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惟诚文集(第10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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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学政治课的目标

我们党对于中学的政治课,历来是十分重视的。在我们这个社会里,还不可能做到每个人都上大学,但中学是要普及的。中学这个阶段,是在为国家各方面的建设人才培养后备力量。这个阶段的底子打得怎么样,对一个人的成长关系极大。对此,我们许多在基层担负领导工作的同志体会很深。现在不少青年人,对许多基本的政治概念都不知道,许多是非分不清楚,许多基本道理都不懂。针对这个情况,不少厂矿创造了青工政治轮训的办法,把青年人分批集中起来,用10天或半个月的时间,给他们讲中国近代史、讲革命人生观,收效很大。但是,现在青工政治轮训的许多内容,实际上应该是在中学里学习的。过去“文化大革命”,他们没有学到。以后就不能老补课补下去,还是要在中学阶段帮助青少年形成基本的政治观念,教给他们判断是非、善恶、美丑的能力。

一个人正确世界观的形成,建立在具有判断是非能力的基础上。中学阶段,一般是十三四岁至十七八岁之间,正是形成世界观的一个很重要的阶段。这个阶段的底子打好了,后边的许多事情都好办。处于这个年龄段的青少年,一般都很自信,总是以为自己很懂事,对什么事情都要下判断,但实际上是知识不足、判断能力不够。年龄大的同志常常嫌这些青少年早熟,想的问题多,知道社会上的事多。其实,他们知道的事也不见得就多,而且知道得多一点也并没有什么坏处。这个年龄段的人总是希望自己知道得更多。青少年早一点想各种各样复杂的事情,想得多一点,对他们的成长有好处,而且对于进行政治思想教育也是个有利条件。他们在那里议论社会的不正之风,议论物价又涨了,议论什么地方又有不民主的事了,这有什么坏处呢?没有什么坏处。也许他看到的只是现象,表现出来的形式是发牢骚,但是其中仍旧包含着一个重要本质,这就是关心国家大事。如果他认为国家的事与他自己一点关系都没有,他也就不关心这些事了,牢骚也不发了。我们正应该抓住青少年的这一特点,因势利导地进行教育,使他们逐步学会思考问题和认识问题,不断提高自己的觉悟。

我们的中学政治课是以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教育为内容,以培养学生正确的人生观为目标的。它是同学校里党的工作、团的工作、少先队的工作等互相配合的,但是又不能彼此代替,它有自己特殊的方法。这种特殊方法就是以灌输知识的形式来进行教育。这样一种特殊的方法,它的经验和理论,就是我们需要研究的课题。

现在,还存在着不重视,甚至瞧不起政治课的倾向。对此,我们要有一个正确的分析。一方面,这是“文化大革命”的影响,政治课的名声被败坏了;另一方面,也要看到这种现象历来就有,就是在50年代也有相当一部分学生有着“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说法,对学政治不感兴趣。这种状况的彻底转变,固然同国家的发展相关,但是,从我们主观上讲,也需要研究怎么把政治课上好,使学生喜欢听,能解决问题。

我认为,要教好政治课,有一个问题必须明确,这就是我们培养的目标到底是什么?这不是简单地分析一下我的这个、那个学生毕业后可以具体做什么事,或者可以上哪个学校,而是要从造就一个什么样的民族这样一个角度出发,考虑我们所培养的学生应该具有什么样的素质,什么样的精神面貌。

第一,我们应该培养社会主义社会的主人翁,就是说要使得我们这个民族人人都具有很高的能行使自己民主权利的习惯和能力。这是很不容易的事。

要做主人,首先得明确“什么叫主人”。主人这个概念,并不是人人都明确的。人类社会几千年的历史都是社会分成两个对立阶级的历史,这个阶级做主人,那个阶级当奴隶。所谓主人,是对奴隶而言的,他可以统治、奴役奴隶,可以对奴隶发号施令。奴隶也想成为主人。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主人呢?没有别的样子,还是希望成为一个像原来统治自己的那个主人一样的主人。所以鲁迅写《阿Q正传》,写阿Q幻想革命,梦见革命党来了,阿Q翻身了,当了主人了。他这个主人是怎么当的呢?就是他那个村子里边的人都成了他的奴隶,村子里边的地主也得向他磕头,村里的女人,他想要谁就要谁,他就当了这样的主人。鲁迅把这个问题写得很深刻。至于社会上每个人都是主人,而没有一个奴隶,阿Q是想象不出来的。当然,今天不会有人公开主张社会上要有奴隶。但是实际上有不少人的思想仍旧受着旧观念的影响,对“主人”的认识,仍然是可以支配别人、站在别人之上。

其次,要做主人,就要懂得什么是自己的利益,并且为了实现这一利益去奋斗。这一点,也不是人人都明确的。如果你不懂得你自身的利益,你总做违反你的利益的事,你这个主人就不好当,也当不下去,最后还会丧失主人的地位。鲁迅的小说《药》里那个为人民利益上了断头台的夏瑜,在当时就不为人们所理解,甚至还有人用他的血蘸馒头吃来治病。在今天,代表人民利益所做的事情,也有一些为部分群众所不理解,甚至遭到反对。比如,现在有的青年总认为我们这个国家有着这样的法律,那样的条令,这样的纪律,那样的制度,太不自由了。在他的观念里,他那个自由就是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明明执行法律等等,就是在履行主人的权利,保护包括他自己在内的广大群众的利益,可是他不懂,他这个主人就当不好。

作为国家的主人,还要爱祖国、爱人民,因为任何个人同整个国家是分不开的。如果大家都不爱自己的国家,把国家利益都给破坏了,主人也就做不成了。在我们这个国家,每个人做主人,是同10亿人一块儿当的。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这960万平方公里土地的主人,都有责任来为这块土地的繁荣、兴旺贡献一份力量。只有这样,才能成为国家的合格主人。

第二,我们要培养人们具有管理经济的能力。一个民族要创造自己幸福、富裕的生活,不光在政治上,而且在经济上要有能力使自己不断富强起来。这就不仅要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技术文化水平,而且还要使得大家都有管理经济的能力,要整个民族人人都有会算账的头脑。如果只有少数人会算账,多数人不会算,那经济就不容易搞上去。因为少数人想出来的办法,多数人不理解,办法再好也行不通。例如,我们的房租是有补贴的,补贴的办法有两种。一种是把房租补贴统统交给房管局,房租定得很低;另一种是把房租补贴发到个人手里,该什么标准就按什么标准发,房管局则照维修房屋的成本收房租。两种办法都是补贴,结果就不一样。用第一种办法,超过标准多占房的人,实际上享受的补贴也更多。用后一种办法,谁多占房,经济上就要完全由自己负担。这也是一种约束。究竟哪个办法好,就要有会算账的头脑,而且要广大群众都有会正确地算账的头脑。

要有一个会算账的头脑,也就是说要懂得价值规律。这样,观察问题才能得出比较正确的结论。比如,现在人们对物价的议论很多,这中间有不少意见是正确的,但也有一些看法,是不懂得价值规律的反映。拿西红柿来说,6月底、7月初和5月份、4月份、3月份、2月份,当然不可能是一个价钱。因为种植的方法不同,成本不同,每一斤西红柿中凝结的社会必要劳动量不同。价值规律要求的是等量劳动相交换。这是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想在非当令的季节吃上西红柿,就只能多付钱。否则,就吃不上。但是,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普及,劳动生产率提高了,每一斤西红柿需要花费的劳动减少了,又会有价格的逐步下降过程。这些道理都是消费者、生产者、经营者需要知道的。

这里讲的只是一点很小的例子。要使我们整个民族的经济真正能够起飞,就要整个民族,而不是一个人、两个人,都有一个会算账的头脑,大家都懂得要用最小的劳动消耗来创造最大的社会财富。这样我们的国家就会兴旺发达了。那么,这样一个头脑,谁来训练呢?当然,归根到底是由客观生活来训练的。但是生活本身教育人的过程是很慢的,那么就需要加强教育。我们通过政治课教育,就要普及价值规律的知识。现实经济生活中存在着许许多多的问题,只要注意从理论上、知识上给人以武装,人们便不难分析、解决。只有当不是少数人,而是多数人,整个民族都掌握、具备了经济科学知识的时候,都能够不只是会背那些条条,而且能用会算账的头脑去思维、去处理自己的日常生活和劳动的时候,那么创造幸福、富裕的生活,实现“四化”就更有保证了。

第三,要培养人们的精神世界更加完美、更加充实。这也就是我们党所提出来的要建设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的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任务。这是人类本身发展的一种需要,也是我们向共产主义前进的需要,同时也是我们当前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人类的发展,不光是需要解决物质享受,而且需要不断地改造自己,使得人类自己更加完美。为了达到这样一种目标,我们的教育,就要以共产主义的思想、共产主义的道德、共产主义的世界观来武装我们的教育对象。

许多同志在进行共产主义理想教育方面创造了许多很好的经验,但是也有的同志觉得这个问题当前不大讲得通。所谓讲不通,就是认为理想同现实存在着矛盾,因而不大容易为人所接受。这个问题是否可以这样看,理想如果与现实是完全一致的,没有矛盾,那么这个理想本身也就不需要了。我们不能回避现实存在的各种问题,只能够来分析它,找到它的发展规律。也有的同志说,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好办,讲共产主义不好办。实际上,在我们这个时代,爱国主义必然要走到共产主义。共产主义道德教育,不仅是要告诉青少年怎样做对,怎样做不对,更不是要求他们只注意一些小的事情。那样就很可能把学生变成一些谨小慎微的人,而他们自己又不愿做这样的人,于是就对政治课教育产生抵触情绪。教育可以从许多小事情开始,但是一定要把它放在时代的背景下,引导青少年关心公共的事情,关心国家大事、世界大事。只有引导他们为公共的利益、集体的利益、国家的利益而奋斗、出力,才能逐步把他们培养成共产主义者。在这个过程中,作为政治教育的任务,就是要帮助学生对于封建主义的、资产阶级的观点有一点识别的能力。要看到,用这类思想影响我们青少年的事情,恐怕几十年也不会断。在当今这个社会里,几乎每一件事情,都可能包含着许多不同观点的斗争。比如我们提倡学习张海迪的共产主义精神,有的人就说你们不要把张海迪同共产主义挂在一起。他们认为张海迪和雷锋不同,她之所以能打动人心,就在于她向传统的英雄模式提出了挑战,她的道德属于什么进取型道德。什么叫进取型道德呢?他们的解释就是勇敢、勤奋、艰苦这三条。如果真是这样,那冯大兴a也是进取型的,他也勇敢、勤奋,也坚韧不拔。所以,这样的讲法,是很迷惑人的。这里界限在什么地方呢?界限就在是以个人为中心,还是以集体为中心,亦即是个人主义,还是集体主义。张海迪明明是把她个人融化到集体中去了,因此她才有价值。可是有的人却偏要以个人为中心来解释。类似这样宣扬“自我奋斗”观点的论调,在一些小说、电影、戏剧当中也有。我们政治课教员就要抓住这些事例,引导学生来进行分辨。

可是在社会上存在一些错误观点的情况下,有的同志感到了困难,觉得自己这个小气候扭不过社会的大气候。老师在这里讲了半天,那里一个电影就给冲了。这种看法不一定恰当。一是我们学校教育并不是小气候,因为我们所讲的同党中央的方针和指导思想是一致的;二是社会上有一点那样的东西也不完全是坏事,因为既有大量的正面的东西,又有若干反面的东西,正好可以锻炼学生的思维能力、分辨能力。如果说在新中国成立前那样的社会中,我们还能够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真理争取大批青年走向革命,包括一些出身于官僚、地主资产阶级家庭的人们,包括一些信奉过希特勒哲学的人、信奉蒋介石哲学的人、虔诚的宗教徒在内。那么,今天有那么一点用资产阶级观点解释问题的文章、小说、戏剧、电影,等等,又有什么可害怕的呢?但是,如果我们做政治教育工作的同志自己解除了武装,不能用正确的观点去帮助这些青年人来分析这些问题,那就有坏处了。有一些宣扬错误观点的言论,是以讨论问题的形态出现的,做老师的要注意引导学生来分析这种现象。人家搞一个“人生的路为什么越走越窄”的讨论,如果你也去想是什么原因越来越窄,那就上当了。因为,本来人生的道路是越走越宽的;束缚于个人主义牢笼,才会对生活失去信心。讨论人生的道路为什么越走越窄,实际上早已肯定了人生的道路越走越窄。肯定了一个错误的结论,还要人们围绕它开展讨论,只能把人们的思想搞得更加混乱。所以,我们要引导学生注意,不要光看人家提的问题,而忽略了用提问的方式肯定的错误答案。

在对学生进行道德教育时,有一个问题需要注意:我们提倡集体主义,但并不是要动员人们放弃自己的个人利益。如果说共产主义道德就是要损害人们的利益,那么不管你讲得多么好听,广大群众也是不可能接受的。群众注重实际利益,我们没有什么理由反对。无论是土地革命时期,还是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如果老百姓不是从革命斗争中感受到自己的实际利益,怎么可能跟着共产党走呢?我们思想政治工作的任务,恰恰在于使人们懂得,什么是他真正的利益,而且要争取到实际利益,必须投身到共产党所领导的当前的共产主义运动的实践中来。只有这样一条路,才能够使人们得到他的利益,而任何别的道路都不能使他得到真正的利益,即使暂时获得了一点,那也是靠不住的,甚至于最后还会给自己带来损害。要使人们真正懂得这个道理,就要帮助人们学会用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方法来思考,懂得从事物的发展来看问题,懂得按事物的本来面目来看问题,懂得认识事物的正面和反面,懂得宏观的事物和微观的事物之间的关系。要帮助人们懂得,只有从宏观的角度考虑问题,争得了国家、大局的利益,个人的实际利益才有切实的保证。

我们的政治课是可以讲好的,是可以被学生接受的,这是因为我们讲的东西是有物质基础的;我们讲的是真理,而真理只要彻底,就能掌握群众;我们讲的东西是和群众的根本利益相一致的;我们讲的东西,是和时代的潮流、历史的发展方向完全一致的。在任何一个时代,什么思想能够流行,不是偶然的事情,而是有它的规律性的。我们这个国家现在已经走到了振兴中华这样一个历史阶段,即使是因为各种各样原因而一度消极、落后的人们也会逐步振奋起来,逐步地把他的命运和我们整个国家、民族的命运联系到一起来。这是什么道理呢?原来我们每个人的利益实际上和整个中华民族的利益都是联系在一起的,平常可能未意识到这一点,但一旦认识到了,精神就可以振奋起来,这些,就是我们一定能够做好政治教育工作的客观依据。我们应当对我们的工作充满信心。

(《学习与研究》1983年第9期)


a 冯大兴,北京某大学学生,为了个人私利多次进行盗窃活动,最后堕落为杀人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