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1
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

杨雄 华桦

摘要：新时代的民生民意充分体现了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呈现新的时代特征和发展趋势。研究发现，2018年上海民生民意发展的整体状况持续处于中等偏上水平，客观民生与主观民意的发展水平较为一致，但后者略高于前者。幸福感、安全感、信心度等主观民意指数的得分较2017年均有较为明显的上升。一些传统的民生建设“短板”得到一定程度的弥补，例如社会保障的覆盖面有所扩展，公益文化的均衡性有所提高，住房配套功能有所提升等。但是，在劳动就业的环境优化、收入消费的差距弥合、社会服务的多元优质等方面离民众的需求还存在一定距离。因此，上海的民生建设还需进一步创设体面劳动环境、拓宽居民收入渠道、加大社会保障供给力度、提升公共服务优质体验、健全社会风险治理机制、促进社会融合和价值认同。

关键词：新时代 民生民意 美好生活

民生民意问题是人类社会生存和发展的基本问题。《孟子·离娄上》云：“得天下有道，得其民。得其民有道，得其心。”古今中外的治国经验表明：得民心者得天下，重民生者，天下和谐。我国经过40年的改革开放，人民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明显提高。然而，伴随着经济增长，住房难、就业难、看病难、上学难、养老难等关系百姓切身利益的民生问题日益突出。进入新时代，我国的基本矛盾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发展不平衡性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民生福祉与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如何应对这一不平衡性，需要进一步“在发展中保障与改善民生”。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必须多谋民生之利、多解民生之忧，在发展中补齐民生短板、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在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上不断取得新进展，深入开展脱贫攻坚，保证全体人民在共建共享发展中有更多获得感，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建设卓越的全球城市和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是上海未来的发展定位。进口博览会的胜利召开，将进一步推动上海营商环境的优化、未来产业竞争力的提升、全球资源配置中心功能的确立，这些成果终将进一步转化为百姓共享的机遇和资源。在改革再出发的道路上，上海以质量持续提高为经济发展的目标，加快迈向全球制造卓越基地，推动民营企业做大做强、走向世界，自贸区“新扩容”……这一系列目标和任务都昭示着上海已从理念、战略、制度、技术、政策上为“改革再出发”做出了路径选择。

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求，是高质量发展的最终目的。在经济增长模式转变、国际贸易争端顿生的形势下，上海将进一步发挥功能优势、先发优势、品牌优势和人才优势，让改革成果更多和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使市民有足够的“获得感”，从而产生足够的内需动力，在保障民生和经济发展中行稳致远。

为了全面、真实、客观地反映民生、民意和民情发展变化的动态和趋势，为党政部门全面提高决策水平提供科学、可靠的第一手资料和决策依据，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工程“社情民意调查与公共政策评估”智库团队通过连续跟踪调查，形成权威和具有公信力的“上海民生民意发展指数”。本报告将就民生民意既有研究、指标体系、测量方法等进行回顾，分析2018年上海民生民意发展状况的同时，还与近四年（2015～2017年）数据进行纵向对比，总结民生民意的发展趋势及其规律，以期提供有益的学术启示和政策启示。

一 新时代民生建设的新特征和新发展

从新常态到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随着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显著提高，人民的需要不再仅仅局限于物质文化方面，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需求也与日俱增。对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满足是新时代民生建设的出发点。

（一）新时代民生建设的新特征

民生建设是一个不断发展变化的过程，随着时间的推移、问题的更迭、实践的发展，与时俱进地体现出新时代的特征。首先，民生建设的地位得到新提升。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必须始终把人民利益摆在至高无上的地位”, “永远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这表明，民生建设不只是作为经济发展的补充，而上升到国家治理层面，保障和改善民生成为创新社会治理、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确保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工具。其次，民生建设的内涵和外延得到充实和拓展。2007年十七大报告就指出民生建设的“五个有”，十九大报告将其扩充为“七个有”，即“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形成了全周期的民生国家建设体系，在衣食住行、业学医休等不同生活情景中，都有民生体系可以依托，解决个体在不同的生存际遇中所面临的民生问题。民生建设内涵的拓展意味着，民生惠及的对象更加全面，对民众生活的影响更加广泛，民众福利和普惠凸显出“生活化”“生态化”“生命化”的特征。最后，民生建设体现出多层次性。有研究者将新时代的民生问题概括为生存型民生问题、发展型民生问题、发达型民生问题。这是由于不同的发展阶段会出现不同的民生问题，目前中国的生存型民生问题并未完全消除，发展型民生问题突出，而发达型民生问题开始凸显，处于三种类型民生问题叠加的阶段。这要求新时代的民生建设不仅要保证基本的民生托底政策不放松，同时还要进一步满足中高层次的多样化民生需求。民生新特征折射出当前民生问题的复杂性。要满足民众多元化、多层次的需要，民生建设必须提供精准的服务和保障，这依赖于全面、深入、持续的社会调查提供充分的数据和信息支撑。无论是作为民生建设的实证调研手段还是政策评估工具，定量的民生民意调查都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二）获得感：新时代社会发展的新动力

新时代的民生定位决定了民生不仅以经济增长为基础，而且成为经济增长的新动力。2018年中国经济从高增长模式转向了高质量增长模式，去杠杆、去产能让经济进入阵痛期。加之中美贸易摩擦加剧，国内金融市场低迷，依靠内需拉动经济增长，成为当下的破局之棋。在2018年4月23日的政治局会议上，中央提出“持续扩大内需”。统计数据显示，5月全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速继续放缓，增速创下过去15年来的新低。激发人民的消费欲望，其前提是有效减轻负担，消除妨碍人民消费的后顾之忧。扩大内需的关键点在于切实的民生保障让老百姓有获得感。

获得感是民生导向的社会政策作用的结果。扩内需、促消费，关键要解决两个层面的问题，即百姓“没钱可花”和“不敢花钱”。社会政策可以通过财富再分配与促进就业两种手段，使得百姓有钱可花。但是要让老百姓“敢花钱”，则必须要有覆盖城乡、统一协调的住房、医疗、教育、养老等社会保障作为支撑。民众有足够的获得感，才有足够的内需动力，来支持经济的中高速增长。只有实现改善民生与经济发展的良性循环，民生改善才会拥有源源不断的动力。

获得感是美好生活的基础，在物质层面，它是对生活水平提高的切身感受；在精神层面，则要让每个人有梦想、有追求，同时活得更有尊严、更体面，能够享受公平公正的同等权利。从社会调查的角度，获得感是民生与民意的综合体现。一方面，获得感是民众对当下生活水准的真实反馈；另一方面，民众获得感直接影响了安全感、幸福感和社会信心。因此，深入全面的社会调查能够进一步揭示民生-获得-内需-发展之间的内在关系，为社会经济政策如何更好地促进民生和发展提供依据。

（三）民生民意发展指数构成

在现代社会中，民生民意调查日渐成为世界上许多国家政党执政、管理社会、反映民情、贯彻民意、考核民生的重要手段，成为实现民主决策、科学决策的基本途径和方法。当前，上海经济结构、城乡布局、人口总量与结构、社会组织管理体系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政府必须通过实证调研，发现问题、研究问题，才能不断提高决策水平和决策质量，对错综复杂的现实问题实行有效干预。2018年，全市开展了“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勇当新时代排头兵、先行者”大调研，这是上海贯彻落实中央精神的重大举措，也是上海当好新时代改革开放排头兵、创新发展先行者的现实需求，同时还是了解基层、找准问题、进一步提高政府系统调查研究水平的重要实践。从专业的社会调查视角出发，上海民生民意调查通过4年的连续追踪，较为充分地掌握了上海社会民生需求方面的动态演变趋势，成为各级党政部门“问政于民、问需于民、问计于民”的桥梁和纽带。

民生民意发展指数在指标选取过程中，主要遵循下列原则：客观性、特殊性、可应用性、可操作性。

“民生”主要涉及民众衣食住行、医疗健康等基本生存、发展与保障问题。本研究将它具体化为劳动就业、收入消费、文化教育、社会保障、医疗健康和居住环境六个二级指标。其中，“劳动就业”包括工作状况、劳动关系和就业状态三个三级指标。“收入消费”包括收入水平、消费能力、分配平等三个三级指标。“文化教育”包括公益文化、商业文化与学校教育三个三级指标。“社会保障”包括覆盖率、参与率和享受率三个三级指标。“医疗健康”包括医疗服务、健康保健和公共卫生三个三级指标。“居住环境”包括住房质量、配套服务和社区环境三个三级指标。

“民意”是民众对当前生活各方面的态度评价，包括幸福感、安全感、认同度和信心度四个二级指标。其中，“幸福感”包括身心健康、家庭和谐与工作满意三个三级指标。“安全感”包括公共安全、经历安全和制度信任三个三级指标。“认同度”包括身份认同、价值认同和管理认同三个三级指标。“信心度”包括个人发展、城市发展和国家发展三个三级指标。

二 上海民生民意发展指数总体状况

本研究基于科学性与实际可行性考虑，将调查样本量设定为2000个。抽样方案采用的是PPS抽样法，其优点是使用辅助信息，减少抽样误差，提高样本代表性。具体的抽样步骤为：首先，根据上海民政局2012年统计数据，上海共有居委会3850个，按照1%的比例抽取居委会，则确定抽样单位为40个；其次，第一次抽取的初级抽样单位（居委会）比较分散，故而对第一次抽取的初级抽样单位（居委会）进行修正；最后，确定徐汇区、长宁区、杨浦区、闵行区、浦东新区和松江区6个行政区共40个居委会，并在社区内抽取居民进行调查。

调查时间为2018年3～4月，委托专业调查公司实施调查。考虑到样本缺失问题，实际调查过程略增调查样本，故实际回收的有效样本为2120份。其中，74.8%的样本属于二期调查的追踪样本。在本次调查的被访者中，男性占50.0%，女性占50.0%。在年龄方面，“30岁及以下”占21.4%, “31～40岁”占33.9%, “41～50岁”占25.4%, “51～60岁”占17.6%, “60岁以上”占1.7%。在婚姻状况方面，“未婚”者占16.4%, “已婚”者占83.6%。在学历方面，“初中及以下”者占5.0%, “高中或中专、职校与技校”（即高中学历）者占21%, “大专及以上”学历（接受过高等教育）者占74%。在政治面貌方面，“中共党员”占14.2%, “共青团员”占7.9%,“民主党派”占0.2%, “群众”占77.7%。在出生地与户籍方面，出生地为“上海”的占79.2%, “国内其他省市”的占20.8%。受访者户籍为“上海本地户口”的占82.3%, “外省户籍”的占17.7%。从在沪居住时间来看，“1年及以下”者占0.2%, “2～3年”者占2.2%, “4～5年”者占3.2%, “6～7年”者占5%, “8年及以上”者占89.4%。

社会调查中，各测量指标的测量层次并不一致，既有连续性的类型，也有有序分类和无序分类的类型。为了便于理解和对比，本研究将各测量指标均转换为以100分为基准分的指数值。指标（指数）得分大于100分，则表示其发展程度超过中等水平。指标（指数）得分越高，则表明发展状况越好。其中，民生民意发展指数为10个二级指标的平均值；民生指数与民意指数分别为其二级指标的平均值；二级指标得分则为其三级指标的平均值。

（一）民生民意发展指数

调查显示，2018年上海民生民意发展指数得分为126.75分（标准差为4.61），其中民生指数得分为126.7分（标准差为6.21），民意指数得分为126.77分（标准差为5.93）。这表明上海社会发展的整体状况持续处于中等偏上水平，客观民生与主观民意的发展水平较为一致，但民意指数略高于民生指数。与2015年、2016年、2017年的数据相比较，2018年上海民生民意指数得分分别高出1.92分、1.31分、0.13分。其中，民生指数相较2017年，得分下降0.53分，相较2015年和2016年分别高出3.1分和0.32分；民意指数相较2015年、2016年、2017年分别高出0.09分、3.49分、2.1分。由此可见，经过2015～2017年持续三年上升之后，上海客观民生指数得分在2018年略有下降。主观民意指数得分在经历2016年的下跌之后，2017年、2018年持续走高，2018年幸福感、安全感、信心度等主观民意指数得分较2017年均有较为明显的上升。

从民生指数来看，2018年“劳动就业”“收入消费”“文化教育”“社会保障”“医疗健康”“居住环境”六个二级指标的平均得分分别为135.25分、116.44分、130.48分、122.23分、127.44分、125.61分。这表明，在民生发展状况方面，“劳动就业”“文化教育”“医疗健康”的情况最好，均高于民生指数得分均值。“社会保障”“收入消费”“居住环境”得分低于民生指数得分均值。从高于民生指数得分均值的指标来看，“文化教育”与“医疗健康”相较2017年有所上升，而得分最高的“劳动就业”相较2017年有一定幅度的回落。从低于民生指数得分均值的指标来看，“社会保障”相较于2017年有明显上升，而且得分为2015年以来的最高分，表明“社会保障”在经过2016年、2017年的得分下滑之后，逐渐回调至发展上升态势。“收入消费”的得分虽然较2017年略有提高，但依然位于较低的得分区间。“居住环境”得分相较2017年下降6.69分，但相比2016年略有回升。

从民意指数来看，市民的“幸福感”“安全感”“认同度”“信心度”得分均值分别为125.89分、126.20分、122.01分、132.97分。由此可见，市民对未来发展的“信心度”水平最高，并且2015～2018年“信心度”得分一直呈现稳中上扬的趋势。“幸福感”和“安全感”得分相较2016年和2017年均有一定提高。“认同度”相较2017年有所下降，但仍高于2016年得分。这表明，2018年市民对民生领域的改革发展基本保持了较为积极的心态，相较于客观民生指数而言，主观民意指数的各个指标得分更加稳定。

（二）民生指数

调查显示，在劳动就业方面，“工作状况”“劳动关系”“就业状态”指标的得分分别为128.68分、137.66分、139.42分。这表明市民的“就业状态”情况最好，“工作状况”得分则相对较差。与2017年相比，“工作状况”与“就业状态”指标得分分别上升1.48分和1.26分。“劳动关系”得分较2017年有明显下降，但比2015年、2016年分别高出4.26分和5.79分。

在收入消费方面，“收入水平”“消费能力”“分配平等”三个指标的得分分别为134.89分、99.91分、113.75分。其中，“收入水平”的得分相对较高，而“消费能力”得分则明显较低并且首次跌破100分。与2017年相比，“收入水平”和“分配平等”指标得分分别上升了1.01分和4.64分，但“消费能力”指标在历年持续低分的趋势下进一步下降了1.7分。这反映出在当前的经济形势下，市民消费支出趋于保守。

在文化教育方面，“学校教育”指标得分最高，为143.49分，延续了历年的高分趋势，2016～2018年连续三年得分超过140分。“公益文化”和“商业文化”指标得分分别为126.07分和121.87分，相较2017年分别上升0.16分和3.47分。纵观过去四年的数据，“公益文化”的得分一直稳定，波动幅度微小，但标准差从2015年的10.32缩小到2018年的4.91，说明市民对“公益文化”场馆和服务的体验以及评价的差异度降低，从侧面反映了“公益文化”服务的均等性提高。“商业文化”得分经历2016年高峰和2017年回落之后，2018年得分呈现上升趋势。

在社会保障方面，“覆盖率” “参与率” “享受率”指标得分分别为127.54分、107.73分和131.41分。“覆盖率”得分较2017年上升2.65分，说明上海居民的基本社会保险如养老、医疗、失业保险等覆盖人群较为广泛，并在日常生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随着社会保障内容的不断拓展，保障力度的不断提升，市民社保“享受率”有了大幅度提升，较2017年上升29.85分。相比之下，社保“参与率”较2017年下降8.25分，基本恢复到2016年水平，应当引起进一步关注。

在医疗健康方面，“医疗服务”“健康保健”“公共卫生”三个指标得分依次为140.18分、109.19分和132.95分。市民对“医疗服务”的评价维持在较高的得分区间，自2015年以来呈现不断上升的趋势。“公共卫生”得分较2017年上升7.88分，达到四年以来的最高水平。“健康保健”得分较2016和2017年小幅下降。总体上医疗健康的得分稳定，并且与2015年相比，“医疗服务”“健康保健”“公共卫生”三个指标的得分标准差均有明显的下降，说明医疗健康服务的均衡化程度有所提高。

在居住环境方面，“住房质量”得分为114.53分，相较2017年上升6.97分。“社区环境”指标的得分为129.45分，从2017年的峰值大幅回落，尽管从得分来看依然在各项指标中处于较高水平，但与历年相比处于最低点。“配套服务”得分为132.83分，较2017年上升了3.82分。2016～2017年“五违四必”环境大整治的开展，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社区环境，也得到了市民的认可，2017年“社区环境”得到高分。但“社区环境”更多依靠的是长期持续有效的建设和维护，如何更加切实地优化社区环境仍需不断探索。

（三）民意指数

调查显示，在幸福感方面，“家庭和谐”指标得分最高，为129.59分，较2017年上升1.54分，“工作满意”指标得分次之，为127.24分，较2017年上升2.77分，“身心健康”指标得分120.84分，较2017年上升3.72分。三个指标在2017年基础上均呈现不同程度的上升，说明幸福感的整体水平有所提升。

在安全感方面，“公共安全”“经历安全”“制度信任”指标得分分别为123.37分、123.86分、131.36分。三个指标得分相较于2017年均有所上升。其中，“经历安全”在2016年、2017年得分较低，2018年得分上升后与2015年的124.08分比较接近。“公共安全”和“制度信任”四年来的得分都比较稳定，呈现稳中向上态势。

从认同度来看，市民“身份认同”指标的平均得分为115.48分，比2017年下降了4.12分。“价值认同”指标的平均得分为139.06分，“管理认同”指标的平均得分为111.46分，均比2017年轻微上升。值得注意的是，“身份认同”指标得分在过去四年中出现了大幅度下滑，与2015年的140.82分相比，2018年下降了25.34分。要进一步提升市民的身份认同感，需要更加完善的政策支持和环境营造。

在信心度方面，“个人发展”“城市发展”“国家发展”指标的得分分别为132.67分、133.54分、132.69分。这三个指标的得分都较高，说明市民对于个人发展、城市发展和国家发展普遍充满信心。与2017年数据对比，“个人发展”的信心得分微降0.9分，“城市发展”的信心得分提高4.61分，“国家发展”的信心得分提高6.32分。反映出在较为严峻的经济形势下，个体对宏观层面的城市发展和国家发展依然保有信心。在对大环境有信心的鼓舞下，尽管市民的个人发展信心略有下降，但依然维持在较高水平。

三 新时代民生建设的新面向

经过改革开放40年的不断探索和积累，上海形成了较好的经济基础和社会环境，民众对美好生活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方方面面体现出对高品质生活的向往：更高端的产品和更优质的服务，更放心的衣食住行用，能耗更低的单位GDP，更蓝的天、更清的水，更加均衡、更加协调的发展。要满足美好生活的需求，不仅需要更精准的民生产品供给，还要着力于环境、平台、机制建设，“最大限度地调动每一个人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不断扩大人民群众参与品质生活创造活动的深度与广度，赢得民心民意，才能使民众真正成为推动高质量发展、创造品质生活的主力军”。

（一）民生建设的新需求

劳动就业方面，在工作环境、职业匹配、劳动关系、劳动补偿等基本的劳动就业指标上有较好的表现，但是，从业人员超时工作的比例仍旧较高，2018年这一比例首次超过50%。通勤时间上，尽管有95%以上的从业人员上班单程时间在1小时之内，然而从2015～2018年的数据来看，上海从业人员的平均通勤时间呈现不断增加的趋势，短程上班的人数从2017年开始明显减少。此外，对职业发展环境的评价和职业前景的预测上，得分有待进一步提升。例如职业歧视依然存在，未来失业风险加大，晋升空间有限，职业培训机会不足，职业前景不乐观。从整体上看，仍有相当部分从业人员未能达到“体面劳动”水平。

收入消费方面，上海居民的工资收入持续增长，低工资人群比例逐渐降低，中、高工资收入人群比例逐年上升，尤其是外地来沪人员的工资收入在2018年得到明显提升。不过，低学历人群的收入仍然相对较低，一些小业主、自雇者的收入较不稳定，技术工人、农民群体的收入增长较为缓慢。居民收入仍以工资性收入为主，理财手段也较为单一。从消费结构来看，大部分的上海居民在2018年都达到小康生活水平，消费收入比近三年来持续提升。网购与移动支付已经成为上海居民尤其是年轻居民主要的消费和支付方式。不过，大部分居民认为自己的消费水平处于社会中层和社会下层，其中文化消费比例不高，增速也较为缓慢。

社会保障方面，“五险一金”参保率持续增加，超过九成市民加入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但是私民营企业的就业人员参保率低，灵活就业人员参保形势不容乐观。高收入高学历的劳动者，其各种基本社会保险的缴纳率也较高，低收入低学历群体的参保率问题依旧显著。在社会保障的享受上，八成居民享受过社会保障项目，基本医疗保险的使用率居首位，住房公积金使用率逐年上升，失业保险领取率大幅提升。在社会保障的使用状况上，本地户籍群体的“五险一金”基本社会保障使用率高，外来人口最低生活保障、生活困难补助等生活补助类项目的社会保障使用比例较高。总体上，超八成市民对社保制度表示满意，但“负担沉重”“改革滞后”是市民对社保制度的主要意见。

教育发展方面，家庭对于孩子的教育期望仍然保持在较高水平，尤其是对本科教育的期望有所提升。虽然家长对于上海各层次教育质量总体较为满意，并且补习现象和时长都有所回落，但仍占有相当比例，补习费用有所上升。在择校方面，学校的教育质量、离家距离、名气仍然是决定学校选择的重要因素，值得注意的是国际化因素的影响日益显现。不同受教育程度、收入状况以及职业阶层的市民，在对孩子的教育期望、补习以及择校等行为取向上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在追求高质量教育的同时也对政府推进教育均等化提出了新的要求。

医疗服务方面，居民反映当前医疗服务的六大瓶颈分别是“多做检查”占48.7%, “开贵药”占33.0%, “排队时间长”占32.7%, “检查太分散”占22.7%, “多开药”占18.8%, “医生不耐心”占16.7%。药品、医疗检查、就医等候、医生态度等方面的问题仍旧是当前医疗服务中的顽疾，目前尚未得到很好的解决。市民认为报销比例低、缴费率过高、公平性不够仍是现行医疗保障制度的主要问题。相较前两年，上海居民对医疗卫生服务的关注点发生了一个明显的转变，从过去主要关注医疗服务的内容和效果转向外部的环境因素。2018年，市民认为就诊环境成为当前医疗卫生服务中最应改善的地方。这表明，人们需要更良好的医疗体验，因此对医疗卫生服务提出了更多更高的要求。过去重数量轻质量、重结果轻过程、重任务轻服务的做法已经不能满足人们对美好生活的需求，亟须加以改变。

在居住环境方面，上海市民主要依靠市场化方式解决住房问题，其中购买商品房占63.2%，租房占25.0%；保障性住房在解决市民住房问题上发挥了一定作用，4.6%的市民享受到保障性住房福利。市民住房自有率近七成，但市民人均居住建筑面积尚不够理想，仅有24.53平方米。但市民对当前居住状况比较满意，对住房地段、价位、生活便利、交通便利、子女入学、安全、绿化、住户素质、物业管理、周边环境、配套设施、医疗设施等配套建设的满意度都超过九成。80%以上的市民去菜场、超市、大卖场、公交换乘站点、社区医院、绿地、广场、公园等，都在15分钟步行范围内。

在公共文化服务方面，上海大力推进公共文化服务向社会化、数字化方向发展，形成了城乡一体、纵横贯通、资源共享的四级网络结构，在全国率先实现了“15分钟公共文化服务圈”的要求，使市民的文化生活获得感持续提升。但是，一些市民对于公益性文化场所与商业性文化场所的离家距离评价不高，商业性文化场所的收费高问题仍然受到诟病，且商业性文化场所在需求满足度、分布均衡性、交通便捷性方面较之公益性文化场所要略逊一筹。同时，工薪阶层、低收入者、外来人口的文化休闲时间偏少，文化休闲生活内容单一，光顾各类文化休闲场所的频次偏低，事实上正在成为公共文化服务的“弱势群体”或“边缘人”。

在安全感方面，市民的整体安全感有所提升，超九成市民对“生活在上海”感到安全。其中，本地户籍市民和外地户籍有居住证群体更有安全感。市民对社会治安、交通出行的安全感维持高位，对生态环境、医疗保健的安全感有所提升，对互联网、私人信息的安全感处于低谷。相比于本地户籍人口，外来人口在交通出行、医疗保健、生态环境等生活领域表现出较低的安全感。不同收入、年龄群体的安全感呈现不同特征，收入越高越对生态环境和食品药品的安全感越低，低收入群体和高龄者最担心私人信息安全和互联网安全。

在认同感方面，多数市民有着较强的国民认同感、市民认同感、城市融入感、地域归属感、社区认同感和收入公平感，且这些认同感与2017年相比多有不同程度的上升。但青年群体以及一些社会弱势群体（低学历、低收入和无居住证的常住人口）的国民认同感、市民认同感、城市融入感仍有待提高，外来人口的地域归属感有待提升；市民的社区认同感与2017年相比有所下降，外来常住人口搬离现居地的意愿较为强烈；市民的社会经济地位评价呈“下移”趋势，更多的市民将自己定位于社会下层（沪籍人口亦是如此）。此外，超过六成的市民认为外地人导致上海人福利水平下降和房价上涨，66.2%的受访市民认为上海户籍政策过严，越来越多的市民对“年轻人应该逃离北、上、广”的说法表示赞同。这可能会导致上海面临人才流失的风险。

在社会信心方面，个人发展信心较高，88%的居民群体对自己过上高品质生活是有信心的。在城市发展信心上，九成居民对上海建成一座全球城市有信心。对上海营商环境、上海城市精细化管理的能力和水平、上海重振四大品牌表示有信心的比例分别为90%、91.9%和90.1%。在国家发展信心上，对新时代党中央治国理政新局面、未来五年中国主导全球治理进程表示有信心的比例分别为90%和92%。从连续四年的数据看，居民对身心健康的信心度总体保持上升态势，对未来个人收入增加的信心度高位徘徊，对国家未来政局形势的自信心集中大幅度提升。

（二）新时代民生建设的对策思考

1．主动实施积极的就业政策，为保障“体面劳动”提供良好有序的就业市场环境

首先，政府要坚定就业优先的战略导向，实施积极的就业政策，加强对劳动力市场信息的跟踪、反馈和监督，在操作层面上切实减少就业障碍和就业歧视。其次，政府要加强保障劳动者的合法权益。一方面，进一步精简社保转移接续的流程，避免出现劳动者漏保、退保等制度漏洞。另一方面，政府也应通过各项配套措施加强对农民工、女性和大学毕业生等弱势劳动群体的劳动权利保障。再次，政府应提供更多公共性福利性培训机会和渠道，尤其是在对底层劳动者提供的职业技能开发与培训上，要提高行业针对性和培训的有效性。最后，重塑工会的中间桥梁角色，通过集体谈判、职工代表大会等民主机制，促进劳资双方平等对话，在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的同时，促进劳动关系和谐发展。

2．进一步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拓宽收入渠道，缩小居民收入差距

首先，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通过国有企业改革，进一步打破垄断，减少因为行业垄断带来的收入分配不公。加快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促使工厂从“制造”向“创造”转变，促进一线技术工人的收入提升。调整优化农业产品结构、产业结构和布局结构，促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切实提升农民经济收入。其次，健全法律法规，保证公众参与收入分配的意见表达。进一步发挥人民代表大会、工会、职工代表大会的作用，保证劳动者对涉及自身利益分配的重大事项拥有建言献策的渠道。再次，上调个人所得税起征点，研究制定“以家庭为单位申报个人所得税”。最后，积极创造政策环境，拓宽居民的收入渠道。开发更多适合普通居民的投资理财产品，满足居民财富保值增长的需求，为居民提供多元化的投资渠道，同时加强对居民金融理财知识的宣传和培训，培养居民理财意识。

3．提升教育公共服务的质量和水平，引导教育市场健康有序发展

首先，在进一步推进教育服务均等化的前提下鼓励教育服务提供的多渠道、多样化，使得多样化的社会教育需求得到满足。其次，在推动“减负”的同时，进一步探索提高教育内涵与质量的路径，积极引导社会力量参与，拓展学生视野、提升学生综合能力，并由此形成推动教育质量提升的合力。最后，进一步规范教育市场，在发动市场和第三方参与教育服务的过程中，积极引导、严格执法，使得校内外教育活动都能得到有效的规范。

4．加大社会保障供给力度，推进社会保障资源的均衡配置

首先，在进一步巩固全民医保的基础上，加紧促进养老、失业、工伤、生育等社会保险的法定人员全覆盖。重点推动广大中小微企业就业人员、灵活就业人员依法参保，积极探索推进网络就业、创业等新型业态群体的参保率。进一步完善相关政策措施以及加强政策宣传，引导和促进被征地农民、进城务工人员等群体的依法参保。其次，扩大政府财政中社会保障相对支出总量，加大对基本公共服务的财政投入力度，努力使基本社会保障惠及全体人民。在增加供给的同时，做好统筹协调，加大对弱势地区、弱势群体的社会保障支出力度，做好各类重点人群的社会保障财政资金供应，在社会基本公共服务供给质量得到保障的前提下，提高社会保障服务的供给效能。最后，将养老服务业纳入上海社会发展总体规划，同时进一步对服务设施建设、社会组织培育、服务主体扶持、公共财政保障、服务队伍建设等进行总体设计，引导社会资本有序进入养老服务市场，全面构建养老服务的总体规划。

5．继续推进医疗领域的智能化建设和应用，进一步提升居民的就医体验

首先，积极探索将人工智能技术纳入医疗服务的具体方法和实施路径，统筹考虑、协调推进。可以试点人工智能技术在居民就诊中的导诊作用，由AI机器人医生来完成患者的“初诊”。其次，充分借助微信、APP等新媒体技术，为患者提供信息查询、就诊预约、费用结算等服务，引导患者错峰就诊，提高就诊效率，减少患者排队次数和缩短排队时间。最后，建议全国医院尽快实现联网，并且建立统一的医疗检查标准，从而减少患者的重复检查，提高医疗资源使用效率。

6．健全公共文化服务的多元化供给格局，不断改善基层文化设施的不均衡性

首先，进一步依托市政规划，根据服务人口、服务半径，健全和完善社区文化活动中心的布点和配置，形成与市政规划相匹配的设施网络体系。根据服务人口数量、服务对象特征以及服务半径，通过盘活存量、用好增量、资源置换、加强整合等方式，提升现有设施资源的使用效率。其次，大力推动居村委会综合文化活动室标准化发展，充分发挥基层公共文化场所的服务功能和文化功能。在充分考虑建设适当性和地域协调性的前提下，有条件的地方建设与基层公共文化场所相匹配的文体广场。再次，鼓励支持社会资本参与文化建设，采取税费减免、以奖代补、给予荣誉等多种手段，激发文化市场的发展活力和运行效率，鼓励社会力量兴办公益性文化事业，形成多元化的公共文化生产供给体系。最后，进一步推动“文化上海云”升级，进一步丰富线上公共文化服务主体、服务内容和活动品牌。

7．加大保障性住房建设力度，盘活住房租赁市场，破解“夹心层”住房问题

第一，政府应完善廉租住房、共有产权房、公共租赁住房和征收安置房“四位一体”住房保障体系，重点解决难以通过市场化方式改善住房的市民住房问题，切实满足市民住房“刚需”。第二，明确通过市场化方式破解“夹心层”住房问题。一方面，盘活住房租赁市场，在人员准入、行业管理、系统运行、资金支持、政策转变等方面有所突破，打击欺诈、失信等行为，规范住房租赁市场，保障“夹心层”在市场机制下改善市民居住状况；另一方面，积极探索提高住房自有率的社会机制，以解决“夹心层”住房问题为突破口，在社会保障性住房政策上向“夹心层”倾斜，降低“夹心层”购买社会保障性住房的准入线，鼓励“夹心层”通过购买社会保障性住房解决住房问题。

8．健全社会风险治理机制，重视源头预防，提升社会安全系数

首先，改被动应对为主动治理，通过积极有效的风险治理，防范和化解风险，提升社会安全指数。强调预防，努力实现从末端救助向源头预防、从单一应对向综合减灾、从减少灾害损失向减轻灾害风险转变，提升社会安全系数。其次，推进多元参与风险治理机制的建立。树立共治的理念，推进政府、企业、社区、非营利组织、居民等共同参与的风险治理共治机制建设，共同应对未来可能发生的风险，保障社会安全。再次，建立公共安全的法律法规体系，推进公共安全立法进程，加强公共安全监督主体间的协调合作，建立严格问责机制，强化对公共安全领域中公共安全法律法规实施情况的监督和评估，为公共安全提供有效的程序性法治监督保障。最后，推进信息化发展，提升公共安全保障能力，构建立体化公共安全网络技术体系，通过对城市公共安全风险防控技术体系的全面布局，推进城市治理能力现代化。

9．深化人才政策，优化外来人口的基本公共服务，促进社会融合和价值认同

首先，重视发挥户籍政策和人才政策的激励和导向作用，营造人才宜居宜业环境，做好各类人才住房、医疗、教育等方面的配套服务（尤其是保障房配建、人才公寓建设等），缓解高房价背景下人才的后顾之忧。其次，逐步消除劳动就业的户籍歧视政策，为外来人口提供同等的就业创业服务和劳动权益保护，逐步加大学前教育、高中教育与职业教育资源向外来人口随迁子女的开放力度，构建适应外来人口需求的多样化住房保障体系、外来人口社会保险异地对接机制，并为经济困难者和特殊外来人口提供必要的社会救助服务和更多的政治参与机会。最后，进一步加强价值引领，不断提升市民的道德风尚。通过创新手段、加强思想引领，引导青年自觉抵制各种不良社会思潮，增强国家和民族的认同意识。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强化国民的集体记忆，增进民众的文化认同。有效结合思想道德教育的自律作用、制度的他律作用以及良好的社会实践，通过自律和他律、内在约束和外在约束的共同作用，引导人们培育良好的公民责任意识，不断促进市民的道德意识和道德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