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宗教与社区的关系

从“用”到“化”：宗教文化在可持续发展中的作用

何其敏

摘要：中国现代化的步伐以经济的发展为基础，很快迈过了经济短缺的“坎儿”，但经济需求方面“量”的增加也在改变着原有的社会的结构平衡，改变着中国不同地区人们的生产关系，即改变着社会的“质”。文化作为解决问题的路径之一却并没有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文化之“用”的讨论比较多，而文化之“化”的意义则被弱化，以至于文化更多地被当作“经济资本”而非社会资本。单纯选择某一个取向在中国社区建设中并不现实，共同发展双赢的局面就成为重要的选择。本文选取合作项目研究中的一个个案，讨论宗教文化与社会发展的互动关系。

关键词：宗教 民族 文化多样性

导言

可持续发展问题不仅仅是与国际社会同步的主题，更是中国真实面临的继续发展和如何发展的问题。改革开放前，中国社会是“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改革开放伊始，我们选择了风险较小、易于推进的领域，迈过了经济短缺的“坎儿”，但社会结构还处于初级阶段，经济与社会的发展并不协调。经济需求方面“量”的增加也在改变原有的社会的结构平衡，改变着社会的“质”。而恰恰是“质”的问题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文化之“用”的讨论比较多，而文化之“化”的意义则被弱化，以至于文化更多地被当作“经济资本”而非社会资本。

我们的研究应该通过总结民间的经验，适度重建中国的传统社会，在文化“产业化”的同时，更注重传统文化提供的应因社会变化的“适应”和“引导”，为揭示民族宗教对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广泛作用提供新的视角。我刚刚组织完成的一个课题就将研究关注的重点放在作为中国少数民族文化主要表现方式的宗教文化方面，试图从可持续发展与民族地区宗教文化关系的视角，试图解读宗教文化与社会发展的关联如何共同融入可持续发展的路径。本文只是对研究的一个总结，并适当提及个案研究的内容。

一 文化多样性是社会发展的文化资源

在可持续发展的议题中，我们面临传统文化与现代社会问题的衔接，以及文化创新的跟进问题。宗教是文化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是人们对支配其日常生活中的自然力量和社会力量的信奉和崇拜。“宗教文化”是将宗教看作是一种社会存在，而不仅仅是精神文化层面的存在。这个定位突出了宗教作为资本所表现出的社会资源、社会结构、社会规范、非正式制度等“新身份”。正因如此，宗教文化作为中国民族地区传统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可以被纳入可持续的规划中。

经济发展在带来民族地区民众物质生活产生变化的同时，也带来了文化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巨大变化。这些变化并没有改变多样的文化本身。因为，文化多样性的一个重要方面就在于，不同的民族之间认识人与自然关系的理念是存在差异的。对于“什么是有价值的”以及“怎样生活是有意义”的理解不同，对于各种有关自然和生活的知识构成不同，这些都会影响到这些不同的民族在处理认识资源以及合理利用资源方法方面的诸多差异，从而也在事实上为生物多样性的存在以及人与自然不同关系的存在铺下了坚实的基础。

考察宗教文化与民族地区可持续发展的关系涉及两个层面的问题，一个层面是文化本身的可持续发展，其中不仅关涉文化的保护，还应该是新的文化创造。这些创造既可以是文化事业的发展，也可以是文化产业的开发；另一层面，从大文化的意义理解，特别是作为社会文化体系的宗教文化的角度，文化与可持续发展的关系还涉及了作为一种社会结构系统重要组成部分的文化与可持续发展的关系：一方面，宗教文化价值为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思想资源，另一方面，可持续发展也可以反过来彰显宗教文化的价值。

二 民族地区可持续发展中的文化需要“建设”

“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一直是中华民族的梦想。改革开放给了我们实现梦想的机会，能够借鉴的当然是现有的文明成果。虽然中华文化的包容性在历史上曾经成功地在获取异域物质成果的同时吸收了很多异域文化。但当物质成果、技术手段如井喷般地爆发时，为提升“GDP”的“饥不择食”导致物质基础的发展必然成为实现中国崛起的主要路径，而中国的唯物主义哲学更是将经济基础的决定作用深入人心——人们相信，物质基础的变化可以改变中国社会的面貌。即使在90年代讨论西部大开发主题的时候，我们也仍然认为，发展、特别是“经济”发展是硬道理。然而现实却是，经济基础的变化并没有自然地导致上层建筑的相应变化，反而因为经济基础的急剧变化，导致人们行为的失范，价值原则的无序。这是因为，物质发展、经济合作不是单一的，它们同时带来了发展的理念、社会关系的理念、社会结构的理念，这些理念与物质、技术，乃致社会组织、社会结构密切相关。接受了这些“一体化”意义的“工具”，也同时是对那些理念的“同意”。如果说，传统社会的文化圈的形成是建立在物质资料生产基础上的缓慢建构过程，今天的高速发展使得我们来不及等到相应文化逐渐产生。何况，每一个参与发展的群体都有自己的传统文化。之所以出现失范，在于我们还有传统的理念，这些理念常常与引进的理念存在张力，比如，对草原地下矿产的开发被冠之以工业化代替传统农业、畜牧业的名目，因为它们可以带来更多的财富；对民族文化的剪裁被冠之以“文化产业化”的名目；对个人成果的评价是以财富为标准的。尽管人们已经意识到了问题所在，但因传统的理念尚难以满足社会发展的需要，我们对可持续发展出路的认识并不明确。

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达到文化资源整合，既是多样性的必然要求，也是加强公民意识和国家认同的基础前提。在这个意义上，宗教作为民族地区传统制度与文化表达的基本方式，不仅不应该被视为现代化的阻力，还应当被视为推进民族地区现代化进程中可以依靠的重要传统资源。只有在宽容多元（公益）文化形式动机的前提下，才能最大限度地聚集各方力量，做人民大众真正想做的事情。

三 个案：“经济性”的文化产业与社会整体发展共赢

就中国的社会结构而言，社区建设中的“小”问题、“微”问题常常需要民间组织的介入和化解，而传统的社会组织形式是最好的介入机制。在中国东部的许多地区正在探索社会建设的组织形式的时候，少数民族地区既有的传统管理方式将是重要的社会资本，也将是中国走出政治体制改革困境的途径之一。

在我们完成报告中有一项云南大学马翀炜教授的调查，他以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元阳县这个多民族的地区为目标社区，用多个案例说明，正确引导民间宗教文化的发展，将民间信仰活动中有益于社会文化和谐发展的内容加以光大，不仅会使传统文化得以保护，而且还可使民间宗教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起到为和谐社会建设服务的积极作用。

元阳县地处云南省南部，民族构成以哈尼族和彝族为主。在元阳，佛教和基督教信众不多，而传统的民间宗教拥有着更广泛的群众基础。报告首先按照民族来梳理其民间信仰内容：从哈尼族“万物有灵”的神灵观、由“咪谷”和“摩批”所构成的宗教神职人员、以祖先崇拜为核心的祭祀仪式到彝族以“毕摩”为中心的传统宗教，再到受佛道影响较多的傣族、瑶族和壮族宗教等。报告人用鲜活的案例呈现出了元阳县民族民间宗教的繁荣景象。这幅繁荣景象实际上在我国的民族地区并不少见，但是，当元阳哈尼族梯田申遗成功后，这里的民间宗教也随之成为重要的“文化资源”而受到特别关注。报告人亦从这里切入，将研究重点放在政府的行为如何引导民族的民间宗教文化在当代社会中健康合理的发展，并积极配合当地经济、文化、社会共同发展的目标。

报告认为，源自传统，以自然崇拜、图腾崇拜、祖先崇拜以及其他地方神灵崇拜为核心的民间宗教，往往具有地域性、分散性、自发性、民间性的非制度化特点。民间宗教往往与当地百姓的风俗习惯、日常生活密切融合在一起，在传统生活中发挥着抚慰人心以及维持社会生活秩序的作用。但又因这些民间宗教与传统生产、生活方式相关联，也必然具有一些与当今社会发展不相协调的因素。因此，如何对这些在短时间内不会消失的民间宗教加以引导，以成为民族地区可持续发展的主要资源，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元阳县做的努力提供了重要的经验：选择最能代表民族文化特色的“昂玛突”长街宴、“火把节”和“泼水节”三大节日进行重点支持；建设民族文化传承中心与传承基站；挖掘和整理民族传统宗教典籍。报告人通过翔实的田野考察资料，对政府的引导工作给予了肯定，并提出了“可持续发展不仅仅是经济的发展，更是人的发展、文化的发展；而文化的发展又不仅是保护，更应该是创造”的观点。这一报告比较典型地反映了被当作文化产业发展的民族民间宗教文化对民族地区社会秩序、社会关系等方面的影响，特别对“经济性”的文化产业与社会整体发展共赢的经验做了探讨。

1．政府引导使民间信仰的正面意义得到有力的凸显

报告指出，由于受到国家层面各种力量的影响，特别是由于政治的原因，元阳县哈尼族、彝族等少数民族的众多宗教仪式活动在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到70年代末大都销声匿迹。只有一些保魂固魂、驱邪仪式还偶尔会偷偷地举行。80年代初期，有些宗教仪式逐步开始复兴，除了受到一些学者的研究之外，很少有人关注，基本上处于自生自灭的状态。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随着民族旅游开发的兴起和不断深入，许多节日活动开始成为一个个旅游“项目”，这些节日在形式上越来越受到重视。政府部门在十几年前就开始支持“俄扎乡哈尼族长街宴”、“新街镇彝族火把节”和“南沙镇傣族泼水节”等三大节日的活动。元阳哈尼族宗教文化突然之间受到外界的重视，进而发生更大的变化，这是与哈尼族的梯田被外界认识以及哈尼梯田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等现代生活事项联系在一起的。在将哈尼梯田申报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文化遗产的工作中，在积极开展梯田旅游发展的工作中，作为哈尼梯田核心区的元阳县当地政府不断结合本地实际，不断挖掘和整理元阳县多元的文化资源，并努力在“梯田文化”框架内增加新的内容，力图使梯田文化的内涵更加丰富。

从元阳县政府的相关工作中我们可以发现，淡化民间宗教的“迷信色彩”，突出民间宗教维护民间社会秩序的功能的努力，以支持开展“昂玛突”、“火把节”和“泼水节”三个代表性的民族节日为龙头，突出文化内涵最丰富，最能代表民族特色的节日文化建设，增进多民族间的文化交往。不仅使传统文化得到保护，而且还使民间宗教文化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起到为和谐社会建设服务的积极作用，从而为可持续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文化资源。民间信仰可能发挥的正面意义得到了有力的凸显。

2．自发与引导相结合——文化产业的双赢后果

“长街宴”是所有哈尼族村寨中自发组织的规模最大、过程较为完整、结构也较为鲜明的一个，而“俄扎乡哈尼族长街宴”，即俄扎乡政府所在地哈播村举行的“昂玛突”节庆活动在整个元阳县内是规模最大的。是村民自发组织的，无论是在仪式的保留、规模的宏大、结构的鲜明和完整方面，还是在包融饮食文化、歌舞艺术、服饰文化、生态文化以及文化空间塑造等方面，都较为集中地表现了哈尼族传统民族文化的丰富性、多样性和独特性。它已经进入了云南省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并成为了哈播的重要旅游资源以及哈尼族的民族文化标志。

哈播的哈尼族传统文化至今仍保存较全。例如，以家庭为基本单位的梯田生产仍是当地最主要的生产方式；作为哈尼族典型标志的“昂玛突”（祭寨神）、“苦扎扎”（即六月节）、“十月年”仍是他们最为重大的节日；大部分哈尼族村寨都存在“咪谷”、“摩匹”，他们仍是哈尼人传统宗教中最为重要的两种神职人员；当地的哈尼族语言仍得到较好的保留。过去的哈播以一个重要的农村集市闻名于该区域，而现在吸引国内外广大游客慕名前来的则是它那在所有哈尼族村寨中自发的规模最大、过程较为鲜明、结构较为完整的“昂玛突”长街宴。

除了旅游方面的热闹外，报告特别指出，这个民族文化活动“加强了这一地区的企业和政府以及村民的关系。近年来的哈播昂玛突节日，尤其是长街宴，受到了乡政府邀请的来自省、县、乡的各级政府、部门和企业等近百家单位的赞助，赞助金额大都会在七、八万之间。周边的企业在“昂玛突”活动期间也会给员工放假，本地哈尼族员工觉得他们的传统得到了尊重，而外来的工作人员则借此节日获得了理解当地文化的机会。企业的支持不仅有助于他们与当地政府关系的融洽，也有助于他们和当地百姓之间的相互理解。”赋予了民族传统文化以建构现代社会网络的现代意义。“大家都高兴了，这当然是好事嘛”。这种双赢的后果恰恰是今天一些民族地区发展期望达到的理想状态。

“新街镇彝族火把节”则是当地政府承担主办的节日，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县政府就开始组织村民过火把节。由某个村单独举办较为困难，加上村寨中的火把节原本就没有专人组织，于是，当地政府承担起了主办这个节日的任务。现在，每年由县政府资助5万元经费，镇政府具体负责节日活动。

整个火把节期间，各种各样的商贸活动更加繁荣。新街镇的街道成了以彝族为主，其他民族参加的各种饮食文化、服饰文化和歌舞文化的展台，“更高兴的是有上千名的中外观众在看他们（彝族）的表演。”

3．引进节日“南沙傣族泼水节”——建构社会凝聚力

泼水节又叫“浴佛节”。随着佛教传入中国傣族等地区，泼水节也作为一种宗教仪式进入中国。泼水节的目的首先是寻求世俗空间的感情体验和社会关系的维系，其次是寻求神圣空间的宗教体验，其中尤其强调个人的宗教体验和集体的宗教体验。随着许多傣族等民族的本土文化的融入，泼水节也变得越来越民俗化，但仍然保留了与农耕文化的历法、神灵故事等相关的宗教内容。傣族并非全民信奉南传上座部佛教，红河流域以及金沙江流域的傣族基本不信佛教，并没有泼水节的传统。

20世纪90年代初，元阳县县政府所在地新街镇出现了山体滑坡的趋势。当地政府拟将县政府从新街镇搬迁到南沙乡，即现在的政府所在地。为了使未来的县城所在地尽快提高知名度，也为了使当地的傣族群众能更好地配合政府的县城搬迁行动，县里的有关部门认为应该“打造”一个文化品牌。在一般人眼里，傣族总是和泼水节连在一起的。于是，当地政府决定引进这个节日。泼水节活动最开始由政府组织，后来则经常由傣族协会举办。这里的傣族人民十分高兴，因为有了一个类似于火把节、昂玛突的属于自己的节日，使本民族文化得到了彰显，从而较容易地认同并接受了这个引进的节日。

在与祈雨相结合的泼水节仪式中，不同村寨的傣族民众之间和当地的傣族与汉族之间有了一个加强交往的空间。区域性的交往及不同民族间的交往程度也因共同的泼水节得到了很大的提高。在我们慨叹传统被造的同时，社会结构、交往方式也在被改造。

对这三种节日活动分析的结论是，作为宗教文化载体的民族节日应该是可以增强民族自信心和凝聚力的，节日活动具有扩大社会交往空间的作用以及促使社会经济和谐发展的积极意义。

4．文化传承基站——政府与基层的桥梁

2008年，元阳县哈尼族民间文学《哈尼哈巴》进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在表现形式上，《哈尼哈巴》以吟唱、吟诵为主要表现手段。2009年以来，地方政府部门投资建设了“哈尼哈巴传承中心”。这些基站的预期目标是，通过认真组织实施，每年在村内举办两次以上民族民间传统文化作品展演。打造独特的民族民间传统文化，形成“一村一品”的民族文化品牌格局，促进当地经济社会和谐发展。文化体育基站的成立其实是对乡镇一级文化站建设夯实基础的重要步骤。在实现了“乡乡有文化站”的建设目标之后，文化体育基站建设将与具体的文化传承人挂钩，与具体的文化事项相连，这便使这些基层文化工作落到了实处。

元阳县的各个少数民族都有自己的宗教文化传统，而且民族文化的知识精英常常与民族民间宗教的神职人员重合。如哈尼族中的“咪谷”和“摩批”在祭祀活动中均为人神之间的媒介人，“咪谷”的职能是祈求神灵保佑人口安康、庄稼丰收、六畜兴旺。而“摩批”的功能则是驱鬼辟邪、招魂保安、预测吉凶等。在县文化体育局领导的安排下，传承中心和传承基站的“摩批”经常汇聚，进行交流和传承等活动，这些民间宗教人士直到现在还都是乡村社会中极有影响力的人物，在维护一方社会生活秩序方面发挥的作用是非常大的。政府部门对他们传承的文化的尊重以及对他们生活的关心，不仅使他们在保存传统文化方面具有更高的积极性，而且也使他们在其他许多方面愿意支持政府的工作。由此，政府部门和乡村社会多了一条获取信息的重要路径。

尽管社会的变迁发展以及科学的昌明都使得民间宗教不再具有与其在过往生活中同等的重要性，但社会的高速变化带来的许多不适应往往又都还需要这些传统民间宗教来进行调适。如随着外出打工人数的不断增加，为出远门的人专门举行的保佑仪式比之从前多了很多。特别是在春节过后，出外打工人员较多的时候，举行仪式的“摩批”都忙不过来。这些仪式中对外出者的安慰以及提醒出门在外不要学坏等内容有着明显积极意义。而出外打工人群中的大多数最终还是要回到村寨中生活，这得使他们往往会在这些宗教文化中寻求慰藉和生命的意义。如在一些重大的祭祀活动举行时赶回家来参加，其实就是通过这些仪式过程来为自己寻找出外打工的意义。随着村民收入的逐渐增加专门为老年人举行的祈福仪式数量也在增长，这些仪式活动其实是再次肯定这些文化中的老人生命历程的意义，使他们能获得心灵的平静。

通过民间宗教精英这个桥梁，农村基层的一些问题是能够被较快地反映到政府层面。从社会管理层面，也可以避免一些依靠罚款等惩治方法来解决问题所引起的社会不安定因素的产生。这对于化解社会矛盾，加强社会治理都是有意义的。

结语

将发展仅仅视为经济增长的观点已不再为人们所接受。发展必须关注人的发展以及文化的发展。人的可持续发展是现代世界发展中必须认真思考的问题，而人类文化多样性存在的现实使得发展也不可能只是在某一特定文化系统中的发展。多个系统的平衡发展观点指出了基于地理差异的文化多样性的同质性正在受到挑战的现状。从中国民族地区社会发展的特点观察，大多数民族地区受政治、地理、历史、文化、民族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在传统上属于同质性社会，在经济全球化裹挟下的世界“同质化”进程中，少数民族地区的同质化社会恰恰在走向“异质”，在以社会全面发展为目标的社会变迁过程中往往表现出极具地缘、族缘特色的开放特征。这也造成了宗教文化在保护与开发、继承与改变、保守与开放等多个层面的张力，使得宗教文化在民族地区的可持续发展的功能呈现多种可能性。从表面上看，这与世界范围内展开的全球化过程密切相关；从深层次上看，这些紧张关系又与文化符号建构过程中的那些对于人们的生产方式、交往方式和思维方式，以及相应的活动目的和活动方向具有规定作用的不同的文化图式间的冲突相关。社会发展中纵向的不平衡与横向的文化身份差异结合，有可能导致与宗教文化相关的“维稳”问题的出现。对这个研究的反思也使我们看到了宗教文化在民族地区发挥作用的限度，以及宗教文化与政府互动发展的可能空间。

人类文化多样性存在的现实使得发展不可能只是在某一特定文化系统中的发展，我们必须充分注意文化多样性与生物多样性对于可持续发展具有的重要意义。我们既要处理好地方社会的发展，也要协调好发展与传统宗教文化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关系，找出一条可持续的民族发展之路才是我们要追求的长效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