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西方哲学导论

哲学始终处于建构与解构、确信与怀疑、批判与辩护、分析与综合的过程中。在此意义上，体系哲学与反体系哲学、形而上学和反形而上学只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哲学所能提供的不是什么现存的知识，而是问题意识和求解途径。近代以来，提供新知识的任务无疑已经归入各门科学。但是，人类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活动中会发生各种各样的问题，而这些问题经常是被遮蔽着的；如何善于发现这些问题，如何从存在论、认识论和方法论的角度探索求解的途径，则落实到哲学身上。哲学有各种流派，现代西方哲学的流派更是五花八门，如何从这些纷杂的说法中获得收益呢？唯有梳理清楚它们的问题意识和比较它们所提供的解决方案的优缺点，才能开辟我们自己的思路，增进我们自己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哲学是一种爱好智慧的活动。爱好智慧要有批判精神，要敢于对现存的说教加以怀疑，并为这种怀疑提供支持和反驳的理由，在论辩中推进思想的发展。

作为导论，我想首先应该对本书的标题“现代西方哲学”做反思性的推敲。读者读到这个标题时，学生听到这个课程名称时，自然会想一想它的确切含义是什么，用这一标题是否具有正当性。我选用这个标题时自己也感到有许多需要说明的地方。在此，“现代”“西方”“哲学”这三个词的含义都需要澄清。

首先，“现代西方哲学”中的“现代”这一表达就值得推敲。如果把“现代西方哲学”翻译成英文，则为“Modern Western Philosophy”。这个名称在西方学界有关哲学史的划分中曾指“16、17和18世纪欧洲哲学”。在此，“现代哲学”是针对“中世纪哲学”而言的；“现代哲学”以理性精神反对中世纪以宗教信仰为核心的哲学，具有启蒙的性质。有人主张，这里的“现代”是指“当代”（Contemporary）。但是“当代”的意思是“与当下活着的人同代”，亦即近50年左右的历史，至多不会超过100年。现在已经是21世纪了，因此我认为，在此用“当代”这个词也是不妥当的。当然，“现代”这个词在学界除了专指16、17和18世纪的时代外，还有较为宽泛的其他用法。有一种观点是，19世纪中叶起，西方的社会和哲学已经发生根本性的变化，那时西方已经进入以垄断资本为主导的帝国主义时代，其哲学是与该时代相适应的。“现代西方哲学”可指19世纪中叶以来的西方哲学。还有一种观点主张，20世纪中叶起，西方已经进入“后工业化时代”，与此相应而出现“后现代主义哲学”，它反思现代社会和现代思想的种种问题。另有一些学者则认为，“现代性仍然是一项未完成的事业”“信息化”等所谓后工业化的特征并不足以标志划时代的生产技术和生产方式的出现，“语言学转向”和“反形而上学”等哲学运动也并非意味着新的哲学时代的到来。

为了妥当起见，较为谨慎的做法是不采取“现代哲学”“后现代哲学”“当代哲学”（Contemporary Philosophy）这些语意不详、容易引起误解的词汇，而应采用“世纪”加“国别”的界限更加清楚的名称。在复旦大学新近编著的《西方哲学通史》中就采用“20世纪英美哲学”“20世纪法国哲学”“20世纪德国哲学”之类的标题。

那么，为什么我们仍然称之为“现代西方哲学”呢？这与我们编写哲学史的历史沿革和课程设置有一定的关系。在中国的高校中，习惯于把从古希腊至19世纪德国古典哲学的课程称为“西方哲学史”，把19世纪中叶德国古典哲学解体以来的西方哲学称为“现代西方哲学”。我们的“外国哲学”课程，习惯于分为两段:一段为“西方哲学史”，另一段为“现代西方哲学”。由此可见，使用这个名称多少是出于国内的习惯用法和课程设置方便的考虑。

当然，这里也有一个思想方式的原因。19世纪中叶正值马克思主义哲学诞生之际，而以黑格尔哲学为标志的德国古典哲学是西方哲学发展的一个高峰。马克思主义哲学扬弃了德国古典哲学，把黑格尔的头足倒立的唯心主义辩证法再次倒立过来，建立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哲学。马克思的思想为人类解放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确实是人类思想史上划时代的大事。把19世纪中叶以前的康德、费希特、谢林、黑格尔的哲学称为“古典哲学”，也包含了此后的哲学的“现代性”意味。

那么，在肯定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划时代重要意义的同时，应该怎样评价马克思同时代及以后的西方哲学呢？过去一种多少从苏联专家那里继承过来的“左”的看法是：所谓现代西方哲学就是指马克思主义诞生以后的腐朽的资产阶级哲学，是重点批判的对象。时至今天，这样的说法需要加以反思。按照我的看法，在马克思主义哲学诞生之后，产生了许许多多新的哲学思潮，对于它们，我们确实要抱一种批判的态度。但是我这里所说的批判态度，是哲学的探索精神的表现，是马克思主义的实事求是基本原则的表现。

哲学思潮的产生和流行，往往与新出现的社会问题和科学技术革命有关。例如：实证主义的产生与现代物理学引领现代科学的研究模式有关；分析哲学的产生与现代逻辑和语言学的发展有关；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与现代社会的专业分工导致的人的片面发展和消费至上的文化工业导致的人的精神颓废有关；近年来流行的“生态主义伦理学”乃至“生态的马克思主义”与人们意识到自然资源的有限与人的欲望无限以及资本推动的过度消费有关。这些新的社会问题和科学知识在马克思所处的时代还没有出现，因而也是当代马克思主义必须应对的现实问题。因此，我们应该充分研究这些新的哲学流派的问题意识和解题方案，从中找到可被我们吸纳的合理成分并扬弃其不足。

除了以上原因外，我觉得“现代”这个概念在中国人的用法中与西方人有很大不同。如果说在西方的历史中16、17世纪是一个转折点的话，那么在中国的历史中19世纪中叶是一个转折点。鸦片战争发生在1840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合著的《共产党宣言》发表于1848年。中国人译介西方各国地理、历史和技术著作的起步不晚。林则徐的朋友魏源为“师夷长技以制夷”，自1841年起就编撰《海国图志》，1848年60卷本《海国图志》刊于扬州。可惜，中国人译介西方现代哲学的著作则晚得多。由于不了解西方的技术与西方人的思想方式和社会体制的关系，洋务运动受保守落后的思想方式和政治体制的拖累而失败。直到1895年，才有严复翻译的论述进化史观的《天演论》等哲学著作出版，对中国人的社会政治思想产生冲击。然而在那时，甲午海战已经失败，中国社会在内外交困中进入最惨烈的灾变周期：戊戌变法不成而生共和革命，共和革命不成而有学俄国的社会主义革命。这些革命壮举可敬可畏，但实际效果远不及当初所愿。如果思想准备充分一些，认真学习和研究包括哲学在内的西学知识，吸取西方社会发展过程中的经验教训，结合中国自己的国情进行改革，就可能少走弯路。我们今天应明晓这个道理：哲学的研究和辩论充分一些，眼光就会前瞻和深刻一些，问题就会看得准一些，无谓的流血牺牲和社会动荡就会少一些。

现在我们来看“西方”这个概念。在字面上，“西方”是一个地理的概念。但在“现代西方哲学”的用法中，“西方”虽与地理概念有关，但不是主要的，而是一个文化或文明的概念。澳大利亚在地理上属于东方，但其哲学归于西方。那么，什么是西方文明的主要特征呢？西方人常常这样概括：古希腊的哲学、罗马的法律、基督教的伦理，是西方文明的三个源头性的核心要素。他们认为，西方现代的理性思维方式和科学知识的形态是从古希腊哲学中发展出来的；西方现代的民主法治社会与继承和发展罗马的法律思想有关；西方人现在的伦理观和价值观与基督教的信仰传统有关。因此，我们不能割裂西方思想文化的传统。我们在学习现代西方哲学的时候，不时要联系到古希腊哲学的源头。哲学总与政治、法律、伦理的思想交织在一起，因此我们也需要了解包括基督教在内的整个西方文化传统。

我们由此想到一个问题：什么是中华文明的基本特征？我们现在学习西方哲学，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能够与中华文明的传统割裂开来吗？我们常说，中华文明是以儒家文化为主流的文明。我们也可以这样概括：儒家的伦理、法家的法律、道家的自然观和养生观，是中华文明的三个源头性的核心要素。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西方文化是外来文化，能容纳到中华传统文化中去吗？这就是一个现代中国在面对“西学”时激烈争论的问题。所谓“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或“全盘西化”之类的争论就由此而起。其实，中华文明在生长的过程中也吸纳外来文化，佛教文化就是一种外来文化。我认为关键还在于心态。在盛唐时期，中国人的自信心很强，能主动积极地吸纳佛教文化。到了晚清，不思进取，被动挨打，就陷入要么害怕外来文化动摇原有体制的保守心态，要么责怪祖宗无能的假洋鬼子心态。文化的传承和发展就像生物的新陈代谢一样，在遗传中吐故纳新。“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错误在于，不知道“体”和“用”是有机统一的。“全盘西化”的错误在于，不知道文化的遗传基因的作用，因此即使想做“洋鬼子”也只能成为“假洋鬼子”。因此，我们在讲授西方哲学的时候，也要读者时时联系中国国情和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相关说法，通过比较研究取长补短。

现在我们转入“现代西方哲学”的本题。19世纪中叶以后的西方哲学，有形形色色的流派和众多著名的哲学家。在一个学期大约只有15次的课程中怎样安排讲课内容，是我不得不考虑的问题。通常，有按照流派讲和按照哲学家讲两种方式。多年的教学经验告诉我，如果按照流派讲，概述每一流派的基本观点和发展脉络，容易使学生把握大局，知道现代西方哲学的基本情况，但却会讲得太泛，不能深入到哲学家自己的思想本身中去；如果按照哲学家讲，解释清楚他们各自专门的哲学用语和思想展开的过程，学生较易把握他们的哲学思想本来是怎么回事，但现代西方的哲学家太多，讲课的时间不够。因此，我不得不把按照流派讲和按照哲学家讲的方式结合起来，尽可能突出重点，讲得清楚一些，而不是像蜻蜓点水那样浮在表面。

具体地说，对于那些人物众多和观点相对集中的流派，则按照流派讲，并选择其中某一位或两三位哲学家做重点介绍。对于那些影响力特别重大、个人色彩特别明显的哲学家，他们虽可归入哲学流派中去，但仍然按照个人来介绍。在讲课中，对于实证主义、实用主义、分析哲学、后现代主义、法兰克福学派，我主要按照流派来讲。有关实证主义，我在做了综述后，选择穆勒作为代表人物重点介绍。有关实用主义，我在做了综述后，分别介绍皮尔士、詹姆士、杜威这三个代表人物的观点。对于分析哲学，我在综述了其基本特征之后，重点介绍罗素和维特根斯坦的哲学思想。对于后现代主义，我想抓住其主要代表人物对现代性和后现代性的看法来讲。对于法兰克福学派，我想主要介绍前期代表人物霍克海姆和阿多诺的社会批判理论及后期代表人物哈贝马斯的交往理论。对叔本华、尼采、狄尔泰、胡塞尔和海德格尔，我主要按照人物来讲，虽然他们分别是唯意志主义、生命哲学、现象学和存在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

为了让读者对整个现代西方哲学有一个大局观，不至于迷失在众多流派和代表人物的细节中，我想有必要在导论中先说明现代西方哲学的几个主要特征和演变情况。

现代西方哲学大致可以分成两块：一块是英美哲学，另一块是欧洲大陆哲学。大致地说，19世纪中叶以来的英美哲学是英国经验主义传统的继续，以实证主义、实用主义和分析哲学为主流，重点是科学研究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强调经验事实和逻辑分析，不太关心人生问题和价值问题；其哲学与自然科学的关系较为密切，而且学院色彩明显，技术性较强，要受专门的训练才能把握其讨论的前沿问题；特别是当代的分析哲学，日益演变为与高深的逻辑学、语言学、人工智能等学科结合在一起的专家哲学，对普通民众影响力较低，但对科学研究有助益，大学的课程设置也有意面对理工科的学生，培养他们科学研究的思维方式。

19世纪中叶以来的欧洲大陆哲学也呈现出一种连贯性。唯意志主义、生命哲学、存在主义都注重人的生命的统一性，突出人的意志、情感、目的追求和价值取向在人生中的重大意义，在方法论上以现象学和解释学为主，强调内在体验和对生命意义的解释的不可替代作用。相对而言，它们与人文科学关系密切，往往以散文、小说、文艺评论、诗歌诠释的方式阐发哲理。叔本华和尼采的散文、狄尔泰的文艺评论、萨特的小说、海德格尔对诗的诠释，都堪称一绝。他们的哲学活动不拘束在校园内，经常走出课堂，对公众的影响较大，成为形形色色的欧洲社会运动的助推剂。

现代西方哲学的特征还可以通过“实证的转向”“实践的转向”“语言学的转向”“生命—生存—生活世界的转向”等来刻画。既然说是“转向”，就有必要问原先的方向是什么。在此，原先的方向是指到19世纪中叶时的西方哲学发展方向，具体地说是指形而上学的体系哲学，以黑格尔的绝对唯心主义的体系哲学为代表。因此，这些“转向”在很大程度上是针对形而上学的体系哲学的。

让我们先来看“实证的转向”。在实证主义者看来，形而上学的体系哲学的弊病在于脱离实际，以所谓自明的原理和观念的运动代替科学理论所需要的事实基础和实验验证。他们主张，理性的思辨应转向经验的证实，以实证的科学取代思辨的形而上学。他们提出了人类思想演进的三阶段说，即：（1）立足于信仰的神学，（2）立足于思辨的哲学，（3）立足于实证的科学。由此，他们提出了哲学的终结和科学时代来临的说法。需要注意的是，他们所说的“哲学”在此有特别的含义，是指形而上学的思辨哲学；因为他们自己所提倡的实证主义本身也是一种哲学。“实证的转向”在19世纪后半期有很大影响力，甚至影响到恩格斯后期著作中的一些用语，如《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有关“哲学的终结”和代之以马克思的“真正实证的科学”的说法。仔细推敲上下文，应能明白恩格斯这里所说的“哲学的终结”是指以黑格尔为代表的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而“真正实证的科学”是指区别于孔德的实证主义哲学的历史唯物主义哲学。

我们接着看“实践的转向”。它与“实证的转向”有类似之处，但也有重要区别。“实证的转向”把重点放在如何以观察事实为依据建立科学理论和如何通过观察事实检验科学理论上；它不仅肯定观察事实在科学理论的建立和检验中的重要作用，而且注意到理论是为了人的实践目的而被建立的，理论对人的行为具有指导意义。它在考虑观察事实对理论的实证时，是以不变的、重复出现的自然规律为对象的；“实践的转向”强调理论与实践的关系不是静态而是动态的。人在实践中意识到了问题，为了解决问题而建立理论；理论是解决问题的方案。理论会产生效果，影响人的行为，推动人改造所处的环境，并导致人的活动成功或失败。

在一定意义上，马克思主义和实用主义都是标志着“实践的转向”的哲学运动。实用主义十分重视人与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中的挑战与应战、问题与探索的互动关系，主张把理论视为实践的工具，从实践的效果（“有用”）出发评价理论。因此，真理不仅在于与所预言的事实相符，而且在于指导人在与自然和社会复杂的互动关系中获得预期的成功。马克思主义强调理论与实践的统一关系，强调理论在改造世界中的作用。马克思主义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出发论证人类历史发展的规律，并把无产阶级解放自己和解放全人类作为哲学改造世界的理论指导；而这一观点在实用主义那里是没有的。实用主义不承认有什么宏大的、客观的历史规律，始终把理论视为工具，时时提醒自己要按照新的情况和实际效果来锻造解决问题的新的工具。

从哲学思想发展的角度看，可知“语言学的转向”是“实证的转向”和“实践的转向”深化的结果。“实证”是用经验事实对理论加以证实，理论是由联系在一起的命题组成，而联系命题的方式就是逻辑。为了真正阐明“实证”，就必须研究“命题”和“逻辑”的关系。“语言学的转向”始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那时逻辑学有了突破性的进展。弗雷格建立了数理符号化的“命题逻辑”和“谓词逻辑”，奠定了现代逻辑的基础。罗素、维特根斯坦和维也纳学派的逻辑实证主义者看到，弗雷格的逻辑可用于弥补早期实证主义理论的不足；他们希望通过弗雷格的逻辑建立一种人工语言，用于表述科学理论。这样，科学理论就可以清楚地分为两个组成部分：一部分是综合命题，由经验事实加以证实；另一部分是分析命题，由逻辑加以证明。他们还认为，通过这种人工语言就能把科学理论和形而上学清楚地区分开来。形而上学貌似科学理论，但包含那些既不能被经验证实，也不能被逻辑证明的命题，所以必须加以拒斥。

随着对语言的认识的深入，包括维特根斯坦在内的分析哲学家发现，早先那种对语言的看法太狭隘了。语言除了描述经验事实和逻辑演绎之外，还包含那些涉及规则或规范的命题；如有关“证实原则”“综合命题”“分析命题”的表述就是涉及规则或规范的命题，它们本身既不能被经验证实，也不能被逻辑证明，但它们在相关的理论中是不可或缺的——它们像“游戏规则”那样起制约作用。句法本身就是一种规则，评价这些规则要看在使用中的有效性。此外，语言的意义也非全然取决于对经验的描述，还涉及语言使用者的目的和实践功效。例如：同一块石头，相对于不同的语境，可以是自然之物、工业生产用的矿石或装饰用的宝石。对语言的研究全面展开，就进入语义学、语用学、句法学等各领域中去了。随着分析哲学家越来越关注语言是如何被人实际使用的，分析哲学中的“日常语言学派”流行起来；维特根斯坦的后期哲学在此起了引领作用。

实用主义本来就注重理论在实践中的效用和概念在使用中的效果，因此，随着语言学研究的深入，实用主义就和分析哲学结合起来，出现了实用主义的分析哲学，其代表人物是蒯因和普特南。蒯因质疑逻辑实证主义有关综合命题和分析命题的两分法，主张整个理论是与经验打交道的整体，从总体上说是经验性的。只不过理论外围的命题与经验的关系密切一些；而处于理论核心的逻辑虽与经验的关系远，但作为处理经验的理论工具，其规则也要随经验而调整。

语言还用于人与人之间的交往。通过语言，人们交流对人生的目的、意义和价值的看法，联络情感，达成共识，协调行动。马克思主义讲的人的实践主要是指社会实践；社会实践不是个人的行为，而是人与人之间的联合行动，因此需要协调沟通。哈贝马斯吸纳“语言学的转向”的积极成果，把语言交流与人的社会行为联系起来，研究话语交往的社会机制和行为规范，建立了交往行为理论，补充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实践理论。

最后，我谈谈“生命—生存—生活世界的转向”。它们有不同的针对性，但有共同的特点。生命是在生活世界中的生存，三者是缺一不可的统一体。

生命的转向以意志主义和生命哲学为代表，是针对黑格尔的观念主义哲学的。黑格尔把绝对观念及其运动视为世界的本源。生命哲学主张观念来自人，而不是凌驾于人的生命之上。生命是最根本的，人的生命是知、情、意的统一体；人的思想观念只是这个统一体中的一部分，是在生命意志的原动力的驱使下产生和为生命服务的。叔本华、尼采、狄尔泰等哲学家掀起了一股生命的转向的哲学运动，反对黑格尔的观念主义，主张回到活生生的生命中去。

生存的转向以存在主义为代表。生存的转向所针对的是实证主义的科学主义和乌托邦的理想主义。按照存在主义者的看法，实证主义者表面上倡导科学，但是他们不问科学的人生意义，他们在客观中立的名义下取消了一切价值的问题，不知道科学是为人的生存服务的。在实证主义的科学观中，人只是客观的自然之物中的一部分，完全受客观规律的支配，排斥了人在生存中自由选择的可能性，把人完全物化了。存在主义者还反对乌托邦的理想主义，反对以追求社会理想为名禁止个人的自由和要求个人完全服从组织。他们把人的个体生存的价值放在特别高的位置上。萨特的小说中所表现出来的存在主义，具有反纳粹和反斯大林主义的意味。

生活世界的转向是针对意识哲学的。笛卡尔主义和早期的胡塞尔的现象学，企图从意识现象中找到知识的确定性的基础。所谓“我思故我在”和“意识行为总是指向意识内容”的意向性结构，被认为是在意识中发现的无可怀疑的、自明的“阿基米德点”。胡塞尔在后期多少意识到意识活动不能脱离生活世界，生活世界才是自明性的根基。向生活世界的转向意味着笛卡尔主义的意识哲学的终结，开启了一种以生活世界为基础去重新审视科学和哲学与人的生活的关系的新途径。

谈了这么多转向，实际上，这些转向无非就是黑格尔所说的哲学发展的螺旋形上升的辩证运动。现代西方哲学以反对黑格尔的体系哲学为起点；虽然这些反对呼声在特定的条件下有其合理成分，但黑格尔有关辩证法的一些论述仍然有其精妙之处，值得回味。这些哲学转向的价值究竟在哪里，需要我们开动自己的脑筋，结合自己的生活经验和掌握的知识加以判断。

在这一导论收尾时，我想再来谈谈什么是哲学。我在开头时说过，哲学是一种爱好智慧的活动，而爱好智慧要有怀疑—探索的精神，要在论辩中推进知识的增长。辩证法的原义就是对话或辩论，而有根有据、合乎逻辑的辩论乃哲学的精髓。我们怎样来进行辩论呢？其一是指出对方的论证缺乏事实的依据。这多少类似于“实证的转向”所诉诸的“证实原则”。其二是指出对方的主张在实践中行不通，缺乏实际效果。这多少类似于“实践的转向”所诉诸的“对真理的实践检验标准”。其三是指出对方的论证不合逻辑，曲解词义。这多少类似于“语言学的转向”所诉求的逻辑推理和语义分析。其四是指出对方的主张违背生命的价值，不利于人的生存，缺乏生活意义。这多少类似于“生命—生存—生活世界的转向”所诉诸的面向生活世界的生命原则和存在意义。由此可见，这些所谓的哲学转向并非什么玄虚的东西，只要我们结合自己的生活经验和普通的明辨事理的方式就能理解。

作为结束语，我想请读者记住一句话：哲学是聪明学，但也可能是糊涂学。保持自己的头脑清醒和结合自己的实践经验独立思考哲学史上的各种论辩，就能使哲学成为聪明学，而死记硬背，迷失在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玄虚中，就会使哲学成为糊涂学。这样，死读书不如不读书，死学哲学还不如不学哲学。当然，我还是希望各位走上哲学的追求智慧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