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剧变 都市繁盛

在春秋战国时期（公元前770—前221年）巨大的社会变革中，城市大量兴起，形成第二个城市建设高潮，城市的功能与性质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如果说西周初年的第一个城市建设高潮是“封邦建国”的血缘政治的产物，那么新一轮的城市建设高潮则是中国古代社会由血缘政治向地缘政治演进的直接结果。城市发展上的巨大变革主要表现在城郭布局的形成和大规模筑城运动的展开两个方面。

城郭布局的出现，具有重要的社会意义。如前所述，夏商西周三代城市的主流，是以宫庙为核心的政治性都邑，进入春秋战国时代，城市则基本上是由主要担负政治职能的“城”和主要担负经济职能的“郭”两大部分组合而成的。

这一时期的城址目前已发现数百处，已公布材料或见于报道的即达400余处，而以战国时期的城址为多。

迄今为止，东周列国的都城遗址大都被发现。如三晋两周地区的河南洛阳东周王城、新郑郑韩故城，山西侯马晋都新田、夏县魏都安邑，燕赵地区的河北邯郸赵国故城、易县燕下都和平山中山灵寿城，齐鲁地区的山东临淄齐国故城、曲阜鲁国故城，关中地区的陕西凤翔雍城、临潼栎阳和咸阳等数处秦国都城，黄河流域以南的湖北荆州纪南城、安徽寿县寿春城等数处楚国都城，等等。这类城址在已知的同时期城址中所占比例最小，但却是最具典型意义的一类。这些城址一般规模巨大，多在10—30平方公里之间，绝大部分城址有城、郭之分。

春秋战国时代黄河流域及周边区域的这些大小城址，大多呈长方形或方形，相对较为规整，有较明确的方位意识。这些特点，充分显现了这一区域城垣和宫室建筑的“黄土的性格”和权力的威仪。首先，它们的选址一般是在沿河的高地或平原地带，没有南方那样密集的水网，受地形地势的限制和束缚较少，可以使规划设计得到最大限度的实现。其次，笔直的城垣和方正的城郭，也与夯土版筑的建筑技术有密切的关联。城垣和宫室建筑上较明确的方位意识，虽与北半球面南采光的环境适应有关，但更为重要的应是“建中立极”“君人南面”的王权礼制的具体体现。

城市经济职能大幅度增强，是这一时期城市转型与发展的重要标志之一。随着城市商品经济的发展，人口大量流入城市，城市中各种手工业作坊日益增多，市场在不断扩展。扩大了的城市中，不仅产生了新的功能分区，城区的用地比例也随之发生变化。这就是位于郭内的闾里及工商业迅速增长，特别是“市”已发展为城市各阶层居民进行公共交换甚至社会活动的场所，成为城区内的一个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

工商业的发达导致了城市经济的繁荣。《史记·苏秦列传》曾对当时的齐都临淄的城市生活作了形象的描述：“临淄之途，车毂击，人肩摩，连衽成帷，举袂成幕，挥汗如雨，家殷人足，志高气扬”，一派升平景象。可以说，把“城”与“市”凝为一体的城市是在此期开始出现的。

如果说，春秋时期筑城运动的意义主要是对旧的等级城制的破坏，那么战国时期的大规模筑城运动则使新的郡县城市体系得以确立。郡县城最突出地反映了春秋战国之际城市性质的变化，即以往建立在宗法制度基础上的王城、相对独立的诸侯国都及卿大夫采邑，最终为专制国家的都城及其地方行政管理机构——郡县城所取代。作为中央集权统治的有力工具，郡县城的出现，为秦汉时代大一统局面的最终形成铺平了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