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 蔡家寨成山草堂与唐炯葬父的故事
距乌当区水田镇东侧四五里许，有个小山村名叫“蔡家寨”。曾经响当当的成山草堂就深藏于此。它与省城堰塘坎的唐家花园，皆清代名宦、前湖北布政使唐树义（字子方，后人尊称“威恪公”）所建。史载：“蔡家寨，清乾隆后属贵筑县洪边里，府城贵阳东四十五里。西五里水田坝。”民国时期属贵阳县第二区（瓮蓬）管辖。
清道光初年以来，每个朝代都有一些显要的历史人物与水田坝成山草堂结缘，例如林则徐、郑珍、莫友芝、曾国藩、丁宝桢、张之洞等。不仅如此，他们在彼此的交往中演绎出诸多感人的情谊佳话，这种现象一直延续到20世纪40年代末。杨覃生、凌惕安、任可澄、陈恒安等，无一例外皆曾是成山草堂座上宾。究其原因其实很简单——他们与草堂的第四代继任者、清代名宦唐炯的长孙唐尔锟交谊诚笃，情深义厚。在这些高人雅士心目中，蔡家寨、成山草堂分量之重，没有何物可以取而代之。凡此种种，大多有文字记载，有据可考。
一个小小的蔡家寨，何以能弄得如此声名显赫？还有，为什么以“蔡”为名的蔡家寨，居然会与省城大名鼎鼎、家喻户晓的唐家花园齐名并称？解答这些疑问，首先得从黔省名门望族——成山唐氏说起。
唐氏先祖象明公，清初因避张献忠屠川之难，自涪州（今涪陵区）举家迁居遵义。康熙间，起乙科，官山西阳曲知县。自此以后，唐氏凡得功名而入官者，多达二十余人。至入黔六世祖源准公，字直圃，历任广东清远、钦州知州，阳山知县，人称“阳山公”。嘉庆二十五年（1820），阳山公唐源准病逝于阳山县衙。两年后，其子唐子方在贵筑水田坝蔡家寨购得成山的大片隙地，将父亲安葬于此。为便于守护陵墓，并设享堂四时祭奠，唐子方又于成山下蔡家寨择地构筑类似于祠堂的两进四合大院，数十年后，在西南巨儒郑珍、莫友芝和黄彭年等名士笔下，这座四合大院被称作成山草堂。
名之“草堂”，并非是真正以泥土四周、茅草盖顶的“茅草屋”，而是一些文人雅士或达官贵人，对自己园林精舍、深宅大院或“碧瓦豪宅”的谦称。咸丰初年，唐子方先生在省垣贵阳堰塘坎构筑的豪宅唐家花园，不是也以“待归草堂”名之吗？
蔡家寨的成山草堂，故乡人多以“唐家大院”称之。
咸丰四年（1854），湖北布政使唐子方奉命领兵在武昌金口一带作战，以阻截“太平天国”水陆大军的西进。受清军官场中腐败因素掣肘，唐子方独力难支乃至兵败，最后只能“北向顿首”，慷慨投江殉国。其子唐炯闻父死难，急欲寻求其尸而未得。逾月由湘楚归筑，遂设衣冠招魂，并卜择四月吉日，由两位寡嫂和唐炯的夫人亲手缝缀，仿照东汉李爕追葬故事，并依民间衣冠葬俗，以帛书上先君的姓名、官爵，生卒年、月、日、时辰、处所，一一加补服上。待装殓完毕，准备以当年六月，卜葬于蔡家寨成山直圃公墓之左侧。
就在唐家忙于操办唐子方的丧事时，这年五月，突然接彭汝琮于湖北咸宁来书相告，湖北抚标（巡抚直接指挥的部队）军功萧逢春，于金口下游水域意外寻得树义公骸骨！唐炯的母亲刘太夫人闻讯，当即命家中丧事暂停。等战事稍息、道途稍通，由唐炯前往湖北，审核此事真伪。转眼进入初冬，楚中太平军进击武昌时，遭到曾国藩所率湘军阻击。太平军战败退兵，唐炯闻讯遂迫不及待起行。他心急火燎，于十一月十八日抵达金口，随即遍访当地乡民，了解父亲殉难之后的详情。
当时目击者告知唐炯：正月二十三日，唐子方赴水捐躯未过一个时辰，身躯忽然从江水回流中涌出，旋便仰卧沙洲芦苇丛中。有几个太平军兵士见此情景，甚为惊异，举矛复刺尸躯后迅速遁去。洲上乡人感唐公忠勇，不忍暴尸，遂以浮沙掩蔽。二月二十二日，巡抚衙门军功萧逢春因事到金口，闻之急赴沙洲找寻。萧逢春得唐公尸身，随即就地购白布裹缠，买棺装殓后移葬高处。
萧逢春告诉唐炯：九个月前，当他在沙洲上装殓唐公尸身时，其面色如生、手足绵软、尸身尚未腐朽。唯发辫断为数茎，右目已失，项下胸部等处中十余创。唐炯随萧逢春来到葬地开棺敬验。这时，唐子方身躯的肌肤多已腐化，须眉亦受潮气剥蚀。不过，仅就体态形状也略可辨识。但是唐炯终不敢完全确认，于是以肩舆运至汉阳崇福寺中，寄希望于祈祷神灵。唐炯在崇福寺占卜，幸得“是”之顺卦。接着，唐炯又按民间流行的“滴血验亲”方法进行验证。据回忆，他当时刺破指尖，滴血顿时沁入尸骨，于是他毅然认定，眼前这具遗骸就是父亲的身躯。“乃决然知为先君也无疑。冯1之痛哭，而遗体忽口鼻血直出，呜呼痛哉！时左目犹未瞑，岂非有余恨欤？”唐炯所撰之《碑阴记》叙述了这一过程，今日细读仍有悲痛欲绝、后背发凉之感，可谓是情景交融，真切感人！
在尚未有现代科学DNA测定亲子关系的时代，民间总会根据当时的认知条件，想法释疑许多人世间离奇古怪的事件。“滴血验亲”就是典型的事例之一。至于它是否有科学依据，笔者当然不可能知道，这只能是科学史家去探索研究的另外一个课题。
唐炯认亲确定，旋即抚尸大哭，悲痛万分，决定将灵柩运回贵阳。由于当时萧逢春仓卒收殓，一应衣衾均无，且棺木很简陋，也未能密闭。故唐炯当时不敢轻易挪动。只得先制衣被装殓，厚加丝棉以裹塞，使无动摇。棺木重新紧合，外厚加布漆，使其密闭完好。
十二月二十日，唐炯由汉阳起程，一路艰辛不必细说。次年二月十五日，唐子方灵柩运抵贵阳，暂厝蔡家寨。其家属重新规制葬礼，卜择四月二十八日良辰，仍按前衣冠冢所卜吉地，葬于直圃公墓之左侧，先前制作完备的衣冠灵柩并祔，以致后来，树义公在成山的坟茔在当地民间有了“两棺并墓”之云。最初，此说出现在贵阳名士黄彭年为树义公撰述的《墓志铭》中：“衣冠既敛，骸骨来归，礼缘义起，祔葬奚疑。成山两棺，惟公之域，钻石埋词，止后世惑。”事毕，唐炯就自己武昌寻父、成山葬父一事怀着万分悲恸的心情，血泪书写碑阴记。其碑阴记最后一句话，唐炯也是表达得意味深长：“以志吾痛！”
咸、同间，随着太平天国起义的爆发，黔中“号军”也风起云涌，攻城夺地，焚掠烧杀，从黔北一直到省垣近郊的贵筑水田坝一带，几无一丘净土。就在同治元年（1862），连遵义郑子尹先生的书斋“望山堂”，也被“号军”焚毁，先生平生所收藏的各类图籍、字画，尽皆化为灰烬。
与此同时，唐氏建于蔡家寨的成山草堂，也未能逃此一劫，同样被“号军”一火而焚之。古朴典雅、雕梁画栋的琼楼院落，随之也化为灰烬。唯成山唐氏祖茔幸免于难。光绪中，战乱平息，唐炯出巨资，重新修建了一座更为壮观的四合院。该院分前、后两进。朝门及各类房舍、斋堂皆雕梁画栋，古香古色，窗棂石级，雕栏玉砌。正中堂屋的窗格门头上，还镌刻“一品当朝、禄位高升”八个大字。唐炯致仕后的晚年常住于此颐养天年，故亦自号“成山老人”，其诗文著述也起名《成山庐稿》。光绪三十四年（1908），以81岁的高龄驾鹤西归后，也葬于成山祖茔，与先祖辈共享西天极乐世界的清寂。
成山草堂创建之后经历了一个多世纪的风雨沧桑。当历史的年轮迈进20世纪50年代初，经过政权的更迭，一场惊天动地的土地改革运动席卷黔中大地。属于“旧官僚”、“大地主”的唐氏，自然是被彻底打倒的“革命对象”。其房产、土地，均在“没收”之列。成山草堂被没收后，分给了寨子中的“贫雇农”居住。唐氏后人，从此也就离开了这座供有唐氏先祖灵位的大院。唯有唐氏几位先祖的青冢，仍静卧于成山之上。这些名垂青史的文豪名宦，坟茔上长满了宿草荆榛。待到60年代，就在那场“史无前例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到来时，“红卫兵小将”高喊着“革命无罪，造反有理”、“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口号，汹涌扑往水田坝的蔡家寨。和当年“号军”一样，演出了一场焚掠横扫蔡家寨成山草堂的闹剧。不过，两者造成的结局却正好相反。被“号军”焚毁后重建的成山草堂，因有“贫下中农”居住其中而未动其一板一壁，仅仅门头窗棂上的浮雕小遭破坏。但其主体建筑却较为完好地保留至今。
然而，未被“号军”触动一草一木的唐氏先祖的庐墓，这次的命运可就惨了，真可谓断碑残碣，玉石俱毁。遭此劫难以后，唐氏祖茔多年已无唐氏后人祭扫，只能静静地躺卧在丛生的宿草与荒荆之中，任由盗墓贼掘冢。
蔡家寨成山草堂及唐氏陵园的一切往事，早已淡出了人们的视野，沉湮在历史长河的记忆之中。而今，蔡家寨正按现今新农村建设的规划方案进行改造建设。据悉，成山唐氏祖墓、唐家大院及朝阳寺已被列为文物保护起来。这无疑是开发乌当旅游文化事业的一大建树，其社会效益，不言而喻将会福泽子孙，惠及后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