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秦汉从卖爵到卖官

关于中国古代的卖官，《管子·八观》说：“上卖官爵，十年而亡。”但其具体含义不甚清楚。《韩非子·八奸》说：“故财利多者买官以为贵，有左右之交者请谒以成重。”《五蠹》篇说：“今世近习之请行，则官爵可买，官爵可买，则商工不卑也矣。”反映了至晚在战国时已有卖官，但具体情况不详。据《通典》卷11《鬻爵》和《文献通考》卷35《赀选进纳》，唐人杜佑和宋人马端临将卖官制度上溯到西汉。其实，按《册府元龟》卷509《鬻爵赎罪》、《山堂群书考索》后集卷62《鬻爵》等书所载和一些前辈学者的研究，还可上溯到更早。秦始皇四年（公元前243年）规定，“百姓内粟千石，拜爵一级”，^[1]这大致应是中国古代最早的明确的卖官制度性规定。

汉惠帝六年（公元前189年），“令民得卖爵”。^[2]

汉文帝时，贾谊建议：“岁恶不入，请卖爵、子。”此处是指爵级与儿子。后汉文帝采纳晁错之议，“令民入粟边，六百石爵上造，稍增至四千石为五大夫，万二千石为大庶长，各以多少级数为差”。^[3]规定富人可以向官府纳粟买爵，汉朝继承秦商鞅变法制定的二十等爵，二十等爵原为军功而设，汉文帝增设为“入粟”六百石，即可得二等爵上造，直到“入粟”一万二千石，可得十八等爵大庶长，只有第十九等关内侯和二十等彻侯不授。《资治通鉴》卷15将此事系于文帝前十一年（公元前169年），时间不见得准确，而大致上应在此年前后。但在卖爵的同时，秦爵原有的煊赫光彩也不免褪色和贬值。晁错在上“入粟”议的同时，还提出“令民入粟受爵至五大夫以上，乃复一人耳”，^[4]爵至第九等五大夫，其家也只是有一人免役。按汉高祖曾下诏规定：“其七大夫以上，皆令食邑；非七大夫以下，皆复其身及户，勿事。”^[5]所谓“七大夫”应是第七等爵公大夫。从第六等爵官大夫以下“皆复其身及户，勿事”，降为自第九等爵五大夫以上才“复一人”，其特权的贬降幅度是相当大的。后来汉武帝时，“兵革数动，民多买复及五大夫”。^[6]汉文帝后六年（公元前158年），因为旱蝗灾，“发仓庾以振民，民得卖爵”。^[7]

汉景帝时，“上郡以西旱，复修卖爵令，而裁其贾以招民”，^[8]又将爵位减价出售。“胶西王卬以卖爵事有奸，削其六县”，^[9]可知不仅汉廷可以卖爵，诸侯王也可卖爵。

汉武帝对匈奴用兵等大量耗费，财力拮据，故千方百计，开辟财源。《盐铁论·轻重第十四》说，“买官赎罪”，是为“损有余，补不足，以齐黎民”。“有司请令民得买爵及赎禁锢免〔减〕罪；请置赏官，名曰武功爵”。其“武功爵，一级曰造士，二级曰闲舆卫，三级曰良士，四级曰元戎士，五级曰官首，六级曰秉铎，七级曰千夫，八级曰乐卿，九级曰执戎，十级曰〔政戾〕庶长，十一级曰军卫”。“级十七万，凡直三十余万金。诸买武功爵官首者试补吏，先除；千夫如五大夫”。颜师古解释说：“五大夫，旧二十等爵之第九级也。至此以上，始免徭役，故每先选以为吏。千夫者，武功十一等爵之第七也，亦得免役，今则先除为吏，比于五大夫也。”“其有罪又减二等。爵得至乐卿”。颜师古解释说：“乐卿者，武功爵第八等也。言买爵唯得至第八也。” ^[10]武功爵除了奖赏军功之外，更用于卖爵，这是在汉文帝规定之外，新增卖爵途径。

当时除增设卖武功爵之外，也开始增设卖官制。“入财者得补郎，郎选衰矣”。^[11]“乃募民能入奴婢，得以终身复，为郎增秩，及入羊为郎”。“是时，豪富皆争匿财，唯卜式数求入财，以助县官。天子乃超拜式为中郎，赐爵左庶长，田十顷，布告天下，以风百姓”。“始令吏得入谷补官，郎至六百石”。“吏更迁补高官，郎又就增其秩，得至六百石也”。^[12]黄霸“武帝末以待诏入钱赏官，补侍郎谒者”，“后复入谷沈黎郡，补左冯翊二百石卒史”，^[13]杨仆“以千夫为吏”。^[14]当时通过买爵补吏，再由吏升官，是一条入仕途径。

如淳说：“《汉注》：赀五百万得为常侍郎。”西汉有若干买官入仕的名人，如张释之“以赀为骑郎，事文帝”，^[15]司马相如“以赀为郎，事孝景帝，为武骑常侍”。^[16]按“郎官故事，令郎出钱市财用，给文书，乃得出，名曰‘山郎’”。^[17]当时郎官的地位已相当高。

因买官入仕而有政绩者，自然是寥若晨星。董仲舒认为：“夫长吏多出于郎中、中郎，吏二千石子弟选郎吏，又以富訾，未必贤也。”^[18]汉景帝后二年（公元前142年）诏：“今訾算十以上乃得宦，廉士算不必众。有市籍不得宦，无訾又不得宦，朕甚愍之。訾算四得宦，亡令廉士久失职，贪夫长利。”当时“訾万钱，算百二十七也”，这是一种财产税。西汉“限訾十算，乃得为吏。十算，十万也”。但有市籍的是商人，商人“不得宦”，汉景帝改为“訾算四得官”，^[19]实际上也须拥有四万钱的家产，方能当官。其意也与董仲舒之说相似。但汉武帝时，“除故盐、铁家富者为吏。吏益多贾人矣”，^[20]又打破了商人不得为吏的某种限制。

贡禹指责卖官鬻爵说，“孝文皇帝时，贵廉絜，贱贪汙，贾人、赘婿及吏坐赃者皆禁锢，不得为吏”，而汉武帝“使犯法者赎罪，入谷者补吏，是以天下奢侈，官乱民贫”。“故亡义而有财者显于世，欺谩而善书者尊于朝，悖逆而勇猛者贵于官。故俗皆曰：‘何以孝弟为？财多而光荣。何以礼义为？史书而仕宦。何以谨慎为？勇猛而临官。’故黥劓而髡钳者犹复攘臂，为政于世，行虽犬彘，家富势足，目指气使，是为贤耳。故谓居官而置富者为雄桀，处奸而得利者为壮士，兄劝其弟，父勉其子，俗之坏败，乃至于是！”^[21]贡禹的说法其实有片面性，卖官的结果必然是滋长官场中贪饕之风，然而并非汉文帝时就无贪饕之风，不过到汉武帝时，贪饕之风更加炽盛而已。

汉成帝鸿嘉三年（公元前18年）四月，“令吏民得买爵，贾级千钱”。永始二年（公元前15年）诏：“关东比岁不登，吏民以义收食贫民、入谷物助县官振赡者，已赐直，其百万以上，加赐爵右更，欲为吏，补三百石，其吏也，迁二等。三十万以上，赐爵五大夫，吏亦迁二等，民补郎。” 以赐爵和补郎的办法赈灾，右更为“第十四爵”。^[22]王莽地皇元年（公元20年），也“令民入米六百斛为郎”。^[23]

东汉继续实行卖爵制度，其出卖的名目有所扩大。汉安帝永初三年（公元109年），“三公以国用不足，奏令吏人入钱谷，得为关内侯、虎贲、羽林郎、五大夫、官府吏、缇骑、营士各有差”。^[24]西汉时，关内侯爵尚不能出售，而如虎贲、羽林、缇骑、营士之类宿卫或军士衔也不在出售之列，而在此时却都成了商品。王嘉《拾遗记》卷6载，永初时，“有琅琊王溥”，“后以一亿钱输官，得中垒校尉”，“中垒校尉，掌北军垒门，故曰军门主簿”。买卖校尉，又在正史记载之外。

汉桓帝延熹四年（公元161年），“占卖关内侯、虎贲、羽林、缇骑、营士、五大夫，钱各有差”。^[25]

汉灵帝光和元年（公元178年）：“初开西邸卖官，自关内侯、虎贲、羽林，入钱各有差，私令左右卖公卿，公千万，卿五百万。”《山阳公载记》曰：“时卖官，二千石二千万，四百石四百万，其以德次应选者半之，或三分之一，于西园立库以贮之。”^[26]董太后“使帝卖官求货，自纳金钱，盈满堂室”。^[27]崔烈虽“有重名于北州，历位郡守、九卿。灵帝时，开鸿都门榜卖官爵，公卿、州郡下至黄绶各有差。其富者则先入钱，贫者到官而后倍输。或因常侍、阿保别自通达。是时段颎、樊陵、张温等虽有功勤名誉，然皆先输货财，而后登公位。烈时因傅母入钱五百万，得为司徒。及拜日，天子临轩，百僚毕会，帝顾谓亲幸者曰：‘悔不小靳，可至千万。’” 崔烈问儿子崔钧：“吾居三公，于议者何如？”崔钧说：“大人少有英称，历位卿守，论者不谓不当为三公；而今登其位，天下失望。”崔烈又问：“何为然也？”崔钧说：“论者嫌其铜臭。”崔烈“怒，举杖击之”。^[28]此事还是反映了清议的影响，但清议到头来还是敌不过铜臭，在皇帝、宦官等的倡导下，卖官风与东汉的国运已成决堤千里，而不可掩抑之势。汉灵帝“遣御史于西邸卖官，关内侯顾五百万者，赐与金紫；诣阙上书占令长，随县好丑，丰约有贾。强者贪如豺虎，弱者略不类物，实狗而冠者也”。^[29]中平二年（公元185年），“南宫灾”。宦官张让、赵忠“等说帝令敛天下田亩税十钱，以修宫室”。“刺史、二千石及茂才、孝廉迁除，皆责助军修宫钱，大郡至二、三千万，除各有差。当之官者，皆先至西园谐价，然后得去。有钱不毕者，或至自杀。其守清者，乞不之官，皆迫遣之”。^[30]宋代洪适《隶释》卷15《义井碑阴》说：

右义井碑阴称五大夫者三十一人，称分子者六十人，摩灭者数人，题名之下，又有数十字，盖是纪事之辞，残缺无成文者。汉承秦制，爵二十级，其九爵曰五大夫。帝纪安帝永初三年，三公以国用不足，奏令吏人入钱谷，得为关内侯、虎贲、羽林郎、五大夫、缇骑、营士。又灵帝光和元年初，开西邸卖官，自关内侯、虎贲、羽林入钱各有差。则知汉末以赀受爵，比屋皆然。此碑五大夫所以若是之众也，惟分子未详……此碑分子似指土豪出分之子。

此段残碑也反映了当时卖官之滥。后来晋人傅玄评论说：“灵帝时榜门卖官，于是太尉段颎、司徒崔烈、太尉樊陵、司空张温之徒，皆入钱上千万，下五百万，以买三公。颎数征伐有大功，烈有北州重名，温有杰才，陵能偶时，皆一时显士，犹以货取位，而况于刘嚣、唐珍、张颢之党乎！”^[31]反映了当时卖官之盛。《续汉志》等说，“灵帝时卖官”，曹操之父曹嵩“货赂中官及输西园钱一亿万”， “以货得拜大司农、大鸿胪，代崔烈为太尉”。^[32]据说，汉“桓帝之初，京都童谣”，“‘梁下有悬鼓，我欲击之丞卿怒’者，言永乐主教灵帝，使卖官受钱，所禄非其人。天下忠笃之士怨望，欲击悬鼓以求见，丞卿主鼓者，亦复谄顺，怒而止我也”。^[33]汉灵帝末中平四年（公元187年），“卖关内侯，假金印紫绶，传世，入钱五百万”。^[34]这意味着卖得关内侯者还可以传子袭孙，但当时黄巾军造反，天下大乱，汉朝也国将不国，是否能兑现已成大问题。

由于汉灵帝利用卖官爵，聚敛私财，为祸甚烈，成为当时政治腐败和昏暗的重要标志，故在后世史书上就非常出名。如《隋书》卷24《食货志》说：“灵帝开鸿都之榜，通卖官之路，公卿州郡，各有等差。汉之常科，土贡方物，帝又遣先输中署，名为导行，天下贿成，人受其敝。” 马端临评论说：“武帝、灵帝卖官之事同，而其指意则异。武帝取之于豪富之百姓，盖风以毁家纾国之公谊。故卜式、黄霸虽以赀财进身，而不害其为名士也。灵帝取之于贪饕之公卿，盖纵其剥下媚上之私心。故崔烈、张温虽以公誉登仕，而无救其为小人也。”^[35]宋人戴埴《鼠璞》卷上《鬻爵》说：

今之鬻爵，泛滥极矣。多咎晁错之作俑。余谓今之弊非鬻爵也，鬻官也。鬻爵所鬻者，虚利归于上；鬻官所鬻者，实利归于下。鬻爵虽非正论，然晁错令募天下入粟，得以拜爵，六百石爵上造，四千石为五大夫，万二千石为大庶长，不过予之虚爵以免罪，初非任以官事。文帝时，张释之以赀为郎，武帝令吏入谷补官，郎至六百石。此不徒鬻爵而鬻官。至灵帝鸿都榜卖公卿及州郡、黄、散，^[36]段颎、张温、崔烈虽有功勤名誉，亦以货贿得之。晁错复生，必大为所笑。

此说对卖爵到卖官，还是分辨得相当清楚。从单薄的史料记载来看，秦汉时代的卖官制，无非是为弥补财政的亏空，其后果也必然是滋长官场的贪污和腐败，政以贿成，而在汉灵帝时达到了极致。所谓卖官，不仅包括无官者授官，也包括有官者的晋升。汉时官员私人卖官的记录较少，这是因为当时盛行辟举制，由中央直接任命的官员为数不多。既然官员辟举下属，是合法的行为，名正言顺，则向官员行贿而买官的情况事实上就不胜枚举。

汉武帝元朔六年（公元前123年）规定，因军功“受爵赏而欲移卖者，无所流”，按颜师古的解释，“此诏言欲移卖爵者，无有差次，不得流行”，^[37]实际上应是禁止私下售爵。汉成帝时，翟方进劾奏陈汤和逢信“邪枉贪汙，营私多欲。皆知陈汤奸佞倾覆，利口不轨，而亲交赂遗，以求荐举。后为少府，数馈遗汤。信、咸幸得备九卿，不思尽忠正身，内自知行辟亡功效，官媚邪臣，欲以徼幸，苟得亡耻”。^[38]东汉安帝时，杨震上奏说：“周广、谢恽兄弟，与国无肺腑枝叶之属，依倚近倖奸佞之人，与樊丰、王永等分威共权，属讬州郡，倾动大臣。宰司辟召，承望旨意，招来海内贪汙之人，受其货赂，至有臧锢弃世之徒复得显用。白黑溷淆，清浊同源，天下哗，咸曰财货上流，为朝结讥。”^[39]两条记载涉及了“荐举”和“辟召”制下的卖官。皇甫规在对策中说，汉顺帝“威分近习，畜货聚马，戏谑是闻；又因缘嬖倖，受赂卖爵，轻使宾客，交错其间，天下扰扰，从乱如归”。^[40]汉顺帝的乳母山阳君宋娥得到宠信，“黄龙、杨佗、孟叔、李建、张贤、史汎、王道、李元、李刚九人与阿母山阳君宋娥更相货赂，求高官增邑”。^[41]汉顺帝至桓帝时，外戚梁冀专权，“吏人赍货求官请罪者，道路相望”。^[42]“宛有富贾张汎者，桓帝美人之外亲，善巧雕镂玩好之物，颇以赂遗中官，以此并得显位，恃其伎巧，用埶纵横”。^[43]此类为嬖幸们私下卖官的实例。汉灵帝时，刘焉上奏说：“刺史、太守，货赂为官，割剥百姓，以致离叛。”^[44]看来到东汉末，“货赂为官”已十分流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