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从诗的格律的角度来评论五四时期的新诗创作，闻一多也看到了新诗的长处，即使对《冬夜》等作品，闻一多也指出了诗作尤其在音节等方面对新诗艺术的贡献。作为一位理性的评论家，闻一多对新诗艺术所进行的充分肯定，使从事新诗创作的诗人们或许能够感受到些许的慰安。

如果从闻一多对新诗肯定的方面来看，他主要从新诗在音节、意象等层面上指出了如俞平伯等少数诗人的成功之处，而对艺术精神的缺失表示一定的忧虑。也可以说，闻一多特别看重诗的艺术精神，看重通过诗的一定的格律所表现出来的诗人以及时代的精神特征。实际上，对五四以来新诗创作的评价，无论是褒是贬，主要集中在新诗的艺术表现，或者是新诗文体的功能特征等方面。

对于俞平伯的《冬夜》、郭沫若的《女神》的评论，表现出闻一多与梁实秋共同的趋向，也是他们开拓的一块文学园地。在这些评论中，他们试图以文学评论的方式完成新文学话语的建构，形成独特的文学话语。1922年，远在美国留学的闻一多致信梁实秋、吴景超，就国内诗坛现状发表了自己的看法。闻一多从吴景超的来信中，读到了要与国内文坛交流意见的观点，即在一种学术对话的过程中，建立起新诗的价值体系。同时，他又认为，更应在此基础上，确立自己在国内文坛的地位：“我的宗旨不仅与国内文坛交换意见，径直要领袖一种之文学潮流或派别。”^[12]1922年10月10日，闻一多再次致信梁实秋和吴景超，提出文学社团既是兴趣的结合，也是文学主张的信仰，“现在我们偏要以一种主张现于社会之前”，“我们相信自己的作品虽不配代表我们的神圣的主张，但我们借此可以表明我们信仰这种主张之坚深能使我们大胆地专心地实行它”。^[13]从这个意义上说，闻一多与徐志摩等人组织新月社，对新诗创作提出“诗的格律”的要求，正是试图从新的美学原则出发，为已经出现问题的新诗寻找一条新的生路。与此同时，闻一多曾多次就自己的诗作尤其是刚刚完成的《园内》，与梁实秋等朋友进行讨论，这些讨论可以看作是闻一多寻找能够代表他们的“神圣的主张”的艺术实践。1923年3月17日，闻一多致信吴景超、梁实秋，就新近完成的《园内》告功。这首诗是“一首律诗的放大”，一首带有“复古的倾向”的诗。全诗写夕阳、凉夜、校园，诗的主体则是校园的晨曦、夕阳、凉夜和深更：“每景有一主要的颜色，晨曦是黄，夕阳是赤，凉夜是蓝，深更是黑。”由此引发了诗人有关诗的格律的议论：“我觉得布局design是文艺之要素，而在长诗中尤为必需。因为若是拿许多不相关属的短诗堆积起来，便算长诗，那长诗真没存在的价值。有了布局，长篇便成一个多部分之总体a composite whole，也可视为一个单位。宇宙底一切美，——事理的美，情绪的美，艺术的美，都在其各部分间和睦之关系，而不单在其每一部分底充实。诗中之布局正为求此和睦之关系而设也。”^[14]在这里，闻一多已经从宇宙的事理出发，关注事物之间的“和睦之关系”，并将这种关系纳入诗的创作与研究中。在这封信中，闻一多特别谈到了“我的复古倾向日甚一日”，这种“复古倾向”也就是在追求传统的抒情方式，追求传统文化的静穆和谐的境界，从而他的新诗批评也越来越倾向于具有传统诗学精神的思路。

在《〈女神〉之时代精神》《〈女神〉之地方色彩》等文章以及留学美国时写给梁实秋等人的信中，也已看到闻一多对郭沫若及其《女神》的认识存在诸多矛盾的地方。这里需要进一步讨论的是，闻一多是在何种意义上肯定《女神》，他从《女神》中看到新诗的哪些美学精神？闻一多从事新诗评论是他由美术转向文学的工作之一，新诗评论又是他转向古典诗词研究的过渡。在1922年10月27日写给闻家騄、闻家驷的信中说：“我现在对于文学的趣味还是深于美术。我巴不得立刻回到中国来进行我的中国文学底研究。”^[15]或者说，闻一多是在宏观考察中国文学的基础上，对《女神》做出评论并给予评价的。

学界都已经注意到闻一多特别对《女神》的“时代精神”“地方色彩”给予高度评论，这也是闻一多几篇评论文章最为精华的地方。但是，需要进一步研究的是，闻一多是在什么层面上讨论“时代精神”“地方色彩”的，或者说，在诗的格律的层面上，时代精神、地方色彩与格律的关系是什么，这或许是需要我们做出回答的问题。闻一多认为郭沫若的诗是真正的“新诗”，“不独艺术上他的作品与旧诗词甚远，最重要的是他的精神完全是时代的精神——二十世纪底时代的精神”^[16]。对于闻一多所说的“时代的精神”，历来文学史家给予了较多的评价，并试图将《女神》的时代精神与五四的时代精神对接起来，这种观点在努力把握《女神》的同时，不免存在着某些误读和想象性的成分。闻一多所阐述的“二十世纪底时代的精神”与五四具有一定的联系，但也超越了五四的时代范围，不能简单地以五四对应《女神》中的“时代”，也不能以《女神》去印证五四的时代精神。《女神》中的“时代精神”具有一种更广泛的现代意义，也是一种新的艺术形式所表现出来的新的艺术精神的时代体现。或者说，闻一多是站在“20世纪”这一时代高度，重新解读《女神》作为“新诗”文体的时代的精神。闻一多提出了20世纪的时代精神是“动的世纪”“反抗的世纪”“科学的成分”“大同的色彩”“悲哀与奋兴的世纪”等，但这些时代精神的本身就不是诗，而是《女神》将这些精神入诗，以诗的方式“喊出人人心中最神圣的热情”。将时代的精神表现在新诗创作中，这种热情“不只焚毁了诗人底旧形体，并连现时一节青年底形骸都毁掉了”^[17]。郭沫若以他的《女神》破坏了旧诗的体式，创造了新诗的形体。时代的精神是以诗的形体表现出来的，而不是空洞的喊叫和抽象的书写。那么，这种新诗的新形体是什么？虽然闻一多并没有直接点明，但我们可以从其论述新诗及其他艺术的著作中，间接看到闻一多对新诗形体的美学追求。在《论形体——介绍译著仲明先生的画》中，闻一多论及绘画艺术的形体：“绘画最初的目标是创造形体——有体积的形。”^[18]西洋绘画是“用种种手段在画布上‘塑’他的形”，也就是线条所表现出来的一定的轮廓。或者说，任何艺术都是通过一定的“有体积的形”表现出来的，“形”既是载体，容纳一定的精神——时代的、地方的、个人的精神，自身也具有美的特质，形体的本身就是美的所在。即如他在论述诗的节奏时所说，诗的节奏既有生理基础，诸如“脉搏跳动”“紧张和松弛”“声波和光波”等，因而节奏表现为诗人情绪的波动；节奏也有社会的、时代的因素，节奏是诗人情感的外化，也是一定的形体的表现。节奏会通过一定的音节表现出来，形成诗的音乐的美的必要条件。因而，节奏是诗的形体的组成部分，也是诗的时代精神和社会思想的艺术呈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