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同志”的语义演变

“同志”一词可能最早见于左丘明所著的《国语·晋语四》:“同姓则同德，同德则同心，同心则同志”。郑玄为《周礼·地官·大司徒》中“以本俗六，安万民，一曰媺宫室，二曰族坟墓，三曰联兄弟，四曰联师儒，五曰联朋友，六曰同衣服”中的“朋”和“友”作注：“同师曰朋，同志曰友”，注释中的“同志”即指志向相同；东汉王充《论衡·自纪》:“好友同志，仕不择地，浊操伤行”中的“同志”也是此义。《后汉书·刘陶传》:“所与交友，必也同志”，此处用法由志向相同自然而然引申为志向相同的人。此外，“同志”也有比较偏僻的用法，指夫妻或性质相同，如南北朝诗人鲍照《代悲哉行》:“览物怀同志，何如复乖别”。在这里，“同志”由志趣相同之人引申为夫妻。明朝杨慎《冶容诲淫》:“冶，销也。遇热则流，遇冷则合，与冰同志”。此处的“同志”义近“同质”，取其性质相同之义。可见，在古汉语时期，“同志”在词形上只是两个单音节字组成的偏正短语，在语义上主要指志趣相同或志趣相同的人，“它并不是一个泛尊称，甚至也不是一个称呼语”（胡范铸，胡玉华，2000:115）。

“同志”被用作称呼语最早出现在晚清时期（1840—1911年），那时的革命党人内部就已互称“同志”。1918年，孙中山先生在其发表的《告海内外同志书》和《致南洋同志书》中，称呼那些立志推翻封建王朝的同盟会成员们为“同志”（Fang, Heng,1983:496）;1925年，孙中山先生著名的《总理遗嘱》也被概括为“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这既是孙中山先生留给国人的政治遗嘱，也在客观上推动了“同志”这一称谓语的语义变革。这个时期的“同志”开始具备相对固定的含义，与“政治”和“革命”背景有直接而密切的联系，特指具有共同政治信仰或为同一政治目标而奋斗的政党成员，成为一个“神圣的具有革命归宿感的称谓”（孙玉超，师文淑，2012:147）。

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中共一大党纲明确规定：“凡承认本党党纲和政策，并愿意成为忠实的党员者……都可以接收为党员，成为我们的同志。”这是中国共产党在正式文件中最早使用“同志”一词，也赋予了其新的含义：民主、平等、团结、尊敬和亲切（Fang, Heng,1983:496）。党内互称“同志”，表明双方拥有共同的共产主义理想并愿意为之共同不懈奋斗。这一时期，“同志”的使用范围仍然局限在政党成员内部，普通民众并不会被称作“同志”（胡范铸，胡玉华，2000:115）。此外，由于革命立场和政治理想的分歧，中共成员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民主党派人士也不能随便称“同志”（Ju,1991:388）。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同志”这一称谓语迎来了自己的春天。为了团结全国人民实现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的政治目标，中国共产党开始大范围推广使用“同志”。它不仅取代了诸如“老板”“先生”“太太”等具有封建主义和阶级色彩的称谓语，而且赋予了全体劳动人民平等的社会地位。这个原本只在政党内部使用并且具有鲜明政治和革命色彩的称谓语，开始跨越政党的门槛，走向各行各业的普通民众。此外，它的使用规律也有所变化，Scotton和Zhu（1983:484）总结了“同志”的7种使用形式：单独使用、姓+同志、名+同志、姓名+同志、职衔+同志、修饰语（老、小）+同志、修饰语（老、小）+姓+同志。由此可见，这一时期，“同志”只用于革命成员之间的特殊意义逐渐消失，并由一个特定的专属称谓语迅速泛化为当时最权威、最受人民欢迎的社会通称。

然而，“文化大革命”时期，由于“同志”与革命和政治倾向性有天然的联系而在一夜之间失去荣宠，使用范围迅速缩小，使用频率也随之下降。阶级斗争学说的盛行使“同志”成了人民内部的一种称谓，在一定程度上承担起了划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政治功能。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对“同志”称呼的使用格外小心，唯恐用错了被说成“敌我不分”（陈松岑，1989:39）。这一时期，“同志”这一称谓“已经远远超出称谓语汇的功能，而带有强烈的政治色彩”（王枫，李树新，2005:94）。因此，即使在“文化大革命”过后，“同志”称谓语的感情色彩被极大地弱化，再也无法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的受欢迎程度相提并论。

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内地经济在迅速发展的同时，也受到了香港特别行政区、台湾地区和西方文化的冲击。1989年，在筹备香港第一届同志电影节（First Hong Kong Gay and Lesbian Film Festival）时，主办人林奕华和林迈克首次将英文词gay和lesbian翻译为“同志”。从此，“同志”便逐渐演变为“同性恋者”，甚至是国际上LGBT四大群体的代名词，即lesbian（女同性恋）、gay（男同性恋）、bisexual（双性恋）和transgender（变性人），并借助媒体和互联网经由台湾地区和广东蔓延到内地，“同志”经历了语义降格。近年来，“同性恋者”这一新语义正在被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使用，甚至作为“同性恋者的代称”被收录在我国的部分词典中，如《中华现代汉语词典》（2011），其用法在现实中比比皆是，尤其见之于非主流网络媒体和文学作品，如“ 校园‘同志’害怕校园”“‘出柜’的同志妈妈”等。

对于“同志”这个曾经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期风靡大江南北的称谓语为何会发生“同性恋”的语义贬值，Wong（2003:28）认为，中国的同性恋者和早期互称“同志”的革命党人一样，都是深受社会某种势力压迫的边缘性群体，但他们拥有共同的信仰并为之孜孜不倦地奋斗。革命党人旨在推翻封建统治、建立新型的人民政府，而同性恋者则希望借助“同志”一词所蕴含的“团结”与“并肩作战”的政治语义，呼吁中国的同性恋群体加入争取自由、平等和合法权益的“革命”潮流之中。值得强调的是，“同志”被用作“同性恋者”时，它并不能被用作称呼语，既不能面称别人“同志”，也不适用于Scotton和Zhu（1983）总结的7种使用形式，只是一个背称，如“她是一个同志”。

除了同性恋者的语义外，对整个中国社会总体而言，“同志”早已褪去战争年代的革命色彩，成为一个象征“礼貌”和“距离”的称谓语（Wong, Zhang,2000:263），其社会地位已今非昔比。它衰落的原因有二：其一，“同志”一路走来被渲染上浓厚的革命和政治色彩，因此在市场经济的社会大环境下，当出现新的可供选择的社交称谓语时，“同志”自然而然就受到了人们的冷落（Wong,2005:769）；其二，“同志”这一称谓“既无性别标示也无相对年龄标示，因而显得过于笼统，在某些非正式场合甚至显得疏远和冷淡”（方传余，2007:31）。然而，由于政治需要和历史等原因，“同志”称谓语依然常用于严肃的政治场合和领导干部的任免通知中，它所包含的团结、平等的政治色彩，也是其他社会通用称谓语所望尘莫及的。相反，如果在这些严肃场合不再被称为“同志”，则可能意味着一个人政治身份的转变或政治生涯的结束，如“他正式失去了‘同志’的身份，变成了被检察机关立案侦查、逮捕的嫌犯”，以及“他已不再是同志”这样的“可怕”用法。

“同志”称谓语在党政机关内部可谓是命运多舛。2014年，《人民日报》《新京报》等媒体纷纷报道了党政机关称谓语庸俗化和江湖化的陋习，曾经在党内无限风光的“同志”如今却沦落到上下级之间难以启齿的地步。相反“老板”“老大”等称谓语在某些省市大肆盛行。称谓语的庸俗化折射出个别党内领导干部对权力和财富的追逐，以及个别党员思想作风的扭曲与腐化。针对这一现象，中央机关和一些省份下达官场称谓禁令，要求“对担任党内职务的所有人员一律称‘同志’”。因此，整治并规范党内和官场称谓语，提倡党内民主与平等的政治生活已迫在眉睫。

对比不同时期不同版本的汉语词典，从中不难窥视到“同志”的语义演变史。1979年版《辞海》对“同志”的解释为：① 志趣相同的人；② 政治理想相同的人，同一政党成员之间相互的称谓；③ 我国公民彼此之间的一般称谓；1999年版的《辞海》则只保留了前两种解释，而《中华现代汉语词典》（2011）则收录了“同性恋”这一新语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