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高宗朝书籍禁毁探微
摘要：建炎、绍兴之际，高宗禁毁、重修神宗、哲宗实录，从而禁毁王安石之学，大兴元祐之学。但是，崛起的道学人士在宋金和战问题上和高宗存在难以调和的矛盾，从而在绍兴和议期间引发新一轮书籍禁毁，对象以道学书籍、史书为主，而不仅限于此。高宗朝书籍禁毁充满意气用事的因素，在当时造成了严重的文化浩劫。
南宋高宗一朝，政局动荡，国是多变，引发一系列书籍禁毁，学界关注的时间几乎都是绍兴和议期间，而且在高宗、秦桧维护绍兴和议大兴文字狱的范畴中进行论述。这固然不错，但是，高宗一朝书籍禁毁并不仅限于绍兴和议期间，而且，有着自身深刻的发展逻辑，维护绍兴和议也只是其中的一个原因。有鉴于此，本文以整个高宗一朝作为参照背景，系统梳理当时书籍禁毁的完整动态过程，而且揭示前因后果，从而为宋高宗朝政治、文化生态提供一个特定的研究样本。
一、神宗、哲宗实录禁毁
靖康年间，国势维艰，蔡京、王安石等新党成为众矢之的，元祐之学解禁，而王安石之学则遭到禁毁；靖康元年，禁毁主要集中在经学方面，于是，建炎、绍兴之际禁毁王安石之学就转向史学方面，主要的形式是禁毁、重修神宗、哲宗实录。
靖康之变，王安石、蔡京等新党成为祸国殃民的小人，为人不齿，禁毁、重修神宗、哲宗实录，彻底否定王安石、蔡京等新党的历史作用就提上议事日程，建炎四年十二月，当时南宋王朝尚在风雨飘摇之中，高宗立足未稳，但是，禁毁王安石之学的政治文化导向已经显露端倪，《要录》卷四〇:“时上以太后诞日，置酒宫中，从容语及前朝事，后曰：‘吾老矣，幸相聚于此，他时身后，吾复何患。然有一事，当为官家言之。吾逮事宣仁圣烈皇后，求之古今，母后之贤，未见其比。因奸臣快其私愤，肆加诬谤，有玷盛德。建炎初，虽尝下诏辨明，而史录所载，未经删定，岂足传信后世？吾意在天之灵，不无望于官家也。’上闻之惕然。其后更修神宗、哲宗两朝实录，盖张本于此。”宣仁圣烈皇后高氏在哲宗尚未亲政的元祐年间垂帘听政，废弃新法，起用旧党；太后则是高氏钦定的哲宗昭慈孟皇后，在哲宗绍述新法的绍圣年间被废黜，靖康二年，劝进高宗登基，多有力焉。由此可知，在新旧党争的语境中，二人都极有政治象征意义。元祐之后，新党一直控制政局，神宗、哲宗实录都出自新党之手，孟皇后要求高宗删定史录表面上是为高氏辨污，实质上则是为了禁毁新党书写的历史，从而迎合高宗是元祐非熙丰的政治意图，高宗闻之惕然，就是因为深知孟皇后的良苦用心。
绍兴年间，南宋王朝政局趋于稳定，通过禁毁、重修神宗、哲宗实录，禁毁王安石之学，逐渐在士人中引起广泛共识，《宋史·常同传》:“先是，同尝上疏论神、哲二史曰：‘章惇、蔡京、蔡卞之徒积恶造谤，痛加诬诋，是非颠倒，循致乱危。在绍圣时，则章惇取王安石《日录》私书改修《神宗实录》；在崇宁后，则蔡京尽焚毁《时政记》、《日历》，以私意修定《哲宗实录》。其间所载，悉出一时奸人之论，不可信于后世。恭惟宣仁保佑之德，岂容异辞，而蔡确贪天之功，以为己力，厚诬圣后，收恩私门。陛下即位之初，尝下诏明宣仁安社稷大功，令国史院摭实刊修，又复悠悠。望精择史官，先修《哲宗实录》，候书成，取《神宗朱墨史》考证修定，庶毁誉是非皆得其实。’上深嘉纳。”
《要录》卷七九：“绍兴四年八月戊寅朔，宗正少卿兼直史馆范冲入见，冲立未定，上云：‘以史事召卿。两朝大典，皆为奸臣所坏，若此时更不修定，异时何以得本末。’冲因论熙宁创制、元祐复古，绍圣以降，弛张不一，本末先后各有所因，不可不深究而详论。读毕，上顾冲云：‘如何？’对曰：‘臣闻万世无弊者，道也；随时损益者，事也。仁宗皇帝之时，祖宗之法诚有弊处，但当补缉，不可变更。当时大臣，如吕夷简之徒，持之甚坚。范仲淹等初不然之，议论不合，遂攻夷简，仲淹坐此迁谪。其后夷简知仲淹之贤，卒擢用之。及仲淹执政，犹欲伸前志。久之，自知其不可行，遂已。王安石自任己见，非毁前人，尽变祖宗法度，上误神宗皇帝。天下之乱，实兆于安石，此皆非神祖之意。’上曰：‘极是，朕最爱元祐。'”绍兴四年五月，高宗正式下诏禁毁、重修神宗、哲宗实录。当时范冲正在参与修史。就历史事实而论，当年新旧两党在修史过程中都难免意气用事，抬高自己，攻击对方，但是，高宗却明确将修史的新党定性为奸臣，甚至表态自己最爱元祐，站在旧党一边，无异于是为正在进行的修史定下了鲜明的基调，所谓“最爱元祐”，言外之意则是最恨熙丰，禁毁王安石之学的意志昭然若揭。
高宗的干预对修史造成了颇为消极的影响，《要录》卷一一一：“己丑，张浚奏论史事，因言：‘绍圣以旧史不公，故再修，而蔡卞不公又甚，每持一己褒贬之语，以骋其爱憎。今若不极天下之公，则后人将又不信。’上曰：‘谓之实录，但当录其实，而褒贬自见。若附以爱憎之语，岂谓之实录？’上又曰：‘今日重修两朝大典，不可不慎。’浚曰：‘敢不恭承圣训。’自赵鼎去位，有言《神宗实录》改旧史非是者，故浚奏及之。”张浚之言并非空穴来风，事实上，重修的《神宗实录》在当时颇受非议，终于引起再次重修，《要录》卷一二一：“壬午，秘书省著作郎何抡罢。抡既迁少监，而殿中侍御史张戒言：张浚入蜀，抡为之鹰犬。去岁浚独相，自以黄潜善乃王黼之党，每持邪说，以司马光为非，以王安石为是。至再修《神宗实录》，抡攘臂其间，略无所忌。浚败，乃焚毁签贴，国家大典，岂宜屡易以徇权臣之私。”何抡因为再次重修《神宗实录》过程中“以司马光为非，以王安石为是”而遭到弹劾反过来说明范冲等史臣禁毁王安石之学之甚。绍兴七年九月，张浚罢相，《神宗实录》再次重修历时仅仅四个月就不了了之，则又说明高宗禁毁王安石之学态度之坚定。
二、道学书籍禁毁
高宗在建炎、绍兴之际禁毁王安石之学，大兴元祐之学，道学人士逐渐掌握政治文化主流话语权，却并没有与高宗站在同一个政治立场上，反而渐行渐远，双方终于因为绍兴和议而矛盾激化，引发新一轮的书籍禁毁。
因为“最爱元祐”，建炎元年六月，高宗登基伊始就下诏“还元祐党籍及上书人恩数”，此后屡次下诏重申，延续到大约绍兴六年，多达近五十次，大量的元祐党人及其相关人员获得平反而且进入仕途，人数之多在当时引起不小非议，甚至连元祐党人黄庭坚之甥徐俯都暗示高宗矫枉过正。
作为元祐之学的主体，道学在高宗的大力扶持之下成为文化主流，引起士人的标榜，成为仕途上的一块敲门砖，有利可图，遭到滥用，出现了众多末流伪学，对当时士风造成了极为消极的影响，引起禁毁的呼声。
但是，真正引起高宗对道学全面禁毁的原因是道学人士与高宗在宋金和战问题上难以调和的矛盾。因为高宗自登基以来不但消极抗金，而且一直谋求与金的和议，而道学人士遵循尊王攘夷的儒家伦理道德观念，是强硬的主战派，成为反对宋金和议的主要声音，绍兴十四年，御史中丞杨愿极言道学人士对于宋金和议的消极影响：“数十年来，士风浇浮，议论蜂起，多饰虚名，不恤国计。沮讲和之议者，意在避出疆之行；腾用兵之说者，止欲收流俗之誉。甚者私伊川元祐之说，以为就利避害之计，窥摇国论，诖误后生。此风不革，臣所甚忧也。愿下臣章，独示朝堂，裨中外洗心自新，以复祖宗之盛。从之。”而且，道学人士因为得到高宗的扶持而具有主流话语权，所以，对高宗的反对所产生的政治影响也就更加深刻，从而使高宗陷入了自己制造的尴尬的悖论之中。正因为如此，绍兴和议之后，道学遭到全面禁毁。
绍兴十四年，以肃清赵鼎党羽为契机，道学被定性为专门曲学，道学禁毁全面拉开帷幕，《要录》卷一五二：“甲午，右正言何若言：‘自赵鼎倡为伊川之学，高闶之徒从而和之，乃有横渠正蒙书《圣传十论》，大率务为好奇立异，而流人于乖僻之域。顷缘闶为国子司业，学者争投所好，于是曲学遂行。伏望申戒内外，师儒之官，有为乖僻之论者，悉显黜之。如此，则专门曲学，不攻自破矣。'”建炎、绍兴之际，道学人士主要围绕在赵鼎周围，所以，禁毁道学难以绕开赵鼎，将道学定性为专门曲学等于是为赵鼎党羽贴上了一个容易识别的政治标签，从而一网打尽。
但是，因为建炎、绍兴之际得到高宗的大力扶持，所以，道学在朝野极有影响，成为当时出版的主要流行书籍，《宋会要辑稿·刑法》:“七月十九日，左修职郎赵公传言：‘近年以来，诸路书坊，将曲学邪说不中程之文，擅自印行，以聋听学者，其为害大矣。望委逐路运司差官讨论，将见在版本不系六经子史之中，而又是非颇缪于圣人者，日下除毁。’从之。”而作为南宋出版重镇的四川、福建等地，道学书籍的流行更加广泛，也就成为禁毁的重点地区，《要录》卷一六八：“戊辰，右朝奉郎、新知汉州蔡宙言：‘乃者监司、郡守，妄取诡世不经之说，轻费官帑。近因臣僚论列，已正其罪，重加窜责矣！臣愚窃谓全蜀数道，素远朝廷，岂无诡世不经之书，以惑民听？欲申严法禁，非国子监旧行书籍，不得輙擅镂板。如州郡有欲创新刊行文字，即先缴纳副本看详，方行开印。庶几异端可去，邪说不作。’上曰：‘如福建、四川多印私书，俱合禁止，可令礼部措置行下。'”事实上，当时道学书籍屡禁不止是因为道学已经渗透到地方科举之中，所以，对道学的禁毁逐渐转向科举层面，秦桧党羽颇有力焉：
绍兴二十年九月，曹筠言：学校科举必欲得真贤实能，而近来考试官多以私意取专门之学，至有一州而取数十人，士子忿怨，不无遗才之叹，欲望特垂戒饬其有不公，令监察御史出院日弹劾，庶合士心。从之。
二十三年十一月，郑仲熊言：初，赵鼎立专门之后，有司附会，专务徇私，不论才与不才，有是说必置之高等，士子扼腕二十年于兹。今襄又为之倡，欲使人人尽归于赵鼎、胡寅之门而后巳，臣所以为国家虑之，欲望亟赐罢黜，庶使邪正一分而在位者知所戒惧。于是迥、襄并罢。
二十五年十月，张震言：陛下临御以来，兴学校，制礼乐，天下学士靡然乡风，臣愿申敕天下学校，禁专门之学，使科举取士，专以经术渊源之文。其涉虚无异端者，皆勿取，庶几士风近古。从之。
《要录》卷一七三：“乙酉，秘书省正字、兼实录院检官叶谦亨面对，言：‘陛下留意场屋之制，规矩一新，然臣犹有虑者。学术粹驳，系于主司去取之间，向者朝论专尚程颐之学，有立说稍异者，皆不在选。前日，大臣则阴佑王安石，而取其说稍涉程学者，一切摈弃。夫理之所在，惟其是而已。取其合于孔、孟者，去其不合于孔、孟者，可以为学矣，又何拘乎？愿诏有司精择而博取，不拘一家之说，使学者无偏曲之弊，则学术正而人才出矣。’上曰：‘赵鼎主程颐，秦桧尚安石，诚为偏曲，卿所言极当。’于是降旨行下。”由此可知，以绍兴和议为分水岭，道学在高宗朝经历了从扶持到禁毁的极端过程，在秦桧党羽的运作下，当时道学几乎退出了科举，从而达到了禁毁的目的。
三、正史、私史禁毁
绍兴和议之后，王安石、蔡京等新党罪名依旧，所以，高宗禁毁道学，打击道学人士的同时却难以反过来大力扶持新党获得士人的支持，陷入极度孤立，只能通过全面控制舆论维护丧权辱国的绍兴和议，禁毁史书由此而起。
禁毁史书，正史首当其冲，作为绍兴和议最主要的运作者，秦桧在靖康之变后身陷于金，后归南宋，遭人非议日甚，禁毁正史几乎肆无忌惮，《要录》卷一四八：“辛巳，秘书省著作郎王扬英、周执羔并为尚书吏部员外郎。先是，日历所修书，自建炎元年至去年，成五百九十卷，秘书少监秦熺因与扬英等书皇太后回銮本末，上之。壬午，诏熺、扬英、执羔各进官一等。自秦桧再相，取其罢相以来一时诏旨，与夫斥逐其门人章疏，或奏对之语稍及于己者，悉皆更易焚弃，由是日历、时政记亡失极多，不复可以稽考。逮其擅政以来，凡所记录，莫非其党奸佞之词，不足传信天下后世矣。”
宋代士人好议论，私史大行其道，对正史的话语权形成冲击，为了维护赵宋皇室尊严，树立自己的政治权威，高宗全力支持秦桧禁毁私史，《要录》卷一五一：“丁亥，秦桧奏乞禁野史，上曰：‘此尤为害事。如靖康以来，私记极不足信。上皇有帝尧之心，禅位渊圣，实出神断，而一时私传，以为事由蔡攸、吴敏。上皇曾谕宰执，谓当时若非朕意，谁敢建言，必有族灭之祸。'”靖康年间，在金强大的军事压力之下，徽宗与钦宗之间颇有矛盾，朝野之间流言纷纷，士人私史多有记载，在绍兴和议之后，尤其容易成为反对和议者的话柄，对政局造成消极影响，所以，高宗对于秦桧的奏乞积极响应，由此可知，当时高宗支持禁毁私史的直接目的是维护赵宋皇室尊严，从而树立自己的政治权威。引申而言，高宗、秦桧禁毁私史在本质上有着共同的需要。
绍兴和议因为丧权辱国引起士人普遍反感，纷纷著私史反对，散落民间，禁毁难度极大，于是，高宗、秦桧鼓励告讦，《要录》卷一六〇:“秘书省著作佐郎林机面对，言：‘访闻有异意之人，匿迹近地，窥伺朝廷，作为私史，以售其邪谋伪说。臣若知而不言，则异日害正汩真之患，臣实任其咎。欲望密加搜索，严为禁绝。’甲寅，上谓秦桧曰：‘此事不应有，宜行禁止，许人陈告，仍令州县觉察，监司按劾，御史台弹奏，并取旨优加赏罚。'”在高宗、秦桧的授意之下，大批政治投机分子参与禁毁私史之中，告讦之风大盛：“秦桧赞成和议，自以为功，惟恐人议己，遂起文字之狱，以倾陷善类，因而附势干进之徒，承望风旨，但有一言一字稍涉忌讳者，无不争先告讦，于是流毒遍天下。”在这样的背景下，士人噤若寒蝉，从而大大加剧了私史禁毁的程度，《宋史·秦桧传》:“时司马伋遂言《涑水记闻》非其曾祖光论著之书，其后李光家亦举光所藏书万卷焚之。”李光家虽然焚书自保，却还是难以逃避无孔不入的告讦之风，终于身陷私史案，一家残破，株连众人，范围所及，甚至影响到局外之人，《挥尘录》:“丁卯岁，秦桧之擅国，言者论会稽士大夫家藏野史以谤时政，初未知为李泰发家设也。是时明清从舅氏曾宏甫守京口，老母惧焉，凡前人所记本朝典故与夫先人所述史稿杂记之类，悉付之回禄。”
四、余论
高宗朝书籍禁毁始于建炎，却上溯靖康，实际上是北宋新旧党争的延续，在绍兴和议之前就已经出现了严重的意气用事因素，《要录》卷七七：“丙申，新除宗正少卿、兼直史馆范冲辞免恩命。朱胜非奏曰：‘冲谓史馆专修神宗、哲宗史录，而其父祖禹，当元祐中任谏官，后坐章疏议论，责死岭表，而《神宗实录》又经祖禹之手。今既重修，则凡出京、卞之意，及其增添者不无删改。傥使冲预其事，恐其党未能厌服。’上曰：‘以私意增添，不知当否？’胜非曰：‘皆非公论。’上曰：‘然则删之何害？纷纷浮议，不足恤也。’胜非曰：‘冲不得以此为辞。今圣断不移，冲亦安敢有之义。'”《神宗实录》最早成书于元祐年间，范冲之父范祖禹正是主要史臣之一，对王安石多有贬低，引起新党反弹而被列入元祐党人碑，罹崇宁党禁之祸，遭到贬谪；高宗重修《神宗实录》意在禁毁王安石之学，以范冲为史臣更加容易授人以柄，后来事实也证明确实如此，所以，朱胜非之言颇为中肯。高宗未尝不知，只是为了最大限度地争取当时士人支持而坚持己见，却为当时的书籍禁毁提供了一个极为恶劣的先例。
随着绍兴和议的推进，高宗、秦桧维护绍兴和议的目的逐渐明确，意气用事的因素在现实政治的推动下更加严重，书籍禁毁变得肆无忌惮，几乎到了动辄得咎的程度，《要录》卷一三二：“徽猷阁直学士、提举亳州明道宫刘岑，降充徽猷阁待制。初，右迪功郎吴伸之上书请灭刘豫也，岑为秘书少监，以书誉之。至是有刻《吐金集》本者，实伸所上疏，而岑书在焉。秦桧奏伸书有斥圣躬之语，不可传播，恐流入外境，乃令临安府拘收。岑坐降职。”绍兴二年，吴伸因为《吐金集》而声名鹊起，甚至进入仕途，可见当时《吐金集》已经获得高宗的肯定，只是七年之后却又遭到禁毁，当时书籍禁毁之任意妄为可见一斑，因为国是多变，甚至出现前后矛盾的荒唐闹剧，《宋史全文》卷一七上：“癸亥，两浙转运副使王琮罢，仍夺职，坐不刊行《资治通鉴》板本也。始范冲刻是书，垂成而去。琮至，遽罢之。言者劾琮指司马光为奸人，谓《通鉴》为邪说，必欲毁板，恐其流传，故有是命。”作为旧党领袖，崇宁元年，司马光因为反对新法而被蔡京等新党列入元祐党人碑，罹崇宁党禁之祸，著作悉数禁毁。靖康之后，高宗为了扶持元祐之学，走向另一个极端，将禁毁司马光著作的王琮罢免，时在建炎三年八月。绍兴和议之后，又出尔反尔，再次禁毁司马光著作，甚至为告讦曾祖司马光的司马伋特迁一官。
绍兴和议之后，书籍禁毁逐渐成为秦桧打击政敌的手段，秦桧政敌众多，书籍禁毁的范围极为广泛，远不止道学书籍和史书，常常出人意表，《宋史·程瑀传》:“瑀在朝无诡随，尝为《论语说》，至‘弋不射宿’，言孔子不欲阴中人。至‘周公谓鲁公’，则曰可为流涕。洪兴祖序述其意，桧以为讥己，逐兴祖。魏安行锓版京西漕司，亦夺安行官，籍其家，毁版。桧死，瑀子孙乃免锢云。”《论语说》遭到禁毁纯粹是因为程瑀不容于秦桧而不是书籍本身，秦桧真正的目的是打击程瑀，禁毁《论语说》只是手段。
正是在这样的政治文化背景下，大量的书籍遭到禁毁，造成难以估量的损失，《要录》卷一七一：“秘书省正字、兼权国子司业张震言：‘仰惟朝廷行宽大之政，异时士大夫以疑似涉谤，皆己赦除。流落者得生还，除名者得士宦，人神欢悦，天下翁然，然此治世之事也。窃见昨降指挥，取索福建、四川等路私雕印文书付监看详，取之未已。恐妄以私意将近世名公文集尽行毁版，不问是非，玉石俱焚，真伪两失，不足以称朝廷宽大本意。欲乞特降指挥，令福建、四川等路，如有私雕印文字，委自所属，依法详定，更不须发赴国子监，及提举秘书省。庶几知圣朝无有所讳，天下幸甚。’从之。”时在绍兴二十六年正月，去秦桧之死已经有两个月，大批遭到秦桧迫害的士人已经平反，而书籍禁毁却还在继续，由此可知，当时书籍禁毁的恶劣影响之甚，所以，结束书籍禁毁已经成为当时士人的普遍共识，张震之言代表的是当时士人的共同心声。
（傅绍磊，宁波大红鹰学院艺术与传媒学院讲师；郑兴华，宁波大红鹰学院人文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