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用魏晋风度作为整个集子的连接坐标，与其说是有意识的考量，还不如说是一种自然而然的性情流露。魏晋风度作为具有深刻生命意识与审美范式的文化摹本，非常契合我对性情自然的人生崇尚。当然，在这里，陶渊明是被置于延展开来的魏晋风度之中，并将其看作是魏晋风度的终结者与集大成者。

回想年轻时那段不算很久的古代文学研习生涯，最早深入其中且令人崇尚不已的，并不是陶渊明而是辛弃疾。当时年少好功业崇尚英雄，所萌生的第一部专业书理想，大概是写一本《辛弃疾词传》，在宏阔的历史画卷中，浓墨重彩叙说他的词艺与传奇人生。后来这个梦想终究没有实现，但是在对辛弃疾归隐词作的探讨中，却升华出对陶渊明的追寻，这很大原因要归之于辛弃疾600多首词中，有60首或明或暗都涉及到了陶渊明。事实上，两宋之际才是陶渊明得遇隔代知音的时期，在两宋文人那里，陶渊明成为一个符号化的象征，在苏轼集中就有和陶诗109首。而这种具有象征意义的符号化，恰好很吻合我对诗与人生的寄寓与追求，并不苛求古人全然如此，但求能以古风寄托情怀而已。所以每每做研究写文章，都少不了些“六经注我，我注六经”的意思。这点也使我比较认同“作者之用心未必然，而读者之用心何必不然”（谭献《复堂词录序》），并将其与后来西方的“接受美学”（receptional aesthetic）概念相杂糅。

其实这恰如陶渊明《五柳先生传》中所说的“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但以会意为指归，言不尽意，得意忘言，不仅是一种诗词文章境界，更是一种艺术人生境界。这种认识后来在我的其他研究中都曾加以引申，比如引用黑格尔对三种历史形态的划分，引用英国美学家、历史哲学家柯林武德所说的“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并且因此一切历史都是在历史学家自己的心灵中重演过去的思想”。（《历史的观念》）显然，那时候就或隐或显的在探索，寻求把诗学的研究融合于人生的追求。正因此，我在论述中深切认同朱光潜先生对陶渊明的评价：“大诗人先在生活中把自己的人格涵养成一首完美的诗，充实而有光辉，写下来的诗是人格的焕发。”（《诗论·陶渊明》）

诗艺很大程度上如人生一样，渐行深入就会自然生成一个确定的坐标，然后从这个坐标原点出发不断地延展开来。也正因此上溯陶渊明思想的本源，也顺理成章地回归到庄老的自然思想，以及处在同一坐标轴线上的另一个诗人阮籍。探寻的目光不断向上延伸，对诗艺的感悟融入自然与社会历史之中，越来越趋于哲理性的人生之思，当这种带有世界观和本体价值的意识与诗艺相贯通时，就体会到了阮籍精神世界的无依，陶渊明性情中的寄寓。魏晋风度在很大程度引起了我内心深处的共鸣，不仅激发了研究和写作的热情，甚至为那个时期的人生思考打上了烙印。于是魏晋风度便自然而然成了本书贯通上下的编排方式。

收在本集中的文章发表或有先后，然写作时间大都在1985年到1990年这五年之间，其中形式多样，既有严格的中国古代文学专题研究，也有经典著作的读书札记，更有数十篇的诗词赏析文字。文体的不同在一定意义上是一种解放，它在不经意之间使我多少避免了一味古板的做派。同时根据文章写作的时间与脉络，也可以大致感受到我对诗词与学术认识的演进。关于宋词研究的评述，是我严格意义上步入专业的第一篇文章。记得在读研之初，为了让我了解宋词研究概况，导师陆坚教授特意安排我写作本文。那时候文献检索还完全处在手工阶段，在图书馆里泡了多日之后，终于弄清了宋词研究的脉络和最新进展，后来文章发表在《语文导报》上，不仅为人大报刊资料所转载，也受到《新华文摘》的推荐。这篇文章虽然写作稚嫩，但是因为陆老师的良苦用心，也开启了我对古典文学研究方法论的初步认识，此后又曾应约撰写过几篇评述类文章，那时候年轻发表文章笔名“肖伟”（谐音小卫）。古典诗词的赏析文章也是导师指引下从小文做起，通常这种千字文章看上去其貌不扬，实则写多了要出彩并非易事，而欲从小文章中写出大气象，更是必须要有一些独到的匠心。

孔子如是说：“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论语·雍也》）学术文章不仅得论述有理有据，而且本身也要辞采飞扬，这似乎是当年杭州大学古典文学研究的一个传统。从我的师祖一代词宗夏承焘教授、楚辞大家姜亮夫教授等学术大家，到当年同在教研室的前辈名家徐朔方教授、吴熊和教授等，在这点上看法都很一致。取法乎上得其中下，所以当年写文章就很注重效法和模仿卓然名家的老一辈学者，闻一多、钱锺书、程千帆、李泽厚、傅璇琮等先生的文章，都曾经是我学习的摹本。20世纪80年代是思想启蒙和哲思深沉的时期，即便古典研究往往也沾染流行的社会时尚，从写于1989年论述阮籍和陶渊明的两篇文章中，多少也能找到一些现实社会的踪影。记得读研之初，导师曾以师祖夏承焘先生的话相教诲：文似看山不喜平。我的写作风格原本属于那种恣肆汪洋型，很推崇苏轼之所谓：“文章大略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止于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态横生。”（《与谢民师书》）这更接近那些具有宏观思辨性的文章，但以考信求实见长是杭州大学古代文学教研室的传统，大约是为了向老一辈证明自己的传承，特意写了关于陶渊明与颜延之、骆宾王与裴行俭的考据文章，其间可以明显看出老一辈学者的影响。借他人之酒杯，浇胸中之块垒，即便书评文字也力求淋漓尽致表达自己的观点，在述论唐诗美学的文章之外，还有篇关于淮海词的书评文字，评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陈祖美教授的著作。陈老师以女性学者特有的细腻视角研究诗词，多年来每有新著常见寄赠。现在想来，那个时期还是学术理想没有受到考评扭曲的年代，充满进取的年轻学者渴望发表文章，内心所维护的学术尊严依然保持着神圣的光环。正因此学术还呈现出很大程度的纯粹性，并且能够带来一些可以安身立命的理由，而不至于使其异化为一种稻粱之谋。

我的古典文学专业结束于中国大步走向市场化的那一年。记得此前结识的台湾“中央研究院”文史研究所的林玫仪教授，有一次曾对我同门的费君说起，卫先生放弃了专业真是很可惜啊。我闻言后微微一笑，按照自己的心性并没觉得有多少惋惜，这大概跟我只是把古典研究作为一种生活内容，而不是将其作为职业认定有关。也许应该庆幸在时下这个年代，把文学当作一种生活内容而不是职业选择，或可看作是上天对我的一种眷顾。尽管若能完美地结合工作职业与生活爱好，那是再好不过的事情，但大凡工作职业往往是一种谋生手段，而生活爱好则很大程度上是一种精神寄寓，前者系于浮世人生而难免功利，后者偏重在气质心怀而更多性情。正是由于这种定位的不同，使我可以彻底摆脱以此博取进路的心理，纯粹从性情和学术的融合上观照古典文学和文化传统。

史载陶渊明的外祖父孟嘉以正直和顺而颇有令名，东晋时曾先后入幕当时权倾一方的征西大将军庾亮、桓温等人，虽深受器重却终生未曾显达。有一次桓温问孟嘉，听妓弹唱时“丝不如竹，竹不如肉，何也？”（为什么弦奏不如管奏，管奏不如人歌喉？）孟嘉答曰：“渐近自然。”这个故事在陶渊明为孟嘉所作传记和《世说新语》中都有记载。这里所说的自然就是人的本色，越是符合人性之本色就越是打动人的情怀。文章也是这样的，即便看似刻板印象的学术文章，也是人性的一种挥洒。被称为宫体之祖的南朝梁简文帝萧纲，曾有一段讲做人与作文的名言：“立身之道与文章异。立身先须谨慎，文章且须放荡。”（《诫当阳公太心书》）所谓“放荡”即有无所拘牵、任意性情的意思，他想表达的分明是说文章是对现实人生的一种补充，也是人性本身丰富多彩的一种体现。言及于此，盖辑成旧编，配以古人传世丹青，其中不乏有恣肆挥洒的渲染。吾于绘画虽知之甚浅，然假以明珠之辉，犹成碧玉生烟之暖，得其映衬也不失为性情所之。

行云流水，秋风落帽。“一尊搔首东窗里。想渊明、停云诗就，此时风味。江左沉酣求名者，岂识浊醪妙理。”（辛弃疾《贺新郎》）文章甫就，引以为序，自述其意，不亦乐乎。

卫军英

2016年10月5日

于杭州栖溪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