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商业电影及其影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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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40年代,时任美国总统的罗斯福就曾明确指出,若论什么是影响人们思想观念的最佳武器,电影首当其冲。有鉴于此,他曾下令有关方面要以宣传美国的政策和政府的努力为目的。[2]这早在20世纪20年代就已成为美国高层的共识。威尔逊就曾认为,电影在传播公众信息方面当被列为最要媒介,盖它以通俗的话语形成了对美国政治和目的的有效展示。[3]同样,时任商务部长的胡佛认为电影输出的意义不仅在于它作为直接的商品价值,还在于它代表了美国的生活方式和影响力。[4]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以本土未遭战火洗劫的优势进一步大力发展电影业。这也是罗斯福总统对战时宣传部门的要求。首任美国国务院战时新闻局局长的戴维斯宣称,电影是世界上最强有力的宣传工具。1947年,美国电影协会负责人麦耶在回顾电影的作用时说,“现代美国电影是任何其他出口商品所无法比拟的,它同时兼具重要的经济、文化和政治意义”。他强调指出:“人们从未尝试研究美国电影促销美国其他产品的间接功用,当然这也许根本无法估量。绝大多数美国电影推介了难以数计的美国产品……从来不曾有过比电影更强大的推销商。”[5]1953年,随着“冷战”的升级,艾森豪威尔在就任总统期间成立了美国新闻署,下设电影电视和新闻广播等部门,简称USIA。巧合的是它与美国的缩写仅“一字之差”,而多出来的这个字母恰巧指代“Information”。该机构的使命被确定为:一、宣讲美国政府的政策;二、阐明美国政治与各国人民的合理诉求密不可分;三、抵制一切反对和扭曲美国形象的企图;四、通过表现美国文化生活促进人们对美国政治的理解。[6]顺便说一句,中美甫一建交,在好莱坞电影中受到“外星人”青睐的可口可乐和麦当劳、肯德基等“非意识形态产品”便率先迫不及待地进入了中国;至于美国在华“入世”谈判中强调的以好莱坞“大片”为主要内容的知识产权及其自由流通,则自然更符合前述政治。

而现代美国政治本质上是跨国资本主义政治。它发扬了资本主义“自由”、“平等”、“博爱”的精神,并在此基础上逐渐形成了两大新基点:一是现代化,二是大众消费文化;二者相辅相成。不消说,除了上述三精神,资本主义制度建立在四大“承诺”上:一是“自由经济”,它承诺以每个人发挥主观能动性为前提,从而最大限度地提高生产效率,进而调动和利用一切有效资源以发展生产力,创造物质文明,满足人的需求;二是“民主政治”,它承诺确保社会公平与公正,并在此基础上赋予民众自我选择、自我实现的权利;三是“道德伦理”,它承诺维护社会公德与基本伦常,保护人的尊严、人的本质诉求;[7]四是“大众文化”,它以开放的姿态兼容并包,从而保证了人们的创造力和多元的精神诉求。当然,这些相对空洞的政治经济和文化道德理念必须依附于看得见摸得着的实际。于是,现代化成了资本主义的首要追求和现实目标。它一方面以刺激需求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另一方面又以结伴而生的大众消费欲求反过来刺激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这一循环从现代化初级阶段以满足人的实际需求为导向的生产和消费方式,逐步发展至如今以制造和刺激消费,激活和培养欲望为目的的消费和生产方式。因此,现代化和大众消费文化二而一,一而二相辅相成,相得益彰。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艾森豪威尔政府发起的所谓“民众资本主义”便是这一现实的政治体现。

总之,现代化伴随着资本主义的产生而产生、发展而发展,它见证了奈斯比特、托夫勒们所说的“第二次浪潮”,却并没有就此歇脚,而是以新的面目走向了所谓的“后现代”或“后工业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