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波利贞
《唐代社会文化史研究》

那波利贞《唐代社会文化史》（创文社，1974，1977）第一编中有《唐の开元末、天宝初期の交が时世の一变转期たるの考察》，尽管写得早了些，却颇值得细看，尤其是第二节《社会史的方面よりする二三の考察》，其中引敦煌卷子（P.2518）《二十五等人图》讨论当时士庶一般概念中的人品、职业、知识的分野，指出尊重士人而贬低庶人的标准在当时是“根据教养与文明的程度”，所谓士人阶级是“有教养，解人伦，可以对社会有思想指导力的人”，而“庶人则是不解人伦，自在自存的蒙昧者”（58页），如果是这样，那么六朝以来讲出身的门阀制度便崩溃了。

但是我想，这种精英（贵族）社会的改变，与知识（文化）的世俗化，是否也带来一种水准的普遍下降与实用风气的上升？当知识已经成为一些记忆的内容和背诵的教条时，普及带来了知识的程式化和教条化，纯精神无功利的知识追求逐渐消失，而由知识建立的教养也渐渐贬值。那波利贞提供了相当好的几类例证，一是贵族渐渐无知识（如《五杂俎》卷十六、《扪虱新话》引韩愈语），二是书仪的流行（把一些本来应该表达个人体会和情感的文字，在普遍无学的情况下形式化为一些教条），三是简化仪礼著作的出现（据说《元和新礼》的编辑就是一个例证，又如敦煌卷子中的礼书，如P.2042）。那波利贞指出，“一方面，士人阶级家庭教育、家族传统及教育弛缓低下，不复如初唐以前及南北朝时代，缺乏依据经典自处的教养。正因为这种堕落，所以需要编纂这一类书籍以传播一些一般性礼节，而与此相对的另一方面是，庶民社会显示出它的价值，庶民中的富裕者的生活质量渐渐上升，也要模仿士人阶级，运用这类礼仪、书仪等著作。中唐晚唐这一类书的流行，恰恰证实了士、庶之间的变化。同时，中唐以来，古代传统中的士人阶级父子师弟之间依赖体验的训练和家庭教化传统已经失坠……相反，因为综合而整齐化了的教育趋势在渐渐蔓延”（88—89页）。这一观察相当重要，但我以为这一变化的时间，似乎可以提前到初盛唐之间。

那波利贞的总结是“贵族性倾向到庶民性倾向，保守传统的倾向到创辟蜕脱的倾向，庄重典雅的倾向到轻燥卑俗的倾向，这一时代转变就是中国中世史时期向近世史时期的转化”（196页）。这样，社会文化与思想的变化就纳入“唐宋变革”的框架中了。

（1998年2月1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