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未来中国“畅想曲”：现代化强国
这是一个充满生机、富有活力的时代，一个波澜壮阔、气吞山河的时代，一个开拓未来、创造历史的时代。
我们已经用自己的辛劳汗水，搭起了走向未来的坚实舞台，正如有关文章所概述的：
我们创造了经济总量从世界第六位跃升到第二位，社会生产力、经济实力、科技实力迈上一个大台阶的“中国奇迹”；
我们激发了民主制度、民主形式、民主渠道不断健全、丰富和拓宽，人民享有越来越广泛的自由和权利的“中国活力”；
我们培育了文化发展全面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富有成效的“中国精神”；
我们描绘了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人均GDP超过6000美元，开始跨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的“中国故事”；
我们展现了成功举办大事、要事，从容应对急事、难事，经受住一次又一次重大考验的“中国力量”；
我们回答了综合国力、国际竞争力、国际影响力显著提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显示出巨大优越性和强大生命力的“中国答卷”；
更重要的是，在当代国际国内的时代背景下，我们成功开辟了现代化建设的“中国道路”。
不屈不挠的中华儿女，要为过去而战，因为，我们有足够的理由，去传承弘扬伟大祖先的脊梁和血脉；
不屈不挠的中华儿女，要为现在而战，因为，我们有足够的智慧去改善创造更富裕体面的生活；
不屈不挠的中华儿女，更要为未来而战，因为，我们有足够的自信去勾画、实现民族繁荣振兴的宏伟理想。
过去、现在、未来，是一个大跨度的历史统一体。但是，“过去”的已经过去，唯有“现在”连结“过去”和“未来”。所以，只有踏踏实实唱好当今中国的“进行曲”，才能一步步实现振兴中华的梦想。但是，对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华儿女来说，我们不只是历史主义者，也不仅仅是现实主义者，而同时也是富有远大抱负的理想主义者。
我们既要为现在而奋斗，更要为未来而奋战，对未来负责。
当今中国，处在一个由传统型社会向现代性社会的转变时期。在这个波澜壮阔、史无前例、世所罕见的伟大转变进程中，中国将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昂首前行。
在前行的路上，我们有着许多期待，许多“畅想”。
1.百年奋斗目标的现代化
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政党，都有自己的奋斗目标和未来蓝图。
当代中国的发展方向和奋斗目标：就是实现现代化强国。
中国将一步一步告别传统性社会而走向现代社会。
这个总体目标，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又规划了分两个阶段推进的具体目标，即：
到2020年——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年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一定能实现；
到2050年——新中国成立100年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也就是说，当前我国还尚未建成全面小康，而正在建设小康社会之中。有研究机构提出了我国小康发展的主要目标和基本标准是：
（1）人均国内生产总值2500元（按1980年的价格和汇率计算，2500元相当于900美元）。
（2）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2400元。
（3）农民人均纯收入1200元。
（4）城镇人均住房面积12平方米。
（5）农村钢木结构住房人均使用面积15平方米。
（6）人均蛋白质摄入量75克。
（7）城市每人拥有铺路面积8平方米。
（8）农村通公路行政村比重达到85%。
（9）恩格尔系数50%。
（10）成人识字率85%。
（11）人均预期寿命70岁。
（12）婴儿死亡率3.3%。
（13）教育娱乐支出比重11%。
（14）电视机普及率100%。
（15）森林覆盖率15%。
（16）农村初级卫生保健基本合格县比重100%。[16]
有关研究机构还汇总了到2020年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主要目标和基本标准：
（1）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超过3000美元。这是建成全面小康社会的根本标志。
（2）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8万元。
（3）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8000元。
（4）恩格尔系数低于40%。
（5）城镇人均住房建筑面积30平方米。
（6）城镇化率达到50%。
（7）居民家庭计算机普及率20%。
（8）大学入学率20%。
（9）每千人医生数2.8人。
（10）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率95%以上。[17]
可见，一个社会的发展和进步，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其内容是丰富多采的，并不是用一些可以量化的指标就能全部囊括的。
一般地说，现代化是工业革命以来，人类社会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进而向社会全面协调进步持续而深刻的社会变迁过程。这是一个以科技革命和制度创新为根本动力，不断推进经济、科技、社会、政治、文化、组织与管理制度等社会各个方面，达到现代发展水平的变革过程。现代化建设具有普遍性、历史性、整体性、阶段性和民族性等特点。笼统地说，现代化就是一个社会各个领域各项事业不断向现代水平提升的过程。
我们要建设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就是遵循世界现代化发展的一般规律，立足基本国情，以经济发达、政治民主、文化繁荣、社会和谐、生态良好、生活富裕为主要特征，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生态文明和社会治理（管理）文明有机统一的历史发展进程。
在2050年实现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目标之后，将向着更高水平的现代化目标迈进。
2.社会制度的逐步定型化
中国的现代化，包括社会制度、体制机制的现代化。其中，社会管控、治理体系及其能力、方式的现代化比其他社会事业和社会制度的现代化也许更重要、更迫切。
这就意味着，当代中国的社会制度建设，还处在一个探索、变革、创新的过程中，尚未成型、成熟。
这也意味着，在整个现代化建设进程中，中国都将处于一个错综复杂、波澜壮阔的变革时代。
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明确指出：当今中国正在进行的“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就把制度文明、国家治理体系也作为我们改革和现代化建设的基本目标之一。
这一论述是具有全局性战略意义的，它指明了我国未来社会制度的发展方向。过去我们讲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侧重于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角度提出并设定发展目标。现在，则全面提出了整个国家的制度建设的目标和任务，把国家治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也从制度层面将之作为现代化的内容和目标。
这样，我国社会制度建设的主要内容就包括：
第一，基本性质和方向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这是总体性的“纲”。
第二，社会基本领域（结构）方面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五位一体”的、既是内容又是制度的“骨架”。这是社会发展结构性、内容性的制度框架。
第三，要实现上述目标和整体国家现代化，必须有整合、组织、统筹、管控、指挥它们的治理体系、方式方法的制度保证，也就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这是社会运行、组织管控方面的“技术工具性”制度。
显然，没有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就不可能实现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的现代化和生态的文明化。
这样，我们就把现代化发展目标与制度建设目标、发展任务与组织体系衔接起来了，现代化建设的内容、目标和保障措施就更加完整丰富了。
这就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建设提出了更全面的要求，尤其对我们党的执政能力和人大、政府、政协、国防等各级组织建设，提出了更高要求和新的考验。
中国社会发展的制度现代化建设是一个长期探索和实践创造的过程，尽管我们已经积累了丰富的理论和实践的经验，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整套制度，毕竟是开创性的制度文明体系，无多少先例经验可借鉴，而过去我们在实践探索中积累的经验也还需要改进。但我们的基本方向、基本骨架已经成功搭建起来，而且我们的基本制度经受住了国内外“急风暴雨”的洗礼、考验，创造了令世人瞩目的奇迹，使我们对自己的制度充满自信。
但是，我国制度的现代化建设还正在探索改革中，正在创新完善中，也就是正在逐步形成中，正向着相对稳定、定型、成熟的制度体制发展。而其中一个重要的内容和标志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否实现了现代化。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的基本标志，或是说基本治理方式，是依法治国、依法治理，建设法治国家，而不再是简单命令式、完全行政化的管理。
我们坚信，中国社会发展制度现代化，正在逐步成熟定型。我们正朝着这个比任何“器物”现代化都要重要千万倍的“制度”现代化迈进。
3.现代化道路的中国化
中华民族复兴、中国的现代化目标的推进及实现，走的是中国自己的发展道路，它既要学习、借鉴现代化先行国家的成功经验，让人类现代化发展普遍的、共同的文明成果为我所用，更要立足于国情和时代特点，去探索、解决中国现代化发展的新问题，走出一条人类现代化发展新的文明之路。
现代化发展的中国特色、中国元素，主要表现在哪些方面呢？
第一，中国现代化的内容和目标更为广泛丰富，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生态、城乡、国防军事、科技教育、社会治理等各个方面的现代化，而且这些领域都力求均衡协调。
第二，中国现代化建设的领导力量是执政权力运行高度组织化、集中化和统一化的中国共产党，这就保证了在中国这样一个大国进行现代化建设的高效性。
第三，中国现代化建设的独创性。中国要建设的现代化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现代化，这就意味着我们国家的现代化，无论是经济、政治还是文化、社会等都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性质和要求，相较于资本主义国家实现的现代化，在社会基本制度、组织领导力量以及人民共富共享等方面都有着独特性质，具有“史无前例”的开创性。中国现代化建设要走的是一条极具创造性和挑战性的现代化发展之路，对人类发展的文明意义是显而易见的。
第四，中国现代化建设的艰难性。中国是具有13多亿人口的大国，而且全国各民族、各地区以及城乡之间的发展极不平衡，国内国际面临许多制约因素，挑战、风险也层出不穷，加上其开创人类现代化发展新路径的独创性，因而我们完全可以预见，中国现代化建设过程是十分艰难曲折的。
第五，中国现代化建设的赶超性。中国是一个家底并不深厚的发展中大国，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尽管中国的工业化、科学技术、城镇化、农业和军事现代化水平已经有了赶超式发展，但与发达国家相比仍然差距很大，是需要在党和国家强有力组织领导下，通过发挥市场经济机制和社会各方力量，去高效集中和配置各种优势资源，实行赶超式发展，从而缩短或赶上直至成功超越发达国家。我们要赶超式推进现代化建设，就必须坚持和发挥好中国自己特有的政治、制度和思想文化优势，才有可能实现真正的赶超式发展。
第六，中国现代化建设的自觉性。这是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又一个显著特点。当代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是由中国共产党组织领导的，是经过理论分析、规划设计的，整个推进过程都是有目标、有蓝图、有计划、有组织的自觉过程。与自然进化式的现代化过程不一样，这完全是一个高度自觉自醒自信的现代化进程。有理论、有计划的自觉的现代化，如果理论指导科学、规划设计合理，就具有极大的创造性、高效性，可以少走弯路。但如果有重大失误，后果也极为可怕。经过反思正反经验教训，我们的现代化建设的理论、规划越来越科学合理，我们的理论自信也越来越高，现代化建设实践也将越来越富有成效。
4.经济运行的市场化
未来的现代化中国，一个基本目标就是要构建现代市场经济体系。换句话说，在我国经济活动领域，市场化色彩会越来越浓，市场的基础性、决定性作用会越来越强，市场化程度会越来越高。人类社会发展至今，或者说在我们可预见可预测的未来发展，还找不到比市场经济更高效的资源配置机制。这在理论上似乎已经用不着更多论证，在实践上也几乎是已证明了的事实。当今世界，在联合国190多个成员国中，恐怕只有朝鲜还在固守计划经济了。
现代市场经济制度是发展经济的最佳选择。中国经济的现代化，要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因为它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支柱，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根基。当然，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都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但是，从经济运行的层面讲，则必须紧紧围绕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来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加快完善现代市场体系、宏观调控体系、开放型经济体系，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推动经济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发展，从而才能真正坚持、完善、发展我们的基本经济制度，加快推进经济发展的现代化。为此：
第一，必须进一步明晰资产、财富的主体归属。无论是国有的、集体的还是个人的、家庭的，产权归属要明晰，进而再明晰责权，进而再依法保护产权。产权是所有制的核心，必须建立健全归属清晰、权责明确、保护严格、流转顺畅的现代产权制度，必须坚持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财产权都同样不可侵犯的基本原则，这样才能发展市场经济。
第二，必须进一步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市场作用从“基础性”变为“决定性”，标志着中国经济战略的一个重大突破。这将使由市场决定的价格在经济资源和金融资产的配置中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当前，中国经济运行的市场化程度已经大为提高，其中98%以上的商品几乎实现了市场定价。但是，这仅仅是从一般实物商品和劳务意义上讲的。其实，中国资源配置的市场化程度并不是很高，更不能笼统说已经“达到98%”、市场化任务已经基本完成。事实上，中国目前的土地资源、矿产资源、能源资源、海洋资源、重大设施资源等等，离市场化要求还有很大差距，尤其是资金、金融、货币、外汇方面，并没有实现由市场决定价值，利率远未达到市场化，也就是市场还没有真正成为资源配置的基本手段，更谈不上市场起决定性作用。正因为这样，形成了许多长期困扰中国的不平衡问题，包括制造业的产能过剩，对存款利率的严格管制导致个人利息收入受到人为限制以及影子银行（比如理财产品）的快速扩张，对人民币汇率的有效管控导致过度流动性等等。
第三，必须进一步打破国有企业的垄断体系。垄断是市场经济的“天敌”。在经济领域，中国改革的总目标是要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是大趋势、大方向。一切不利于这个市场化总趋势的经济主体或经济机制，都应该顺应这个趋势而进行改革。如果真正让市场来“决定性”地影响资源配置，就要进一步打破国有企业垄断，改革国企领域中的那些非市场化因素。中国走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路，其中最主要的一条是必须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发挥国有经济主导作用，不断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但这一条是讲国家经济结构的所有制产权问题，而不是讲经济运行的市场主体必须以国有企业占多数、占主体。在市场经济的运行过程中，不管什么所有制（产权归属）的经济主体，都应按照市场规则和法规经营，一视同仁，公平竞争。市场经济之所以能比其他任何方式都更能高效地配置资源，就在于它在经济活动中能够依法实现自由平等竞争，在竞争中实现优胜劣汰，从而优化高效配置资源，不断推动经济向前发展。反之，如果我们要保护落后，那最好的办法就是实行垄断。垄断也是抑制一个产业发展和熄灭一个国家经济活力的最有效办法。
第四，必须发挥好政府的积极作用。虽然没有市场经济是万万不能的，但市场经济也不是万能的。虚化市场经济和神话市场经济都不是科学的态度，再超经济领域过度市场化的话，那将后患无穷。即使在经济运行领域，在发挥市场在配置资源中的决定性作用的基础上，也要发挥好政府这只“有形之手”的积极作用。中国目前既苦于市场经济不发达，不充分，又苦于政府在经济活动中常常或越位或缺位或错位，从而难纠市场经济的弊端。
总之，中国要实现现代化，尤其是经济发展的现代化，就必然加快构建市场化的现代经济新体制。
5.政治运行的民主化
当代中国的政治体制和政治活动的总方向、总目标，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这就说明：
第一，我们的政治制度是民主政治，而不是专制或别的什么政治制度。这种民主政治是社会主义的，而不是别的什么主义的。这种民主政治是代表人民大众根本利益和基本意志的制度安排，而不是代表贵族利益集团、少数政治寡头的。这种民主政治的本质，就是全体公民共治、共有、共享国家权力，进而通过非暴力的正义秩序解决彼此利益冲突，达到人民的共和。就其本意讲，社会主义是一种最为体现社会公民共同创造和分享利益的理论、道路、制度。因此，最大限度的民主是社会主义的本质，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也不可能真正实现人民共和。
第二，权为民所赋。我们执政党的一切权力、我们国家的一切权力、我们政府的一切行政权力、我们司法机关的一切司法权力，都是人民赋予的，是代表人民在行使权力，是为了造福人民。因此，必须以保证人民当家作主为根本宗旨来建构我们的政治体制。
第三，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人民对国家、社会治理的权力，通过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来行使。人民代表大会设立、产生国家权力机关，制定权力运行规则。
第四，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现代民主政治也是政党政治。社会多元化阶层和利益，通常通过相应的政党组织来表达和争取，因而社会各个政党之间也必须有活动规则。当代中国的政党制度实行的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这个政党制度，具有既体现各政党利益又高效集合配置政治资源等优势，从而实现社会更有序发展。
第五，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更加重视和健全各类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从各领域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不断扩大民主的社会化程度。尤其要围绕直接表决式民主与协商讨论式民主、直接选举式民主与间接代表式民主来拓展民主形式，提高人民参与社会政治生活的民主化水平。
第六，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我国的民主政治建设和政治体制改革，目标是实现现代的民主法制国家。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指出，我们要“紧紧围绕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加快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发展更加广泛、更加充分、更加健全的人民民主”。这就进一步强化我国的民主政治制度建设是要用制度去管权、管事、管人，把“权力关进笼子”，用制度、法律法规去管控权力，让人民去有效监督权力，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使权力成为实施民主政治的“手段”。
第七，构筑科学的权力运行体制机制。坚持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就必须构建决策科学、执行坚决、监督有力的权力运行体系，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廉洁政治，努力实现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构建起决策科学、执行坚决、监督有力的运行体系，意味着各种权力之间职责分明、职权分设、权力制衡。
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人类政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既吸收借鉴世界政治文明优秀成果，又具有中国自己的创造性，是一个需要不断探索、完善的艰难过程。
6.精神文化的时代化
现代化过程必然伴随着思想观念、精神文化的变迁进步过程。但是不是所有的思想文化都要现代化，人们对此有着许多争论。其实，即使物器层面的东西，恐怕也不能全部现代化，比如几千年的物品，那是文物，越古老越好，更何况人类的思想文化呢。
“现代化”并不是不要历史、不要传统。物品也好，文化也罢，“现代化”都是一个传承、扬弃、提升的历史进化过程。
未来中国的精神文化发展趋势将会是怎样的呢？细的难说，但起码应该强化的方向有：
第一，社会主义思想文化的时代化。在当代中国，共产党经过几十年革命、建设、改革、开放、发展实践，积累了许多执政和建设经验，学习引进、消化运用，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逐步形成了中国共产党自己独特的思想理论、精神文化。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思想文化。这是当代中国社会思想文化的主流，处于统帅领导地位，发挥主导性作用。任何时候，都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道路，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巩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但正因为要实现上述目标，就必须使社会主义思想文化随着时代实践的发展而发展，这样才能保持时代活力。
第二，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时代化。中华民族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文化的民族。中华文化是中国各民族共同创造的文明成果。中国优秀传统思想文化是我们各民族发展的根基，是各民族团结凝聚、共同生活的精神家园。中国传统思理文化是我们炎黄子孙的脊梁和灵魂。中国优秀的传统思想文化是我们华夏儿女的基因和符号。中国精神是我们继往开来的不竭动力。中国文化是我们引以为自豪的无价之宝。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是我们的立身之本、发展之源，也是同世界对话的最大财富和基本优势。因此，我们的现代化必须牢牢扎根于中国的历史和现实，必须传承弘扬中华民族的优秀思想文化。毫无疑问，在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中，中华民族的历史传统和优秀思想文化，必将得到新的更大发展。
第三，世界优秀思想文化的中国化。中国的现代化过程，也是学习、吸收、借鉴、运用世界各民族优秀思想文化的开放过程。当今世界，封闭不开放只能死路一条。坐井观天、夜郎自大，搞不了真正的现代化。世界各国各民族的优秀的、有积极意义的思想文化，虽然并不都能照搬到别国普遍适用，但它们都是人类共同的文明成果。人类进化发展的道路是多条的，方式也是多样的。毕竟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但人类又同住一个地球，是一个具有许多共性的命运共同体。各个民族、各个肤色人种、各个不同国家，尽管千差万别、千姿百态，有时甚至势不两立、你死我活，但它们毕竟有着太多的共同的喜乐悲哀，共同的生存发展需求，共同的困惑难题，共同的美好梦想。因此，各国各民族的优秀思想文化，无疑具有普遍的积极意义，有值得学习借鉴之处。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只有善于学习各国之长、站在人类文明制高点的民族，才是伟大的民族，才能真正推进现代化。毫无疑问，在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中，我们中华民族的思想文化与世界各国的思想文化交流必定增多，世界优秀思想文化的中国化也必将得到新提升。
第四，创造中国现代新文化。建设现代化的过程，必然也是探索、创造、积累现代思想文化的过程。没有现代思想文化，现代化是实现不了的。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一个重大使命，就是要站在历史进程的时代高度，以宽广的世界视野，探索和创造出与现代化进程相适应的新的时代文化。这种思想文化，必须在把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文化、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和世界优秀文化进行有机融合、传承扬弃、借鉴创新的基础上，结合现代化建设实践和时代发展轨迹，创造性地形成富有世界视野、中国气派、时代特征的现代新文化。这就是我们正在积极推行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文化。
7.社会活动的法治化
现代化国家必定是法治化国家。因为，人治是传统落后国家的重要标志，社会由封建传统社会进步为现代文明社会，一个最主要的内容和标志就是社会运行和社会生活的法制化。
当代中国政治改革的目标，就是要构建民主法制社会。为此，必须大力推进法治中国的建设。建设法治中国，就必须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
第一，必须维护宪法法律权威。宪法是保证党和国家兴旺发达、长治久安的根本法，具有最高权威。要进一步建立健全全社会忠于、遵守、维护、运用宪法法律的制度。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法律的特权，一切违反宪法法律的行为都必须予以追究。
第二，必须坚持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建立健全把党的主张、路线、方针、政策转化为国家、政府行为的法律法规。必须不断深化行政执法体制改革，加快建设法治政府，建立权责统一、权威高效的行政执法体制，不断完善行政执法程序，规范执法自由裁量权，加强对行政执法的监督，全面落实行政执法责任制和执法经费由财政保障的制度，做到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
第三，必须确保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检察权。要进一步优化司法职权配置，健全司法权力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的机制，加强和规范对司法活动的法律监督和社会监督。尤其要不断完善人权司法保障制度，尊重和保障人权。进一步规范查封、扣押、冻结、处理涉案财物的司法程序。健全错案防止、纠正、责任追究机制，严禁刑讯逼供、体罚虐待，严格实行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逐步减少适用死刑罪名。
如此等等措施，都将使中国民主政治的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建设大为加快，社会的法治化水平大为提高。
8.发展成果的共享化
1978年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经济保持快速增长。1979—2012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9.8%，同期世界经济年均增速只有2.8%。经济总量连上新台阶，综合国力大幅提升。国内生产总值由1978年的3645亿元迅速跃升至2012年的518942亿元。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不断提高，成功实现从低收入国家向上中等收入国家的跨越。1978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仅有381元，2012年达到38420元，扣除价格因素，比1978年增长16.2倍，年均增长8.7%。根据世界银行数据，我国人均国民总收入由1978年的190美元上升至2012年的5680美元，按照世界银行的划分标准，已经由低收入国家跃升至中等收入国家。
改革开放以来的35年，我国城乡居民生活实现由温饱不足到总体小康并向全面小康迈进，社会保障事业从低层次到制度建立再到全面推进。1978—2012年，我国就业人员从40152万人增加到76704万人，年均增加1075万人。城乡居民收入显著提高。2012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4565元，比1978年增长71倍，年均增长13.4%，扣除价格因素，年均增长7.4%；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7917元，增长58倍，年均增长12.8%，扣除价格因素，年均增长7.5%。
由此可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实力和城乡居民的生活水平大为提高。用国际上的通用标准，我国已由低收入国家进入到了中等收入国家；用我国自己的说法，则已从温饱不足到总体小康并向全面小康迈进。
但是，我们在看到社会财富普遍快速增长、城乡居民生活水平普遍大为提高的同时，也要客观清醒地承认，我国东中西部区域发展极不平衡，生产性财富与消费性财富很不均衡协调，城乡之间发展差距极大，各行业各群体之间收入高低悬殊，特别是社会贫富两极分化明显，以至成为一个严重的社会新问题。
这就是，社会财富如何更公平合理地共生共创共享？平均主义使社会缺乏活力而导致共同贫穷，但贫富两极分化会使社会缺乏和谐而导致失衡动荡。
经过改革开放35年的发展，当代中国的现代化建设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在保持让那些有本事肯努力的公民合法致富的同时，应该更注重社会公平与社会效率的统一，让发展的成果让更多人共创共享。中国要建设的现代化，是普遍富有、普遍和谐、普遍具有创造活力的高收入社会。为此：
第一，必须调控好生产与生活、投资与消费（主要指生活性消费）的关系。我们要转变发展方式，仅仅调整投入结构、产出结构、产业结构是远远不够的，还要高度重视国民收入与分配结构。中国要成为经济强国，不能只是制造大国、生产大国、贸易大国，还应该同时成为消费大国、生活大国。当今中国面临的重要问题之一，是如何成为一个更强大的消费社会。人们有足够理由猜想，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必然要逐步进入一个消费时代。
第二，必须平衡好东中西部之间区域的协调发展。中国区域辽阔、民族众多，各地发展差异大，“同步走”、“齐步走”不可能，也不科学。但必须优势互补，加大先发地区带动和帮助欠发达地区发展的力度，使中西部地区“赶超式”发展，为推进共创共享社会打实区域发展基础。
第三，必须分类调控好各行业之间的收入差距。要切实加大收入分配结构调节力度，尤其对垄断行业、国有经济行业高收入现象，不能视而不见、听而不闻、放任自流。
第四，必须加快建设福利社会。发展成果普惠化的社会，就应该是一个福利社会。福利社会也就是社会所有公民的基本生存、基本生活、基本权益普遍得到法治化、制度化保障的社会。这就是社会保障“托底”的社会，也是共创共享社会的基础性制度安排。福利社会不同于由国家大包大揽的“福利国家”，更不等于力不从心、养懒汉的“高福利国家”。在西方，“福利国家”与“福利社会”也是有区别的。“福利国家”更强调由国家承担完全责任来满足社会成员的福利需求，即使在经费由社会成员缴纳、由社会组织运作的情况下，政府也要全面承担福利资源分配和服务提供的责任。20世纪末西方出现了“福利社会”概念，更强调的是由政府和其他社会机构以及个人共同合作承担福利责任。“福利社会”不意味着提供“免费午餐”，防止形成“福利依赖”。福利总要有来源的，政府财政本身并不产生福利。所以，社会福利应根据国家发展水平而定；福利方式也应多样化，有免费、有减费、有缴费；而且福利最重要的首先是投资于教育、健康、就业。我们必须加快建立健全普惠制的社会保障制度。
第五，必须加快建立平衡富人与穷人利益的协调体制。这是当代中国现代化建设过程中理论上的社会主义共同富裕取向与实践上的贫富分化差距过大的一个现实“矛盾性课题”。共同富裕当然不是“同步”、“齐步”富裕，是有差异、有先后、有快慢的富裕，但必须以社会所有成员共生共创共享，即社会有基本福利、有平等发展致富机会为基础，让人人都同时有或多或少增加收入、改善生活的机会，也就是大家都有所“富”、都有生活更美好的希望。因此，对那些不合法的致富，必须坚决打击、取缔；对那些合法合乎政策而不合理的致富，必须及时调整法规和政策；对那些不违法违规而不合理的致富，必须加以规范调控；对那些阻碍提高依靠自己智慧、技术、劳动而获得更多收入的法规政策，必须加快调整；尤其对农民工、低收入者、贫困群众，要加大救济和帮扶力度，建立健全动态性社会救助制度，大力发展社会慈善事业，等等。
尽管我国的扶贫工作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但任务仍十分艰巨。根据1978年的标准，当年全国农村绝对贫困人口约有2.5亿人，约占全部人口的1/4，2007年下降为1479万人，平均每年脱贫811万人。按照2008年标准，2007年农村贫困人口为4320万人，2010年下降为2688万人，平均每年脱贫544万人。按照2010年制定的新的扶贫标准，2010年农村贫困人口为16567万人，2012年为9899万人，不足全部人口的10%，平均每年脱贫3334万人。如果再加上城镇的低收入困难家庭，我国的贫困、低收入人口数量十分可观。随着社会向前发展，扶贫帮困的标准自然也是水涨船高的。从动态和社会发展一般规律角度讲，一个社会的贫困人口通常占5%—10%，即标准高一点是10%左右。中国目前光低保对象，城镇有2000多万人，农村有5000多万人，约占总人口的5%。这还是在比较低标准下的贫困人口数量。
因此，中国要建立富人和穷人之间的协调平衡体制机制，可谓任重道远。我们要解决好共生共享问题，面对目前中国社会已经分层分化这一现实，积极寻求共生共存、共富共享的制度体制政策，要使“穷人不能再穷，富人不致出走”，努力建设发展成果、社会财富“共享化”社会。
这是艰难的。然而，这又是未来中国社会必然要强化的基本趋势之一。
9.社会财富的金融化
在工业化向后工业化、低收入向中高收入、温饱社会向小康富裕社会转变时期，正是社会财富有了较大积累、经济金融化快速提升时期。
因为，这个时期，社会工业化、城镇化有了较大发展，社会经济较快增长，社会财富有了较多积累，社会工商业不但完成了资本原始积累，而且开始进入转型发展的更高阶段。这个阶段更多地依靠已积累的大量资本去实现科技创新和金融创新，以培育和催生新兴产业和新的市场需求。
这个时期，也正是公民已完成生存型、温饱型需要向休闲型、发展型需求转变的时期。社会公民除了满足基本生活需要外，手上也有了一定积蓄。这些财富一方面为培育新兴消费市场，使社会进入消费时代创造了条件，另一方面，财富本身具有追求增值的天性，需要寻找保值增值的机会，也就是客观上有大量的社会财富需要转化为投资经营的资本。
这个时期，正是社会经济结构、产业结构、需求结构、城乡结构等快速调整的变动时期，也是社会阶层、社会利益、社会财富的分化变动时期，因而社会迫切需要形成新的体制机制和市场平台，去协调平衡这些矛盾，去实现发展成果让更多的社会成员共享，资本、金融市场就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机制和平台。
适应时代发展的客观需要，正是在工业化、城市化发展的中后期，人们生活水平步入小康和中高收入阶段，整个社会经济的金融化大为提升，金融、资本市场快速崛起，金融产业快速发展，并形成了面向社会的广为普及和具有相当普惠制的金融体制和金融市场。虽然不能说全民财富都步入了资本化、金融化行列，但只要有一定积蓄的家庭都普遍卷入了金融、资本市场，都拥有相当的金融资本和财产性收入，就又会造就出大量中产阶层和富裕家庭。
今天的中国也正开始步入这样一个发展阶段。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乡居民拥有的财富有了显著增加。2012年末，城乡居民人民币储蓄存款余额39.96万亿元，比1978年末增长1896倍，年均增长24.9%。股票、债券等金融资产规模也不断扩大。城镇居民拥有的财产性收入从无到有，2012年占人均全部年收入比重上升到2.6%。
图1—1 1978—2012年末城乡居民人民币储蓄存款余额
然而，中国人存款比例很高但投资收益有限。据国外有关机构公布的2013年全球财富报告指出，自2000年以来，中国人均财富几乎翻了两番，从5700美元升至2013年的22230美元（增长快的主要原因之一，是人民币兑换美元增值很大，但国内人民币是贬值的，购买力在下降。因此，中国人的实际财富并没有增长那么多。——作者）。2013年拥有100万美元的百万富翁数量为112.3万人。但这些财富大都以储蓄等“死”的资产形式之存在。中国人往往只重视积蓄财富而忽视经营财富，只重视劳动性收入而忽视财产性收入。造成这个结果的原因很多，但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我们的金融体制改革滞后，金融市场发育不快，金融知识普及不够，尚未形成真正造福广大老百姓的普惠制的金融体制，使得老百姓有点钱后除了存银行、买房子以外，就没有其他更多的投资渠道，以获得更实惠的财产性收入。我们要推动中国向更富有的社会转型，就需要发展金融、资本市场，增加老百姓投资经营回报，让老百姓既成为劳动者，又成为投资者、资本拥有者。
正因如此，对未来中国来说，过去几十年积累起来的大量财富，尤其是老百姓手中的近40万亿天量财富，如何激活？如何变为既造福百姓又推动新财富创造的金融资本？这是一个诱人的大课题。因此，未来中国的普惠制金融潜力巨大，财富、资产管理和共同基金会市场很大，资产资本化、资产证券化、资产债务化以及运用好金融新产品等等都非常重要。
过去中国的发展积累了大量资本，未来中国的发展需要更多的资本。中国人需要有更多更安全的机会，把大量闲置在银行的存款，投资到高收益、高回报的发展领域，把沉睡的“死资本”转化为不断增值的“活资本”，把老百姓的“劳动性收入”转化为“财产性收入”。只有这样，才能推动中国经济加快转型升级，才能使老百姓获得更多收入，进而步入全面小康的中高收入直至达到现代化的高收入阶段。
未来中国，将迈入一个金融化时代，也就是说，中国社会财富的金融化，是中国未来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
所谓“金融化”，是指社会经济活动的资本化、金融化水平很高，金融产品、金融市场、金融产业在经济社会活动中的地位作用很大，金融财富成为社会财富的主流，也就是金融活动越来越成为经济社会发展和提高公民生活水平的重要动力。
为什么金融化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呢？
这是因为，资金是人类一切经济活动和日常生活中除人之外最为基本、最为活跃、最具流动高效的要素（“血液”）；资金等金融资产是社会财富最具标志性、决定性的组成部分；金融财富是最具通用性和全民性的“家产”；资本市场、金融市场是社会市场体系中最有活力、最具灵敏、最具高效配置发展资源的市场机制，是市场的成熟、高级形态。因而，一个社会的经济越发达，市场体系越成熟，其资本化、金融化水平也就会越高。也正因为如此，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
纵观当今世界，凡经济发达、科技昌盛的国家，无一不是金融大国。欲建设现代化国家，就不能不加快建设现代金融。没有现代金融，也就建不起现代化国家。在世界经济越来越金融化的时代，中国一个紧迫而艰巨的战略任务就是要尽快建设高度发达的金融强国，及早成为三足鼎立或平分天下的世界金融中心。
10.生活环境的生态化
对我们人类生存和发展来说，良好的自然生态环境是最大的财富。
未来中国，应该是美丽的中国。如果我们的现代化是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的，那就不是人民所企盼的真正的现代化。
中国在工业化、城镇化和现代化进程中，生态环境越来越成为一个不可回避的重大问题。按照“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假说，在大规模工业化阶段，环境与经济增长关系先同向加大、后反向减小的倒U型规律，即当大规模工业化快速发展时，由于资源投入大量增加，带来了更多的污染排放，环境质量不断恶化；当大规模工业化进入转型发展阶段时，由于新技术应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以及清洁能源的推广，使环境质量随着经济增长逐步改善。[18]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可以等待工业化进展到中后期再来整治污染，更不意味着可以走先污染后治理的发展道路。
无论是国际现代化发展先例还是中国自己的现代化建设实践，都反复昭示我们：必须走现代化发展的生态文明之路。可以说，生态文明是工业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人类对传统工业文明带来的生态环境危机反思的重大成果，也是我们人类要在更高层次上实现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和谐发展，走绿色循环低碳发展之路的探索和追求。
生态文明是我们人类与自然界之间良性互动的关系，也是人类经济持续发展的一种文明形态。生态文明的实质，就是要培育创造以能源资源、生态环境承载为基础，以自然规律为准则，以可持续发展为目标，建设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社会形态。从经济现代化角度讲，绿色循环低碳发展是生态文明的基本内涵，也是实现生态文明的主要途径。只有在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都充分考虑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承载能力的基础上，推动城乡建设和生产、流通、消费各环节的绿色化、循环化、低碳化，实施经济循环发展，并加大环境保护力度，加快生态修复保护，我们才能有效地促进生态文明建设。
18世纪中叶开始的工业革命，在造福人类社会的同时，也给人类带来了沉重的资源环境代价。20世纪30年代后，工业革命带来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事件屡屡发生，从而引发人类对工业文明弊端的反思。生态文明就是这种反思的成果。我们看到了1972年罗马俱乐部发表的《增长的极限》报告，警示人类若再沿着依靠消耗大量资源和严重污染环境的发展老路走下去，地球将达到支撑人类发展能力的极限而走向崩溃。1972年6月，我们又听到了首次人类环境会议发出了“只有一个地球”的呐喊，并通过了著名的《人类环境宣言》，成为世界环境保护的历史转折点。1987年，我们又领悟到了由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发表的《我们共同的未来》报告中第一次提出的“可持续发展”新理念，呼吁既要满足当代人的发展需要，又要满足后代人的发展需要。1992年，我们再次看到了《里约环境和发展宣言》和《21世纪议程》中的警世理念：全球环境问题已经对人类生存与发展构成了现实威胁，出路只能走可持续发展之路。2012年，我们怀着喜忧参半的心情，读到了在巴西举办的“里约+20”峰会上发表的《我们期望的未来》。
看来，生态文明的道路是艰难曲折的，但令人欣慰的是，可持续发展、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生态文明，毕竟已经逐步成为各国的普遍共识。
1994年，我国也发布了《中国21世纪议程》，提出了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进一步强调要从重经济增长、轻环境保护转变为保护环境与经济增长并重；从环境保护滞后于经济发展转变为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同步；从主要用行政办法保护环境转变为综合运用法律、经济、技术和必要的行政办法解决环境问题，并把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战略任务。
毫无疑问，发展环境、生态文明是一个有机的整体，既要治理污染又要减少污染；既要治理保护又要运用新科技新材料；既要抑制污染、减少污染又要修复生态；既要治理减少生产性污染又要治理减少生活性污染；既要解决经济领域污染又要解决其他各个领域污染；既要解决一时一地的污染又要重视大区域、全国性和全球性的污染问题。
因此，生态文明建设，除了高度重视工业、经济领域污染问题外，更要全社会形成共识，转变过去现代化发展方式，转变人类生存和发展理念，转变人类的思维方式、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从根本上建设生态文明。
党的十八大是我国建设生态文明的一个新的里程碑：“建设生态文明，是关系人民福祉、关乎民族未来的长远大计。面对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的严峻形势，必须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位置，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生态文明建设是其他各项建设的自然载体和环境基础，没有良好的生态文明，其他一切建设都将成为“无本之源”。因此，各个领域的现代化建设，都应该以不损害生态环境为基本底线。
习近平总书记在致生态文明贵阳国际论坛2013年年会贺信中指出：“走向生态文明新时代，建设美丽中国，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重要内容。中国将按照尊重自然、保护自然的理念，贯彻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更加自觉地推动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把生态文明建设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形成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的空间格局、产业结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为子孙后代留下天蓝、地绿、水清的生产生活环境。”
我们完全有理由期待，生态文明、美丽中国将成为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显著特点，也将成为我们社会的文明新形态。
对未来中国，我们可以期待、可以畅想的方面还有许多许多。比如，未来中国将会迎来一个城市化社会、老龄化社会、福利化社会、网络化社会和发展动力科技化时代。在国际上，未来中国的地位、作用、责任、义务都会不断强化，世界的中国元素、中国色彩、中国故事也会大大增加。如此等等，都是我们所要希望的。
但是，我们最大的畅想，是中华民族现代化的顺利推进和实现；我们最大的梦想，是中国共产党人带领各族人民成功开辟人类现代化发展的文明新路！
梦想的实现，需要现实的实干。
当今中国正处于发展的转型阶段，现代化建设正走在通向“珠穆朗玛峰”山顶的“半山坡”上。
我们立志爬坡过坎，
我们没有退路，
我们只能前行！
[1] 新华国际：美刊：《“美国梦”的升起和陨落》，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2-06/28/c_123341705.htm。
[2] 参见《美国贫富差距创新高》，载《人民日报》2013年9月13日第22版。
[3] 参见《美国贫富差距创新高“工薪阶层”收入持续缩水》，中国网http：//finance. china.com.cn/news/gjjj/20130913/1811009.shtml。
[4] “创办于1904年的《东方杂志》曾发起过寻找‘中国梦想’的征文。1932年11月1日该刊主编胡愈之向全国各界知名人士发函400余封，征集两个问题的答案：‘先生梦想中的未来中国是怎样（请描写一个轮廓或叙述未来中国的一方面）？’‘先生个人生活中有什么梦想（这梦想当然不一定是能实现的）？’但那时已经发生了九一八事变，东北沦陷，全国正处于抗日战争的前夜，许多人对此问题不感兴趣，只收集到160多份答案，主要是知识分子、社会精英，该刊共刊发了144封来信。”这段话引自汪谦干先生的《“中国梦”一词的由来》一文，该文对“中国梦”的由来以及演化过程有详细论述。
[5] 参见孟娜、傅双琪、霍小光《永不停步的使命——中国改革航船驶入新征程》，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3-11/09/c_118074318.htm。
[6] 参见《从网络舆论场看“后十八大”》，财新网http：//opinion.caixin.com/2013-02-05/100489744.html。
[7] 林毅夫：《探寻中国经济背后的逻辑》，载FT中文网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51358。
[8] 张斌：《重启绿色GDP正当时》，《中国青年报》2014年1月21日，第2版。
[9] 晏磊：《危险的呼吸》，《南方日报》2012年12月19日GC01版。
[10] 参见安邦集团编发的《每日经济》2013年3月4日相关文章。
[11] 参见《空气污染致百万中国人过早死亡？》，载《参考消息》2013年4月3日第7版。
[12] 参见《关于世界人口的五个错误观点》，载《参考消息》2011年11月8日第10版。
[13]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2年全国总人口为135404万人，全年出生1635万人，死亡966万人，人口出生率、死亡率、自然增长率分别为12.10‰、7.15‰和4.95‰。2011年，15—49岁育龄妇女人数达到3.8亿的峰值，20—29岁生育旺盛期妇女人数达到1.1亿的“小高峰”，之后趋于减少。育龄妇女结构的变化，加上人口老龄化导致人口死亡率上升的影响，将使人口自然增长率不断下降。2000年，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例为10.33%，2010年为13.26％，2013年总量突破2亿人。“十二五”时期，年均增长800万人以上。我国是世界上人口老龄化速度最快的国家之一。1994年以来，出生人口性别比一直高于115，2004年高达121.20。2009年以来，出生人口性别比连续下降，但仍严重偏离正常范围，2012年仍高达117.7。2011年，我国城镇人口超过农村人口，占总人口比例达到51.3%。（《人民日报》2013年11月17日第2版，本报记者李晓宏整理）
[14] 令人高兴的是，当笔者写成这段文字不久，2013年11月12日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正式作出“启动实施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这是得人心、对中华民族历史发展高度负责的重大战略决策，意义深远。为保持作者上述原文观点，这里未根据新的政策作修改。
[15] 参见《电子商务成中国经济新增长动力》，载《参考消息》2013年11月13日第15版。
[16] 1991年国家统计局等12个部门的研究人员组成了课题组，按照中央、国务院提出的小康社会的内涵确定了16个基本检测和临测值。
[17] 参见《小康》2012年12月1日总第167期，第40页。
[18] 参见陆百甫《改革战略的形成与改革的走向》，载《中国改革》2013年第8期，第27—2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