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康德的分析与综合

我们知道，康德哲学的伟大意义在于为人类理性的范围划定了界限，他对纯粹理性的考察就是对一般形而上学的可能性或不可能性的裁决，对它的起源、范围和界限加以规定。为了完成这个任务，康德为自己提出了基本的研究原则，即达到目的要求的完备性、详尽性、确定性和明晰性。从现代哲学的视野看，这些基本原则正是现代逻辑的基本要求。事实上，康德也正是把逻辑学看做符合这些基本要求的科学，因为它是一门详尽阐明和严格证明一切思维的形式规则的科学。

在康德看来，逻辑学处理的是人类的一切知识，而知识是以两种方式与对象发生关系的，一种是仅仅规定了对象及其概念的理论知识，另一种是把这个对象现实地创造出来的实践知识。从知识的性质看，它们都属于理性知识，就是说，它们都应当遵守理性的原则。但这样的理性原则究竟是什么呢？康德的工作就是要考察这些理性原则，由此揭示我们的知识得以可能的最终根据。他以哥白尼革命的方式颠倒了对象与认识的关系，提出以我们的直观认识能力构造对象的可能性，因为“如果直观必须遵照对象的性状，那么，我就看不出人们怎样才能先天地对对象有所知晓；但如果对象（作为感官的客体）必须遵照我们的直观能力的性状，那么，我就可以清楚地想象这种可能性”。在知识问题上，康德首先承认了我们的一切知识都以经验开始，但知识并不因此而都产生于经验，因为存在着独立于经验的先天知识，这些是绝对不依赖于一切经验而发生的知识。这样的先天知识的可靠标志是必然性和严格的普遍性，就是说，如果一个判断在严格的普遍性上被思维，不可能发生任何例外，它就不是由经验派生的，而是绝对先天有效的。由此，康德区分出了分析判断和综合判断。

根据康德的论述，所谓分析的判断，就是指一个判断中的谓词属于主词，作为包含在主词中的东西；所谓综合的判断，就是指谓词虽然与主词有联系，但却完全在主词之外。“因此，（肯定的）分析判断是其中借助同一性来思维谓词与主词的联结的判断，而其中不借助同一性来思维这种联结的判断则应当叫做综合判断。”由此可见，康德区分分析判断和综合判断，根据的是判断的性质和构成形式，也就是根据判断中的主谓词关系，同时也是对这种关系的思考结果。在康德看来，确定一个判断究竟是分析的还是综合的，并不是简单地看判断中究竟使用了什么样的主词或谓词，而是看主词和谓词是以什么样的方式联结起来的。确定了主谓词的联结方式，也就确定了判断的性质，这个思想在后来的维也纳学派那里得到了发挥，他们正是根据命题中的主词与谓词的关系确定了分析命题与综合命题的区分。在康德那里，分析判断具有三个特征：第一，这种判断的谓词内容已经包含在主词之中，因此它们对实在没有任何述说，也就没有增加或扩展我们的知识；第二，它们一定属于先天的判断，就是说它们不是来自于经验的，是独立于经验而存在的，而且，要了解这种判断的含义，也不需要借助于任何经验，而只须对主词的内容加以推演就行；第三，对所有分析判断的推理仅仅依据矛盾律就可以，而对分析判断的否定则必然陷入矛盾之中。正是根据这些思想，卡尔纳普说：“（有意义的）陈述分为下列几类。第一类，有一些陈述，其真实只是由于它们的形式（用维特根斯坦的话说，就是‘同义反复’，与康德的‘分析判断’近似）。关于实在，它们什么也没有说。逻辑和数学的公式属于这一类。它们本身并不是事实的陈述，只是来使这种陈述变换形式。第二类是这些陈述的否定（矛盾）。它们自相矛盾，因而根据自身的形式便是假的。关于其他陈述，其真假的判定在于记录句子。因此它们是（真的或假的）经验陈述，属于经验科学的范围。”可以看出，这些观点完全是康德思想的翻版。

康德指出，经验判断就其自身而言全部都是综合的。由于分析判断无法建立在经验之上，因此，一切与经验相关联的判断都被放到综合判断的行列。然而，康德并没有把综合判断简单地等同于经验判断，而是区分了两种不同的综合判断，即“经验的”和“先天的”，而只有后者才是康德致力于探索的对象。经验的综合判断来自经验，初级形态是知觉判断，不具有普遍性和必然性；高级形态是经验判断，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和必然性。但先天的综合判断则来自纯粹知性和纯粹理性，是独立于经验的。无论是经验的还是先天的综合判断，它们作为综合判断，都可以扩展我们的知识，因此它们都不仅仅依靠不矛盾律，而且依靠另一种完全不同的认识原则，即构成康德先验逻辑的思维规则系统的“纯粹知性的综合原理”，包括“直观的公理”、“知觉的预测”、“经验的类比”、“一般经验性思维的公设”等。值得注意的是，维也纳学派虽然对康德的分析与综合的区分情有独钟，但却反对先天综合判断的概念，认为这个概念是自相矛盾的。他们相信，分析判断和综合判断的二分对立，与先天判断和后天判断的二分对立是相等的。正如我们不可能得到后天分析判断一样，我们也无法得到先天综合判断。后来，蒯因在反对分析与综合区分的前提下，完全抛弃了先天综合判断这个概念。

然而，事实上，这些分析哲学家们并没有真正理解康德的综合概念。康德明确指出，“我在最普遍的意义上把综合理解为把各种不同的表象相互加在一起并在一个认识中把握它们的杂多性的行动”。可见，康德是把综合理解为结合了直观和概念的行动，它是一种逻辑的而非物理的行动，是一种“理智的综合”。根据康德，综合应当是先天地发生的，不存在于经验的时间系列中，而是被添加到经验之中的。因此，这样的综合也是一种“先验的综合”。虽然康德区分了经验的综合和先天的综合，但他并不强调经验的综合，而是强调一切经验的杂多都需要先天原则。综合对知识的作用在于，它使得直观进入概念，并把内容提供给概念。在这种意义上，没有综合，就没有任何事物可以思想或可以认识。所以，康德说，只有先天综合判断如何可能的问题，才是作为未来科学的形而上学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

然而，在康德看来，要解决这个首要问题，我们必须回答综合判断如何可能的问题，因为对后一个问题的回答，能够为解决前一个问题提供论证的基础，这个基础就是：认识的综合活动是有规律可循的，现实的经验与一般可能的经验在结构与条件上具有同构性，因此，一般经验的可能性条件同时就是经验对象可能性的条件。这样，一些有关认识综合规律的纯粹先天判断能够作为先验逻辑的思维原理，指导主体在经验认识中形成普遍必然的判断；同时，这些先验逻辑的纯粹综合判断也由于与经验的可能性相关才是可能的，才能建立起它们的综合的客观有效性。由此可见，康德意义上的综合不同于通常理解的经验综合，它更属于范畴的先验演绎，因为认识的综合活动已经蕴涵了范畴的存在。在康德看来，综合应当是认识主体的活动，是主体的主动知性活动，他把“我思”或自我意识的能力刻画为“纯粹统觉”或“本源性统觉”，人们正是依靠这样的先天的统觉能力使知觉的综合达到客观的统一。他把统觉的综合统一的原理看做是一切知性应用的至上原则，而“一个判断无非就是使被给予的知识获得统觉的客观统一性的方式”。从这些思想中可以看出，康德对判断的讨论完全建立在他的先验逻辑的基础之上，因此，他对分析判断和综合判断的区分也是为了说明他的先验逻辑服务的。这与现代分析哲学家对康德的解读完全不同。

当代西方已有哲学家指出，现代哲学基本上可以看做是对康德哲学的不同反应的结果，“即使是对康德哲学持论战态度的学说，也采用了康德的某些对问题的提法，并且是建立在康德思想之上的”。现代分析哲学往往就被看做是对康德哲学持有更为彻底的论战态度，因为分析哲学家们不是去解释如何理解先天综合判断的问题，而是试图通过否定整个讨论的前提来否定这个讨论的意义，即他们完全取消了这个概念本身，因为在他们看来无法为这个概念下一个精确的定义。由于没有任何关于这种先天综合判断的知识，因此，所有的综合判断就都是经验判断，它们必须由经验科学加以检验。这样，哲学就不再是与专门科学并驾齐驱的对实在的陈述，而只能是关于逻辑基础的讨论，是关于科学理论如何可能的讨论。

尽管如此，康德对现代分析哲学的深远影响仍然是显而易见的。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第一，作为分析哲学之父的弗雷格直接受到康德思想的影响，他关于概念文字的观念与康德的形式主义思想也不谋而合。这种形式主义认为，可以把人类思想的形式特征从专门的内容中分离出来，逻辑和数学仅仅讨论形式。在弗雷格看来，算术是形式的，不是因为它是由未加解释的公式构成的，而是因为它的公式可以应用于每个可以思想的事物。第二，维特根斯坦的早期哲学明显地带有康德哲学的痕迹，特别是他为思想划界的观点会使人们直接想到康德为理性划界的思想。他在《逻辑哲学论》中对因果律和空间问题的论述，可以看做是康德观点在现代的翻版。第三，维也纳学派对分析与综合区分的确定，正是对从休谟到莱布尼兹再到康德所做的二分法的继续。正是这一区分，后来被蒯因称做经验主义的教条而遭到批判和抛弃。第四，克里普克对“先验的”概念和“必然的”概念的区分，以及分析哲学家们围绕这个区分展开的对“先验”问题的讨论，都来自康德的先验问题，虽然他们对这个问题给出了不同的解释。

从以上的分析中可以看出两点：其一，现代分析哲学家们的确对康德哲学采取了论战式的态度，他们对康德思想的直接接受远不如对莱布尼兹和休谟思想的接受，但他们讨论的问题以及思想的基本出发点却仍然是在康德哲学的影响之下；其二，尽管分析哲学家们宣称自己的哲学与康德的哲学一样带来了哲学上的“哥白尼革命”，但他们的思想资源却仍然与哲学史上的哲学理论和观念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正如维也纳学派在他们的宣言中所表明的，从实证主义到经验主义，从经验科学的基础研究到逻辑斯蒂，从快乐主义到实证的社会学，这些思想资源都曾是这个学派形成自己哲学的动力所在。正是与哲学传统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无论是肯定性的继承还是否定性的抛弃），分析哲学才得以在现代西方哲学中确定自己的历史地位。

进一步阅读书目

关于西方哲学史的著作和教材可谓浩如烟海，但从现代分析哲学的角度描述西方哲学的历史发展，应当首推罗素的《西方哲学史》（上下卷，李约瑟、马元德等译，商务印书馆，1981），特别是他对亚里士多德、休谟、莱布尼兹、康德等人的论述，值得认真阅读。此外，当代英国哲学史家肯尼出版的《牛津西方哲学史》（韩东晖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也值得一读。

关于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建议直接阅读他的《工具论》（余纪元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此外，对他的逻辑学的最新研究著作，可以参阅姚介厚的《古代希腊与罗马哲学》（《西方哲学史》第二卷，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

关于中世纪哲学中的逻辑学，可以参阅奥卡姆的《逻辑大全》（王路译，商务印书馆，2006），这是了解中世纪逻辑学的最直接来源。另外，还可以参阅黄裕生主编的《中世纪哲学》（《西方哲学史》第三卷，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

关于近代唯理主义和经验主义的语言观，建议阅读培根的《新工具》、休谟的《人性论》、洛克的《人类理解研究》、莱布尼兹的《人类理智新论》和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等原著，这样可以更直接地了解近代哲学家们如何论述语言问题的。最新的研究资料，可以参阅周晓亮主编的《近代：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英国哲学》（《西方哲学史》第四卷，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

关于康德哲学，最好直接阅读他的《纯粹理性批判》（内地有四个中译本，推荐阅读的是李秋零的译本和邓晓芒的译本）。如果理解起来有困难，建议阅读康德的《任何一种能够作为科学出现的未来形而上学导论》（庞景仁译，商务印书馆，1978），这是康德本人对《纯粹理性批判》一书的简写版。最新的研究资料，还是参阅张慎主编的《德国古典哲学》（《西方哲学史》第六卷，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

思考题

1．为什么说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对现代分析哲学产生了重要作用？

2．中世纪唯名论与实在论争论的核心是什么？

3．近代哲学家们是如何讨论语言问题的？

4．康德的“综合”概念究竟是什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