年8月12日，议会采取了更为激烈、强硬的反对方式，通过了又一项法令。该法令严禁劳氏银行与国库岁入的管理发生任何直接或间接的联系，倘若违背，将施以重刑。同时，严禁任何外国人以个人或他人的名义插手国家金融事务的管理工作。
在此，劳成了议员们眼中的罪恶之源，他们还提议：将劳送交法庭进行审判，他一旦被宣判有罪，将会在审判法庭的门前被绞死。
此时的劳处于极度的惊恐之中，惶惶然如一条丧家之犬，他急忙逃到了皇宫，请求摄政王的庇护，同时，请求摄政王采取措施迫使议会屈服。摄政王从不曾像如今这样上心做事过——他因此事大受触动，还因此事引发了与梅因公爵和索洛斯子爵（此二位均为已故国王的儿子）之间的激烈争执。最后的结果是，他将议会的反抗弹压下去，将议长和两位委员拘禁后，送到了遥远的监狱监禁起来。
于是，特权如狂风一般将笼罩在劳头上的第一朵乌云吹走了。当人身危险得以消除之后，劳就把全部的精力投入其著名的密西西比计划中去。虽然议会不断地进行阻挠，甚至提出异议，密西西比公司的股票价格还是一再地飙升。
狂热的股民
1719年初的时候，一项法令被颁布，内容是密西西比公司获得了和东印度、中国、南海进行贸易的专有特权，并且获得了经营科尔伯特创建的法国东印度公司的所有财产的权利。由于业务有了如此巨大的增长，于是，密西西比公司理所当然地将名称更改为印度公司，并且扩增了5万股新股作为扩充资本。
如今，劳发出的招股说明书对投资者来说是极具诱惑力的。他给出的承诺是，对价值500里弗的每股股票，每年会派发200里弗的股利。对于那些以公债名义价值购买的股票而言，其实际支付的购买价仅为100里弗，所以，劳仅在股利这一项上的利润率，就高达120％左右。
始终处于持续狂热状态的公众，如何能够抗拒如此吸引人的暴利呢？然而，这5万股新股，吸引了至少30万人申购。于是，从早到晚，前来申购新股的焦急万分的申请人，将劳位于坎康普瓦大街的宅邸围得密不透风。由于并不是每个申购人都可以购得新股，因此，在好几个星期后，新股东的名单才确定下来。
在这段时间里，公众处于疯狂的焦虑状态中。每天，劳的大门前的街道上都站满了公爵们、侯爵们、子爵们，连同他们的公爵夫人们、侯爵夫人们以及子爵夫人们，他们在这里一等就是数小时，为的就是弄清申购的结果。
最后，为了免于被数以千万计的平民百姓挤到（劳所在的那一整条大街都挤满了民众），这些贵族老爷、太太们就将邻近的公寓租下来，为的就是在劳这位“财神爷”出来分发财富的时候早点抓住机会，早早得到消息。
南海公司股票的价值每一天都在增加，全国上下，似乎每个人都被这炫目的黄金梦吸引着，产生了更多的新的购买申请。这些申购的数量变得特别巨大，以至于有人认为，理应发行的新股数应当高于30万股，每股500里弗，从而帮助摄政王借助公众的热情还清国家的债务。
当然，为了实现此目的，还需要15亿里弗的资金。国民的热情高涨无比，此时，但凡政府授权，三倍于此的总额也轻松地被预订一空。
如今的劳处于成功的顶峰，而人们也离昏乱糊涂的顶点越来越近。无论是最高贵的阶层，还是最低下的阶层，人们均对未来的富裕前景满怀信心和期望。上流社会的名人无一不对买卖股票充满热情，除了圣西蒙公爵和维拉斯元帅。人们不管男女老幼，不管贫富贵贱，无不密切关注着密西西比证券的上涨和下跌。
投机者主要的出没之地就是坎康普瓦街。这是一条狭窄的、难行的街道，因为聚集的群众过多，给交通造成巨大的压力，以致交通事故频发。这条街上的房屋，平时的年租金仅为1000里弗，如今，却暴涨到了1.2万或1.6万里弗。坎康普瓦街上的一位皮匠，把自己的一个摊位让了出来，而其本人就在那里替经纪人及其客户准备书写工具和材料，每天，仅此一项就可获利差不多200里弗。
还有一个故事，听起来更加不可思议，一个驼背男子站在坎康普瓦街上就赚到了相当可观的收益。其生财之道极有意思，就是将自己的驼背借给那些焦急的投机人当写字桌！
就这样，更大的投机者被聚集在一起做生意的一大群人吸引而来。全巴黎所有的小偷和道德败坏者又被更大的投机者吸引而来，于是此地不断发生骚乱和混乱。每当夜晚的时候，经常需要派一队士兵来此打扫街道，维护治安。
劳发现了自己居所环境存在着众多不便之处，于是就搬到了旺多姆广场，不过，随之而来的是成群的投机商们。
没过多久，原本空旷宽敞的广场，就如同坎康普瓦街一样变得熙熙攘攘、拥挤不堪：每天从早到晚，旺多姆广场给人的感觉就如同一个集市一样热闹非凡。就在这里，货亭和帐篷凭空出现，成为商务交易和餐饮销售的场所，赌徒们则居于场地中央，进行着轮盘赌等活动，以此将黄金和纸币从成群的人们的口袋里攫取出来，转而让自己的荷包变得鼓鼓囊囊的。
人们对林荫大道和公共花园毫不感兴趣，反而将旺多姆广场当成了欢乐、喧嚣的聚会之所。于是，它不但成为消闲、游乐的时髦场所，还成为行色匆匆的投资者们出没的地方。为此，广场每天都处于喧哗、吵闹之中，以至于广场法庭的审判长不停地向摄政王和市政当局叫苦，为自己无法听到辩护人的辩词而抱怨。当听说劳被牵扯进此事的时候，他表示，自己可以提供帮助，让劳那喧嚣、嘈杂的办公机构换个地方。
为此，劳相中了索伊森旅馆，并和卡里格南王子达成了协议——旅馆后面有一个面积达数公顷的大花园。经过一番讨价还价，二人最终达成协议，劳以天文数字的高价将索伊森旅馆买下来，而王子则保留了旅馆后面的巨大花园，以此作为新的利润来源。在这些花园里，有着一些精美的雕塑，此外，还有几座精致的喷泉，布局和设计都十分有品位。
劳在入住新居的同时，一项法令也公之于众，那就是：任何人不得在索伊森旅馆花园之外的任何地方买卖股票。于是，差不多500座大大小小的帐篷点缀在花园的树丛间——这是为了方便股票投机者。这些帐篷色彩各异，其上飘扬着艳丽的丝带和旗帜，行色匆匆的人群在这里不停地出出进进，各种不同的声音持续不断地响着，一波波声浪此起彼伏。
在这里，吵嚷声、喧哗声、音乐声，以及麇集的人们脸上的喜悦或狂乱，交织成一种奇怪的混合物，反而在这里形成一种令人着迷的气氛，让巴黎人为之沉醉并狂喜不已。
在幻觉持续的那段时间，卡里格南王子赚取了难以计数的利润。每顶小帐篷，被他以每月500里弗的价格出租，而当时，旅馆花园里小帐篷的数目最少也有500顶。仅仅这一项，他每月就净赚25万里弗（1万英镑）的利润。
沙场老将维拉斯元帅是个忠实、正直的人，当他看到自己的国民变得如此疯狂时，感到异常恼怒。每当他提起这件事时，总是义愤填膺。有一天，当他乘坐马车路经旺多姆广场的时候，面对头脑发热的人们，他不禁怒火中烧，竟然喝令自己的马车夫将车停下，然后将脑袋探出车窗外，冲着那些“钱迷心窍”的人们怒斥了半个多钟头，希望可以将这些人从“令人恶心的贪婪”之中骂醒过来。
然而，从其他人的角度来看，这实在不是个明智的举动。此举招来四周人的嘲笑、叫嚷以及咝咝的反对声，还有人们的大叫大嚷。最后，这些人用各种物品抛向将军，最终，将军不得不马上落荒而逃。从那之后，他再也不曾做过类似的事情。
M·德·拉·莫特和塔拉森神父，均为头脑清醒、冷静，极具哲学头脑的文人。不久之前，两人还彼此祝贺，自诩至少自己还是清醒的，不曾深陷于这场奇怪的疯狂之中。但是，没过几天，德·拉·莫特就与其朋友——那位了不起的神父，双双现身于索伊森旅馆，两人恰好一进一出，前者是为了买股票，后者则刚买完密西西比公司的股票。
神父笑着说道：“哈！是你吗？”“没错，”拉·莫特一边回答着，一边以最快的速度经过神父身边，“或许是你吗？”当下一次，这两位学者再度相逢的时候，他们一如往常地就哲学、科学、宗教展开讨谈。不过，在此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没人能鼓起勇气，提起和密西西比公司相关的任何一个字眼。最后，当人们不得不提到这件事时，他们均认为，不存在任何一种人们不能做的放纵、奢侈的行为，就算是智者也是一样。
在此期间，这位新任财神爷劳，转瞬之间成了这个国家顶重要的人物。摄政王的前厅，不再是朝臣们团团围聚之处，相反，索伊森旅馆则成为贵族、法官、主教们蜂拥而至之所。不管是陆军军官、海军军官、拥有头衔的时髦贵妇，还是任何一位因为世袭的等级或者聘任的公职而拥有特权的人物，无不竞相出现在劳的前厅里——目的就是为了获得一份印度公司的股票。
平步青云的约翰·劳
劳每天被琐事缠身，为此，能与之见面的人只不过是申购者总人数的十分之一。所以，为了能与劳见上一面，人们绞尽脑汁，各出奇招，真可以说是“无所不用其极”。
从前，那些因为摄政王让其等候半个小时才召见而深感自尊心受辱的贵族们，如今，只要可以与劳大人见上一面，就可以无怨无悔、心甘情愿地等上6个钟头。劳的仆人因此得到了人们无法计数的小费，仅为了让自己的名字被劳听到。
为了达到相同的目的，高贵的妇人们竞相将全部的魅力施展出来，辅之以最迷人的笑容。然而，纵然是这样，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不得不一日复一日地等待下去，只为了一睹劳的风采，甚至要为此花上两周的时间，才能如其所愿地和劳见上一面。
当劳受邀参加一些聚会的时候，他经常处于红粉佳丽们的包围之中，她们的要求均是将自己的芳名登在新股东名单上。虽然劳一向怜香惜玉，慷慨豪爽，不过遇到此种情况，他还是不得不仓皇遁走。
为了可以和劳说上几句话，有人竟然使出了世界上最最荒唐可笑的诡计。一位女士连续数天没能得到和劳见面的机会，为此，心急如焚的她完全放弃了在劳的宅邸见到他的希望，从而将主意打向了别处。她让自己的马车夫随时做好准备，一旦自己在车上，就要保持高度的警觉，倘若发现劳先生走过来，就要将马车向路旁的柱子撞过去，并将自己掀翻在地。
接到指令的马车夫一连三天都驱赶着马车，载着这位女士在城里逛来逛去，这位女士一心祈盼着得到让其翻身落地的机会。最终，她好歹看见了劳先生，于是，她对马车夫大喊着：“快翻车！看在上帝的份上，此刻马上翻车吧！”随即，马车夫驾车撞向一个柱子，这位女士发出尖利的叫声，结果马车在一瞬间翻倒在地。
目睹了这场车祸的劳，马上跑上前伸出援助之手。于是，这位机智、狡黠的女士终于得到了进入索伊森旅馆的机会。很快，她就自认为已经从惊恐慌乱中恢复过来。在向劳先生赔礼道歉之后，她坦承了自己的诡计。这个小小的“诡计”将劳逗乐了，这位女士的芳名因此得以记入他的股东簿，她就此成了一大笔印度公司股票的购买者。
另一个故事和德·波莎夫人相关。当她得知劳先生每天都固定在一家餐馆吃饭时，她就乘车前往该餐馆，并且报了火警。食客们因为火警而纷纷逃走，余下包括劳在内的寥寥无几的几个人。当劳发现，在其他人想尽办法不顾一切地向外逃的时候，一位女士却反其道而行，担心其中有诈，于是从另一个方向慌忙逃走了。
关于劳的奇闻轶事实在太多了，不过，纵然其中有一些略有夸张，还是很值得保存和流传的，原因就在于，它们将那个特殊时期的精神风貌形象地反映了出来。[2]
有一天，当着德·阿金森和杜波依神父以及其他人的面，摄政王提到，自己非常想将一项重任交给一位公爵夫人——帮他照顾在摩德纳的女儿。“不过，”摄政王补充道，“我还真不清楚到何处去找这样的一位女士。”
“我知道，”在场的一位装作吃惊的样子回答说，“我知道在巴黎有一个地方，您可以在那儿找到任何一位公爵夫人——那就是劳先生家。在那里，您会在前厅里看到法国所有的公爵夫人。”
密西西股票的戏剧效应
M·德·希拉克医生素来以医术卓越闻名，不过，他却不幸地于某个不走运的时期购买了印度公司的股票，而且特别想将之抛出。可是，股票却持续两三天在下跌，他为此害怕不已。想将股票抛出的想法占据了他全部的心思。
这时候，一位自觉身体不适的女士请他去看病。他到了女士家后，仆人将他领上楼去为女士把脉。他沉思着说：“跌了！跌了！天啊！它在持续下跌！”就在这时，女病人正抬头看着他的脸，迫切地想知道他关于自己身体的看法。
“喔，M·德·希拉克，”她说着就站了起来，摇着召唤仆人的铃铛，想寻求帮助，“哦，我要死了！我要死了！它又降了！它降了！降了！”
“什么降了？”被女病人的话弄糊涂了的医生问道。
这位女士回答：“我的脉搏！我的脉搏！我一定是快要死了。”
“无须紧张，我亲爱的夫人，”M·德·希拉克说道，“我说的是股票跌了，不是您的脉搏减慢了。实际上，我在股票上是个大输家，我的精神也为此遭到了巨大的打击，以至于我都不清楚自己说了些什么。”
有时候，股票的价格会在数小时内上涨100％—200％。众多生活拮据的下等人清晨起床的时候还一贫如洗，到晚上上床的时候就已经腰缠万贯了。
有一位大股东生病了，他让自己的仆人去将手中250股股票以每股8000里弗的价格抛出。当时，正值成交报价，仆人奉命而去。当他到达索伊森花园时，发现在这极短的时间内，价格已经上涨到了每股1万里弗。250股股票的每股差价高达2000里弗，总差价就高达50万里弗，差不多是2万英镑！
于是，这个仆人厚颜无耻地背叛了主人，将这天价差价据为己有，仅将余下的价款交给了主人。随后，他于当晚就逃往了另一个国家。
此外，劳的马车夫也已经赚得盆满钵满，多到了他可以自己置办一架马车的地步。于是，他向劳提出了辞呈。劳相当欣赏这位马车夫，请求车夫在离去之前帮自己找一位如他一样能干的替代者，为此他将相当感激。马车夫同意了，当晚就带来了他从前的两位同事，让劳从中任选一位，而他会把劳挑剩的那一位请来做自己的马车夫。
厨娘和脚夫偶尔也会遇到这样的好运气，他们因为获得财富是如此轻松而得意忘形、自我膨胀，最终犯了最荒谬可笑的错误。这帮股市暴发户们对自己从头到脚进行了一番包装，摇身一变出现在世人面前，却仍然无法掩饰原来粗俗的言谈举止，此举让人忍俊不禁，令他们成为那些多愁善感的人同情的对象，也让他们成为那些冷静庄重的人鄙视的对象，更让他们成为所有人的笑料。
不过，让人更感到恶心的，是那些上等阶层人士的疯狂与卑陋嘴脸。在此，仅需举一个例子，就足以证明这种所谓的贪婪已经将整个社会侵蚀了。
这个例子是由圣西蒙公爵记载下来的。有一位没地位也不曾受过教育的人，名叫安德烈。对于自己在密西西比证券投机方面，他深为自得，因为他取得了一系列成功，在让人感觉不可思议的极短时间里赚到了不计其数的金钱。就如同圣西蒙公爵所说的那样，“他积累下的黄金堆积如山”。
在变得富裕之后，这位安德烈开始为自己出身之低微感到羞愧难当，认为当务之急就是要跻身于贵族行列。为此，他与贫困、落魄的贵族之家德·奥伊斯家族做了一笔交易，将自己年仅3岁的女儿以一定的条件为代价，嫁给奥伊斯家的某个成员。
德·奥伊斯侯爵忍辱含垢，接受了安德烈的条件，并且答应，在那个女孩子年满12岁的时候，亲自迎娶她做自己的妻子。前提是，这位做爸爸的得支付给他总额为10万克朗的财产，且到婚礼举办为止，每年支付2万里弗。要知道，这位侯爵时年已经33岁了。
由于双方都讳莫如深，严守秘密，于是，这桩丑陋、卑鄙的买卖得以顺利成交。这位股票投机家还进一步同意，在其女儿婚礼的那天，会将数以百万计的财富以嫁妆的方式赠送给她。在整个谈判过程中，奥伊斯家族的首领布朗克斯公爵出席，并分享了所有的利润。
圣西蒙先生轻描淡写地叙述了此事，且将他认为十分精彩的笑话的可笑之处用随意的笔法叙述出来。他还补充道：“人们并不曾指责这桩美丽的婚姻。”并且他进一步告诉我们：“数月之后，因为劳的倒台以及骄傲的安德烈大人的破产，这项计划没多久就破灭了。”
不过，看起来，对于安德烈预付的那笔10万克朗的订金，高贵的奥伊斯家族必定不会如数返还。
股票引发谋杀案
诸如此类的事件的确相当吸引人，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有许多夸张、滑稽的成分。不过，其中的一些事件却将更加严肃、深刻的内涵揭示出来。
每天，大街上都会发生抢劫事件，原因是行走在街上的人们会随身携带着巨额的纸币和票据。此外，谋杀事件也时常发生。举国上下将目光投注到一桩特殊的案例上，原因是此案例性质极其恶劣，罪犯的地位及其所拥有的高层关系格外特殊。
德·霍恩伯爵是德·霍恩王子的一个弟弟，他和德·阿姆伯格、德·莱恩以及德·蒙特莫伦西这类高贵的家族均有亲戚关系。同时，他也是一位挥霍无度的浪荡公子哥儿，生活异常奢侈，花钱的时候毫无节制。
如他一样鲁莽的两位年轻人。一个叫米勒，是皮埃蒙特的一位有权有势的要人；另一位叫德·斯塔皮斯或者叫列斯唐，是个佛兰芒人。三人合谋制订了一个计划，打算抢劫一位十分富有的经纪人，据说这家伙总喜欢随身携带着巨额的钱财。
德·霍恩伯爵假装特别想购买那位经纪人手里的一笔印度公司的股票，并与他约定，在位于旺多姆广场附近的卡巴莱酒馆（供应酒菜并有歌舞节目助兴的餐馆）或者某个低级酒馆里碰面。这位不幸的经纪人毫无防范之心地准时赴约。德·霍恩伯爵和其两位同谋也准时到达，他将这二人分别向这位经纪人进行了介绍。
在一阵寒暄之后，德·霍恩伯爵猛然之间跳到被害者面前，用匕首向经纪人的胸部猛刺了三刀。可怜的经纪人重重倒地。而当伯爵认真地翻着那总额高达10万克朗的密西西比和印度公司证券之时，皮埃蒙特人米勒又多次将匕首刺向那位不幸的经纪人，以确保其必死无疑。
然而，这位经纪人并未乖乖就范，他奋起反抗并大声呼救。这声音引起了卡巴莱酒馆里其他人的注意，人们赶来对其施以援手。另一位帮凶列斯唐的任务，是在一个楼梯间放风，看到闻声赶来的人们后，他就急忙从窗口跳了出去，然后逃之夭夭。不过，米勒和德·霍恩伯爵却来不及逃跑，被当场抓了个正着。
这一犯罪行为是在光天化日之下发生的，且是在卡巴莱酒馆这样的公共场所，为此，整个巴黎震惊了，一时之间人人自危。
第二天，法庭就对这桩骇人听闻的凶杀案进行了审讯。由于证据确凿，不容置疑，此三人均被判以车裂之刑，将在车轮下被撕成碎片。
德·霍恩伯爵的贵族亲戚们此刻一窝蜂地围聚在摄政王的前厅里，乞求摄政王能法外施恩，对这位误入歧途的年轻人予以饶恕，并且宣称，这位年轻人神经不正常，头脑存在问题。
摄政王却尽可能地躲着这些人——他已经下定了决心，这样一桩野蛮、令人发指的案件，必定要得到正义的审判。然而，这些神通广大的求情者并未轻易放弃这无理的要求。他们开始不停地纠缠，并且最终想到了一个出现在摄政王面前的方法，恳求摄政王为其家族保留一点颜面，以免得在这样的公开行刑之中丢人现眼。
他们暗示摄政王，由于德·霍恩王子和权势煊赫的奥尔良家族是同盟，倘若摄政王的亲戚死于一个普通的刽子手之手，其本人也会颜面尽失。
摄政王则对于自己的名誉十分有信心。他成功地抵制住了任何求情与游说者。
摄政王进而说道，不管在行刑之中有何种羞耻，他都会愿意和其他的亲戚们分担。一天又一天，他们不断地跑到摄政王那里，不断地将新的求情的理由说出来，然而，结果均是一样。最后，他们想，倘若能将圣西蒙伯爵的同情心激发起来，也许可以达到目的。要知道，对于这位伯爵，摄政王始终是十分敬重的。
德·圣西蒙伯爵是一位地道的贵族，如同他们一样，对此事感到相当吃惊。他没想到的是，一位贵族出身的谋杀犯竟然会如一个贫贱低下的重罪犯一样，被施以相同的刑罚。他向摄政王进言，声称其得罪一个如此庞大、富有、势力强大的家族，的确是一种失策行为。并且，他又敦促道，在德国，德·阿姆伯格家族拥有巨大的财富，依据法律，受车裂之刑而死的那个人的任何亲戚都不可以连任任何公职，或者出任任何公职，直至这整整一代人逝去之后，后辈方能不再受到牵连。
出于这个理由，他认为，理应将对罪犯的处罚改为砍头，原因是在整个欧洲，人们普遍认为，相比于车裂，砍头的名声要好听得多。
圣西蒙伯爵的这番话说动了摄政王的心。当他正准备表示赞同的时候，对被杀害的人的命运特别感兴趣的劳恰好走了过来，他对摄政王原来的解决办法予以赞同，并认为，理应通过法律伸张正义。
如今，德·霍恩伯爵的亲戚们所有的办法都用尽了，只好将最后的杀手锏使了出来。
在其他方法全都失效的情况下，德·罗贝克·蒙特莫伦西王子彻底陷于绝望之中。他想尽办法潜入到关押人犯的牢房中，将一瓶毒药交给德·霍恩伯爵，恳请他体面地自决，以免让整个家族蒙羞，结果德·霍恩伯爵将脑袋一偏，拒绝了王子的要求。
蒙特莫伦西王子再次对霍恩进行游说和劝导，结果，再次被拒绝。在霍恩不断的拒绝之下，蒙特莫伦西王子失去了所有的耐性，他恼羞成怒，转身就走，且边走边说：“那么，死去吧，如你所愿吧，你这个卑贱的东西！你只配死于绞刑刽子手之手！”然后，再也不管不顾地让其听天由命了。
德·霍恩本人请求摄政王，希望自己可以被砍头。不过，就对摄政王意志的影响力而言，劳的作用是最大的。当然，摄政王的老师——人所共知的杜波伊神父除外。
劳坚持认为，倘若屈从于德·霍恩家族自私的看法，那将是违背公平与正义的。而且，摄政王在开始的时候就持相同的看法。于是，在德·霍恩和米勒的罪行宣判之后的六天之内，两个人在格雷夫广场上被施以车裂之刑。另一位谋杀犯列斯唐始终不曾被捉拿归案。
对巴黎人民而言，他们为这一迅速而严厉的执法行动感到很兴奋，认为这是一件大快人心的事情。在他们看来，甚至连他们的M·de Quincampoix（这是他们对劳的尊称）都站在到他们这一边，敦促摄政王对贵族铁面无私，不徇私情，也不法外开恩。
可是，抢劫和谋杀案的数量并未因此案而减少，相反，却在不断增加。当掠夺的对象变成富裕的投机者时，无人对其表示同情。
从前，公众道德废弛的程度已经十分让人瞧不起了，如今，更是变本加厉，以至于很快就散布到了中产阶级中间。
在那之前，中产阶级始终保持着相对的纯洁，其道德品质处于上层社会公开的贪婪和下层社会隐藏的罪恶之间。而如今，整个社会的每个角落，均笼罩着一种致命的、瘟疫一般的对赌博、投机的热爱，在它面前，任何公共道德，以及差不多任何个人的美德，都变得极为脆弱，不堪一击。
劳荣升审计大臣
在信心持续上涨的那段时间里，某一个时期，贸易因投机得到了进一步的促进和发展，从而成为一本万利、只赚不赔的生意。对此，在巴黎的人们特别有感受。于是，陌生人成群结队地从各地涌进首都，他们来此的目的是花钱，而非挣钱。
摄政王的母亲奥尔良公爵夫人，对这段时期内巴黎人口的增长进行了统计，结果发现，构成涌入此城市的洪流的，是来自世界各地的陌生人，总数高达30.5万人。人们只好在阁楼、厨房甚至马厩里设置铺位，为投宿者提供容身之处。
马车和各种不同的交通工具充满了各个市镇，以至于在城市的主干道上，它们还是只能小步慢行，以防发生意外事故。
与从前相比，这个国家的纺织工人们的生产积极性前所未有地高涨，他们不断地生产、供应着花边、丝绸、宽幅的布匹以及天鹅绒……此类奢侈品的价格增长了四倍，从而给纺织厂主们带来了丰厚的利润。
食品储备也分享到了一份丰厚的好处。面包、肉类、蔬菜的售价远超从前所知道的最高价格，而劳动力的工资也以差不多相同的比例在快速增长。从前，只能挣15个苏的手工工匠，如今可以挣到60个苏。
所有的地方都在建设新的房屋，整个城市在向四周飞快地扩张。一种虚无缥缈的景气之光笼罩于整个国土上，它是那么炫目，导致整个民族都眼花缭乱。他们不曾发现，地平线上那团昭示着风暴的乌云正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快速逼近。
作为神奇的魔术师，劳的魔棒制造了如此让人惊叹的变化，自然也于普遍的繁荣景气中分享到了一定的好处。最上等的贵族围绕于其妻女身边，伯爵家的及王子家的继承人纷纷登门拜访，希望可以与之建立亲密的关系。
劳在法国的不同地区购置了两处金碧辉煌的房产，并且，就购买罗斯尼侯爵领地一事，和德·萨利公爵及其家族进行了交涉。
此时，他的宗教信仰已经禁锢了他进步发展的脚步。摄政王答应他，只要他愿意公开接受天主教的信条，就可以让其担任主管金融事务的审计大臣。
劳如同其他所有职业赌徒一样，不曾有什么真正的宗教信仰。于是，他非常干脆地答应了摄政王的要求，当着一大群投机者的面，在默伦教堂皈依了天主教，这件事得到了德·登辛神父的认可。
第二天，劳就成为圣洛奇教区的名誉执事。借助于这一机会，他奉献了总额高达50万里弗的捐款。他在慈善捐赠上一直十分慷慨大度，不过，却并非一直如此夸张而卖弄。私下里，他布施了一大笔钱财。此后，只要是真实的穷困故事，只要他听到，他必定会慷慨地予以帮助。
如今，他成为这个国家里最有影响力的人物。奥尔良公爵对其洞察力以及其计划的成功充满信心，以至于有任何事情都来请教劳。不过，劳不曾被自己的财富和幸运冲昏头脑，不曾过度地自我膨胀。他还是那个朴素、和蔼可亲、感性的劳，就如同其身处逆境时的表现一样。
人们津津乐道于他对女士们殷勤备至，这种表现是出于他的善良、绅士风度，以及值得尊敬的天性，以至于他不曾让任何一位情人感到不高兴。倘若他何时犯起了自我炫耀、自我卖弄的毛病，表现出某种症状的话，那也必定是针对那些对其阿谀奉承、溜须拍马、卑躬屈膝的贵族们。当他们的马屁拍得过于露骨，以至于让人恶心的时候，劳就会十分自然地利用自我炫耀来对其加以刺激，让他们感到痛楚。
他经常为了单纯的娱乐的目的，饶有兴致地对这些贵族冷眼旁观，看他们在自己面前上演的闹剧究竟可以持续多久。对于那些偶然到巴黎来造访的本国同胞，当其来求见的时候，劳的态度则截然相反，表现得极其礼貌，对他们非常关照。
当后来的阿吉拉公爵，也就是伊斯雷伯爵阿奇伯德·坎贝尔去旺多姆广场拜访劳的时候，他只好想方设法经过那间被第一流的杰出人士围得水泄不通的前厅。这些名流显贵们全都在焦急而热切地等待着和那位伟大的金融家见面，并且，争取让自己的名字被写在新发行股份的股东名单的最上面。
劳本人正安静地端坐在书房里，为父亲留给自己的位于劳里斯顿的房产的园丁写一封信，内容竟然是关于一些卷心菜的！伯爵在书房里停留了很长一段时间，和自己的同胞劳一起玩了一把皮克牌戏。当伊斯雷伯爵离开旺多姆广场的时候，他已经被劳那安详闲适的风度、良好的理解能力和出色的教养完全吸引了。
在这些利用公众的轻信与盲目而赚取到大量的钱财，以弥补过去千疮百孔的财务状况的贵族中，必须提到的是德·波本公爵、德·古奇公爵、德·拉·佛斯公爵、德·沙尼斯伯爵和德·安亭伯爵等人；此外，还包括德·伊斯特里斯元帅、德·洛罕王子、德·勃依斯王子和德·莱恩王子。
其中，路易十四的私生子——德·蒙特斯潘夫人之子德·波本公爵，他在对密西西比股票的投机之中鸿运高照，借助投机得到的大把钞票重修了自己在尚蒂伊的皇宫，其风格之华美真是前所未闻。
此外，他还对养马相当感兴趣。为此，他大兴土木，建起了一系列马厩，从而令自己在整个欧洲长期享有盛名。他还从英国进口了150匹最出色的赛马，专为了改良法国赛马的品种。他还购置了皮卡蒂的一大片乡村产业，如此一来，他差不多拥有了瓦兹和索姆之间的所有有价值的土地。
当精明的人们获得了如此多的财富时，自然会对劳推崇备至了。相比于劳，从不曾有任何一位统治者得到如此多的褒扬与奉承。当时，每位“文学家”们都对劳极尽赞美之能事。一时间，劳的面前充斥着溢美之词，这些词汇如洪水一般铺天盖地地向他涌来。
依据他们的说法，劳成了这个国家的救世主，成了法兰西的守护神；他的所有的语言都充满了智慧，其容貌里洋溢着高贵与善良，其任何举动均散发着理性与公理。所以，不管何时，倘若他要外出，马车后面必定簇拥着一大群人。为此，摄政王不得不专门派来一队骑兵，作为劳永远的护卫者，并为其清道开路。
繁花似锦的泡沫经济
这时候，有记载说，巴黎从不曾像如今这般，充斥着那么多高雅而奢侈的物品。
大量的雕塑、绘画、手织挂毯等奢侈品从外国引进来，在巴黎找到了现成的市场。任何法国特产，闻名于世的可爱的家具和装饰品，并不是贵族们专有的玩物，就算在普通的贸易商和中产阶级的家中，也已经可以看到大量的顶级家具物品。而价格昂贵的名贵珠宝和最受欢迎的貂皮，也被带到了巴黎。
余下的例子还有，摄政王将闻名于世的大钻石买了下来，并且用自己的名字加以命名，它一直以来始终装点着法国国王的皇冠，在其上熠熠生辉。
摄政王为了购买这颗巨大的稀世名钻，总计花费了3200万里弗。问题是，摄政王看起来似乎不如其人民那样，在股票投机和贸易的浪潮之中赚到了那么多钱。当人们首次向摄政王展示这颗美钻时，他拒绝购买如此奢侈的宝贝，虽然他对钻石的渴望远超其他任何东西。不过，考虑到自己对整个国家承担的责任与义务，他不能放纵自己从公众的钱袋拿出如此一笔天文数字的巨款，仅为购买如此一颗宝石。
宫廷中所有的贵妇们，都被这个义正词严而又值得尊敬的解释惊呆了。一连数日，人们听不到其他任何话题，仅有的就是表示遗憾的话：如此举世无双的宝石就要被带出法国了，不会有一个人富有到足以将其买下的程度，这真是太可惜了。人们不停地请求摄政王收回成命，不过，任何努力都是没用的，直到德·圣西蒙伯爵拼尽全力将这一重任承担下来。
圣西蒙伯爵是一个唠唠叨叨、无所事事的人。劳也紧跟着他，对摄政王提出了相同的请求。最后，“心地善良”的摄政王只好同意了。他让聪明的劳寻找合适的方法来支付这笔巨款。就这样，钻石的主人得到了满意的支付条款：在约定的期间，他将得到总额为200万里弗的证券。与此同时，这位主人还得到了那笔总额的5％作为利息。此外，这块宝石在加工过程中被切割掉的价值不菲的碎钻，也为其所有。
洋洋自得的圣西蒙在他的回忆录中，对于自己所参与的这笔交易的过程进行了详细记载。在对这颗大如青梅、形状近乎圆形、通体雪白、毫无瑕疵、重量超过500格令（1格令=0.0648克）的钻石进行了细致描写之后，他以沾沾自喜的窃笑作结。他告诉世人，自己把引导摄政王做成了这样一笔不凡的买卖当作自己的伟大功劳。
换句话说，他对能够引导着摄政王不顾自己的职责、义务，用公众的钱，以如此高昂的价格买下了如此小的一个玩意儿而感到骄傲。
于是，一系列劣行不断“发扬光大”，直至1720年年初。
发行过量的纸币，早晚会让这个国家破产——这是议会发出的警告，当权者却将其当作马耳东风置之不理。摄政王对金融哲学一窍不通，认为一个带来了这么出色的效果的系统，会一直顺利运转，不会失去控制。
倘若5亿纸币能够带来如此大的好处，那么，再发行5亿纸币必定会带来更多的好处。这是摄政王犯下的大错误，可是，劳也并未将事实的真相告诉他，从而让其消除误会。
越来越大的幻觉，因为民众异乎寻常的渴望而持续升温；印度公司和密西西比公司股票的价格越涨越高，因此，务必要发行越来越多的银行券来满足交易的需要。
也许，按这种方法建立起来的金融体系，足以与俄罗斯挥霍无度的波将金元帅修建的光芒四射的宫殿相媲美。波将金之所以修造宫殿，是为了让其情人叶卡捷琳娜女皇二世惊喜：一块又一块巨大的冰砖垒砌起来；巧夺天工、精美绝伦、爱奥尼亚风格的圆柱被精心制作出来，由此构成一个高贵典雅的柱廊；用冰制作的圆形的屋顶，在阳光下熠熠生辉，那阳光仅可以为屋顶镀上一层金色，却不曾让其融化。远远望去，整座冰宫闪闪发光，如同一座由水晶和美钻建成的宫殿。
不过，有一天，一股暖风突然从南方吹来，于是，这座庄严堂皇的宫殿逐渐消失、融化，直至最后，没有留下一丝痕迹。劳及其纸币体系也是这样——倘若群众的不信任之风稳稳地吹向它，它就会坍塌、崩溃，无人可以挽回。
金融危机开始了
1720年年初，第一声微弱的警报发出。由于劳拒绝按德·孔蒂王子要求的价格卖给他印度公司的新股，于是，这位王子怀恨在心，派人来到劳的银行，声称需要一笔巨款，且必须用铸币加以支付。这笔款项的数额之巨大，需要用三辆马车才能装下。
劳向摄政王诉苦，并请求他关注或许造成的后果。倘若太多的人效法孔蒂王子的做法，那么后果将是不堪设想的。摄政王心里相当清楚，他派人将德·孔蒂王子叫来，说他的行为令自己很不高兴，并且勒令王子把从银行提取的铸币之中的三分之二重新存回银行。王子不得不接受了这个专横的命令。
幸运的是，劳的信用并不曾因此事而造成任何威胁，原因是德·孔蒂是一个人缘极差的人。所有的人都指责他小气又贪婪，并且一致认为，劳必定因此遭受了痛苦的折磨。不过，让人奇怪的是，如此九死一生地侥幸过关，竟然不曾让劳和摄政王意识到潜在的危机，也不曾让他们抓紧控制纸币的发行。
没多久，人们就发现，有人因为不信任而开始学习德·孔蒂，也采取了相同的行动。虽然德·孔蒂的本意是为了报复，不过，却为这些人树立了榜样。那些头脑更加敏锐的股票投机者正确地预测出如下前景：价格不会永远上涨。
于是，以资金交易量巨大而著称的波登和拉·理查蒂尔私下里悄悄地将自己拥有的纸币分成若干份，并兑换成铸币，每次的金额都相当小，然后他们将这些铸币悄悄送到了国外。此外，他们还尽量大量地购买便于携带运输的贵金属和贵重的珠宝，并将其秘密地送往英国或者荷兰。
投机商韦马里特嗅到了马上要到来的风暴的气息，于是，小心谨慎地将总额近100万里弗的金币和银币弄到手。然后，他将这些铸币装在一辆农用双轮车上，又将其盖上厚厚的干草和牛粪。他自己则穿上了一身农民的又脏又破的大罩衫，自己乔装打扮一番后安全地带着自己宝贵的财物，溜到了比利时。没过多久，他又设法将自己的宝贝由比利时运到了阿姆斯特丹。
到此时为止，所有阶层的人要想尽量弄到他们需要的铸币时，还未遇到任何困难。不过，若此体系想长期维持下去，而不引起铸币的短缺与匮乏，将是不可能的。当各方面的抱怨声不时传出的时候，人们开始组织起来对问题加以研究，很快就发现了问题所在。
对于采取何种方法来应对此问题，委员会进行了长期的讨论，劳也被召去征求意见。劳认为，理应颁布一项法令，让铸币相对于纸币的币值贬值5％。结果，这样的法令就被公示出来。可是，考虑到此法令不曾达到预期的目的，另一条法令又紧随其后颁布下来，即让铸币贬值的程度由5％增加到10％。
与此同时，银行的付款也加以限制，规定每次仅能支取100里弗的金币和10里弗的银币。人们因为政府的所有这些举措，而进一步丧失了信心，虽然银行现金支付的限制这样严格，在一定程度上维持了银行的信用。
尽管政府想尽方法对铸币进行控制，不过，法国国内的贵金属还是不断地被运往英国和荷兰。那些留在国内的铸币因为数量已经很少，因此，被人们小心翼翼地保存或者窖藏起来，直至铸币短缺的情况变得相当严重，以至于贸易运行无法继续顺利地进行下去。
在此种危急的情况下，劳决定孤注一掷，进行一次大胆的尝试——禁止使用任何铸币。
1720年2月，又一项法令得以颁布。这项法令的颁布目的在于重振人们对纸币的信用，结果却事与愿违，纸币的信用被彻底破坏，严重到了无可挽回的程度。于是，整个国家被推到了革命的危险边缘。
这项著名的法令不允许任何人拥有超过500里弗（相当于20英镑）的铸币，违者将被处以高额罚款，并将所发现的全部铸币财产充公。除此以外，该法令还不允许人们购买珠宝、贵金属和珍稀的宝石，并且鼓励人们揭发违反该法令的人士，同时承诺，告密者可以得到所发现财物总金额的一半作为奖励。
对于这样闻所未闻的暴政，全国上下均发出了悲痛、绝望的呼号。每天都会发生最令人深恶痛绝的迫害、逼供事件。告密者及其代理人趁机不断打探、破坏别人家的隐私，甚至连最正直、最诚实的人也被宣布为罪犯，原因是据说曾有人看到他们的财产中有金路易。
仆人们也纷纷背叛、出卖自己的主人，有一个公民竟然变成了邻居家的间谍！
被逮捕拘留的人和没收财产的案件数量在成倍增长，以至于法官们发现，自己实在难以应对随时发生的、数量无限增长的办案业务。倘若一个告密者声称，其怀疑某个人在家里藏匿了铸币，那么，此人就会收到搜查令。
英国大使斯特尔先生说，如今，人们已经不会质疑劳皈依天主教的真诚与否了。因为他将如此多的黄金变成了纸，为自己那变态的虔诚提供了充分的证据，在法国再次建立起审判异端的宗教法庭。
摄政王和忧心忡忡的劳被千夫所指，满怀仇恨的人们纷纷以恶毒的话诅咒他们。
由于硬币的金额一旦超过500里弗，就被称为非法货币，于是，人们都尽可能地不接受纸币。如今的人们均不清楚，明天自己的纸币还剩多少价值。
杜克罗斯在其作品《摄政王秘史回忆录》中说：“从不曾看到比这个政府更反复无常的政府，从不曾看到哪个政府采用如此冷酷强硬的手段推行比这更赤裸裸的暴政。对于那些目睹了当时的恐慌，现在回想起来仍如做了一场噩梦的人们而言，这的确是无法相信的事情，当时竟然不曾发生一场突如其来的革命——劳和摄政王竟然不曾落到悲惨死去的下场。劳和摄政王都非常害怕人们起来造反，不过，人们的行动也仅是抱怨罢了；人们被一种阴郁而怯懦的失望、一种愚蠢的惊慌紧紧抓住了。人们的精神过于卑贱，以至于无法挺直腰杆进行一次有勇气的犯罪。”
有一次，看上去人们似乎正在组织一次运动。墙壁上张贴着反对摄政当局的叛乱性文章。并且，这些文章还被印在传单上，送到那些最引人注目的人物家中。
据《摄政王回忆录》的记载，其中一份文章是这样写的：“女士们，先生们：我们在此提请你们注意，倘若事情不会变化的话，我们将于星期六和星期日再次举办圣巴托洛缪节活动。你们最好不要瞎搅和，无论是你们本人还是你们的仆人。上帝保佑你们不被火焰灼烧！请通知你们的邻居。时间：1720年5月27日，星期六。”
无数的间谍、密探遍布于城市的每个角落，这让人们之间产生不信任感，在晚上发生了一些小小的破坏事件之后（制造这些事件的那个不值得一提的集团没多久就解散了），首都巴黎的和平与安定也丧失了保障。
路易斯安那公司，也称密西西比公司的股票价格快速下跌，实际上，从前有人讲起的密西西比的无尽财富的神话，已经不再有任何人相信了。
劳和摄政王进行了最后的努力，为的是重建公众对于密西西比项目的信心。为此，政府下令召集巴黎城里所有的贫苦百姓，其中，大约6000名被社会遗弃的人不得不去服役，就如同战时征召入伍一样。他们得到了政府提供的衣服和工具，然后，投入到美国新奥尔良地区的事业中去。据称，那里产量丰富的金矿迫切需要工人。
就这样，一天又一天，这些人扛着叉子和铲子在街道上游行，然后，他们被分成若干小分队，由海港出发，前往美国。实际上，他们中仅三分之一的人到达了目的地，余下的三分之二在中途当了逃兵，用自己的工具换取了任何他们可以得到的东西，然后重新回到原来的生活。于是之后，在不到三个星期的时间里，人们就再度于巴黎发现他们中二分之一人的身影。
然而，密西西比公司的股票价格却因为这一小小的闹剧得以上升了一点。这是因为许多极易受骗上当的人对于以下的消息确信无疑：戈尔康达公司已经开始了高效的掘金工作，法兰西人不久就可以重新看到金锭和银锭了。
在君主立宪制的国家，若想将公共信用重新建立起来，某些更加切实可信的措施是势必要采取的。在英国，接下来的一个时期里，和法国相似的危难与不幸，同样因为和这一切相似的幻觉而发生，但是，政府为拯救危局所采取的措施、方法却和法国人有着天壤之别！
更不幸的是，在法兰西，灾难的始作俑者同时也是救治灾难的医生。摄政王专断地想将这个国家解救出来，可是，他的做法却让这个国家陷入更深重的灾难之中——任何支付都要求必须用纸币进行。
就在2月1日到5月底期间，纸币的发行量高达15亿里弗，约合6000万英镑。此时，人们对那些不能兑换为贵金属的纸币难以产生丝毫的信心。巴黎议会主席M·拉姆伯特面呈摄政王，声称自己宁愿得到10万里弗的黄金或者白银，也不愿意得到这家银行发行的500万钞票。
当人们不约而同在内心存在此种想法的时候，过量发行的纸币已经让形势越来越恶化，更大的失衡出现于循环流通之中的铸币总量和纸币总量之间。原本，摄政王是打算让硬币的价值贬值，出人意料的是，它却随着每一次新出炉的、企图将其消灭掉的尝试而身价倍增。
2月间，摄政王认为，皇家银行理应和印度公司合并，从而组成一家新的公司。于是，议会颁布了这条法令：这家银行发行的钞票的担保人仍旧是国家，非经委员会的准许，银行不得继续发行新的钞票。
到此为止，银行将所有的利润从劳的手中夺来，由此成立了一个国家机构——摄政王将其交给了印度公司管理。在很短的一段时间里，这项举措曾经让该公司的路易斯安那股票以及其他股票的价值略有上涨，不过，从长远来看，公众的信心依旧无力得到恢复。
劳成了丧家之犬
1721年5月初的时候，国家委员会召开了一次会议，出席会议的包括劳、德·阿金森和所有的大臣。就在那个时候，流通中的纸币总量被计算出来，约为26亿里弗，可实际上，国家的铸币总值还不到13亿里弗。显而易见，在委员会中的绝大多数人来看，采取必要的措施让通货平衡下来是当前最紧急的事情。
有人提议，理应让纸币的数量缩减，使之与铸币的价值相当，不过，其他人则提议提升铸币的价值，使其和纸币的数量相等。据说，对于这两种建议，劳的态度均持反对意见。不过，他本人也想不出别的解决办法。
最终，议会得出共同的意见，那就是将纸币的价值缩减一半。就这样，5月21日，一项法令得到颁布，内容是关于印度公司的股票以及银行的钞票要逐渐贬值，一年之后，其价值理应为其名义价值的一半。
然而，议会却拒绝了注册这一法令的要求，原因是此举激起了最为强烈的不满，国家政权由此处于危机之中。为了保持社会安宁，摄政王的顾问委员会只好将已经下达的命令收回，又于5月27日颁布了另一条让纸币恢复其原有币值的法令。
同样是5月27日，银行不再支付铸币。内阁将劳和德·阿金森驱逐出去。摄政王本就优柔寡断，更兼懦弱无能，此时，便把劳推出来承担所有的骂名。可怜的劳就此成为矛盾中的焦点人物，以至于当他来到皇宫请求晋见摄政王时，竟然被严词拒绝。
不过，当天黑之后，摄政王还是让人将劳召来，劳这回是从一个秘门进入皇宫的。此时，摄政王费尽口舌对劳加以安慰，并且，多方解释自己之所以在公众面前对其施以严惩的原因，务求劳可以谅解自己。然而，他的行为是那么变化无常，甚至在两天后，他竟然公开带着劳到剧院看戏，而且还让劳坐在皇家包厢自己的身边。同时，摄政王在公众面前对劳也依旧优待有加。
然而，人们对劳可谓恨之入骨，以至于事后证明，摄政王此举不但于劳无益，甚至对他造成了差不多是致命的伤害。有一回，当劳的马车正要驶入自家大门时，突遭暴怒的人群投掷的石块袭击。若不是其车夫为人机警，突然将马车赶到院子里，若不是仆人们眼疾手快，马上将大门关上，劳一定会遇害，甚至被这些人拉出去撕扯成了碎片。
接下来的那一天，暴徒又袭击了劳的妻女。当时，她们看完赛马，正乘马车行驶在回家的途中。当这些事件被摄政王知道之后，他将一队强悍的瑞士保镖送到了劳的身边。这些人夜以继日地守护在劳的居所周围，为的是保证劳的安全。
最后，公众的愤怒增长得如此之快，以至于劳甚至发现，纵然有如此强悍的护卫守护着自己的房子，自己还是危在旦夕。于是，他只好仓皇逃入皇宫避难，以摄政王的家为家。
挽救行动以失败告终
1718年，大臣德·阿古苏被召回宫廷。之前，此人曾经因为反对劳的计划而被逐出内阁。之所以召回他，为的就是帮助政府恢复信用。可惜，摄政王醒悟得过晚了，他承认，自己在对待那个腐朽堕落的时代之中最能干的人之一，也许也是那个时代唯一正直诚实的公众人物的时候，态度过于苛刻与严厉，有失公允，并且对其缺乏信任。
自从德·阿古苏忍辱负重地回到自己位于弗兰尼斯乡村的老家后，已经处于退休状态。在那里，阿古苏沉浸于严肃、艰深但又令人愉悦的哲学研究中，已经将那场毫无价值的宫廷纷争的导火索忘得一干二净。
骑士德·康弗兰斯受命乘坐邮车由巴黎赶赴弗兰尼斯，对这位前财政大臣百般抚慰，欢迎其重返巴黎。德·阿古苏义不容辞地接受了征召，愿意尽己所能地帮助政府重建金融秩序。虽然他的朋友们建议他不要回去，且不赞成他接受摄政王的召唤，认为他不应该再次进入劳主事的部门中去。
德·阿古苏到达巴黎的时候，议会的五位委员已经获准和金融委员会就挽救市场信心一事进行商讨。
当年6月1日，一项命令被颁布，废除了此前那项将积攒、囤积硬币数量超过500里弗的行为定为犯罪的法律。任何人均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拥有任何数量的铸币。而为了将发行在外的银行钞票全部收回，金融机构创造了25万里弗的新票据，该新票据根据巴黎城市每年的收入为保证，年收益率是2.5％。
在维勒旅馆门前，那些收回的银行券被公开焚毁。新的票据本金价值是每份10里弗。6月10日，银行重新开张，重新得到足够的银行券以便作为找头。
这些措施得到了巨大的实惠。巴黎的所有民众都急匆匆地跑到银行，将其拥有的小额票据兑换成硬币。此时，银子越来越稀缺，于是，银行在支付这些小额票据时，采用了铜币的方式。虽说铜币的分量相当沉重，不过，极少数人对此口出怨言。
你可以看到，可怜的人们背负着那沉甸甸的铜圆，艰辛地走在大街上，为此累得汗流浃背。他们背上的包袱太过沉重，以至于远超其可以轻松背负的程度——而那只不过是50里弗的零钱。群众将银行周围围得水泄不通，差不多每天都会有一两个人被拥挤、践踏而死。
7月9日，群众变得更加密集，周围变得更为喧嚣，为此，驻守于马扎林花园门口的卫兵们不得不将大门关上，禁止任何人再进入。
见此情景，群众变得相当激动和愤怒，他们开始隔着围栏将石子掷向士兵们。如此一来，士兵们被激怒了，声称要对人们开火。就在此时，一块石头击中了一个士兵，他端起手中的枪向人群射击起来，结果是一个人当场死亡，一个人受了重伤。眼看着就将爆发一场对银行的群众性攻击。
然而，就在此时，马扎林花园的大门被打开，一整队荷枪实弹，端着寒光闪闪的刺刀的士兵列队相向。群众则不敢再向前靠近，只能借助于呻吟声和嘘声发泄愤怒之情。
8天之后，因拥挤造成的伤亡情况变得更加惨重，以至于挤死于银行大门口的人数已达15人之多。人们更加愤怒了，于是，将3具尸体陈放在担架上。随即，一支超过7000或者8000人的队伍向着皇宫花园行进，为的是向摄政王展示、证明，他与劳给这个国家造成的不幸。
此时，劳的车夫恰巧正在车厢里，而马车就停在皇宫的庭院里。这位车夫恰巧是一个莽撞多于谨慎之人，听着这些暴徒辱骂他的主人，车夫很不高兴。于是，他用那种大到可以让许多人听到的声音说：“你们都是些流氓无赖，理应被绞死。”
这下他可捅了马蜂窝，暴怒的群众立即向他发起袭击，因为他们认为劳就在马车里，于是将马车砸成了碎片。这位鲁莽的马车夫历尽艰险地保住了自己的小命。所幸，悲剧不曾进一步恶化，此时，一队士兵出现了，在摄政王承诺用自己的钱为这三位死者举行体面的葬礼之后，群众就乖乖地散开了。
当这幕闹剧上演的时候，议会正在召开会议。议会议长主动出去了解发生了何事。当他回来告诉大家，暴徒们将劳的马车砸了个稀烂时，每一个议员都站了起来，一个个兴奋无比。此时，相比于其他人，有一个人对劳的仇恨更加强烈，他叫喊着：“劳本人呢？他不曾被撕成碎片吗？”
毋庸置疑，此刻，保住印度公司的信用最重要。对于这个国家，它理应承担更多的责任。于是，内阁委员会提出建议，声称任何为了让该公司完成自己的职责所能够给予其的特权，都会带来最令人满意的结果。依据这样一种观点，他们提出这样的建议，保证印度公司任何海上业务的排他性特权，并且，以此为主要内容颁发一项法令。不过，不幸的是，人们忘记了，这样的一种举措会重创这个国家的所有商业信用。
全国上下都在密切关注着这一无限优先权的主张。议会接到了无数份请愿书，提请他们拒绝通过这样的一条法令。于是，议会否决了该项法令。可是，摄政王却说他们所能做的只是蛊惑人心，煽动人们的不满情绪，并且威胁要将他们放逐到布洛伊。
最终，在德·阿古苏的干预下，他们的流放地改成了庞托伊斯。于是，庞托伊斯成了委员们的聚集地，他们决心无视摄政王的权威，并做好各种准备，为的是让自己短暂的流放生活过得尽可能愉悦、顺心。
议会议长为巴黎的这些最快乐、最机智的伙伴们提供了最高雅、体面的晚餐。每天晚上，他们都为贵妇人们举办音乐会和舞会。那些从来衣冠楚楚、严肃庄重、不苟言笑的法官和议员们，如今都聚在一起打牌，或者从事其他的消遣活动。
在这几个星期里，他们度过了一生之中最奢侈、最快乐的时光。他们的目的就是为了告诉摄政王，他们对于被放逐的后果根本不在意；并且，倘若他们愿意，他们就可以让庞托伊斯成为一个比巴黎更加可爱的居留之所。
法国人民唱歌、画漫画、编故事疗伤
在世界上任何民族之中，就歌唱自己的悲哀、疗愈自己的伤口方面而言，法国人是最著名的。
有人曾经对这个国家进行如此评价，这一评价可以说十分真实：由这个国家的歌曲，可以追溯其整个历史。
当劳那精心计划的、巧夺天工的计划最终失败时，他本人也因此变得臭名远扬、恶名昭著，于是，自然被人们群起而“嘲讽”了。当他的肖像漫画出现在任何一家商店里的时候，人们的歌声就会久久地回荡于大街上，而劳和摄政王毫无意外地成了歌曲中的主人公。
在这些歌曲中，存在着众多的不雅之处；其中有一首尤其着重于他是如何利用那些纸币的。当然，这种方式是作为纸张所能够做的最为不雅的事了。
不过，奥尔良伯爵夫人在自己的信件中记录下来的那首歌，却是其中最出色、最受欢迎的一首，人们在巴黎的每个广场上吟唱着它，长达数月之久。这首歌的旋律相当欢快：
当拉斯先生（也就是劳）来到我们美丽的家园时，
摄政王告诉大家，拉斯将会帮助我们重建国家。
啦啦啦，啦啦啦！
他让我们成了暴发户，
哔哩哔！
为了攫取全法兰西的金钱，
这个异教徒一定要骗取我们的信任。
他先将自己的信仰放弃，啦啦啦，啦啦啦！
这个骗子皈依了天主教，
哔哩哔！
拉斯是撒旦的儿子，
他让我们沦落到接受施舍的地步，
他将我们的钱全部拿走了。
不过摄政王既仁慈又善良，啦啦啦，啦啦啦！
他将我们被骗去的东西还回来。
哔里哔！
以下，是同时期的一首民谣：
星期一，我买了股票，
星期二，我赚到了钞票，
星期三，我安顿好一家人，
星期四，我装饰我的新家，
星期五，我开了一场盛大的舞会，
星期六，我却像霜打的茄子一样——蔫巴了。
在一些大量印发的讽刺画中，借助于平实的手法，漫画者将法国国民已经认识到的这场闹剧的疯狂与可笑画了出来，就如同在描述一件十分庄重、严肃的事情一般。其中，一幅漫画的摹本被收藏在《摄政王时期回忆录》中。
其作者是如此描述这幅画的：“‘股票女神’乘坐着由疯狂之神驱赶的战车。长着一条木腿的密西西比公司、南海公司、英格兰银行、赛尼格尔公司，以及各种各样的金融机构化身在前面拖着战车。他们担心这辆战车跑得太慢，于是，在这些公司的代理人（他们以长长的狐狸尾巴和机灵狡猾的外貌而闻名）的驱使下，车轮疯狂地转动着，其上标明了几种股票的名称和价值。
“伴随着车轮的转动，这些股票的价值时高时低，变化不定。各种商品、合法商业的流水账与分类账堆放在地上，被疯狂的战车碾得粉碎。无数的民众紧随于这辆战车之后，他们被分为不同年龄段，无论男女，无论贵贱，均一边高呼着财富，一边互相争斗着，为的是得到股票女神在他们之间慷慨地分配的股票中的一部分。一个恶魔坐在云端，嘴巴里吹着肥皂泡，而这些肥皂泡正代表着群众向往、贪慕的对象。一座巨大的建筑物耸立在战车的前方，将战车的前行之路挡住。
“这是一个有三道大门的建筑物，战车若想通过，一定要由其中的一道门中经过，如此一来，紧随其后的人们也才可以走下去。第一道门上写着‘疯人院’，第二道门上写着‘医院’，第三道门上则写着‘济贫院’。”
另一幅漫画所画的内容是：劳坐于一个巨大的锅里，烈焰熊熊燃烧，锅里的水沸腾着，狂怒的人群挤满了锅的周围，正将自己所有的黄金和白银倒入其中，然后高高兴兴地拿回兑换出来的纸币。劳坐在他们中间，大把大把地分配着这些纸币。
混乱的时局
当人们的激愤之情还在发酵的时候，劳变得格外小心，甚至出门也一定要在护卫的陪伴下。他将自己关在摄政王的寓所里，为的是躲开任何可能出现的袭击。不管何时，若他想冒险外出，他必定要乔装打扮一番，或是乘坐皇家的马车，由一队孔武有力的卫兵进行护送，借助皇家这块强有力的护身符来保护自己。
关于劳遭到人们怎样的痛恨，有一则相当有意思的轶事。这个故事说明，一旦劳落入人们之手，其将会遭到什么样的“虐待”，沦落到何种可鄙的境地。
故事的大意如下：一位叫波尔塞的绅士，有一天正乘坐着自己的马车行进在圣安东尼大街上。这时，其前行之路被一辆停在路上的轿式大马车拦住了。波尔塞先生的仆人不耐烦地让这辆轿式马车的车夫尽快让路，结果被对方拒绝了。于是，一怒之下，波尔塞先生的仆人对着车夫的面门挥拳一击。没过多久，大量围观者聚集过来，围观这场风波，而波尔塞先生也不得不立即走下马车，想让事情平息下来。
轿式马车的车夫认为对方又添了帮手，自己还会遭到新的攻击，于是急中生智地想出了一个好办法。他尽可能大声地叫嚷道：“救命啊！杀人啦！我要被劳和他的仆人杀死啦！救命啊！救命啊！”听到他的呼救声，人们纷纷手持棍棒以及其他武器赶来。同时，暴怒的民众们也捡起了石头，要将自己满腔的怨恨倾泻到这位想象中的金融家身上。
令波尔塞及其仆人庆幸的是，耶稣教堂的大门是敞开着的，二人面对即将降临的厄运，马上用尽全力跑到教堂的祭坛前，身后紧跟着一大群穷追不舍的人们。当二人发现，敞开的大门可以直接通向神圣之所时，于是无所顾忌地飞一般蹿进门去，随后马上将门关上了。若不是如此，他俩必定会被打得鼻青脸肿了。
接下来，暴怒的群众听到警报响起，在义愤填膺的牧师们的劝说下才悻悻然离开了教堂。然而，当他们发现波尔塞的马车还停在街上时，这辆马车就成了可怜的替罪羊，让这些人畅快地将自己的不满与怨毒发泄出来。当然，在疯狂的打砸下，这辆马车也变得支离破碎了。
密西西比王朝走向穷途末路
用巴黎城的市政收入作为保证的2500万票据，利率只有2.5％，在持有密西西比股票的大股东之间并不特别受欢迎。所以，证券的转换工作相当艰难。许多人宁愿选择保留劳氏公司的股票，虽然其价值在持续下降，不过，他们始终盼望着终有一日情况会向着有利的方向发展。
8月15日，一项旨在加快证券转换进程的法令得以公布，内容是：要求任何一种金额在1000—10000里弗之间的钞票不得流通，仅可用来购买年金或存入银行，或者用来支持还不到期的劳氏公司股票的分期付款。
紧跟着，10月份的时候，又颁布了另一项法令，宣布在接下来的11月，不管价值怎样，任何钞票都将被取缔，不允许流通。将印度公司（或者说密西西比公司）原来拥有的经营造币厂、掌管国内税收以及其他的任何优势与特权均予以剥夺，使之降格成为一家地道的私人公司。
对于整个体系来说，这的确是相当致命的一击。如今，劳的敌人将这一体系牢牢掌握于手中。
劳失去了在金融委员会中所有的影响力，而公司也因为所有的特权被剥夺而无法兑现自己的承诺。
那些涉嫌在公众的幻觉还处于高位之时谋取了不法暴利的人，都被揪了出来，并且得到高额罚款的处罚。一道命令被提前颁布，即必须要列示出原始股东的名单。那些仍旧持有公司股票的人，务必将股票存在公司里；而那些持有股票数量少于自己名义下持有的数量的股东，如今必须要以每股13500里弗的价格向公司购回其股票，可是事实上，该股票的市价仅为每股500里弗。
命令下达后，股东们不是选择坐以待毙，听话地将这笔数量巨大的、实际已经贬值的股票购买回来，而是带着自己能带走的全部财产到国外尽力寻找一处藏身之地。
随即，这道命令又下发到了港口和边境当局，要求缉拿每个试图出境的旅行者，直至查明其是否随身携带着贵金属或者珠宝，或者他们是否和最近的股票投机案件有关联。当时，能够顺利逃出的人太少了。而据记载，那些试图逃走又被抓回的人，有的被判处了死刑。那些选择留下来的人，则被政府颁布的最专断的法律提起诉讼。
穷途末路的劳
一时失意的打击，让劳产生了离开这个无法保障自身安全的国家。
起初，他只是想离开巴黎，到自己的一处乡间府邸避难。他的这个请求得到了摄政王的批准。对于事情发展到如此地步，摄政王当然极度不满。不过，考虑到劳的金融体系的真实性与有效性，他还是对将来充满了信心。
对于摄政王而言，他的双眼仅盯在他本人的过失上；在他有限的余生之中，他始终期盼着可以得到一个机会，从而将法兰西的信用体系在一个更加安全稳固的基础上重建起来。据记载，在劳和这位王子的最后一次见面时，摄政王说：“我承认自己犯了很多的错误。而我犯错误的原因，是因为我是一个人，而是人就要犯错误。不过，我以最严肃、庄重的方式向您宣布：在我所犯的错误中，不曾存在任何一个邪恶动机或虚假动机。在我所做的任何事情中，不会找到一点邪恶、不忠的行为。”
当劳离开皇宫的两三天后，一封来自摄政王的言辞温雅的信被送到他手中。在信中，摄政王同意劳在任何时候离开法国，同时声明，自己已经下了命令，将劳的护照准备好了。与此同时，摄政王还答应，倘若劳需要，可以为其提供不拘数字的金钱。
劳对摄政王提供的金钱尊敬地予以拒绝，然后乘坐一辆原为波本公爵的情妇德·普瑞夫人所有的驿站马车离开，目的地是布鲁塞尔。沿途护送他的是六名骑兵卫士。此后，他由布鲁塞尔辗转去了威尼斯。
他在威尼斯停留了几个月。对那里的人民而言，他成了最大的好奇心的核心，人们确信，他拥有不可计数的财富。可是，这种猜测是最为荒谬的。劳是一个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都从事赌博的男人，人们意外地发现了他的慷慨大方——他拒绝了以一个国家为代价为自己谋取财富的机会。
当公众疯狂地沉浸于密西西比股票投机的高潮期时，他确信，自己的计划一定能成功地令法兰西成为欧洲最富有也最强盛的国家。他用自己的全部收入购买了法国的地产，这一点可以相当有力地证明，他本人对自己计划的稳定性的信心。
他不曾囤积任何贵金属或者珠宝，也不像那些虚伪的投机客一般，将资金转移到国外。他将所有的钱均投资到法国的土地上，除了一颗价值大约在5000—6000英镑之间的钻石；当他离开那个国家的时候，他差不多已经沦为一个乞丐。
仅此一项事实，就可以让其余生不会因为诈骗行为的指控而感到痛苦，而对他的这一指控是那样频繁，这种不公正的指控一直纠缠着他。
当法国人得知他离开法国时，他所有的房产以及珍贵的藏书马上被充公了。余下的财产中，当初他付出500万里弗购买的为维持其妻儿生活的一份20万里弗（相当于8000英镑）的年金也被没收，虽然在其权倾朝野、盛名远播的时候，曾有一项特别法令明确宣称，个人年金不管何时都不会被充公。
劳的逃跑激发了人们的怒火。无论是愤怒的民众还是议会，都希望看到劳被送上绞刑架。甚至连那些不曾遭受这场金融改革之苦的少数人也感到庆幸，劳这个骗子总算离开了法国。然而，任何一位（他们是人数最多的阶层）利益遭损害的人们也遗憾地发现，他对这个国家的危难，以及造成此种危难的原因有着深刻的洞察，却无力让这个国家寻找到医治痼疾的良方。
在金融委员会和摄政委员会的一次会议上，诸多文件摆在桌面上，由此可以了解，流通中的纸币数量总额是27亿。摄政王受命对此进行解释，何以会出现实际发行纸币的日期和法令授权发行纸币的日期不相符的状况。他原本可以选择自己承担所有的责任，而且，此举不会让其遭到任何危害。不过，他却选择了将一个不在场的人拖下水，与自己共同承担这一罪名。他声称，一切都是劳自作主张、擅用职权，在不同的时间里发行了12亿纸币，而他本人发现时，事情已经变得无可挽回，不得不将授权增发纸币的法令上的日期提前，为的就是帮助劳遮掩事实。
倘若当时他选择将事实的真相大白于天下，公开承认自己和劳被诱导着犯下错误，导致金融投机超越了安全的界限，并承认一切都是因为自己的虚荣心和好大喜功的心态，其实，是可以为其挽回荣誉的。结果，他的做法让其本人蒙羞。
在那次会议上，还确定了1721年1月1日那一天的国内债务超过了31亿里弗（1.24亿英镑），而这些债务的利息累计高达319.6万英镑。议会马上指定成立一个专门的委员会，核查国债的债权人的所有证券情况。这些债权人被他们划分为五个等级，前四个等级中包括那些以真实财产购买证券的人，而第五个等级则包括那些无法证明自己从事过的交易真实且合法的人。
依照此命令，前四个等级的人会接受更加严格、彻底的检查，第五个等级的证券将被销毁。
这个委员会提交了一份调查报告，在报告中，他们提出了忠告，将这些证券的利息减到5600万里弗。为了增加此项建议的说服力，他们针对自己发现的诸多侵吞公款及敲诈勒索的行为进行了陈述。于是，一份被议会及时登记和认可并以此为基本思想起草的法令被公示于众。
随即，另一个以德·阿森诺办公室为名的特种法庭也组建了起来，目的是为了确认最后那段不愉快的时期中金融部门发生的全部营私舞弊的行为。
人们发现，执掌要务的大臣法洪纳特与克莱门特神父，连同大臣的两位雇员，均涉嫌参与了各种挪用、侵吞公款的事件，涉事总金额高达100万里弗。最终，法洪纳特和克莱门特神父被判处砍头之刑，那两名职员也被施以绞刑。不过后来，他们又被改判为终身囚禁于巴士底狱。
此外，不可计数的其他渎职行为也被公之于众，涉案者均被判以罚款或者监禁的处罚。
德·阿金森、劳、摄政王成了所有那些和密西西比疯狂相关的人们怨恨的目标。人们将阿金森从内阁大臣的位置上赶了下来，并让德·阿古苏取代了他；不过，阿金森还是保留着“掌玺大臣”的头衔，并且得到许可，可以在任意时间参加政务会议。
不过，阿金森本人则认为，离开巴黎到其乡村领地过一段隐居生活或许更好。然而，退休的生活并不适合他。因为他每天忧心忡忡且牢骚满腹，加之长期以来形成的疾病急剧恶化，结果，在1年的时间里，他就死去了。
生前，他遭到巴黎的老百姓的极度痛恨，甚至在其死后，人们还将仇恨带到了他的坟墓里。当他的出殡队伍向其家族墓地圣尼古拉斯·杜·夏东内特教堂行进时，一群暴动的民众将他们包围了。阿金森的两个儿子是主要的送葬者，紧随棺木而行。面对此景，兄弟俩只好以最快的速度骑马沿小路落荒而逃，从而免于遭到可怕的攻击。
至于劳本人，他有时候还心存幻想，希望可以得到重回法国的机会，这样一来，就可以帮助法国在一个更坚实的基础上重建国家信用。然而，1723年，摄政王去世。当时，摄政王正与其情妇法拉利斯公爵夫人在壁炉边谈话，结果猝死了。因为他的死，劳最后的希望也破灭了，他只好重操旧业，再度从事赌博的老本行。
他曾数次将那颗钻石——代表着他曾经拥有的巨大财富与荣耀的唯一纪念品——典当出去。不过，一般的情况下，他总能借助于自己精湛的赌技将其赎回来。
在罗马期间，因为被债主困扰，劳不得不来到哥本哈根，在那里，他获得英国政府的允许，得以在自己的祖国居住。1719年，对其杀害威尔逊先生一事所发布的赦免令送到了他手中。接下来，他就乘坐海军上将的船回到了英国。
劳返国一事，曾在英国上院引起过一段小小的争论。康宁斯柏伯爵对此抱怨说，一个曾经宣誓背弃自己的国家和宗教之人，竟然会得到如此高的待遇！
他还就此事表达了自己的观点：正当南海公司的董事们用自己大胆得令人发指的手段让英国人民无所适从的时候，劳在英国出现，或许会引发更大的危险。为此，他曾提出一项动议。不过，此动议却在上院审议中流产了。他的观点遭到了上院其他成员的反对，他们毫不认同其贵族式的恐惧。
劳在英国停留了差不多四年的时间，此后，就去了威尼斯。最终，他于1729年死于此地。他死的时候境况相当窘迫、狼狈。
以下的墓志铭，就是作于那时的：
此地长眠着一个著名的苏格兰人，
其计算能力天下无双；
此人凭着数学法则，
把法国送进了医院。
他的哥哥威廉·劳，曾经和他共同涉足劳氏银行和路易斯安那公司的管理事务，因为涉嫌贪污被关进了巴士底狱。不过，由于找不到证据而无法为其定罪。结果15个月后，他获释，并创立了一个家族，也就是如今在法国极具声望的劳里斯顿侯爵家族。
在接下来的一章里，我们会发现，在同一时期的英国，疯狂的投机行为，在人群中同样传染、蔓延着。
当时的英国环境和法国特别相似，不过，因为立宪制政府的果断处置，相比法国，发生在英国的这次疯狂事件所造成的后果要小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