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台谏制度的运作看宋代的人治
法治固然需要有完备的法制，能做到事事有法可依，但纵观中华数千年史，更重要的还是对任何权力能够进行有效的制约和监督，这才是秉公执法的根本保证。因为书面规定法制是死的，而人是活的，人可以制定法制，也可以破坏法制，钻法制的空子。就以天水一朝而论，经过历代的编纂，法制的书面规定是十分详密的，所谓“事为之防，曲为之制”，[1]任何政务大致上都是有法可依，有章可循，有例可援，然而只要稍稍有点历史常识，谁都不会承认宋朝是个法治时代，其书面规定与实施、运作之间，无疑存在着极大的弹性和伸缩余地。
中国古代政治，特别从秦汉以来，总的说来，是向着加强君主专制的方向和轨道演变的。但绝不是说，皇帝的权力就总是不受任何制约。无论是古人政治经验的积累，还是儒家思想，都相当强调今人所谓的监察权，其中心设计，一是对皇帝谏诤，二是对百官纠劾。“谏官掌献替，以正人主；御史掌纠察，以绳百僚”。[2]宋朝的御史和谏官合称台谏，在当时的政治生活中无疑起着重要作用。关于宋朝的台谏，已有不少论著，特别是贾玉英的《宋代监察制度》，还有刁忠民的《宋代台谏制度研究》，都对此作了相当详细的论述。本文只拟从台谏制度的实际运作的角度，对宋朝的人治作一些分析。
中国古代的台谏政治，特别是宋朝的台谏政治，某种意义上可说是专制政治下的一种巧妙的法制设计，是否可作如下的几点归纳：
第一，众所周知，“中国专制主义皇权理论是由先秦的法家奠定，并经过汉儒的缘饰而形成的”。“中国封建专制主义皇权的理论是韩非子的君主独裁加上董仲舒的天人合一”。[3]皇帝神圣和独裁既是基本原则，照理说，代表皇帝“绳百僚”的法制尚有存在的必要，而“正人主”的法制就无从说起。但是，由于儒法学说的杂糅，按《尚书·说命上》之说，“木从绳则正，后从谏则圣”，谏诤和纠察制度就有设立的必要。据上述政治伦理，皇帝和大臣绝非是天生的圣聪和神明，一贯正确，不能有权就是有理，权位高就是有理。唯有“从谏”，方能达到“圣”的境界。这又与先秦法家强调君主一人奋私智而独断的主张相凿枘。由此可见，秦汉以降的儒家思想，往往包含着自相矛盾的因素，但又决不是“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绝对排斥，而在于收到相反相成之效的一种平衡式的互补。今人所谓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理念，其实正是设置台谏官的理论依据。
第二，古代儒法两家都强调建立贵贱尊卑分明的等级秩序。秦汉以来的历朝历代，自然都是等级观念深固，等级制度森严。但是，台谏制度的建立，却是按照另一种思路，就是从制度上保证小官谏诤皇帝，弹劾大官。依北宋元祐时和南宋的官品令，侍御史是从六品，殿中侍御史和左、右司谏是正七品，左、右正言和监察御史是从七品。[4]他们官品虽低，却可明人不做暗事，“明目张胆”地弹劾高官，批评皇帝。此种制度其实是上引《尚书》之说在法制上的贯彻，而与贵贱尊卑的秩序相悖，实际上也是相反相成的互补。国家专门出俸禄养一批官员，不管实际行政事务，而饱食终日，只是对时政以至皇帝、百官的私生活百般挑剔，横挑鼻子竖挑眼，这不能不说是一种相当巧妙的政治设计。
第三，允许“风闻言事”。[5]王安石说：“许风闻言事者，不问其言所从来，又不责言之必实。若他人言不实，即得诬告及上书诈不实之罪。谏官、御史则虽失实，亦不加罪，此是许风闻言事。”[6]事实证明，特别是许多埋藏很深的腐败问题，是很难揭发的。如果以揭发不实处以诬告、诬蔑等罪，就等于杜绝了谏诤和纠劾之路，必须允许所论的人和事与实际情况有出入，而实行言者无罪。这无疑是古代监察制度的一条可贵的经验，时至今日，仍不失其借鉴意义。
第四，在君主专制的条件下，敢于直言是极其不易的。《荀子·臣道篇》说：“大臣父兄有能进言于君，用则可，不用则去，谓之谏；有能进言于君，用则可，不用则死，谓之争。”他是将诤作为更高一级的谏，即犯死直谏。《韩非子·说难》将谏诤比喻为触犯龙的逆鳞，而有杀身之祸。唐太宗也说：“人臣欲谏，辄惧死亡之祸，与夫赴鼎镬，冒白刃，亦何异哉？故忠贞之臣，非不欲竭诚者，敢竭诚者，乃是极难。”[7]在古代历史条件下，“文死谏，武死战”，[8]确是可以作为文武官员的最高道德标准。宋光宗时，虞俦说：“臣闻‘明主不恶切谏以博观，忠臣不避重诛以直谏’[9]，言路之开，社稷之福也。”[10]宋太祖立下秘密誓约，“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誓不诛大臣、言官”，“子孙有渝此誓者，天必殛之”。[11]证明这个开国皇帝确有政治远见，其誓约无疑是保证言路畅通和监察权实施的重大措施，体现了专制时代难能可贵的宽容政治。与其他朝代相比，宋朝强调优礼士大夫，台谏官的谏诤和纠劾条件在不少场合下是比较宽松的，他们受到宋太祖誓约的保护，最重的处罚不过是流放岭南。这是宋朝台谏政治比其他朝代发达的一个重要条件。苏轼说：
历观秦汉以及五代，谏争而死盖数百人，而自建隆以来，未尝罪一言者，纵有薄责，旋即超升。许以风闻，而无官长，风采所系，不问尊卑，言及乘舆，则天子改容，事关廊庙，则宰相待罪。[12]
尽管宋太祖的誓约在北宋时并未公开，但已经造成了无须“文死谏”的宽松条件，导致宋朝台谏政治的发达，确是前朝后代所无的。
第五，宋人时或强调，“天下者”，“群臣、万姓、三军之天下，非陛下之天下”，多少有一种士大夫与天子共天下的民主精神。[13]
第六，宋朝台谏两类官员的职责互相渗透，其部分职能已相重叠合一，不分彼此，御史可以谏诤，谏官也可以纠劾，这也是一大特点。
古代的台谏政治不能不与士人的名节密切相关。按照儒家理论，凡是合格的台谏官，他们为维护皇朝的长治久安，绝不能只看君主和大臣的眼色行事，而必须能痛陈时弊，其谏诤和弹劾不应是不痛不痒，而应是专戳君主和大臣的痛处。然而这个问题单纯从制度上是根本无法保证的，全在于担任台谏官者的素质。
从另一个角度看，台谏政治也不能不与皇权、相权等因素相关。自秦汉以降，皇权和相权大致是中央集权帝国最重要的两项权力，两种权力互有消长，需作具体分析，难以一概而论，但总的趋势无疑是皇权愈来愈膨胀。宋朝官制的设计，今人可以概括出一个重要原则，就是皇帝集权，臣僚分权，中央集权，地方分权。主持中央军国大计是宰相和执政，合称宰执，执政包括参知政事等副相，主持军务的枢密院长贰。两名以上的宰相之间，宰相与副相，宰相与枢密院长贰之间，从制度上说，是互相分权和牵制的。在他们之外，台谏权也成为皇权用以压制宰执权的一个重要因素，所谓“君为元首也，大臣股肱也，谏臣耳目也”。[14]“台谏者，天子耳目之臣”，[15]从制度上说，又是用于监视宰执的。
考察宋朝台谏制度的实际运作，事实上就离不开台谏官的个人品质和皇权、宰执权等纵横交错的两方面的因素。
一、宋仁宗和宋英宗时：依历史的年代顺序考察，北宋太祖、太宗和真宗三代，台谏的政治作用是微弱的。宋真宗天禧时，鲁宗道任右正言，当时“谏章由
门始得进，而不赐对，宗道请面论事，而上奏通进司，遂为故事”。鲁宗道“风闻，多所论列”，宋真宗“意颇厌其数”。鲁宗道说：“陛下用臣，岂欲徒事纳谏之虚名邪？臣窃耻尸禄，请得罢去。”[16]但台谏真正发挥作用，大致始于宋仁宗时。宋仁宗初，刘太后掌政，谏官刘随“谏太后不宜数幸外家，太后不悦”，将他外任。“太后兄子刘从德死，录其姻戚至于厮役几八十人”，“侍御史曹修古，殿中侍御史郭劝、杨偕，推直官段少连交章论列，太后怒”，于是将他们贬官。[17]宋仁宗亲政后，宠爱尚美人，“一日，尚氏於上前有侵后语”，郭皇后“批其颊，上自起救之，误批上颈”，于是皇帝大怒，宣布废后。现在看来，废皇后其实无关于国计民生，但在儒臣们看来，却是涉及君德的大事。右司谏范仲淹带头，“即与权御史中丞孔道辅率知谏院孙祖德，侍御史蒋堂、郭劝、杨偕、马绛，殿中侍御史段少连，左正言宋郊，右正言刘涣诣垂拱殿门，伏奏皇后不当废，愿赐对，以尽其言。护殿门者阖扉，不为通，道辅抚铜环，大呼曰：‘皇后被废，奈何不听台谏入言！’”皇帝自感理亏，不愿接见，“寻诏宰相召台谏”。宰相吕夷简憎恨郭后，全力怂恿和支持皇帝废郭后，却在台谏官的责问下无言以对。最后皇帝和宰相只能采取霸道的办法，将孔道辅、范仲淹等黜责，“遣使押道辅及范仲淹亟出城，仍诏谏官、御史自今并须密具章疏，毋得相率请对，骇动中外”。[18]后一谏诤废后的事件，其影响远较前一反对荫补之滥的事件为大。
谏诤废后事件就宋代政治史而言，算不得什么大事，而就古代监察制度史而论，却是大事，表明了台谏权发展到了一个新的水平，敢于旗帜鲜明地和皇权、相权作某种程度的对抗。正如南宋吕中所说，“自孔道辅、范仲淹敢于抗（吕）夷简”，“台谏之权敢与宰相为抗矣”。“自庆历以来，台谏之职始振，自治平以来，台谏之权始盛”。[19]
从另一角度看，古代的儒家学说向来是崇尚名节的，名节是作为一种匡时救世的重要手段。但是，专制政治的本质，却又决然筛选和宠爱随风转舵之人，曲学阿世之士。两者是互相矛盾的，在某种意义上却也是相反相成的。由于儒家学说的强烈影响，以致君主们一般不会公开标榜自己就是喜欢无名节之士。在这场抗争中，台谏官们，特别是范仲淹，事实上成了某种意义上的胜利者，君相对他们的贬责，反而成全了被贬责者的清誉。在不存在“文死谏”的条件下，特别是范仲淹本人，成了一面不计升沉祸福，只论是非曲直的大旗。《朱子语类》卷129说，“至范文正方厉廉耻，振作士气”，“至范文正时便大厉名节，振作士气”，“本朝惟范文正公振作士大夫之功为多”，对天水一朝士大夫名节观的发展和振作，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他有两句很有名的格言，一是人们熟知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二是“作官公罪不可无，私罪不可有”。[20]政治上不怕受罪，而个人操守，则务求清白，这正是合于古代儒家理想的台谏官的楷模。孔道辅的影响虽然远不如范仲淹，但身任御史中丞，距离升迁执政的高官近在咫尺，而他宁愿牺牲前程，也足可称道。
另一个在倡导名节方面起了很大作用的人，就是欧阳修，他不论在政治上和学问上，都可以说是一代宗师。他所著的《五代史记》，如卷32《死节传》，卷33《死事传》，卷34《一行传》等，批判了五代时“以苟生不去为当然”，“缙绅之士安其禄而立其朝，充然无复廉耻之色者皆是也”。此书卷54又批判了冯道，“天下大乱，戎夷交侵，生民之命，急于倒悬，道方自号‘长乐老’，著书数百言，陈己更事四姓及契丹所得阶、勋、官、爵以为荣”，“事九君，未尝谏诤”，将这个曾“取称于世”的人置于儒家的天平上衡量。欧阳修在庆历三年（公元1143年）出任知谏院后，[21]正如前引吕祖谦之说，“台谏之职始振”。
宋人名节观念的强调与台谏官的振职，大致上可说是一而二，二而一的事。继范仲淹和欧阳修之后，如包拯等有骨气的台谏官辈出，无疑是书写了古代监察制度史上的辉煌篇章。宋仁宗懦弱无能，遇大事无主意，其实也是台谏官得以发挥作用的重要条件。人们早已指出，当时许多宰执是由台谏官论罢的。宋英宗时，台谏官围绕着濮议，与皇帝、宰执相抗，由于学者们已发表研究成果，此处从略。
二、宋神宗时：宋神宗任用王安石，推行变法，变法涉及复杂的情况，此处且不论其是非功过，但不少台谏官明知皇帝的意向，却敢于公开表明自己的反对意见，这正是继承了范仲淹和欧阳修的遗风余烈。司马光为御史中丞吕诲写墓志铭说：“前后三逐，皆以迕犯大臣，所与敌者，莫非秉大权，天子所信向，气势轧天下，献可（吕诲字）视之若无所睹，正色直辞，指数其非，不去不已，旁侧为之股栗，而献可处之自如。平居容貌语言，恂恂和易，使之不得位於朝，人不过以谨厚长者名之而已矣。及遇事，苟义所当为，疾趋径前，如救焚溺，所不当为，畏避远去，如顾陷阱，惟恐坠焉。”当时的宋朝确实需要整顿和振兴，而吕诲弹劾王安石说：“天下本无事，但庸人扰之。”[22]可知其政见是保守的。但吕诲不计较官位的得失，不做苟合取容的事，敢于直率地表述政见，还是足可称道，体现了儒家倡导的名节。
从宋神宗时开始，台谏官作为风宪之地，愈来愈深地卷入了新旧党争。宋神宗的用人方针与王安石不同，王安石主张“一道德”，认为“学术不一，异论纷然”，[23]“若朝廷人人异论相搅，即治道何由成”。“朝廷任事之臣，非同心同德，协于克一，即天下事无可为者”。[24]但宋神宗其实还是按宋朝的祖宗家法，适当地参用反变法派，以求“异论相搅”。不论是按宋朝的历史条件，还是按今天的民主政治标准来看，“一道德”就是一言堂，就是专制独裁，完全不足取。一方面，政令，特别是军令应当统一；另一方面，人们的思想和议论完全应当“异论相搅”。真理愈辩愈明，何须害怕异论。尽管宋神宗对王安石的主张打了若干的折扣，但由于反对变法的台谏官屡经贬逐或外任，台谏官的议论也就趋于清一色，甚至成为党同伐异的工具。
著名的苏轼“乌台诗案”就是其中突出的一例。[25]乌台是御史台的别名。最初是监察御史里行何正臣揭发苏轼，御史中丞李定和权监察御史里行舒亶又继踵上奏，他们摭拾了苏轼若干诗文，说他“腾沮毁之论”，“讥切时事之言，流俗翕然，争相传诵”云云，“言伪而辨”，“行伪而坚”，将他比喻为孔子当年所斩的少正卯，宋神宗“诏知谏院张璪、御史中丞李定推治以闻”。按照宋制，就成了一起“承诏置推”的“诏狱”，而主持审讯的正是台谏官。“御史台既以轼具狱，上法寺，当徒二年，会赦当原”，而李定、舒亶等又上奏，“乞不以赦论”。“轼既下狱，众危之，莫敢正言者”。但王安石的弟弟、直舍人院王安礼却对宋神宗进言：“自古大度之君，不以语言谪人，按轼文士，本以才自奋，谓爵位可立取，顾碌碌如此，其中不能无觖望。今一旦致于法，恐后世谓不能容才。愿陛下无庸竟其狱。”宋神宗说：“朕固不深谴，特欲申言者路耳，行为卿贳之。”但他又告诫王安礼“勿漏言”。由此可见，按古代的“天必殛之”的迷信习俗，宋神宗还是不敢不遵守宋太祖的秘密誓约，只是要通过台谏官对苏轼薄示惩戒而已。尽管如此，苏轼出狱后，责授“检校水部员外郎、黄州团练副使，本州安置，不得签书公事，令御史台差人转押前去”，这些都是宋时犯罪官员的待遇。受这次冤狱牵连而贬责的官员有王诜、苏辙和王巩，另有张方平、司马光等22人“罚铜”。[26]后来宋神宗死，苏轼重新进用，高太后对他说：“此先帝意也。先帝每诵卿文章，必叹曰：‘奇才，奇才！’但未及进用卿耳。”于是苏轼“不觉哭失声”。[27]一方面薄示惩戒，另一方面又打算日后进用，这当然也是帝王恩威兼施的南面之术。
古代帝王专制，尤其忌讳臣僚分朋植党。但按照儒家的理念，台谏官理应是充当政治反对派的角色。“乌台诗案”中的台谏官恰好反其道而行之，充当了讨伐异论的角色，而作为这次冤案总导演的宋神宗，又充分利用了台谏官作为天子耳目的职能，自称是“申言者路”。与前引范仲淹的事例相比，足以证明在古代人治的条件下，台谏制度只能是一柄双刃剑。
三、宋哲宗元祐时：年幼的宋哲宗即位之初，祖母高太后主持所谓元祐更化，起用以司马光为首的反变法派。反变法派官员进入和控制了台谏部门，利用弹劾的手段，开始了宋朝第一次大规模的贬窜士大夫的运动，变法派深受打击。但从另一方面看，元祐时的台谏官们往往还是按照儒家的理念行事，尽管大的政见相似，却也并不只是简单地充当高太后和宰执的应声虫，宰执们往往受到台谏官的攻击。不论是台谏官之间，还是台谏与宰执等政争，其实也无法按史料中流传的所谓洛、蜀、朔三党党争，加以归纳和概括。[28]
反变法派迫害变法派最突出的一例，就是前任宰相蔡确的车盖亭诗案。蔡确被贬后， “尝游车盖亭，赋诗十章，知汉阳军吴处厚上之，以为皆涉讥讪，其用郝处俊上元间谏高宗欲传位天后事，以斥东朝，语尤切害”。[29]吴处厚是一小人，挟私怨而上告，其实全是捕风捉影之事，与元丰时的“乌台诗案”相比，苏轼的诗文倒还是被抓住若干真凭实据。虽然高太后为之盛怒，但不论是宰执，或是台谏，却围绕着这件诗案，分成两派。当年吃文字狱官司的苏轼上密奏说：“朝廷若薄确之罪，则于皇帝孝治为不足；若深罪确，则于太皇太后仁政为小累。谓宜皇帝敕置狱逮治，太皇太后出手诏赦之，则于仁孝两得矣。”但高太后 “不报”。[30]谏官们主张严惩，而以御史中丞李常为首的台官们主张从轻。右相范纯仁秉性平恕，他对高太后说蔡确“无党”，强调“不可以语言文字之间，暧昧不明之过，诛窜大臣”。[31]尚书左丞王存支持范纯仁的主张。他们却遭到谏官们的攻击。右正言刘安世弹劾说，范纯仁与“御史台表里通同，殊无公道，窥伺执政之意，旋立议论”。[32]结果是范纯仁和王存罢政，御史台的官员，包括御史中丞李常、侍御史盛陶、殿中侍御史翟思和监察御史赵挺之、王彭年全部被撤换。[33]蔡确最后“责授英州别驾、新州安置”。这是自宋仁宗初，宰相丁谓流放海南岛以来最重的处罚。正如范纯仁所说，“此路自丁晋公后，已荆棘七、八十年”，“吾辈将不免矣”。最初，其他宰执还企图以蔡确母亲年老为由，“不欲令过岭”，免于流放岭南，但高太后却说：“山可移，此州不可移。”[34]蔡确后死于贬所，成为比“乌台诗案”更大的冤案。
政见不同是普遍存在的，古今中外，概莫能外，而对不同政见的宽容程度，却无疑是人类政治文明演进的一个重要标尺。那种对不同政见压制、封杀，以至动辄罗织罪状，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无疑是政治文明低级阶段的产物，在某种意义上，也可说是对统治缺乏自信心的表现。宋神宗憎恶苏轼写诗文讽刺时政，亲自导演了“乌台诗案”，虽然有擒有纵，自以为得计，其实即使按古代的儒家理念看来，也不免有失于王道，而沦于霸道之讥。至于高太后处置车盖亭诗案的做法，更是变本加厉，自郐以下。
虽然元祐时台谏制度的操作，已深深地陷入党争，但从“正人主”的角度看，仍有值得称道的事例。左谏议大夫刘安世和司马光编修《资治通鉴》的助手，刚由右谏议大夫升给事中的范祖禹，“闻禁中觅乳媪，祖禹以帝年十四，非近女色之时，上疏劝进德爱身”。“不宜先以好色闻於天下”。高太后“谕祖禹，以外议皆虚传”。范祖禹却再次上疏，强调 “今外议虽虚，亦足为先事之戒”。“凡事言于未然，则诚为过；及其已然，则又无所及，言之何益？陛下宁受未然之言，勿使臣等有无及之悔”。[35]这是风闻言事，言者无罪，还要求闻者足戒的一例。尽管所言不实，而范祖禹却还要强调此奏“为先事之戒”。
四、宋哲宗绍圣和元符时：高太后死，宋哲宗亲政，行“绍述”变法之政，起用章惇为首的变法派，于是大批反变法派果然遭到更厉害的报复，许多人被流放到岭南。这是第二次更大规模的贬窜士大夫的运动，台谏官更深地卷入党争。宋哲宗元祐末到绍圣时，如御史中丞黄履，侍御史来之邵、杨畏，监察御史刘拯、周秩、董敦逸，左司谏翟思，左正言上官均，右正言张商英等人，在迫害元祐党人中都起了很坏的作用。[36]
宋哲宗是个心胸狭隘的人，他特别对当年刘安世和范祖禹谏诤好色之事怀恨在心，说他们“搆造诬谤，靡有不至，迹其用心，宜加诛殛，聊从远窜，以示宽恩。范祖禹特责授昭州别驾，贺州安置，刘安世特责授新州别驾，英州安置”。[37]从“诛殛”两字看来，宋哲宗并非没有杀机，只是碍于宋太祖的秘密誓约的约束，他自己声称：“朕遵祖宗遗志，未尝杀戮大臣。”[38]实际上还是害怕破坏太祖誓约，“天必殛之”。然而据《朱子语类》卷130说，如刘挚、梁焘等反变法派，其实还是胁迫他们“自尽”的，范祖禹“死亦可疑”。[39]当时两起最大的冤案，一是绍圣三年（公元1096年）皇后孟氏被诬而废，二是绍圣四年（公元1097年）八月开始举办的同文馆大狱，诬说反变法派一些人曾谋“大逆不道”。[40]
尽管如此，当时还是有一些台谏官，如常安民、孙谔、陈次升、邹浩等人，继承范仲淹等人开创的传统，挺身而出，逆潮流而动。监察御史常安民“数论事，无所阿比，论章惇以大臣为绍述之说，实假此名，以报复私怨，一时朋附之流，从而和之，遂至已甚”。章惇等人怀着极强的报复心理对待反变法派，这是无可否认的史实。常安民还说：“张商英在元祐之时上吕公著诗，求进，其言谀佞无耻，士夫传笑，近为谏官，则上疏乞毁司马光、吕公著神道碑。周秩在元祐间为太常博士，亲定司马光谥曰文正，近为言官，则上疏论光、公著，乞斲棺鞭尸。陛下察此辈之言，果出于公论乎？”于是被罢官。[41]左正言孙谔也与“治元祐党”唱反调，说：“汉唐朋党之祸，其监不远。”[42]陈次升历任殿中侍御史、左司谏等，他“累章劾章惇”，“论章惇、蔡卞植党为奸”。在皇后孟氏的冤案中，他上奏强调说：“自古推鞠狱讼，皆付外廷，未有宫禁自治，高下付阉宦之手。陛下但见案牍之具耳，安知情罪之虚实，万一冤滥，为天下后世讥笑。”[43]
董敦逸虽然在迫害反变法派中起了坏作用，他任侍御史时，参加皇后孟氏冤狱的审讯， “察知冤状，握笔弗忍书，郝随[44]从旁胁之，乃不敢异。狱既上，于心终不安”，又上章为孟后辨诬，说：“臣尝阅录其狱，恐得罪天下。”宋哲宗“大怒，将议贬斥”，后经曾布等人劝解，才发表他外任。[45]
总的说来，在台谏官们一窝蜂似的仰承皇帝和宰执的鼻息，“不唯无所建明，率皆附会（章）惇、（蔡）卞”，[46]充当排击异己的打手甚至杀手，有那么几个特立独行，不计升沉祸福的人，也是难能可贵的。
五、宋徽宗时：宋徽宗即位的翌年，改元建中靖国，似有调和新旧党争之意向，然而旋即改元崇宁，以示尊崇熙宁变法，于是又进行第三次更激烈的贬窜士大夫的运动。他信用蔡京等人，侈靡和腐败更到了完全不可收拾的地步。
然而在昏暗的政治下，仍然出现了若干刚正的台谏官。龚夬在宋徽宗即位之初，拜殿中侍御史，弹劾章惇、蔡京、蔡卞等人，说他们“立造不根之语，文致悖逆之罪”，“本以偿报私仇”。“故老、元辅、侍从、台省之臣，凡天下之所谓贤者，一日之间，布满岭海，自有宋以来，未之闻也”。他本人也因此被流放岭南。[47]邹浩在宋哲宗时曾任右正言，“所言每触（章）惇忌，仍上章露劾”，又反对废孟后之后，另立宠幸的刘氏为后，说：“祖宗大德可法者多矣，陛下不之取，而效其小疵，臣恐后世之责人无已者纷纷也。”因而被 “削官，羁管新州”。宋徽宗初，“复为右正言，迁左司谏”，又再次谏诤，“再责衡州别驾”，“寻窜昭州”。[48]陈瓘曾任左正言和右司谏，他“极论蔡卞、章惇、安惇、邢恕之罪”，又“草疏论（蔡）京”，说：“自绍圣以来，七年之间，五逐言者，初逐常安民，次逐孙谔，次逐董敦逸，次逐陈次升，次逐邹浩。此五人者，皆与蔡京所见不同，虽其间或以他罪被逐，而京之所恶，则无不去者。今（龚）夬之言京，又将罢去，则是两朝言官前后六人，无不为京而去也。”他本人也为弹劾蔡京，屡遭贬黜。[49]任伯雨“居谏省半岁，所上一百八疏，大臣畏其多言”，“密谕以少默”，“伯雨不听，抗论愈力”，后被流放到海南岛。[50]此外，如张庭坚、江公望、陈祐、沈畸、张汝明、石公弼、毛注、洪彦昇、商倚、陈尧臣等人，也都是比较称职的台谏官。[51]右正言陈禾力陈宦官之弊，说“陛下他日受危亡之祸”，“责授信州监酒”。[52]他们的悲剧不仅是自身往往遭受贬责，而对愈来愈昏暗的政治却难以有所救治。
但自宋哲宗绍圣以后，此类台谏官毕竟只占少数。宋徽宗即位之初，崔
上书说，“臣闻谏争之道，不激切不足以起人主意，激切则近讪谤。夫为人臣而有讪谤之名，此谗邪之论所以易乘，而世主所以不悟，天下所以卷舌吞声，而以言为戒也”。“比年以来，谏官不论得失，御史不劾奸邪，门下不驳诏令，共持喑默，以为得计”。“顷邹浩以言事得罪，大臣拱而观之，同列无一语者，又从而挤之”。[53]他所说的，是绍圣以来的情况。宋钦宗时，太学生雷观上书说：“自祖宗以来，相臣多因言官论列，直指某人可相，某人不可相，无非天下之公议，此最为我宋之盛典。崇宁以来，台谏一蒙时相拔擢，则多怀私恩，无有直言者矣。”[54]
按照宋制，台谏官须由皇帝亲自选拔，但在实际施行时，宰执也不可能完全不插手。自宋神宗以来，由于王安石强调“一道德”，反对“异论相搅”，宰执在援引同党出任台谏官方面，其实都起着作用。宋钦宗时，谏官程瑀说：“洎王安石用事已来，专以摧折台谏为事。然当时人材承累朝养育，而砥砺名节之风不衰，论议风生，以斥逐为荣，未为安石下也。至蔡京用事，师法安石，而残狠过之，议己者置之死地。台臣引用私党，藉为鹰犬，博噬正士。”[55]陈公辅也说：“至熙、丰以来，用事者欲新法必行，恐人异己，故排斥群议，有出一言，则谓之沮坏良法，必逐之而后已。谏官、御史，以其党为之，观望成风，无复公议。方太上皇帝（宋徽宗）诏求直言，言之不中，亦不加罪，及蔡卞乃尽治言者，如陈瓘等，皆当世端人，摈死不用，士论痛惜。臣观今日，其弊极矣。大臣乐软熟而憎骾切，台谏之官与夫缙绅之士，相习一律，闲居议论，无敢及国家安危、生民休戚，况望于人主前争是非利害耶？所以上下欺罔诞谩，无所不至，而召天下之乱也。”[56]王安石、司马光和章惇都程度不同地利用台谏，特别是蔡京，显示了利用台谏作为自己鹰犬的倾向。当然，蔡京本人尽管十分贪恋权势，却仍然被宋徽宗招之即来，挥之即去，还不够权臣的资格。其后果正如陈公辅所说，“上下欺罔诞谩”，“召天下之乱”。
六、宋钦宗时：宋钦宗作为亡国之君，在位仅一年多，人们往往将他与宋徽宗相提并论，一概骂倒，也有欠公允之处。宋钦宗懦弱无能，特别是在处置与金朝的关系有根本性的失误，但从另一角度看来，他与宋徽宗有很深的龃龉，他即位之后，还是力图矫治其父遗留下来的弊政。他个人的俭约，也与其父的穷奢极侈形成鲜明对照。宋钦宗在位时，就台谏政治而论，还是显示某种恢复旧观的意图。当时涌现了一批有风骨的台谏官，如许翰、陈过庭、李光、陈公辅、崔鶠、许景衡、程瑀、余应求、马伸、吴给、张所等人，他们弹劾佞臣，力图匡补时弊，并在危难时表现了气节。
宋钦宗虽然有时似有虚心听纳的姿态，而对待台谏的一些重要议论，却又没有采纳。曹辅上奏说：“言路初开，谏官、台臣摩肩而进，其间亦有挺节徇公、捐躯报国之士，欲效涓埃，以助明时。陛下温颜下访，若水投石，陛下之于言者，可谓真有意矣。然奏章十上，六、七不行，纵或行之，聊复应耳。初信之，抑又疑之，初许之，抑又拒之，得无有以私见曲说，进陈是非者乎？得无欲隔绝言路，故为沮折，使不得一伸其喙乎？陛下亦为之不信言官，辄寝其奏，是又不断之过也。”[57]正如《靖康小录》说，“初，番贼至，朝廷日下求言诏，及兵退，则讳言，多责进谏者，言路遂塞”，“时人为之语曰：‘城门闭，言路开；城门开，言路闭。’”[58]
宋钦宗不能信用李纲，是导致北宋亡国的重要失策之一。北宋末人才凋零，李纲在危难时刻敢于挺身而出，组织守卫京城，以拯救天下为己任，因而在士民中赢得很高的威望。然而陈东领导的伏阙上书爱国群众运动，支持李纲，却招致宋钦宗的疑忌。陈公辅上奏，为李纲和陈东力辩，说：“李纲之罢，东以忠义感奋，恐其言不能上闻，故率诸生伏阙争之，不谓是日百姓亦来。臣询之诸生，皆曰：‘方李邦彦等退朝，百姓皆诟骂，东与诸生力遏之。既而百姓喧哗，东皇恐忧惧，面若死灰，遽欲退避，而百姓遮拥，求出不得。’然则东岂有意率百姓为乱哉？”[59]但宋钦宗并没有终止对李纲的猜忌，“君臣遂生间隙，疑其以军民胁己”。[60]执政耿南仲伙同其他宰执，怂恿宋钦宗命李纲带兵救援太原，其实是要将他置之死地。陈过庭、陈公辅、余应求等人“皆言：‘李纲儒者，不知军旅，将兵必败。’又言：‘纲忠鲠异众，为大臣所陷，他日成功亦死，败事亦死。’”陈公辅还特别对宋钦宗强调说：“纲何足惜，宗社存亡为可虑焉！”程瑀也为李纲说话。忠言逆耳，宋钦宗反而将陈公辅、余应求、程瑀等人罢黜，“坐党附李纲，责监川陕诸司商税”。[61]宋钦宗不能用陈公辅等人的忠言，固然是泄了耿南仲之流的私愤，但受害最深的，还不是李纲和支持他的台谏官，而正是宋钦宗本人。
当开封陷落后，金人宣布废赵宋，监察御史马伸“抗言于稠人广坐中曰：‘吾曹职为争臣，岂可坐视缄默，不吐一词。当共入议状，乞存赵氏。’”[62]另一监察御史吴给响应马伸，“为草札子”。[63]当时，胜利的金人喜怒叵测，上此议状当然需要很大的勇气。吴给在起草札子后“致仕”。武官吴革密谋起义，反抗金军，营救二帝，“与谋者惟兵部尚书吕好问，监察御史马伸、张所，奉议郎致仕吴给等数人”。[64]这三个御史在危难时刻都表现了自己的气节。
七、宋高宗时：宋高宗在位期间的头等大事当然是对金关系，尽管他在各个时期的表现和主张因形势不同，而稍有差别，但基本方针还是离不开降金乞和，以求苟安于半壁江山。
他即位之初，虽然一度命李纲为相，但最倚信的还是两个曾在元帅府为他出过不少坏主意的黄潜善和汪伯彦，两人最初任执政。黄潜善和汪伯彦首先提出，与金朝“画河为界”。[65]监察御史张所立即针锋相对地上奏，强调“河东、河北者，天下之根本，不可失去”，并弹劾“黄潜善兄弟奸邪，不可用，恐害新政”。按照北宋时传下的惯例，黄潜善只能“引去”。但“上谕旨留之，乃罢所言职。潜善意未已，寻责所凤州团练副使，江州安置”。[66]这是南宋开国后，台官与皇帝、执政的第一次冲突。冲突的实质是战，还是降。至于台官仅因弹劾一个执政，而承受如此厉害的惩罚和贬黜，在天水一朝是相当罕见的。当时正好追究开封围城中的“卖国”罪行，四个标准的逆臣，“王时雍责授安化军节度副使，黄州安置”，吴幵和莫俦分别“充龙图阁学士、提举江州太平观”和“述古殿直学士、提举亳州明道宫”，徐秉哲“充徽猷阁直学士、提举江州太平观”。[67]王时雍号称“卖国牙郎”，又因其“尽搜取妇女于虏人，人号时雍为‘虏人外公’”。[68]除他的处罚与张所相近外，其他三人都以宫观官礼貌发遣，足见宋高宗、黄潜善、汪伯彦之流生就一副什么样的心肝。张所后来一度被李纲任用，但又终于被流放岭南，最后被盗匪刘忠杀害。[69]
李纲短期任相后，即被宋高宗罢免。左正言邓肃为李纲辩护，谏劝宋高宗，也立即被罢官，黄潜善、汪伯彦等指使“言者极论其罪”，最后“罢归居家”。[70]殿中侍御史马伸发愤上奏，列举黄潜善和汪伯彦的各种劣迹，说：“今是何时，尚仍旧体，以言为讳。”宋高宗“诏伸言事不实，趋向不正”，“责濮州监酒税”。当时濮州已临抗金前沿，宋廷“趣使上道”，“必欲置之死地”。马伸含冤死于途中，一说武将“王渊屯淮上，受潜善等密旨，加不利于”他。[71]总之，还是在南宋立国之初，两个耿直的御史就成了专制腐败政治的牺牲品。
黄潜善和汪伯彦由执政升任宰相，他们其实也企图仿效蔡京，控制台谏部门。例如黄潜善举荐张浚出任殿中侍御史，就是为唆使他出面弹劾李纲。[72]正如马伸上奏所说：“拟用台谏，多取亲旧，不过欲为己助。”[73]但好景不长，到建炎三年（公元1129年）初，金军突击扬州，宋高宗狼狈逃窜过江，御史中丞张澂上奏，开列两人二十大罪状，[74]宋高宗也对两人嫌恨，就将他们罢相。
在此后大约9年时间里，南宋小朝廷从风雨飘摇中逐渐走向稳定。在此期间，台谏官往往扮演了与宰执相抗的反对派角色，有的还能直言谏诤皇帝，而宋高宗迫于形势，有时也装出虚心听纳的姿态。岳飞有个幕僚朱梦说，他到行朝，“见当时尚禽色之乐，多无用之物，二圣播迁而未还，中原陷没而未复，万民涂炭而不安，上无良相，朝乏贤臣”，就修书责备御史中丞辛炳。辛炳还是带着朱梦说的书信，上殿奏陈，并且表示反对与金媾和，说：“金人无信，和议不可恃。”宋高宗终于撕下了虚心听纳的假面具，而将辛炳发付外任，又强令岳飞辞退朱梦说。[75]但此类事件在当时还不普遍，台谏官的地位发生重大变化，则是在绍兴八年（公元1138年）。
在绍兴八年，宋高宗命宰相赵鼎和秦桧主持对金和议，又在当年罢免赵鼎，由秦桧独相。面临着由抗战到屈辱媾和的重大转折，许多臣僚都群起反对。如监察御史方庭实上奏说，“天下者，中国之天下，祖宗之天下，群臣、万姓、三军之天下，非陛下之天下”。“陛下纵未能率励诸将，克复神州，尚可保守江左，何遽欲屈膝于虏乎？陛下纵忍为此，其如中国何？其如先王之礼乎？其如〔百姓〕之心何？”[76]方庭实强调天下绝不是皇帝一人的天下，是继承了自孟子以来的某种民主思想的。秦桧面对着不断高涨的抗议声浪，也颇感束手无策。中书舍人勾龙如渊对秦桧说：“相公为天下大计，而邪说横起，盍不择人为台谏，使尽击去，则相公之事遂矣。”秦桧大喜，就通过宋高宗，擢用勾龙如渊为御史中丞。[77]这是台谏官由天子耳目转变为权臣鹰犬的开端。勾龙如渊在秦桧的唆使下，攻击力主抗金的枢密副使王庶，说他“使尽奸计，乃以和议不合，卖直而去”，“伏望重行窜削，以明庶欺君罔上、愚弄天下之罪”。[78]宋高宗也果然将王庶重责。
然而勾龙如渊又与秦桧的另一党羽施廷臣内讧，使宋高宗对他感到厌恶，认为他“用心不端”，秦桧竭力为勾龙如渊开脱，提议“俟其待罪求去，然后补外”，但宋高宗说：“如渊失风宪体，可罢中丞，提举江州太平观，日下出门。”于是秦桧只能忍痛让勾龙如渊下台。[79]秦桧又举荐廖刚接任御史中丞，不料廖刚却无意于充当秦桧的鹰犬。他对皇帝强调说：“人君之患，莫大于好人从己，若大臣惟一人之从，群臣惟大臣之从，则天下事可忧。”[80]这段议论虽然是针对宋高宗力图按自己的降金意图统一舆论而发，却也有某种普遍意义。按《尚书·太甲下》所论：“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诸道；有言逊于汝志，必求诸非道。”设置台谏官的初衷，决不是为了保证皇帝的一言堂，而是为了保证正确的反对意见得以发表和采纳，保证群言堂。如果事实上成了一言堂，“则天下事可忧”。
秦桧很快把廖刚视为眼中钉，又设法让自己的心腹王次翁接替御史中丞。王次翁对秦桧“尤为柔媚”，[81]《朱子语类》卷131说，王次翁被“秦桧召来作台官，受桧风旨治善类，自此人始”。这句话并不完全确切，因为在他之前还有勾龙如渊之流，但王次翁上台，确实成了秦桧完全控制台谏部门的标志。宋高宗出于降金乞和的政治需要，最初对秦桧控制台谏部门，是完全采取鼓励和支持的态度。《宋会要》职官55之20有一段秦桧当权时的记载：
上曰：“朕欲用谢祖信为台官，恐祖信不知朝廷今日事机。卿等可召赴朝堂，与之议论。”臣桧等奏陈：“台谏乃天子耳目，自朝政阙失，所当论列。恐召至朝堂，然后除授，外间不知陛下之意，不能无嫌。”上曰：“大臣朕股肱，台谏朕耳目，本是一体。若使台谏〔讥〕察大臣，岂朕责任之意耶！”臣桧等虽荷上眷知，卒不敢召祖信，但退相勉策曰：“上虚怀待遇如此，其忍负哉！”[82]
上引记载固然是史官的虚美曲笔，但也反映了宋高宗以“今日事机”作为进用台谏官的标准，就不免顾此失彼，为秦桧将自己的党羽塞进台谏部门，大开方便之门。
王次翁上任不久，就遇到金军侵河南，撕毁盟约的重大变故，表明秦桧和议政策的失败，使他处在十分难堪的境地。按照惯例，既然宰相有重大失策，只能招来弹劾之箭，而引咎辞职。如建炎三年维扬之变后的黄潜善和汪伯彦，绍兴七年淮西之变后的张浚，都是在台谏官的弹劾之下，狼狈下台的。然而宋廷经过宋高宗和秦桧三个年度的经营和清洗，台谏部门居然鸦雀无声，没有向本应被轰下台的宰相发射一枝弹劾之箭，与前两次适成鲜明对照。不仅如此，王次翁还专门在皇帝面前为秦桧缓颊，宋高宗也表示了不打算将秦桧罢相之意。
在岳飞的千古冤狱中，台谏官的作用尤其恶劣。最初是御史中丞何铸、右谏议大夫万俟卨和殿中侍御史罗汝楫三人出面，弹劾岳飞，滥加污蔑不实之词。前面已经提及风闻言事的规则，风闻言事本身也是一柄双刃剑，使用得当，固然可以在惩治腐败中起很大的作用，而使用不当，又可以成为造谣中伤、陷害忠良的手段。岳飞罢枢密副使后，宋高宗又下令举办诏狱，由御史中丞出任主审官。何铸虽然曾经弹劾岳飞，但在审讯过程中却是良心发现，转而力辩岳飞无辜，秦桧在理屈词穷之余，只能说：“此上意也！”何铸强调说：“铸岂区区为一岳飞者，强敌未灭，无故戮一大将，失士卒心，非社稷之长计。”[83]秦桧当即奏请宋高宗，改命万俟卨为御史中丞，担任主审。由于岳飞曾鄙视万俟卨的为人，万俟卨正好挟私报复，在杀害岳飞的事件中起了重要的帮凶作用。
在秦桧独相的18个年度里，除了像廖刚、何铸等个别人外，绝大多数台谏官无非是“士大夫之顽钝、嗜利、无耻者”，他们附会和议，“清议不容”，[84]作为由秦桧牵线的一批恶狗，随时按他的发纵指示，出来狂吠乱咬，迫害正直的文臣武将，攻击一切秦桧不喜欢的人，其中也包括他昨日的党羽。《朱了语类》卷131说：“秦桧每有所欲为事，讽令台谏知后，只令林一飞（秦桧庶子）辈往论之。要去一人时，只云劾某人去，台谏便著寻事，上之。台谏亦尝使人在左右探其意，才得之，即上文字。太上（宋高宗）只是虑虏人，故任之如此。”台谏官还不只是通过林一飞等人，被动地接受秦桧的旨意，而且是主动地服务上门，打听秦桧的意图。台谏官和执政官犹如围着秦桧运转的一盏走马灯。旧的执政到了某种时限，就由秦桧唆使台谏，通过劾奏，将他们轰下台，台谏也因此升任新的执政。然而时隔不久，他们还须被新的台谏轰下台。如此循环往复，直到秦桧本人辞离人世。
秦桧死后，宋高宗鉴于大权旁落的教训，开始注意恢复台谏官作为天子耳目的职能。他利用台谏官排挤和清洗朝廷中的秦桧死党，但在另一方面，也仍然顽固地镇压抗金舆论。张浚上奏，主张改变降金政策，于是，台谏官看准皇帝的意图，纷纷上劾奏，御史中丞汤鹏举说，“浚身在草土（指为母守丧），名系罪籍，要誉而论边事，不恭而违诏书，取腐儒无用之常谈，沮今日已行之信誓”。“望屏之远方，以为臣下不忠之戒”。殿中侍御史周方崇说：“浚倡为异议，以动摇国是，欺愚惑众，冀于再用，不顾国家之利害，罪不容诛。望破其奸谋，重加贬窜，以正妄言之罪。”右正言凌哲说：“浚凭愚护短，专务立异，求售前日之臆说，恐远方遐徼，民听易惑，别生事端。望赐黜责，以为怀诈徇私、欺世盗〔名〕之戒。”宋高宗“诏前特进张浚依旧令永州居住”，他说，张浚“今复论兵，极为生事”，“不如此，议论不能得定”。[85]他通过处分张浚，企图杜绝一切抗金舆论，而当时的台谏官也确实起了其耳目的作用。
然而北方的金海陵王完颜亮自即位以后，却是磨刀霍霍，以灭宋为目标。到了宋高宗在位的最后四年间，讳言用兵的最大最高禁忌，终于被一些臣僚所冲破。到绍兴三十年（公元1160年），侍御史汪澈、殿中侍御史陈俊卿、右谏议大夫何溥、右正言王淮等乘机弹劾左相汤思退，“思退初居政府，时秦氏既败，朋附扫迹，独思退在焉，时有语曰：‘知不知，问进之；会不会，问思退。’进之乃思退字，盖甚言其秦党而得免窜逐也”，说他“贪鄙无嫌”，“犹得偃然在群臣之上，而秉国钧，欲逃折足覆
之讥，难矣”！宋高宗将汤思退罢相，才使宋廷得以转入了备战的轨道。[86]
局势很快发展到不抗金，就不得偷安东南的地步。然而阻碍宋廷备战的还有两个重要人物，一是医官王继先，二是宦官张去为。他们虽然官位不高，因深受宋高宗宠信，特别是王继先，权势很大，作恶极多，“依凭城社”，“中外之士莫敢议者三十年”。[87]直到宋金开战前夕，正直的台官实际上是利用北方完颜亮的武力胁迫，开始弹劾这两个巨奸大憝。《朱文公文集》卷96《少师观文殿大学士致仕魏国公赠太师谥正献陈公行状》记载了时任殿中侍御史陈俊卿上弹奏的经过：
内侍张去为阴沮用兵之策，且陈避狄之计。公遂抗言：“去为窃弄威权，亏损圣德，今复沮挠成算，请按军法斩之，以作士气！”上愕然曰：“卿可谓仁者之勇矣！”明日，除权兵部侍郎。
宋高宗表面上似乎从谏如流，其实却是用迁官的方式将陈俊卿调离御史台，用以包庇张去为。陈俊卿也完全明白宋高宗的用心，他尽管受到升迁的恩宠，“既出台，求去甚力”。[88]杜莘老接任殿中侍御史，又接着劾奏王继先，《桯史》卷9《黑虎王医师》的记载说：
莘老遂上疏，列其十罪。初进读，玉色犹怫然。莘老扣榻曰：“臣以执法事陛下，不能去一医，死不敢退。”犹未许，因密言：“外议谓继先以左道幸，恐谤议丛起，臣且不忍听。”上始变色首肯。罢朝，使宣旨曰：“朕以显仁（皇太后韦氏）饵汝药，故假尔宠。今言者如此，当不复有面目见朕。期三日有施行，其自图之。”辛亥，遂诏继先居于福，子孙勒停，都城田宅皆没官，奴婢之强鬻者从便。令下，中外大悦。继先以先事闻诏，多藏远徙，故虽籍，不害其富也。
杜莘老的弹奏历数王继先的罪恶，但宋高宗“玉色犹怫然”，直至杜莘老谈到王继先的“左道”，即为这个好色的皇帝合壮阳药的问题，他“始变色首肯”。他除了将恩宠王继先的责任推给死去的皇太后，仍然为王继先留下两条后路，一是事先通知，让他转移部分财产，“多藏远徙”，“不害其富”，二是并未按杜莘老的奏请，将王继先流放岭南，只是“诏继先福州居住”。[89]杜莘老又继续弹劾张去为，宋高宗“不乐”，最后宣布“殿中侍御史杜莘老直显谟阁、知遂宁府，延福宫使、安德军承宣使、入内内侍省副都知（都知？）张去为致仕”。[90]宋高宗发表杜莘老外任，其实是“忤旨左降”。[91]由于杜莘老弹劾王继先和张去为的成功，一时传为佳话。他离开朝廷时，“朝士祖道都门，以诗称述者百余人”。直到南宋中期，“都人至今以为美谈，虽宿卫武夫、府寺贱隶，诵说前朝骨鲠敢言，必曰杜御史也”。[92]
宋高宗在位约最后三年，只是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才被迫起用一些骨鲠敢言之士充任台谏官。他对于台谏官的正确建议，当然只能是有选择、有限度的接受。例如杜莘老主张“昭雪岳飞，录其子孙，以激天下忠臣义士之气”，[93]而宋高宗仍顽固地予以拒绝。当金海陵王南征失败后，殿中侍御史吴芾“数奏，请乘此机会，决策亲征，速图进取”。他强调定都建康的重要性，说“今欲控带襄汉，引输湖广，则临安不如建康之便；经理淮甸，应接梁宋，则临安不如建康之近”。“恐回銮之后，西师之声援不接，北土之讴吟绝望”，其 “言虽苦，竟不能夺”。“庙堂既主和议，不言兵，故召诸将还，无复北讨之意矣”。[94]
总的来说，宋高宗在位的36年间，在皇权和相权的控制下，台谏的实际运作，明显地存在着两紧两松，或者说是两擒两纵的局面。在大约2/3的时间内，宋高宗不惜以高压手段，严厉制裁包括台谏官在内的正论，特别是抗金的正论，仅仅是服从于他向杀父之仇下跪，屈辱称臣的政治需要，这在中国古史上，堪称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其镇压正论的凶残，在天水一朝也是绝无仅有的。然而在金人逼迫太甚，欲当臣皇帝而不可得的情势下，宋高宗又被迫对正论作出有限度的放松。在危难关头，不论是台谏官中的正气，还是歪风，也比两宋任何一个时期，表现得更为突出，更加鲜明。秦桧作为宋朝第一个权臣，“挟虏势以邀君”，[95]成为宋高宗无法罢免的宰相，又进而“张震主之威”。[96]他将台谏官从天子的耳目完全变为个人的鹰犬。其权势就远非北宋晚期的蔡京可比，蔡京故吏高拣曾感叹说：“看他秦太师，吾主人乃天下至缪汉也！”[97]此后南宋三个权臣控制台谏的局面，大致是其余绪。
八、宋孝宗时：宋孝宗算是南宋最好的一个皇帝。他最“初恢复之志甚锐”，却因用人和处置不当，还是被迫与金朝达成隆兴和议。隆兴和议后25年，南宋政局平稳，没有多大波澜。他汲取秦桧专权的教训，“惩创绍兴权臣之弊，躬揽权纲”，“临御久，事皆上决，执政唯奉旨而行，群下多恐惧顾望”，“最后所用宰执，多是庸人”。[98]
宋孝宗即位之初，围绕着对金和战等问题，还是涌现了一批优秀的台谏官。宋高宗退居德寿宫后，就纵容宦官梁康民开设酒库，这当然是犯榷酒之禁。右正言袁孚“亟请对，论北内有私酤，言颇切直”。宋高宗“闻之震怒”，宋孝宗“严于养志，御批放罢”。宋孝宗的老师史浩时任参知政事，他出面问皇帝，袁孚“何罪”？宋孝宗说：“是非所宜言，不逐何待。”史浩多方进行劝解说，“北内给事，无非阉人，是恶知大体？若非几个村措大在言路，时以正论折其萌芽，此曹冯依自恣，何所不至”？“争臣无故赐罢，天下咸以为疑”。“愿陛下试以意白去孚，倘可以上皇意留之，尤盛德事”。不料宋高宗“怒袁孚甚”，亲赐宋孝宗“酒一壶，亲书‘德寿私酒’四字于上”，使宋孝宗“跼蹐无所”。最后，只能以袁孚“请祠”，请求当宫观闲官，离开朝廷，而宋孝宗为他“除直秘阁”，“以职名华其行”，了结德寿宫与谏官的纠纷。[99]在这场直言与歪理，法与权的小小较量中，充分反映了宋朝人治的本质，让袁孚本人“请祠”，“以职名华其行”，不过是为徇私枉法的人治蒙上一块遮羞布而已。
史浩在弥合上述一类朝廷或宫闱的小争斗方面，表现出相当的智谋，然而在处理军国大事方面，其实是无能的，也不想有大的作为。他给宋孝宗出的一个最大的馊主意，就是命令吴璘自陕西班师，招致四川主力被歼。侍御史王十朋为此上劾奏。当张浚组织北伐失败后，王十朋说，“异议小人，与圣意素不合者，往往幸灾乐祸，倡为浮议，以动摇大计”，“陛下恢复志立，固不以一衄为群议所摇”。[100]右谏议大夫王大宝也说：“危疑之际，非果断持重，何以息横议。”[101]他们希望宋孝宗坚定抗金志向。
然而宋孝宗在关键时刻却举棋不定，也确实为浮议所动摇，而重新起用汤思退为相。王大宝、侍御史周操等都谏劝皇帝，不要任用汤思退。左司谏陈良翰说：“思退奸邪误国，宜早罢黜，以靖中外。”宋孝宗说：“思退前议诚失，然朕爱其警敏，冀可责后效。”陈良翰说：“思退庸狡，小黠大痴，恐误陛下国计，且‘警敏’二字，非明主所以卜相之法也。”[102]宋孝宗根本听不进去。当时汤思退等人“坚主和，陈良翰、周操不以为然。右正言尹穑阴符执政，荐引同己者，转言和于上前。上惑之，罢（张浚）督府，良翰、操相继黜，而穑进殿中（侍御史），迁谏议大夫”。[103]宋孝宗信用宰相汤思退、台谏官尹穑等人的结果，是在丧失更多的利益之后，再度被迫与金朝签订和约。他事后并非没有醒悟到任用汤思退等人的错误，却为时已晚。
宋孝宗时政治的一个特点，是有一批男宠，《宋史》卷470将他宠幸的曾觌、龙大渊、张说、王抃等人列入《佞幸传》。这些人都不是科举出身，其阶官是武官，却又不是军人，他们与宦官梁珂、甘昪等“相与盘结”，“恃恩专恣，其门如市”，“士大夫无耻者争附之”。宋孝宗“与觌、大渊辈觞咏唱酬，字而不名。罢宰相，易大将，待其言而后决”。前后有许多臣僚与他们争斗，其中包括台谏官刘度、周操、王十朋、龚茂良等，刘度第一个发难，连上章疏，指斥他们“轻儇浮浅”，“上累圣德”，都告失败。特别是曾觌“用事二十年，权震中外”。后“龚茂良时以参政行丞相事”，“茂良退朝，觌从骑不避，茂良执而挞之，待罪乞出，不许。户部员外郎谢廓然忽赐出身，除侍御史。廓然首论茂良，以资政殿学士知镇江，章再上，镌罢，言之不已，贬英州，皆觌所使也”。最后龚茂良“父子卒于贬所”。龚茂良“主和议”，“五年不说恢复”，“凡遇臣僚奏对，有及边备利害，必遭讥骂”。[104]但他遭谢廓然论奏，而贬黜岭南，也是宋孝宗时的一件大冤案。台谏官从正反两面，反对或结托这批佞幸人物，同样反映了人治的特征，说明在人治之下，腐败政治自不可免。
《贵耳集》卷下说：“孝皇圣断，不可测度，前相既去，后相即拜，却除前相进拟台谏。后相虽有进拟，虑其立党，不除，恐台谏奉承后相风旨，以攻前相，所以存进退大臣之体。”由于秦桧专权已有前戒，宋孝宗非常留心于帝王南面之术，不让宰执与台谏结党，不让台谏成为宰执的鹰犬。尽管如此，谢廓然却成了曾觌的鹰犬，到头来还是顾此失彼。
九、宋光宗和宋宁宗庆元至开禧时：宋光宗在位时间颇短，他得精神病后，被宋高宗的吴后与一些臣僚设计废黜，立宋宁宗。宋宁宗无疑是个低能弱智者，[105]从庆元到开禧，由外戚韩侂胄掌政，成为南宋第二个权臣。他发动庆元党禁，最后又因仓猝举行开禧北伐，而自取败亡。
宋光宗时，如刘光祖、黄度、林大中等人，都是优秀的台谏官，但他们的议论和弹劾其实已无补于时世。宋宁宗既然根本没有能力躬揽权纲，所谓大权旁落，就势不可免。韩侂胄出身名门望族，他算是宋神宗的外曾孙，又与宋高宗吴后有双重亲戚关系，在宋宁宗登基时确实起过特殊作用，有定策之功，故深得宋宁宗的倚重。按赵宋家法，韩侂胄既是外戚，并非科举出身，而只是荫补出身的武官，照理只能享受富贵，而不可能在政界有任何作为，也不会被科举出身的文官们放在眼里。韩侂胄所以成为权臣，主要是依仗庸懦无能的皇帝的信任，并且成功地操纵了台谏部门。“右正言黄度欲劾侂胄，谋泄，斥去”。有刘
为韩侂胄献计说：“惟有用台谏尔。”但台谏官却应由赵汝愚等宰执进拟，韩侂胄不解地问：“若何而可？”刘
说：“御笔批出是也。”韩侂胄“即以内批除所知刘德秀为监察御史，杨大法为殿中侍御史，罢吴猎监察御史，而用刘三杰代之。于是言路皆侂胄之党”。韩侂胄唆使台谏官攻击赵汝愚、朱熹等政敌，“以攻伪学为言”，为此出力的台谏官还有李沐、何澹、胡纮、沈继祖、施康年、陈谠、邓友龙、林采、张釜、张巖、程松等人。直到他败亡前夕，还“与（陈）自强谋用林行可为谏议大夫，尽击谋侂胄者”。[106]
韩侂胄由武官的资序升迁，最高的头衔是平原郡王、太师、平章军国事，他没有当过一天宰相，而专权14年，“宰相已为具官”，只是秉承他的旨意而已。[107]在他败亡之时，有台官雷孝友上奏说，“乃首借台谏，以钳制上下，除授之际，名为密启，实出己私，而奸险之徒，亦乐为之鹰犬。台谏之官”，“专植私党，任用匪人，凡有所言，无不阴授风旨；而每告陛下，必谓台谏公论，不可不听。自是威福日盛，无复忌惮，稍有异己，必加摈斥，以专擅朝政，干分败常”。在对金战事失败后，又“方倚腹心以为台谏，文饰奸言，谓之‘一人心，定国论’，以禁异议，怙终不悛”。[108]这段议论可作为韩侂胄专权时，台谏官的作用的总结。他其实还是承袭秦桧的衣钵，将天子的耳目官，变成“私台谏之选，为己羽翼”，一方面以台谏“压群言”，[109]另一方面又以“台谏公论”为名，让宋宁宗“不可不听”。
十、宋宁宗嘉定时和宋理宗宝庆、绍定时：韩侂胄被杀后，似乎又是一个更化的时机。黄度告诫宋宁宗说，“今威柄复还，正与高庙同”。“给、舍、台、谏，人主自用之，则威权在己，或臣下得而用之，则威权去矣”。[110]倪思说：“宜亲擢台谏，以革权臣之弊；并任宰辅，以鉴专擅之失。”[111]王居安对皇帝说得更明确：“如用人稍误，是一侂胄死，一侂胄生也。”[112]但是，史弥远还是很快取代了韩侂胄，成为南宋第三个权臣。他表面上不像秦桧或韩侂胄那么张牙舞爪，长期内只是以右相身份独相，而勾结了杨后，其权势却更加牢不可破，以至主持和发动了废皇储济王赵竑，而立宋理宗的政变。宋理宗宝庆和绍定时，还是对史弥远感恩戴德，而听凭他专权。宋人称史弥远“独专国秉至二十六年，此古今所无。至晚年得末疾，犹专国秉数年，尤古今所无”。[113]
当嘉定更化之初，优秀的台谏官还比较活跃。傅伯成“拜左谏议大夫，抗疏十有三，皆军国大义。或致弥远意，欲使有所弹劾，谓将引以共政，谢之曰：‘吾岂倾人以为利哉！’疏乞诏大臣以公灭私”，于是被逐出朝廷。[114]“会谏官王居安、傅伯成以言事去职，（许）奕上疏力争之，其后又因灾异申言曰：‘比年上下以言为讳，谏官无故而去者再矣。以言名官，且不得尽，况疏远乎！’”于是许奕也被逐。[115]在“许奕以言事去国”后，起居舍人王介上奏宋宁宗说：“陛下更化三年，而言事官去者五人，倪思、傅伯成既去，其后蔡幼学、邹应龙相继而出，今许奕复蹈前辙。此五臣者，四为给事（中），一为谏大夫，两年之间，尽听其去。或谓此皆宰相意，自古未有大臣因给、舍论事而去之者，是大臣误陛下也，将恐成孤立之势。”于是王介也“补外”。[116]这些人被逐出朝廷，固然不同于秦桧和韩侂胄时代的重贬远谪，但表明无能的宋宁宗还是拱手听任史弥远的专擅。史弥远“拜右丞相，陈晦草制用‘昆命元龟’语”，倪思认为这是“尧禅舜之文”，“请贴改麻制”，史弥远反而“遂除晦殿中侍御史”，弹劾倪思“僭论麻制，镌职而罢，自是不复起矣”。[117]
史弥远正是通过此类方式树立权威，而完全控制了台谏部门。“自丞相史弥远当国，台谏皆其私人，每有所劾〔奏〕，必先呈副封，以越簿纸书，用简版缴达。合则缄还，否则别以纸言某人有雅故，朝廷正赖其用，於是旋易之以应课，习以为常”。[118]张端义说：“一相去，台谏以党去；一相拜，台谏以党进。况自嘉定副封之靡，前帝宏规废矣。”[119]台谏官弹劾，须向史弥远“先呈副封”，这还是史弥远专权时立下的新规矩。杜範也说：“权臣所用台谏，必其私人，约言已坚，而后出命，其所弹击，悉承风旨，是以纪纲荡然，风俗大坏。”[120]魏了翁说，“凡除授台谏，必先期请见，饷以酒肴。及论事之时，又以尺简往复，先缴全稿，是则听之，否则易之。次序官职之崇卑，挨排日分之先后，兑易更换，率至月末”。“台谏语人，必曰：‘近来文字皆是府第付出。’”“故人谓台谏为鹰犬之不若”。[121]
宋理宗初，洪咨夔上封事，“论台谏失职”，说：“月课将临，笔不敢下，称量议论之异同，揣磨情分之厚薄，可否未决，吞吐不能。”“史弥远读至‘济王之死，非陛下本心’，大恚，掷于地”。洪咨夔后来“转对，复言李全必为国患。于是台谏李知孝、梁成大交论，镌二秩”。[122]所谓“月课”，即台谏官每月必须上疏言事，“月有供课，是以直道望谏官也”，[123]如今却成了他们最感头痛的定期作业。围绕着济王的冤杀案，还有如真德秀、魏了翁、潘枋、胡梦昱、徐宣等一批士大夫为之鸣冤叫屈，“台谏李知孝、莫泽奉承风旨，凡平日睚眦之怒，悉指以从伪，弹劾无虚日，朝野为之侧足”，一些人“殁于贬所”。[124]这是史弥远利用台谏官惩处异议者的典型事例。时人称李知孝、梁成大和莫泽三个台谏官为“三凶”。[125]梁成大“谄事史弥远家幹万昕”起家，被太学生们称为“梁成犬”。罗大经评论说：“余谓犬之狺狺，不过吠非其主耳，是有功于主也。今夫不肖之台谏，受权贵之指呼，纳豪富之贿赂，内则翦天子之羽翼，外则夺百姓之父母，是有害于主也，吾意犬亦羞与为伍矣。”[126]
十一、宋理宗端平至淳祐时：史弥远死，宋理宗开始所谓“端平更化”。他“亲政五日”，就召洪咨夔入朝，很快“与王遂并拜监察御史。咨夔感激知遇，谓遂曰：‘朝无亲擢台谏久矣，要当极本穷原而先论之’”。[127]此后一个长时期内，有一批台谏官还是相当尽职的。如监察御史李宗勉“言内降之敝”说，“王府后宅之宫僚，戚里奄寺之恩赏，纶
直下，不经都省”，“阙失已彰，然后言事之人从而论列之，其累圣德亦多矣”。[128]然而宋理宗其实也不能真正信用他们，采纳忠言，刘黻上书说：“陛下擢用台谏，若臣（郭）磊卿、[129]臣（洪）咨夔、臣（刘）应起、臣（刘）汉弼、[130]臣（潘）凯、臣（吴）燧，[131]光明俊伟，卓为天下称首，然甫入而遽迁，或一鸣而辄斥。”[132]杜範说：“陛下亲政，首用洪咨夔、王遂〔为台谏〕，痛矫宿弊，斥去奸邪。然庙堂之上，〔牵〕制尚多。言及贵近，或委曲回护，而先行丐祠之请；事有掣肘，或彼此调停，而卒收论罪之章。亦有弹墨尚新，而已颁除目，沙汰未几，而旋得美官。自是台谏风采，昔之振扬者日以铄；朝廷纪纲，昔之渐起者日以坏。”[133]监察御史吴昌裔也说：“朝纲者，非台臣之利也，天下之公法也。世之有容德者，常锐於慷慨愿治之初，必厌於玩习已安之后，初则开导而易入，久则勉强而难平。耳目之官遂至孤立，甚可畏也。”[134]
当时的多数台谏官却并无风采可言，有的甚至劣迹昭彰。刘应起上奏说：“大有为之君，常使近倖畏宰相，今宰相畏近倖，使宰相畏台谏，今台谏畏宰相。”[135]如“殿中侍御史蒋岘逢君希宠，创为邪说，禁锢言者”。殿中侍御史郑垓“回懦首鼠”。宰相郑清之憎恶程公许，就“授稿殿中侍御史陈垓，以劾公许”。[136]当时“侍御史（殿中侍御史？）陈垓诬劾程公许，右正言蔡荥诬劾黄之纯，二公罢出，六馆相顾失色”。刘黻“率诸生上书”说，“祖宗建置台谏，本以伸君子而折小人，昌公论而杜私说。乃今老饕自肆，奸种相仍，以谄谀承风旨，以倾险设机阱，以淟涊盗官爵”。“独垓、荥辈贪饕顽忍，久汙要津，根据而不拔”。[137]后陈垓虽以“贪赃不法，窜潮州”，[138]但台谏官的总体状况并无改观。
面对蒙古帝国的严重军事威胁，南宋兵连祸结，境土日蹙，却又苦苦支撑着，成为当时世界上唯一尚能抵御蒙古进攻的帝国。当宋理宗亲政之初，“斥逐权奸，收召名德，举朝相庆”，而姚希得却认为，“外观形状，似若清明之朝；内察脉息，有类危亡之证”。[139]此后事态的发展，更是每况愈下。
十二、宋理宗宝祐至景定和宋度宗时：宋理宗晚年，纵欲怠政，宠任阎贵妃、马天骥、丁大全和宦官董宋臣，接着又把国政交付贾似道。贾似道任右丞相，“理宗崩，度宗又其所立，每朝必答拜，称之曰‘师臣’而不名”，又特授平章军国重事。[140]贾似道的权势又超过在他之前的南宋三权臣，而南宋也终于被元朝所亡。
丁大全由台谏官升迁，他与另外两个台谏官陈大方、胡大昌号称“三不吠之犬”。丁大全“拜右正言、兼侍讲，辞。改右司谏，拜殿中侍御史，升侍御史、兼侍读。劾奏丞相董槐，章未下，大全夜半调隅兵百馀人，露刃围槐第，以台牒驱迫之出，绐令舆槐至大理寺，欲以此恐之。须臾，出北关，弃槐，嘂呼而散。槐徐步入接待寺，罢相之命下矣”。[141]台官的气焰嚣张到以武力逐走宰相的地步，这是两宋政治史上仅有的特例。“时丁大全与（董）宋臣表里，浊乱朝政”，牟子才“在太平建李白祠”，亲自写记，讽刺董宋臣。“属有拓本遗宋臣，宋臣大怒，持二碑泣诉于帝，乃与大全合谋，嗾御史交章诬劾子才在郡公燕及馈遗过客为入己，降两官，犹未已”。[142]丁大全任执政和宰相前后四年，而拜相仅前后两年，“台臣翁应弼、吴衍为大全鹰犬”。但当他下台时，侍御史沈炎，右正言曹永年，监察御史朱貔孙、饶虎臣、刘应龙等人还是相继论劾。[143]
尽管宋朝的国运已进入衰亡，但仍然出现了像洪天锡那样的台官。他在宝祐三年（公元1255年）出任监察御史，上疏说：“臣职在宪府，不惟不能奉承大臣风旨，亦不敢奉承陛下风旨。”他屡次上奏说：“古今为天下患者三：宦官也，外戚也，小人也。”并且弹击宦官董宋臣、卢允升，外戚、将作监谢堂，知庆元府厉文翁等人。洪天锡“尝书桃符”： “平生要识琼崖面，到此当坚铁石心。”表明他是做了被流放到海南岛的最坏准备。所以周密称赞说，“近世敢言之士，虽间有之，然能终始一节，明目张胆，言人之所难者，绝无而仅有，曰温陵洪公天锡君畴一人而已”。“其刚劲之气，未尝一日少沮也”。[144]
在贾似道专政时，“凡台谏弹劾”，“不关白不敢行”。[145]“益忌台谏言事，悉用庸懦易制者为之，弹劾不敢自由，惟取远州太守及州县小官，毛举细故，应故事而已”。[146]宋理宗末期，“台谏何梦然、孙附凤、桂锡孙、刘应龙承顺风指，凡为似道所恶者，无贤否皆斥”。[147]景定五年（公元1264年）出现彗星，按古代的天人感应说，皇帝不得不“避殿减膳，下诏责己，求直言，大赦天下”，贾似道也只能装模作样地上奏“乞罢免”。但当时的台谏，“御史朱貔孙，正言朱应元，察官程元岳、饶应龙合台奏章，乞消弭挽回，皆常谈也”。然而也有一批官员直率地批评时政，包括当时贾似道推行的公田法。如王爚说：“戚畹嬖倖，遍居畿辅，借应奉之名，肆诛剥之虐，监司不敢谁何，台谏不敢论列。”等到“彗光稍杀”后，又故态复萌，贾似道等“恭请皇帝御正殿，复常膳”，接着，“以京学士人萧规、唐隶、叶李、吕宙之、姚必得、陈子美、钱焴、赵从龙、胡友开等不合谤讪生事，送临安府追捕勘证，议罪施行各有差，自是中外结舌焉”。[148]当时还有谢枋得“发策十余问，言权奸误国，赵氏必亡。左司谏舒有开劾其怨望腾谤，大不敬，窜兴国军”。[149]舒有开无非是充当贾似道帮凶的角色。
宋度宗时，元军全力攻襄阳，贾似道“每上书请行边，而阴使台谏上章留己”。“监察御史陈坚等以为师臣出，顾襄未必能及淮，顾淮未必能及襄，不若居中以运天下为得”。他们的说法无非是出自贾似道的授意，于是宋度宗“乃就中书置机速房，以调边事”。人们对大将高达的呼声很高，认为他“可援襄阳”，“监察御史李旺率朝士入言于似道”，贾似道却说：“吾用达，如吕氏何？”李旺等人只能私下感叹说：“吕氏安，则赵氏危矣！”直到襄阳和鄂州失守，贾似道只能亲自出兵，丁家洲战败后，这个权臣方成众矢之的，树倒猢狲散，“潘文卿、季可、陈坚、徐卿孙皆似道鹰犬，至是交章劾之”。侍御史陈文龙、监察御史俞浙等上疏，贾似道才被流放，[150]而宋朝也终于与这个权臣同时灭亡。
中国的古史过于悠久，历代兴亡的往事也积累得过多。一方面是每代开国，总是企求长治久安，致力于堵塞各种招致败亡的漏洞；另一方面又是从来无不亡之国，无不败之朝。尽管每朝每代的覆灭，总是各有许多具体的条件和情况，而其中一个根本性的因素，一条贯穿历代败亡的基线，说来说去，还只是“腐败”两字。
官无监督，权无制约，必然产生腐败，这已成了人们的共识。君主专制和权臣等其他形式的专制所以是落后的政体，正是因为对最高统治者缺乏监督，而对最重要的权力缺乏制约。专制和腐败是一对双生子，专制必然滋生腐败，腐败必然依赖专制。监察权既是皇权的附庸，在某些场合下甚至是权臣的附庸，就绝不可能真正有效地制约腐败。正如彭龟年所说：“台谏之士所以能震慴奸宄，唯借人主听纳其言，假以声势。”[151]南宋一些权臣是特大贪污犯，岂但是他们得势时从未得到追究，他们的失势也与贪污、受贿等无关。如韩侂胄被杀后，他与党羽的贪污等行为方才受到追究，籍没家产，宋廷特置提领拘催安边钱物所，各种田产等“输米七十二万二千七百斛有奇，钱一百三十一万五千缗有奇”。[152]秦桧死后，宋高宗虽然铲除他的政治亲党，不遗余力，却不准追究他的贪污、受贿等罪。宋高宗明知医官王继先贪污受贿，却仍事先通风报信，让他转移不义之财。这些就是最明显的实例。尽管如此，古代，特别宋代的台谏政治，还是留下不少正面和反面的历史借鉴，值得今人参考。
古代君主忌讳臣僚分朋植党，但是，在事实上，因政见不同和其他原因，党争或其他政争是势不可免的。用今人的眼光来看，君主专制体制下的某些台谏官，也可说是具有某种民主色彩的反对派，或者说，按儒家伦理，优秀的台谏官就应当是某种意义上的反对派，能够与君主、宰执等唱反调，或者将不称职的宰执轰下台。前引廖刚所说：“人君之患，莫大于好人从己，若大臣惟一人之从，群臣惟大臣之从，则天下事可忧。”又如前引洪天锡所说：“不惟不能奉承大臣风旨，亦不敢奉承陛下风旨。”其实都是阐明台谏官应当自居反对派的角色。反对派的存在起着监督作用，无疑是对政治的清明有利的。
欢迎和容纳直言，从来被古人认为是重要的君德，是太平治世的重要标尺。晁说之说：
好谏纳言者，自是宋家家法。[153]
彭龟年特别强调：
言路通，则虽乱易治也；言路塞，则虽治易乱也。[154]
但如前所述，即使在台谏政治最发达的宋朝，此种“家法”也是极难执行的。宋光宗时，殿中侍御史刘光祖说：“比年以来，士大夫不慕廉靖，而慕奔竞，不尊名节，而尊爵位，不乐公正，而乐软美，不敬君子，而敬庸人，既安习以成风，谓苟得为至计。”[155]这个结论其实绝不限于当时，大体是赵宋300年间的通病，大多数台谏官都是随风使舵、偷合取容、曲学阿世，甚至助纣为虐。但在另一方面，我们也必须承认，儒家的名节观又无疑成为维系宋代社会，特别是政界风气的一种重要因素，所以尽管备遭摧残，而具有高风亮节的台谏官还是人才辈出，他们不计升沉祸福，而以忠于职守的直言和弹劾，彪炳于史册。诚如鲁迅所说，“我们自古以来，就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这就是中国的脊梁”。[156]
中国自古还没有一个朝代，像宋朝那样看重台谏的作用。文天祥在宋理宗后期中状元的《御试策》中说：
公道不在中书，直道不在台谏，是以陛下行道用力处虽劳而未遽食道之报耳。果使中书得以公道总政要，台谏得以直道纠官邪，则陛下虽端冕凝旒於穆清之上，所谓功化证效，可以立见，何至积三十馀年之工力，而志勤道远，渺焉未有际邪？[157]
在这位倡导并力行正气者看来，宰执行公道，台谏行直道，是治世的两个并列的要素。按古人的政治设计，台谏的作用主要无非是两条：一是纠正失策；二是按劾腐败。然而依前述两宋三百年间台谏制度的实际运作状况看来，符合政治设计初衷的理想运作太少，而有悖于政治设计初衷的、可悲可叹、可痛可愤的运作又太多。设计并非不巧妙，制度并非不严密，而运作居然如此之糟，这只能归结为宋代专制制度下人治的失败。
（原载《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学刊》第1集）
[1] 《长编》卷17太平兴国元年十月乙卯。
[2] 《山堂群书考索》续集卷36《台谏·谏官御史其职各略》。
[3] 周良霄：《皇帝与皇权》（增订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322—331页。
[4] 《职官分纪》卷6，卷14；《宋史》卷168《职官志》。
[5] 关于风闻言事的研究，参见贾玉英《宋代监察制度》，河南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11—112页。另见《寓简》卷5。
[6] 《长编》卷210熙宁三年四月壬午。
[7] 《贞观政要集校》卷2《求谏第四》。
[8] 《红楼梦》第36回贾宝玉语，参见牧惠《也来拍拍打打》，《论“文死谏”》，民主与建设出版社1999年版，第196页。
[9] 此为汉主父偃语，见《史记》卷112《主父偃列传》。
[10] 《历代名臣奏议》卷308。
[11] 《避暑漫抄》引《秘史》；《松隐文集》卷26《进前十事札子》。
[12] 《东坡七集·东坡奏议》卷1《上皇帝书》。
[13] 《宋史全文续资治通鉴》卷20绍兴八年十二月癸酉，参见《宋史研究论文集》中程民生的《论宋代士大夫政治对皇权的限制》，宁夏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14] 《宋朝诸臣奏议》卷51刘随《上仁宗论当今所切在于纳谏》。
[15] 《宋会要》职官3之56。
[16] 《宋史》卷286《鲁宗道传》。
[17] 《长编》卷110天圣九年十一月丁酉；《宋史》卷297《刘随传》、《曹修古传》、《郭劝传》、《段少连传》，卷300《杨偕传》。
[18] 《长编》卷113明道二年十二月乙卯；《宋史》卷242《仁宗郭皇后传》、卷311《吕夷简传》。
[19] 《类编皇朝大事记讲义》卷9《台谏》、卷13《台谏》。此书说：“自仁宗即位，刘中丞（筠）令台属各举纠弹之职，而后台臣之职始振。”与正文所引之说自相抵牾。按此系制度上的规定，本文主要还是从台谏制的运作考虑，可参见《宋史》卷305《刘筠传》。
[20] 《晁氏客语》。
[21] 《长编》卷140庆历三年三月癸巳。
[22] 《司马文正公传家集》卷76《右谏议大夫吕府君墓志铭》。吕诲弹劾之语，是引唐朝陆象先之说，其原文见《宋朝诸臣奏议》卷109。
[23] 《宋史》卷155《选举志》。
[24] 《长编》卷213熙宁三年七月壬辰。
[25] 关于“乌台诗案”，散文家牧惠《也来拍拍打打》第51页的《想起了乌台诗案》一文，有比历史研究者更为精辟和透彻的论述。
[26] 《长编》卷299元丰二年七月己巳、卷301元丰二年十二月庚申；《东坡乌台诗案》。关于诏狱的定义，参见《宋史》卷200《刑法志》。何正臣，《东坡乌台诗案》误作“何大正”，《宋史》卷329有《何正臣传》。
[27] 《宋史》卷338《苏轼传》。
[28] 参见拙作《洛、蜀、朔党争辨》，载《尽心集·张政烺先生八十庆寿论文集》，此文又编入《丝毫编》，河北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29] 《宋史》卷471《蔡确传》。
[30] 《宋史》卷338《苏轼传》；《长编》卷425元祐四年四月壬子。
[31] 《长编》卷426元祐四年五月辛未，卷427元祐四年五月丙戌。
[32] 《长编》卷426元祐四年五月庚辰；《尽言集》卷9《论蔡确作诗讥讪事第八》。
[33] 《长编》卷426元祐四年五月癸酉、卷427元祐四年五月辛巳。
[34] 《长编》卷427元祐四年五月丁亥、《宋宰辅编年录校补》卷9。
[35] 《长编》卷436元祐四年十二月；《宋史》卷337《范祖禹传》、卷345《刘安世传》；范祖禹和刘安世奏见《宋朝诸臣奏议》卷29《上哲宗乞进德爱身》，《上宣仁皇后乞保护圣体》，《同前（系第二状）》；《上哲宗再论进德爱身》，《同前（系第二状）》。
[36] 参见《续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101；《宋史》卷328《黄履传》，卷351《张商英传》，卷355《董敦逸传》、《上官均传》、《来之邵传》、《杨畏传》，卷356《刘拯传》。
[37] 《续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101。
[38] 《宋史》卷200《刑法志》、卷471《章惇传》；《长编》卷495元符元年三月辛亥、戊午。
[39] 参见《长编》卷493绍圣四年十二月癸未。
[40] 《长编》卷490绍圣四年八月丁酉、卷498元符元年五月辛亥。
[41] 《宋史》卷346《常安民传》，《宋会要》职官67之11—12；《宋朝诸臣奏议》卷119常安民《上哲宗论大臣唱绍述之说》；《续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106。
[42] 《宋史》卷346《孙谔传》，孙谔的差遣，《宋会要》职官67之14作右正言，而食货14之8、65之69、66之67均作左正言，与《宋史》本传同。
[43] 《宋史》卷346《陈次升传》；《续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113；《宋朝诸臣奏议》卷28陈次升《上哲宗论瑶华之狱不当付阉宦之手》；《谠论集》卷1《上哲宗论内治》。
[44] 郝随是宦官，他不但在孟后的冤案，而且在“起哲宗侈心”等方面也有恶劣作用，参见《宋朝诸臣奏议》卷63任伯雨《上徽宗论郝随特许复官》；《宋史》卷471《章惇传》。
[45] 《宋史》卷355《董敦逸传》；《续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113；《独醒杂志》卷5。
[46] 《宋朝诸臣奏议》卷55任伯雨《上徽宗论张庭坚送吏部》。
[47] 《宋史》卷346《龚夬传》；《续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120。
[48] 《宋史》卷345《邹浩传》；《宋朝诸臣奏议》卷28邹浩《上哲宗乞追停贤妃刘氏册礼别选贤族》。
[49] 《宋史》卷345《陈瓘传》；《宋朝诸臣奏议》卷35《上徽宗论蔡京交结外戚》、卷55《上徽宗乞留龚夬》；《续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120、卷129。关于陈瓘的差遣，《宋史》本传与《续通鉴长编纪事本末》不同，今依后一记载。
[50] 《宋史》卷345《任伯雨传》；《历代名臣奏议》卷181任伯雨诸奏。
[51] 《宋史》卷346《张庭坚传》、《江公望传》、《陈祐传》，卷348《沈畸传》、《张汝明传》、《石公弼传》、《毛注传》、《洪彦昇传》；《宋朝诸臣奏议》卷55陈尧臣《上徽宗乞重惜宪台之权》，卷76商倚《上徽宗乞戒朋党之弊》。
[52] 《挥麈录余话》卷1。
[53] 《宋史》卷356《崔鶠传》。
[54] 《宋朝诸臣奏议》卷48雷观《上钦宗乞择相》。
[55] 《宋朝诸臣奏议》卷55程瑀《上钦宗乞内中置籍录台谏章疏》。
[56] 《宋朝诸臣奏议》卷150陈公辅《上钦宗条画十二事》。
[57] 《宋朝诸臣奏议》卷21曹辅《上钦宗论不断之过》。
[58] 《会编》卷96。
[59] 《宋朝诸臣奏议》卷19陈公辅《上钦宗乞官陈东》。
[60] 《朱子语类》卷127。
[61] 《会编》卷48、卷66《靖康小录》；《靖康要录》卷6靖康元年五月六日、卷8靖康元年六月十日；《要录》卷6建炎元年六月丙寅；《宋史》卷379《陈公辅传》、卷381《程瑀传》；《胡澹庵先生文集》卷23《龙图阁学士广平郡侯程公墓志铭》。
[62] 《挥麈录余话》卷2。
[63] 《伊洛渊源录》卷12《马殿院》。
[64] 《要录》卷2建炎元年二月癸酉，乙亥。
[65] 《要录》卷5建炎元年五月戊戌。
[66] 《要录》卷5建炎元年五月丙辰；《宋史》卷363《张所传》。
[67] 《要录》卷5建炎元年五月丁酉、壬寅。
[68] 《会编》卷97《朝野佥言》；《要录》卷3建炎元年三月丁酉；《朱子语类》卷132。
[69] 关于张所的死难，参见上海图书馆历史文献研究所编《历史文献》第1辑拙作《〈宋史〉与〈金史〉杂考》之七《张所的遇害》。
[70] 《要录》卷8建炎元年八月乙亥；《宋史》卷375《邓肃传》。邓肃差遣，《要录》作右正言，今从《宋史》本传及文集。
[71] 《会编》卷118；《要录》卷17建炎二年八月庚申、九月癸未；《宋史》卷455《马伸传》；《历代名臣奏议》卷182马伸奏；《伊洛渊源录》卷12《马殿院》。
[72] 《要录》卷7建炎元年七月丁未；《朱文公文集》卷95张浚行状。
[73] 《宋史》卷455《马伸传》和《历代名臣奏议》卷182马伸奏，而《会编》卷118和《要录》卷17建炎二年八月庚申作“自除台谏，仍多亲旧”，其词意应以前者较为确切，他们只是对台谏官提名，由皇帝批准，而并非自己任命。
[74] 《会编》卷122；《要录》卷20建炎三年二月己巳。
[75] 《会编》卷159；《要录》卷78绍兴四年七月戊辰；《宋史》卷372《辛炳传》。
[76] 《宋史全文续资治通鉴》卷20绍兴八年十二月癸酉；《皇宋中兴两朝圣政》卷24。
[77] 《会编》卷186；《要录》卷123绍兴八年十一月甲辰；《宋史》卷380《勾龙如渊传》；卷473《秦桧传》。
[78] 《要录》卷124绍兴八年十二月丙寅；《宋宰辅编年录校补》卷15。
[79] 《要录》卷126绍兴九年二月癸亥；《宋史》卷380《勾龙如渊传》。
[80] 《要录》卷134绍兴十年二月庚申；《高峰文集》卷2《论图治札子》。
[81] 《宋史》卷380《王次翁传论》。
[82] 以《要录》卷126绍兴九年二月戊午参校。
[83] 《宋史》卷380《何铸传》。
[84] 《朱文公文集》卷75《戊午谠议序》。
[85] 《要录》卷175绍兴二十六年十月丁酉，闰十月己亥朔。
[86] 《要录》卷187绍兴三十年十一月戊戌、庚子、辛丑、癸卯，十二月乙巳朔、丙午；《宋史》卷371《汤思退传》，《宋宰辅编年录校补》卷16。
[87] 《桯史》卷9《黑虎王医师》；《会编》卷230《中兴遗史》。
[88] 《要录》卷190绍兴三十一年六月己酉；《琬琰集删存》卷2《杜御史莘老行状》。
[89] 《会编》卷230；《要录》卷192绍兴三十一年八月辛亥。
[90] 《要录》卷193绍兴三十一年十月戊辰。
[91] 《朱文公文集》卷97《刘珙行状》。
[92] 《要录》卷195绍兴三十一年十二月甲辰；《琬琰集删存》卷2《杜御史莘老行状》。
[93] 《鄂国金佗续编》卷30《乞昭雪奏札》。
[94] 《朱文公文集》卷88《龙图阁直学士吴公神道碑》；《宋史》卷387《吴芾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20《高宗建康东归》。
[95] 《朱子语类》卷131。
[96] 《朱文公文集》卷99《除秦桧祠移文》。
[97] 《老学庵笔记》卷8。
[98] 《朱子语类》卷127；《宋史》卷394《林栗传》、卷397《徐谊传》。
[99] 《桯史》卷8《袁孚论事》；《周益国文忠公集·杂著述》卷2《龙飞录》；《宋宰辅编年录校补》卷17，《攻媿集》、卷93《纯诚厚德元老之碑》；《京口耆旧传》卷8《袁孚传》。梁康民，《京口耆旧传》作梁康成。
[100] 《宋史》卷387《王十朋传》；《历代名臣奏议》卷184王十朋论史浩奏，卷234；《梅溪先生廷试策并奏议》卷3《论史浩札子》、《再论史浩札子》、《论宿州退师札子》，卷4《自劾札子》。
[101] 《宋史》卷386《王大宝传》。
[102] 《宋史》卷387《陈良翰传》；《朱文公文集》卷97《敷文阁直学士陈公行状》。
[103] 《宋史》卷372《尹穑传》、卷386《李彦颖传》。
[104] 本段所用史料，除《宋史》卷470《佞幸传》外，另可参见《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6《台谏给舍论龙曾事始末》、《孝宗黜龙曾本末》；《宋史》卷385《龚茂良传》、卷469《甘昪传》；《宋宰辅编年录校补》卷18。
[105] 《宋史》卷393《黄裳传》载，宋宁宗当嘉王时，曾问：“何谓九都统？”黄裳感叹说：“唐太宗年十八起义兵，平祸乱。今大王年过之，而国家九都统之说犹有未知。”《癸辛杂识》续集下《宁宗不慧》：“或谓宁宗不慧，而讷於言，每北使入见，或阴以宦者代答。”
[106] 《宋史》卷392《赵汝愚传》、卷429《朱熹传》、卷474《韩侂胄传》。
[107] 《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13《平章军国事》；《四朝闻见录》戊集《侂胄师旦周筠等本末》。
[108] 《四朝闻见录》戊集《臣寮雷孝友上言》与《历代名臣奏议》卷184卫泾奏文字几乎全同。
[109] 《宋史》卷400《杨大全传》。
[110] 《絜斋集》卷13《龙图阁学士通奉大夫尚书黄公行状》。
[111] 《宋史》卷398《倪思传》。
[112] 《宋史》卷405《王居安传》。
[113] 《鹤林玉露》乙编卷3《宰辅久任》。
[114] 《宋史》卷415《傅伯成传》。
[115] 《宋史》卷406《许奕传》。
[116] 《宋史》卷400《王介传》。
[117] 《宋史》卷398《倪思传》。
[118] 《癸辛杂识》前集《简椠》。
[119] 《贵耳集》卷下。
[120] 《宋史》卷407《杜範传》；《戊辰修史传·丞相杜範》；《杜清献公集》卷5《入台奏札》。
[121] 《鹤山先生大全文集》卷18《应诏封事》。
[122] 《宋史》卷406《洪咨夔传》，《鹤林玉露》乙编卷2《而已失官》。
[123] 《文山先生全集》卷3《御试策》。
[124] 《齐东野语》卷14《巴陵本末》。
[125] 《宋史》卷414《史弥远传》、卷415《王遂传》、卷422《李知孝传》。
[126] 《宋史》卷422《梁成大传》；《鹤林玉露》丙编卷2《大字成犬》。
[127] 《宋史》卷406《洪咨夔传》。
[128] 《宋史》卷405《李宗勉传》。
[129] 《宋史》卷415《程公许传》、卷416《曹豳传》。
[130] 《宋史》卷415《程公许传》、卷419《金渊传》。
[131] 《宋史》卷418《程元凤传》。
[132] 《宋史》卷405《刘黻传》。
[133] 《宋史》卷407《杜範传》；《戊辰修史传·丞相杜範》；《杜清献公集》卷5《入台奏札》。
[134] 《历代名臣奏议》卷61。
[135] 《宋史全文续资治通鉴》卷33淳祐元年十二月丙寅。
[136] 《宋史》卷415《程公许传》。
[137] 《宋史》卷405《刘黻传》，此传将弹劾程公许等事系于丁大全被贬斥后，系误，应以《宋史》卷415《程公许传》所载为准，为淳祐末年事，而丁大全得势为宝祐时事。
[138] 《宋史》卷43《理宗纪》宝祐元年二月。
[139] 《宋史》卷421《姚希得传》。
[140] 《宋史》卷474《贾似道传》。
[141] 《宋史》卷405《刘黻传》、卷414《董槐传》、卷474《丁大全传》；《说郛》卷4《古杭杂记》。
[142] 《宋史》卷411《牟子才传》。
[143] 《宋史》卷474《丁大全传》。
[144] 《宋史》卷424《洪天锡传》；《齐东野语》卷7《洪君畴》。
[145] 《宋史》卷474《贾似道传》。
[146] 《宋季三朝政要》卷4咸淳二年。
[147] 《宋史》卷45《理宗纪》景定元年十月。
[148] 《齐东野语》卷17《景定彗星》。
[149] 《宋史》卷45《理宗纪》、卷425《谢枋得传》；《宋季三朝政要》卷3景定五年秋。
[150] 《宋史》卷474《贾似道传》。
[151] 《止堂集》卷1《论优迁台谏沮抑忠直之弊疏》；《历代名臣奏议》卷206。
[152] 《宋史》卷173《食货志》、卷415《黄畴若传》；《文献通考》卷7；《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卷13《提领拘催安边钱物所》。
[153] 《嵩山文集》卷1《元符三年应诏封事》。
[154] 《止堂集》卷1《论优迁台谏沮抑忠直之弊疏》；《历代名臣奏议》卷206。
[155] 《宋史》卷397《刘光祖传》。
[156] 《鲁迅全集·且介亭杂文·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
[157] 《文山先生全集》卷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