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气数、气运

我们可以看到，禀气的不同固然解释了静态的恶的产生，解释了人物的不同以及人的诸多现实状态，从构成论上为我们说明了恶以及不合价值的事件的来源性问题，却似乎并不能完全解答我们最初的问题。我们可以追问，为什么禀气这一气化过程会有清浊的不同呢？万物为何不一同禀得好的气呢？既然理是气之根据，气为何会出现如此这般最终会影响价值实现的状态？为什么理是气运动的根据，而气的运动会有不符合“理”的要求的状况出现？最终，这一问题似乎还是要回归到理与气的动静（气化）问题上来阐释。朱子在讨论“禀气”的材料中似乎并没有直接解释我们的疑问。而与这一问题有直接关系的是朱子对“气数”“气运”的讨论。

《答郑子上》等材料已经隐约谈及历史观上“时运”“气运”“气数”等范畴，更直接谈到了三代与其后的气运状况。我们可以看到历史观上的这些范畴更是对这点的直接体现，气直接影响价值的实现，历史上的某些时期恰是气运不均平的表征。

《文集》卷七十六《丞相李公奏议后序》言：

呜呼！天之爱人可谓甚矣。惟其感于人事之变，而迫于气数屈信消息之不齐，是以天下不能常治常安，而或至于乱。然于其乱也，亦未尝不为之预出能弭是乱之人，以拟其后。……岂天之爱人，有时而不胜夫气数之力，抑亦人事之感，或深或浅，而其相推荡固有以迭为胜负之势而至于然欤？呜呼，痛哉！

在朱子看来，由于气数的不齐，因此天下不能长治久安。气直接影响到价值的实现。虽然天十分爱人，但历史上经常表现出来的却是天无法战胜“气数之力”，气的力量常常压倒理，理气常常互为胜负。这条材料表征出的历史观在朱子那里是十分常见的。

又如，《语类》讲：

问：“前日尝说鄙夫富贵事。今云富贵贫贱是前定，如何？”曰：“恁地时节，气亦自别。后世气运渐乖，如古封建，毕究是好人在上。到春秋乃生许多逆贼。今儒者多叹息封建不行，然行着亦可虑。且如天子，必是天生圣哲为之。后世如秦始皇在上，乃大无道人，如汉高祖，乃崛起田野，此岂不是气运颠倒！”问：“此是天命否？”曰：“是。”（可学。）

在朱子看来，气运的不同状态影响当时人的状态，而这点又直接影响到历史上的制度实施。上古能够实行“封建”，是由于上古气的状态好，有许多君子。而之后，气运渐渐乖舛，逆贼渐多，因此封建虽还有行的可能，但已经较上古难了许多。朱子这里更是由气运直接谈到了历史人物。在朱子看来，大无道的秦始皇成了天子，汉高祖这样最有圣人之材的后代君主却生在民间，此极不合理，这就是气运颠倒的体现。《语类》卷十四在解释孔子“大德不受命”时言：

问：“天必命之以为亿兆之君师，天如何命之？”曰：“只人心归之，便是命。”问：“孔子如何不得命？”曰：“中庸云‘大德必得其位’，孔子却不得。气数之差至此极，故不能反。”

“大德受命”是价值要求的，然而孔子作为圣人却终究没有得位，在朱子看来，这是气数之差导致的，由于气数，最终价值没有得到实现。朱子常用“气数”解释历史上现实与理想相冲突的情形，在使用“气数”这一概念时，往往强调的是气数对于价值的“优胜”。

《语类》卷九十三记载：

问：“自孔子后，何故无圣人？”曰：“公且看三代而下，那件不薄？文章、字、画亦可见，只缘气自薄。”因问：“康节‘一元开物闭物’之说是否？”曰：“有此理。不易他窥测至此！”（浩。）（扬录云：“自周后气薄，亦不生圣贤。”）

朱子在这段话当中更是明确指出了三代以后的气薄导致圣贤不生，也导致文化的诸多方面衰落。这些都是“气”战胜作为价值导向的“理”的体现。

《论语或问》有这样的表述：

气数舛戾，则当然而不然者多矣，孰得而齐之。

“当然”是价值的要求，而由于气数的原因，价值的要求往往不能实现。

《语类》卷四十七记载：

问：“范氏谓：‘天下之理，正而胜者常少，不正而胜者常多。’”曰：“此当以时运言之。譬如一日与人一生，能有几多好底时节！”

在朱子看来，不管是一天之中还是人的一生，总是不好的时候多，达不到价值理想要求的时候多。“时运”就是从气的方面讲，理正与不正、胜与不胜与某一时段的气之状态有关。这里也提醒我们，对于朱子所讲的理气强弱问题，还有一点需要注意，即他经常将理气的互胜归结于两种不同的气的互胜。也就是理胜气往往是阳明之气胜，气胜理往往是阴浊之气胜。《语类》言：

天地间无两立之理，非阴胜阳，即阳胜阴，无物不然，无时不然。（寒暑昼夜，君子小人，天理人欲。）（道夫。）

在对两种气互相胜负的举例中，朱子直接谈到了“君子小人”“天理人欲”。可见气的不同状态实际上决定着理能否胜负。这不能不说也是一种形式的“气强理弱”。此外，在《文集》中如“天理微、客气胜”等类似这样的表述就经常出现，至于强调气对于价值的影响的材料也十分常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