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主流政治传统浅谈——以宋代为中心
传统与现代是一对时髦的名词，大致相应于古语的古与今。但今人对这对名词的理解，无疑要比古人丰富得多。20世纪中华民族实现了半复兴，但与先进民族相比，仍处于落后状态，这是不争的事实。由此对中华悠久而丰富的传统出现各种议论，归纳起来，无非是全盘继承、全盘摈弃或是有选择的继承和摈弃，至于如何选择，又各有看法。
研究中华古史的人，自然是对传统接触最多的群体之一。就我个人的感情和心态而论，其实是矛盾的，有时觉得可爱，有时又觉得可憎。
回忆20世纪五六十年代，强调无产阶级要与一切剥削阶级的传统彻底决裂，单纯从口号上看，似乎非常革命。但在经历了十分惨重的全民族劫难之余，人们终于醒悟到，那次劫难在某种意义上，不过是中华古代坏传统的花样翻新、变本加厉和发扬光大而已，不过是以最革命的旗号，复辟着最反动的传统。
在经过了痛苦的反省和思考之后，笔者终于醒悟到，“从坏的方面看，中国传统政治的最大特色便是专制和腐败。专制必然滋生腐败，而腐败又必然依赖专制。这亦可谓是一对难舍难分、形影不离的传统政治遗传基因”。[1]“我们民族的坏传统”，“可否概括为专制、愚昧和腐败六字”。[2]所谓愚昧，可否包括三个层面，一是民众缺乏文化教育，二是统治者实行愚民政策，三是有文化的统治者也可以做出愚昧的决策。历史证明，绝顶聪明的统治者在某些场合可能利令智昏，做出绝对愚蠢的事。
但是，在面对一些力主全盘摈弃传统的议论，我无论在理智上，还是在感情上，又舍不得完全割弃传统，而是主张对传统实行四分法。“五四运动楬橥民主和科学两面大纛，这是对中华民族的伟大贡献。但是，当时提出‘打倒孔家店’，不免失之偏颇。任何一个民族的历史文化传统，大致总有好的、坏的、适用的和不适用的四个部分。一个民族的进步，离不开继承本民族好的、适用的历史文化传统，也应当吸收外民族好的和适用的历史文化传统。当中华民族处于先进地位时，或不免产生自傲感，不易虚心体察和学习其他民族的长处；反之，当无情的事实证明中华民族处于落后地位时，或不免产生自卑感，将自己的历史文化传统看得一文不值。更有甚者，则是本民族与外民族坏的、应当废弃的历史文化传统反而极度膨胀，恶性泛滥。”[3]
近日阅读《怀念李慎之》一书，此书第173页谈到，李慎之先生“炽爱中国，所以他对拖住中国使之沉沦的势力与习俗十分疾恨”，他认为，“中国的传统文化自从秦始皇称帝一统天下的二千二百年以来，一言以蔽之，就是专制主义。救治专制主义的唯一出路，就是启蒙”，力主进行一次新的启蒙运动。从中华民族的实际状况看，进行一场以批判专制主义为中心的新的启蒙运动，是一种客观需要，是十分必要的。“我们民族至今仍有很沉重的专制主义包袱，在这个包袱甩掉以前，思想解放运动不可能半途而废，反专制主义的任务也不可能半途而废”。“任何政治权力的干预，只能使思想解放运动延缓或加速，而不能使之终止”。[4]但中华文化传统能否简单地“一言以蔽之”，只怕是值得商榷的。
笔者作进一步思考，中华的传统主要可否区分为政治和文化两个层面，而两者似有所差别。中华文化当然有其优点，否则就不可能创造曾经领先于世界的灿烂古文明，也有其缺点，否则就不可能在近数百年间落伍。例如方块字、中医、书法、国画、古乐、民乐、诗词歌赋、戏曲、曲艺、中国建筑园林、中华烹饪，等等，都属文化传统，却不一定必须与专制主义挂钩。当然，从另一方面看，中华文化传统也确是以专制主义意识为指导思想，专制主义意识至今仍在毒化中华民族的心灵，是应当引起高度重视，并认真批判的。
即使就政治传统而论，只怕也不宜将它说得一无是处。例如中国古代也有忧国爱民、清正廉明、直言敢谏、举贤任能、忍辱负重、临危授命等好的政治传统，至今为人们所称道。在两宋的三百二十年间，也有如范仲淹、李纲、宗泽、岳飞、文天祥等一大批人，他们无疑是好的政治传统的代表。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名句，岳飞“文臣不爱钱，武臣不惜命，天下当太平”的箴言，为人们所熟知。但是，若对古史作整体考察，好的政治传统无疑不占主导地位，可以命名为非主流政治传统。至于专制、愚昧和腐败，却在中华古史中占主导地位，可以命名为主流政治传统。本文主要结合宋代的史实，对主流政治传统再作进一步的揭露、论述和批判，今列举如下。
一、草菅人命：马克思曾深刻地批判说，“君主政体的原则总的说来就是轻视人，蔑视人，使人不成其为人”。“专制制度必然具有兽性，并且和人性是不相容的。兽的关系只能靠兽性来维持”[5]。秦始皇实施“焚书坑儒”，明太祖光是胡惟庸、蓝玉两案即滥杀五万人，清康熙、雍正和乾隆三代厉行惨酷的文字狱，从秦代的“夷三族”扩展到七族，隋炀帝又扩展到“诛九族”。[6]中国有一条自古相传的残酷老例，抢江山就不须顾及百姓死活，大量屠戮和虐杀无辜，被视为天经地义。如此之类，都充分地表现了中国古代专制政治的兽性。草菅人命是中华专制政治最可怖、最可憎的罪恶。
宋政似乎有“宽仁为治”的外貌，但宋仁宗天圣诏中也承认司法腐败，“有司巧避微文，一切致之重辟”。[7]重辟和大辟就是死刑。史称宋徽宗时，“吏因缘为奸，用法巧文寖深”。宋理宗时，官吏们“擅置狱具，非法残民”，私设“掉柴”、“夹帮”、“脑箍”、“超棍”等毒刑，受刑者“痛深骨髓，几于殒命”。[8]宋徽宗在位晚年，“御楼观灯”，“众中忽有人跃出”，“出指斥语”。宋徽宗“怒甚，令中使传旨治之。箠掠乱下，又加炮烙”，“又断其足筋，俄施刀脔，血肉狼籍”。[9]这是皇帝亲自施加的法外惨毒酷刑，又有何“宽仁”可言。宋朝出了如岳飞“莫须有”（岂不须有）那样的千古奇冤，体现秦桧意志而上报的量刑，还是将岳雲定为徒刑，其实只是削一阶官位，罚铜二十斤，“每斤一百二十文足”，[10]共计两贯四百文。宋高宗却对涉案的九人全部法外加重刑，将岳雲超越流刑，定为斩刑，也同样充分体现了专制的兽性。
中国人也并非不强调“人命关天”，[11]此种观点正好与草菅人命相悖，但在古代不居主导地位。人命最为可贵，随着人类文明的演进，国际上已制订了一个公认的反人类罪标准，而专制政体大致不可能避免残酷的反人类罪，反人类罪为其首要的最大罪状。这在根本上还是源于贱视人命。
二、禁锢思想言论：是舆论监督权力，还是权力监控舆论，是民主与专制的重大分野之一。从中国古史上看，禁锢思想言论最大的、影响最深的事件也许是以下五次。一是秦始皇的焚书坑儒；二是汉武帝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三是宋神宗在王安石的倡议下，将科举改为以儒家经学取士，从此实现了经学、教育和科举的三位一体；四是明朝在科举中采用八股文；五是清朝康熙、雍正和乾隆三代厉行文字狱。
禁锢思想言论既有威逼的一手，又有利诱的一面。教育的功能是多方面的。一旦将教育的功能理解和压缩为只是读经而科举中第做官，又进而以八股文取士，其实是更厉害的禁锢，对中华文明的落伍产生了极严重的影响。胡适曾惊讶于当清代学者的聪明才智施展于古书堆时，西方学者却将其聪明才智施展于自然科学。这无疑是宋明清三代禁锢思想言论的可悲结局。直到鸦片战争前，经学仍然是中国人心目中最大甚至是唯一的学问，最终沦落到坐井观天的地步。
三、上交谄，下交渎：《周易·系辞下》强调“君子上交不谄，下交不渎”。但在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总体制下，既然实行不同形式的等级授官制，必然滋生各种等级和特权的制度与思想，只问品级，不论是非，上交谄，下交渎，必然成为混迹官场的第一要旨。今人所谓个人崇拜，其实不是崇拜个人，而是崇拜权势，渴望权势。《聊斋志异》卷8《梦狼》说：“黜陟之权，在上台，不在百姓。上台喜，便是好官，爱百姓，何术能令上台喜也？”一语道破了阿谀奉承的真谛。宋徽宗的穷奢极侈，在天水一朝的诸帝中无疑位居第一。当时也有言官批评他“金柱玉户”，但蔡京却作记说，宋徽宗“修真观妙，发号施令，仁民爱物，好古博雅”，“言者不根，盖不足恤”。[12]在蔡京所谓“陛下当享天下之奉”的诱导下，众臣“争以侈丽高广相夸尚”。[13]更有甚者，宋高宗向杀父之仇称臣，屈辱苟安于半壁残山剩水，竟在一片歌颂声中，被臣僚誉为“书契以来，中兴复古之君，比德较功，莫有望其仿佛者”，“皇帝躬行，过于尧、禹”。[14]薛昂“始终附会蔡京”，故两次被援引，当仅次于宰相的执政，“至举家为京讳。或误及之，辄加笞责，昂尝误及，即自批其口”。[15]身为执政高官，居然为宰相避名讳，以至自己打自己嘴巴。
四、虚饰太平盛世：隋炀帝自夸“华盛”，规定洛阳“卖菜者亦藉以龙须席。胡客或过酒食店，悉令邀延就坐，醉饱而散，不取其直，绐之曰：‘中国丰饶，酒食例不取直。’胡客皆惊叹。其黠者颇觉之，见以缯帛缠树，曰：‘中国亦有贫者，衣不盖形，何如以此物与之，缠树何为？’市人惭不能答”。[16]
宋高宗和秦桧“喜饰太平，郡国多上草木之妖以为瑞”。[17]由于古代有天人感应的迷信学说，将灾情、疫情等都视为人间失政的反映和表现，故秦桧隐瞒灾情、疫情等。“严、衢、信、处、婺、建等州皆大水，士民溺者数万，桧隐而不奏。有闻言者，必罪之”。[18]宋时官员隐瞒灾情是有罪的，秦桧不仅知法犯法，反而加罪于说真话者。绍兴十六年“行都疫”，而秦桧的尚书省只是上奏建议“给散夏药”，根本不承认发生了瘟疫。[19]虚饰太平盛世而报喜不报忧，弄虚作假，以至不惜劳民伤财，官府为刀俎，百姓为鱼肉，成为专制政体的一种顽症。皇帝欺瞒胡人，宰相欺瞒皇帝，官员自然也可以欺瞒上司。《朱子语类》卷106谈及地方官，“每常官吏检点省仓，则挂省仓某号牌子，检点常平仓，则挂常平仓牌子，只是一个仓，互相遮瞒”。这是欺瞒上司的一例。
五、贪污行贿：此类行为史不绝书。应当指出，在专制的人治条件下，一是败露率低，二是败露也未必依法惩处，故贪污行贿必然是低风险，高收益，而敢于触犯刑法者众。皇帝、权臣等经常是此类行为的保护伞。人们公认宋初以重典惩治贪官。[20]但是，大将王全斌等平后蜀，恣为不法，“凡所取受、隐没，共为钱六十四万四千八百余贯，而蜀宫珍宝及外府他藏不著籍者，又不与焉”，“百官表言”王全斌等“法当死”，而宋太祖“特赦之”。后来宋太祖又给王全斌复官节度使，说：“抑卿数年，为朕立法。”[21]宋高宗时，黄达如“赃污钜万”，而被按劾。但他利用“太后还銮”的机遇上奏，建议将“盛事”“作为歌诗，荐之郊庙”，“将前日异论沮谋者，明正典刑，其力主和议者，重加旌赏”。于是宋高宗大悦，居然发表他出任专门行使监督职权的监察御史。后来在官员的论列下，也仅以“私役禁军，贩易物货”的次要罪名，“降一官，放罢”。他在秦桧死后，还出任徽州知州。[22]一方面制定法律，另一方面又恣意玩侮法律，这也是一条中华自古相传的政治老例。
六、妒贤嫉能：北宋末，国势阽危，唯有李纲尚能挺身救国，而耿南仲伙同徐处仁、唐恪等人，“疾李纲胜己，同力挤排”，一力怂恿宋钦宗命李纲承担无法胜任的救太原的重任，唐恪说：“火到上身，自拨，但责以成功，纲须自去，陛下切不可听其避免。”[23]这又是一种中华自古相传的“窝里斗”，“窝里横”的政治传统。发展到了顶点，则是不管国家存亡，百姓死活，自己不能成功，却必须破坏他人成功，自己不能救国，却必须阻止他人救国。妒贤嫉能的极致当然就是陷害忠良。
七、结党营私：中国成语“结党营私”，确有科学内涵，大凡钻营官场而谋私者，往往必须结党，不结党就无法营私。结党营私和任人唯亲的极致，即所谓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古代皇帝往往十分忌讳臣僚分朋植党，所以结党营私一般是无法公开的。但是，在南宋四个权臣掌政的时代，他们又是并无忌讳地、大规模地任用亲党。史弥远深通擅权的三昧，他“专任
壬”，而手段却更加隐蔽和狡猾。“亲密友周铸、兄弥茂、甥夏周篆皆寄以腹心，人皆谓三人者必显贵。然铸老于布衣，弥茂以执政恩入流，周篆以捧香恩补官，俱止训武郎而已”。[24]“执政、侍从、台谏、给舍之选”，都是宋时的要员，“或私谒，或请见，或数月之前先定，或举朝之人不识。附会者进”，对他“争为妾妇之道”。所以柴中行评论史弥远的结党营私的特点，是“外示涵洪而阴掩其迹，内用牢笼而微见其机”。[25]在民主体制下，任何政客失去民望，只能下野。在中国古代却有一种多见不怪的怪现象，不管某人如何丧失民望，甚至万众切齿，只要“上台喜”，即通过各种政治关系网的保护，就能长久官运亨通，骑在人民头上擅作威福，恣为不法。相反，真是得人心的好官反而不得势，甚至惨遭陷害。中国古人常哀叹君子斗不过小人。“纵观中华数千年史，其实时势造英雄，英雄造时势的情况，还远不如时势造小丑，小丑造时势的情况多，而后一种情况对民族兴衰的影响，也远比前一种情况多而大。一批小丑主宰国运，一方面是自己演出丑剧和闹剧，另一方面则是给广大民众制造悲剧。小丑主宰国运的现象层出不穷，有其历史必然性。”“专制政治总是宠爱随风转舵之人，曲学阿世之士。专制政治体制经常会造就小丑神气活现的时势，而小丑也经常会对昏暗腐败政治推波助澜，甚至叱咤风云。”[26]
八、勾心斗角：在中国传统官场中，勾心斗角和结党营私从来都是相辅相成的两个侧面，有时必须互相勾结和利用，有时又必须互相倾轧和暗算。宋真宗时的王钦若“阴险多诈，善以巧谲中人”。[27]人们所熟知的，就是成语中孤注一掷的出典。他在澶渊之盟后排挤寇準，对宋真宗说：“陛下闻博乎？博者输钱欲尽，乃罄所有出之，谓之孤注。陛下，寇準之孤注也，斯亦危矣！”[28]于是寇準罢相。当然，由于宋太祖传下了不杀大臣的誓约，故在个人或派系的倾轧中，杀人不多。这是宋朝有别于前朝后代的特点。一般说来，设法将政敌流放到海南岛，就算是倾陷的终点。勾心斗角的极端，当然是宁可我负天下人，人莫予毒。
九、官迷恋栈，恃宠保禄，因循苟且：《聊斋志异》卷3《夜叉国》说：“问：‘何以为官？’曰：‘出则舆马，入则高堂，上一呼而下百诺，见者侧目视，侧足立，此名为官。’”养尊处优的地位，荣华富贵的待遇，必然造就大批的官迷。《三国志》卷9《曹爽传》注引干宝《晋书》：“驽马恋栈豆。”原意为没有远虑，后世则转为贪恋禄位之意。这是古时常把官迷喻之为恋栈的出典。宋神宗时，邓绾就是个典型的官迷，他有一句名言：“笑骂从汝笑骂，好官我须为之。”[29]蔡京四次拜相，“每闻将退免，辄入见祈哀，蒲伏扣头，无复廉耻”，[30]甚至到“老疾目失明，文书案牍不能省阅”时，[31]依然贪恋相位。最后宋徽宗命童贯和其长子蔡攸向蔡京索取辞官表，蔡京“以事出不意，一时失措，酒行，自陈曰：‘京衰老宜去，而不忍遽乞身者，以上恩未报，此二公所知也。’时左右闻京并呼其子为‘公’，莫不窃笑”。[32]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早已指出的，官位既然成为高收益的肥缺，并且又能够以权谋私，官迷现象就不免世代相传，而不能根除。官迷的一大特点，就是恃宠保禄，“因循苟且”。[33]决不求有棱角，决不敢露锋芒，决不能惹是非，决不做利国益民而影响前程的事，唯上，唯官，唯利，一大批又一大批，一代又一代的官场混混儿，总是前赴后继，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十、玩忽职守：在腐败的官僚政治下，玩忽职守的情况也是屡见不鲜的。北宋末年的李擢就是一个典型。当金军攻打开封城时，宋廷还是按以文制武的惯例，任命了城墙四壁的提举官，“东壁孙觌，西壁安扶，南壁李擢，北壁邵溥”。李擢是中书舍人。[34]开封城外有护龙河，又有“取虎牢（关）土”建造的城墙，屡经加固，“坚密如铁”。[35]本来是不易被攻破的。金军攻城之初，就设法填平护龙河。李擢根本“不介意”，“于城楼上修饬坐卧处，如晏阁宾馆，日与僚佐饮酒烹茶，或弹琴笑，或日醒醉。守御使孙傅、王宗濋，宰相何
皆知而不问，将士莫不扼腕者”。南城偏东的宣化门（俗名陈州门）一带，“已填了三分之二，长一里许”。宋钦宗登南城才发现“城濠填垒殆尽”，大怒，下旨将“李擢推勘远窜”。[36]导致开封城失守的关键事件，一是部分护龙河被金军填平；二是郭京六甲神兵出战。对于这个严重玩忽职守者，当时在开封围城中，自然不可能“远窜”。南宋初，李擢受邓肃和马伸的弹劾，说他与王时雍等“七人者结为死党，附耿南仲，倡为和议之说，助成敌谋。有不主和议者，群起而辱骂之，欲执送金营”，又受张邦昌伪命，“为侍从者”。[37]李纲任相时，将李擢处以郴州安置。[38]但黄潜善和汪伯彦当政后，又将他“进用”。[39]此后，李擢又历任兵部侍郎、给事中、工部侍郎、礼部尚书等要职。[40]宋朝此类有罪不罚，罚不当罪，罪废复用的实例颇多，也是政纪废弛的一个侧面，其结果当然使玩忽职守的腐恶政风代代相传。
十一、独断专行：在专制政体下，由于缺乏有效的监督，不仅是皇帝或权臣，即使是下级官员也往往独断专行。其后果是不能及时纠正失策，甚至将错误的、罪恶的决策坚持到底。宋高宗凭借君主的淫威，以独夫之志逆万众之心而行，又居然战胜了万众之心，而成就了极其屈辱的降金乞和。此类事例，在中国专制政治史上，决非是仅见的特例。
十二、文过饰非，一瞒二骗：明朝有一首小曲《玉抱肚·官悟》最后一句说：“自古君王不认错！”[41]古代皇帝不认错的常例，就是罢免甚至处死大臣，以示自己一贯正确。当然也有万不得已下罪己诏的特例。即使如此，下罪己诏也经常是避重就轻或心口不一。崇宁五年（公元1106年）发生星变，宋徽宗感觉害怕，下诏曰：“中外臣僚等并许直言朝政阙失，朕将亲览，虚心以改。”[42]太庙斋郎方轸应诏上奏，弹奏蔡京，宋徽宗将蔡京罢相。等星变过后，宋徽宗又故态复萌，命蔡京再相，“以轸奏示，京奏乞付有司推究事实，轸竟付诏狱，坐此编管岭南”。蔡京对外扬言：“三省若有妄言者，京来日即知也。”[43]直到金军南侵，宋徽宗被迫传位于宋钦宗，传位诏说：“朕以不德，获奉宗庙，赖天地之灵，方内乂安，二十有六年。永唯累圣付托之重，夙夜祗惧，靡遑康宁。乃忧勤感疾，虑壅万机，断自朕心，以决大计。”[44]虽然时危势迫，负有首要罪责的宋徽宗仍无半点引咎自责之意。至于宋高宗在危急关头不得不下罪己诏，实际上却是降金乞和的大计早定，不易故辙。秦桧用《尚书·商书·咸有一德》“德无常师，主善为师”一句为求和政策的失败作掩饰，表白自己一贯正确，就不必赘述了。
文过饰非的手段固然很多，但最常用的还是一瞒二骗。隐瞒和欺骗是中华的传统政风，又是专制政体赖以生存的基本手段。宋太宗不明不白地登基，赵普又出面为他编造“金匮之盟”，只能乞灵于隐瞒和欺骗，如公开真相，岂非是弑逆的大罪。在不少场合下，统治者还必须自欺欺人，说众所周知的谎话。宋徽宗竭天下以自奉，导致严重的失政，在当时已是不争的事实。但如前所述，直到被迫退位时，还是强调自己“夙夜祗惧，靡遑康宁”，而“忧勤”国事。宋高宗对金乞和，却并不力争难兄宋钦宗回归，分明是悌道大亏。然而秦桧养子秦熺却以史臣的身份赞颂他“孝悌绝人，前古帝王所不能及”。[45]此类众所周知的谎话，无非是适应一时的政治需要，其实还不是为了欺人，明知达不到欺人的目标，却仍须乞灵于控制舆论导向，作阿Q式的自我慰藉和麻醉。
十三、沉湎酒色，恣意挥霍民脂民膏：政治在原始社会中本来是作为公共权力，但到阶级社会中不可能不蜕变为统治阶级滥用公共权力。官员们滥用公共权力的必然结果，就是用于谋私利和个人的享受，中国人将此归纳为酒、色、财。寇準可谓宋代名相，但“早贵豪侈。每饮宾席，常阖扉辍骖以留之。尤好夜宴剧饮，未尝点油，虽溷轩马厩，亦烧烛达旦。每罢官去，后人至官舍，见厕溷间烛泪凝地，往往成堆”。[46]宋时灯油价廉，而蜡烛则是高级消费品。南宋宰相吕颐浩还是主张抗金的，但他“喜酒色，侍妾十数，夜必纵饮。前户部侍郎韩梠家畜三妾，俱有殊色，名闻一时。梠死，诸大将以厚赂娶之。吕力争，用数千缗得一人，号三孺人，大宠嬖之。初则专其家政”，“遂预外事，公然交通韩氏，中外因以媒进。时颐浩六十七岁矣”。[47]吕颐浩晚年衰病，因纵欲无度，两年后病故。皇帝等最高统治者竭天下以自奉，更往往成为天经地义，例如土贡就是竭天下以自奉的制度化，历代相承，牢不可破。
十四、横征暴敛：历代皇朝始而强调轻徭薄赋，最终总是在各种因素下，导致对百姓敲骨吸髓般的苛征。宋朝是个苛征很突出的朝代，两税本身有各种名目的附加税，又有和买、和籴、役钱、科配之类，不必在此赘述。直接向百姓勒索的当然是吏胥，“贫民窭户”，“衣不足以蔽肤，食不足以糊口”，“而追胥督吏临门谴呵，责以不可得之积欠，而遂其不可厌之私求，攘衣襦，掠器具，鸡栖豚阱，无不夺取。大吏未去，小吏复来，朝索夕须，剥肤椎髓。偿官之实，曾未毛铢，而吏之所得，车载石量矣”。[48]
十五、司法腐败：司法腐败和横征暴敛是最关百姓疾苦的两件大事。南宋真德秀将“断狱不公，听讼不审，淹延囚系，惨酷用刑，泛滥追呼，招引告讦”列为民间“十害”中的六项。[49]胡铨谈及南宋滥捕“盗贼”，“皆株引就捕，十室而九”，施用酷刑逼供，“甚至拉胁、签爪、泥耳、笼首，人苟赊死，何求而不得”。[50]司法腐败的记录，史不绝书。《韩非子·有度》早已强调：“以法治国，举措而已矣。法不阿贵，绳不挠曲。法之所加，智者弗能辞，勇者弗敢争。刑过不辟大臣，赏善不遗匹夫。”然而古代司法腐败的一个重要方面正是人治下的“阿贵”。
以上列举的中国古代主流政治传统肯定是不完全的，但也不会遗漏太多。记得在学生时代，经常给我们灌输的，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所强调的事物的必然性，强调偶然性之中存在着必然性。强调事物的必然性当然是不错的，可惜如今一些人似乎不愿意谈必然性。从偶然性中寻找必然性，归根结蒂，就是必须正视史实，正视真理。中国古代主流政治传统之所以如此根深蒂固、牢不可拔，成为非常可怕而可憎的习惯势力，其遗传基因又被不断复制，给世界上古老的、人口最多的民族制造了无穷尽的灾难，其必然性就在于一个专制政体，以及在此政体下的各种形式的等级授官制不仅一直维持下去，并且不断地强化。
在自古相传的大一统观念的支配下，古代统治者逐渐发现了中央人事权的重要性，于是就逐渐形成了以吏部为首的六部政制。人们一般认为，六部制正式定型，是在隋朝。但史学家的着眼点是偏重于三省，对六部制的形成和发展研究不足。如果我们粗略地对比一下从九寺（或称十二寺等）到六部的演变，就不难发现，户、礼、兵、刑、工五部的职能，都与以前的一个或数个寺相衔接，唯有吏部却在此前找不到一个相应的寺，与其有职能上的衔接。
关于吏部的起源，一般说法是西汉成帝初置常侍曹尚书，“主公卿事”。后东汉光武帝“改常侍曹为吏部曹，主选举、斋祀事”，汉灵帝改名选部，到曹魏时又更名吏部。[51]吏部之所以重要，并且成为六部之首，是因其实现了中央对地方官员的掌控、委任等权力，极大地加强了中央的人事权。这在初始并非没有其必要性和合理性。[52]吏部的职能扩充并定型后，历朝的等级授官制，最大量的就是吏部授官。如宋朝的吏部，掌控着几万名官员的命运，又必然弊病丛生。
在中国自古相传的大一统观念中，只有中央能够任命地方官，方才意味着统一。如中唐以后不能任命藩镇，蒋介石不能任命山西省长，就意味着藩镇或阎锡山割据。此种观念就是将大一统和等级授官制联结在一起，似乎没有从中央到地方的等级授官，就不足以维护大一统。
但是，诚如马克思早已在总结巴黎公社原则时所昭示：“用等级授职制去代替普选制是根本违背公社的精神的。”[53]大一统其实无非是中华民族的向心力和凝聚力，中国人一般不可能赞成祖国的分裂。况且外国的政治经验业已证明，即使不实行自中央到地方的等级授职制，也照样能够维护国家的统一。时至今日，用等级授职制维护统一的旧观念应当革除。马克思否定等级授职制，是有深刻道理的，因为在等级授职制下追求升官发财，无非取决于“上台喜”，就必然产生各种流弊。史实表明，在各种各样的腐败中，人事腐败居于中心地位，其他腐败都是其派生物，而等级授职制正是贪官污吏同性繁殖的最佳温床。
即使依古代的儒家舆论，中国自古相传的各种可怕而可憎的政治遗传基因，大致是作为反面事物而受谴责的，基本上处于无理地位。但谴责一般只是针对体制下派生的弊政，而不针对体制，故无理的老例还是陈陈相因，必然会得到不断的复制。既要维持和强化专制政体及其下的等级授官制，不正本清源，又欲阻断前述的各种政治遗传基因的复制，无疑就像抓住自己的头发上提，而幻想自己可以脱离地球引力一样困难。
（原载《宋史研究论文集》第11辑，巴蜀书社2006年版）
[1] 《城狐社鼠》，《岳飞和南宋前期政治与军事研究》，河南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94页。
[2] 《荒淫无道宋高宗》序，河北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3] 《孟子在宋代亚圣地位之确立及其影响》，《庆祝邓广铭教授九十华诞论文集》，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497页。
[4] 《中国古代文化专制主义批判》，《凝意斋集》，兰州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01页。
[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411、414页。
[6] 王春瑜：《“株连九族”考》，《“土地庙”随笔》，光明日报出版社1988年版，第21页。
[7] 《宋史》卷199《刑法志》；另参见《文献通考》卷167载宋孝宗乾道五年臣僚言。
[8] 《宋史》卷200《刑法志》。
[9] 《宋史》卷65《五行志》。
[10] 《庆元条法事类》卷76《罚黩》。
[11] 元杂剧萧德祥《杨氏女杀狗劝夫》第四折：“从来人命关天关地。”王仲文《救孝子贤母不认尸》第三折：“人命事关天关地。”
[12] 《挥麈录余话》卷1。
[13] 《宋史》卷472《蔡京传》。
[14] 《紫微集》卷1《绍兴中兴上复古诗》。
[15] 《宋史》卷352《薛昂传》；《说郛》
《闲燕常谈》。
[16] 《资治通鉴》卷181大业六年。
[17] 《宋史》卷65《五行志》。
[18] 《三朝北盟会编》，以下简称《会编》，卷220《中兴姓氏录》。
[19] 《宋史》卷62《五行志》；《宋会要》食货59之31。
[20] 郭东旭：《宋代法制研究》，河北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50页。
[21] 《续资治通鉴长编》，以下简称《长编》，卷8乾德五年正月壬子、癸丑；《宋史》卷255《王全斌传》，两处记载的贪污数字不同，但无疑都是巨额贪污。
[22]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以下简称《要录》，卷147绍兴十二年十一月壬辰、十二月己巳，卷151绍兴十四年五月戊辰，卷172绍兴二十六年五月乙卯。
[23] 《会编》卷66《靖康小录》。
[24] 《宋史》卷414《史弥远传》。
[25] 《宋史》卷401《柴中行传》。
[26] 《秦桧独相期间“柔佞易制”的执政群》，《凝意斋集》第281页，此文也搜入本书。
[27] 《涑水记闻》卷7。
[28] 《宋史》卷281《寇準传》。关于王钦若的工于倾陷，参见王瑞来《宋代の皇帝权力と士大夫政治》，第六章第二节“诡计て人を中傷”，汲古书院2001年版，第272页。
[29] 《长编》卷216熙宁三年十月癸亥；《宋史》卷329《邓绾传》。
[30] 《宋史》卷472《蔡京传》。
[31] 《宋宰辅编年录校补》卷12。
[32] 《清波别志》卷中。《宋史》卷472《蔡京传》所载稍异，说只是童贯一人向蔡京索取辞官表，“京泣曰：‘上何不容京数年，当有相谗谮者。’贯曰：‘不知也。’京不得已，以章授贯，帝命词臣代为作三表请去”。
[33] 《王文公文集》卷1《上时政书》。
[34] 《会编》卷64、卷65。《靖康要录》卷12靖康元年十一月八日所载四壁提举官名单有异。
[35] 《金史》卷113《赤盏合喜传》。
[36] 《会编》卷66、卷67、卷68。
[37] 《要录》卷7建炎元年七月辛丑、卷16建炎二年七月丁酉。
[38] 《要录》卷6建炎元年六月癸亥。
[39] 《要录》卷20建炎三年二月己巳。
[40] 《要录》卷29建炎三年十一月壬子、卷33建炎四年五月壬子、卷63绍兴三年三月己巳、卷69绍兴三年十月戊子。
[41] 转引自王春瑜《牛屋杂俎》，《读〈玉抱肚·官悟〉》，成都出版社1994年版，第66页。
[42] 《宋大诏令集》卷155《星变求直言诏》。
[43] 《宋宰辅编年录校补》卷11。
[44] 《宋大诏令集》卷7《宣和传位诏》。
[45] 《要录》卷146绍兴十二年八月己丑。
[46] 《宋人轶事汇编》卷5引《归田录》，文字较《学津讨原》本《归田录》卷1稍详。
[47] 《中兴小纪》卷18引《秀水闲居录》。
[48] 《范香溪文集》卷15《实惠》。
[49] 《名公书判清明集》卷1《咨目呈两通判及职曹官》。
[50] 《胡澹庵先生文集》卷11《与吉守吕殿撰》。
[51] 《后汉书志》第26《百官志》；《晋书》卷24《职官志》；《通典》卷23；《职官分纪》卷9；《文献通考》卷52。
[52] 关于吏部的起源和定型，参见张泽咸先生《汉魏六朝时期的吏部运作述略》，《文史》2007年第1辑。
[5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7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