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在日常生活的语境中关注历史上的生命

关注生命，秉持生命关怀意识，无论对于历史研究还是现实活动来说，原本都是十分自然的题中之义。然而，当我们将对物质进步和整体社会经济发展的追求和重视凌驾于对人自身的发展和个体生命的幸福的关注之上时，当我们将人自身的发展和个体生命的幸福化约为物质进步和整体社会经济的发展时，在高大上着眼整体的宏大叙事面前，个体生命的状况、体验和情感往往就没有了安放之地，对生命的关怀也就成了追求小资或个性的奢侈品。

20世纪出现的这一研究取向，虽然一定意义上也可以视为人类理性的进步，但无疑也导致了如本文开头所说的后果，历史学家精心构筑的精致的历史学大厦竟然没有人居住。正因如此，上次世纪六七十年代以降，西方史学界在“文化转向”和“语言转向”等学术思潮的带引下，出现了微观史、日常生活史、新文化史和物质文化史等一系列新兴的史学流派或分支，这些研究虽然有各自不尽一致的特点和诉求，但整体上都可以视为是对以往过度社会科学化的历史学研究的一种反动，都希望将具象而非均质化的人重新拉回到历史中来，都倾向从日常生活的逻辑去理解历史上的人与事。如果我们回到日常生活的语境与逻辑，那么对生命的关注就变得自然而不可避免，个体的生命离不开生老病死，缺乏疾病与医疗的历史，不仅会让历史的内容变得残缺不全，也必然会妨碍我们更全面系统地认识和理解历史中的生命状态和行为，乃至历史的进程。李建民借用William E. Connolly的说法，指出：“医学要比已经知道的更多，尤其是更多地揭露了历史中关于‘人’的故事。”显然，如果让我们的史学立足日常生活，更多地注目于“人”，关心他们的日常经验和常识，以及由此透视出的时代意识和“地方感”，那么我们便没有选择地会更多地关注到疾病、医疗和卫生等议题。实际上，当我们在阅读西方的一些重要的日常生活史研究著作时，也很容易发现它们对这类主题的叙述。而在众多西方医学社会文化史的论著中，则不乏日常经验和感觉的内容。

有鉴于此，笔者一直主张，医疗史作为一项新兴的研究和“新史学”的一份子，应该尽可能地以新理念、新方法来探讨新问题，应参照和借鉴西方相对成熟的研究方法和理念，将自己的研究置于国际学术发展的脉络中来展开，更多关注并汇通日常生活史、微观史、社会文化史和物质文化史等新兴前沿研究，以使中国的医疗史研究，在引入和践行国际新兴学术理念和方法上，扮演起先行者的角色，更多更好地彰显“新史学”的气象。并藉由将具象的生命引入历史，构筑以人为本，立足生命，聚焦健康，将个人角色、具象生命以及历史多元性和复杂性放入历史学大厦的“生命史学”体系。要达致这样的目标，路径和方法固然是多种多样的，但都需要我们跳脱以往过于关注直接关乎社会经济发展的宏大主题、热衷宏大叙述的思维，将对历史的认识与理解拉回到日常生活的情境中来展开。一旦如此，便不难看到，尽管任何个人的生活与命运不可能逃脱于时代和社会的大势之外，不可避免会受到时代思潮和文化、国家的政经大事等因素的影响，但个体生命，其存在的意义和价值绝不应只是可以体现时代文化及其变迁或佐证社会发展趋向或规律的道具，生命本身作为一种自在的存在，其价值与意义也自有其相对的自主性和独立性，人性的光辉、生命的尊严、苦难的应对与拯救等等日常生活中的主题，对于社会的宏观大势来说，或许无关宏旨，但却是生命本身的价值与意义之所在。故而，立足日常生活的逻辑，置身日常生活的语境，不仅让我们可以看到不一样的历史面向，可以更深入细致地观察到生命的历程与体验，还可以更具人性地去理解和书写历史。这样，我们就可以在日常生活的语境中关注生命，在对生命的关注中探究人类的疾病、医疗和健康，并进而在对疾病、医疗和健康的探究中呈现生命的历史与意义。

对于上述的认知和理念，很多人也许并不反对，但也很可能会觉得“说说容易落实难”，这样的问题固然是存在的，要想很好地实现这一目标，不仅需要研究者比较系统全面地更新学术理念和方法，而且也要有较为深厚的学术功力和较强学术洞察力，要做到做好，诚然不易。但作为一种学术追求和目标，只要真正体认到它的价值和意义，努力进取，也完全是可能实现的。实际上，无论是国际还是国内，都已出现一些比较成功的范例。比如，Joan Jacobs Brumberg通过对发生在女孩身上近代厌食症的探析，呈现了近代英法中产阶级家庭中女孩的生命状态，并进而探析了诸多社会文化权力在女孩身体上交织和博弈，认为文化和青春期女孩身上的压力在疾病的发生上起主导作用，而生理的和生物学的力量则掌控了疾病的经历过程。Laurel Thatcher Ulrich以美国缅因州哈洛韦尔的产婆玛莎·巴拉德（不是医生）的日记为主要分析文本，通过充分引用日记的篇章让读者感觉到了日记“详尽而反复的日常性”，并努力在日常中彰显了18、19世纪美国社区中的普通人的内心世界、医疗行为、医患关系以及性别角色与特征等等直接关乎生命的信息。Barbara Duden利用现在留存下来的1721—1740年一位德国医生约翰尼斯·斯托奇记载的1816份女性病人的陈述，细腻地探究了当时德国普通妇女对自身身体的经验、体验与认知。吉多·鲁格埃罗，从微观史入手，对意大利威尼斯的一个老妇人Margarita Marcellini的离奇死亡为分析案例，细腻而情景化地呈现了17世纪初意大利疾病、宗教、大众文化和日常生活之间的复杂关系以及文化对疾病与身体的解读。在中国医疗史界，虽然还缺乏此类比较成熟的专著，但也不乏颇为成功的论文问世，比如，张哲嘉利用晚清名医力钧的医案《崇陵病案》，细致梳理了光绪三十三年（1907）力钧为光绪皇帝治病的经历，并着力探讨其中所展现的医患关系。该文很好地实践了从例外中发现正常的理念，尽管力钧为龙体把脉是个特殊的个案，但是透过这样的“例外”，我们仍得以省思宫廷中医患关系的实态。韩依薇的《病态的身体——林华的医学绘画》利用广东商业画家林华于1836—1855年间为医学传教士伯驾的肿瘤患者所作的医学绘画，通过细致分析这些绘画制作的背景、技术和内容，来探讨19世纪早期有关病态和中国人身份的信息是如何在文字和视觉文化上被传播和变化的。笔者在有关清中叶扬州医生李炳的研究中，也通过对有限资料的细致解读，努力在具体的历史情境和人情网络中来理解李炳的医疗行为和心态，呈现了一位普通医生的生命状态和历程。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由此可见，只要能够更新理念和方法，努力挖掘资料，在生命史学理念的指引下，以疾病与医疗等主题为切入点，比较深入细腻地呈现历史上生命的存在状态、体验和表达及其与社会文化的互动，是完全有可能的。尽管与国际史学界相比，中国的医疗史研究在这方面的成绩还甚为薄弱，但国际同仁的成功范例以及目前业已出现的良好开端，让我们有理由对中国医疗史研究在这一方向上取得重要进展充满期待。而要实现这一目标，就笔者的考量，以下两方面的努力应是可行的路径。一是通过广泛搜集、细致解读日记、年谱、笔记、医话和医案等私人性的记录，尽可能系统而细腻地呈现历史上日常生活中人的医疗行为和模式、疾病体验、身体感、性别观和健康观等情况。二是将从各种文献中搜集出来的相关史料，置于具体的历史语境中，从日常生活的逻辑出发，来破解史料背后关乎生命的文化意涵，观察和思考时代社会文化情境中人们的生命状态、体验及其时代特色。

我们借《新史学》一角，编纂医疗史的专辑，并名之曰“医疗史的新探索”，一方面固然是希望藉此向学界展示海内外中国医疗史研究的新进展、新成绩，更好吸引更多的研究者，特别是青年人才加入到这一研究队伍中来。同时，也是希望能够通过展现这一新兴研究的新追求、新取向，阐发其意义和价值，来推动该研究的不断向前发展。这里所收入的6篇专题论文和2篇学术述评，虽然在内容和方法上未必完全如我们上面所述，可归于比较典型“生命史学”的范畴。但相较于大多比较传统的研究，称其为中国医疗史的新探索，应是名至实归。这些研究基本都具有社会文化史的视角，且颇多日常生活史、物质文化史、身体史和性别史的色彩。不仅如此，它们还大多与我们倡导在日常生活的语境中关注历史上的生命的诉求相关。周启荣的《医治公众：清代士商社会的公共文化与慈善医疗服务》最终的落脚点虽然是期望通过明清慈善医疗的探讨，展现清代社会的士商社会特性，但其文章中诸多具体论述，实为我们更好了解和认识当时社会的医疗场域、行为和方式提供了可能。边和的《谁主药室：中国古代医药分业历程的再探讨》是一篇在具体的历史情境中探究中古以来，中国传统社会医疗行为中医学和药业关系的力作，不仅颇为清晰地梳理出来医药关系从医者医药合一到医药分业的演变历程，而且还能立足日常生活的逻辑与语境，对这一演变的原因和意义做出颇为深入的阐释。董琳的《“药气蒸为瘴”：大黄隐喻与清代士人的边地观》通过大黄这味常见药物的隐喻的文化史解读，赋予药物以生命的意涵。而张瑞的《疾病的文化意义：晚清日记中的病痛叙事》则更是利用日记等私人化记录，探究了生命应对病痛苦难的体验及其所反应的社会文化意义。皮国立的《从镇静到补养的救赎：民国时期新医药对纵欲致病的医疗史》则以较为丰富的史料和颇为细腻的笔触，书写了民国时期人们在面对诸多所谓纵欲行为的身体经验。沈宇斌和范瑞的《近代中国的疾病、身体与成药消费文化：以五洲大药房“人造自来血”为中心的考察》则以“人造自来血”为例，重点考察了近代药物的消费文化是如何型塑和影响人们的疾病感受和身体体验的。陈昊和杨璐玮的两篇学术述评，则直接面对国际医史学研究中身体、性别、药物交流和知识生产等医疗史、身体史、性别史和全球史研究前沿议题，通过有针对性地评述几本较新重要著作，探究了同样是前沿研究的中国研究和西方研究在立意和旨趣的异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