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两型社会”综合测度的理论探讨
在“两型社会”有关研究文献中，关于“两型社会”综合测度研究是主要内容之一，是实现“两型社会”可行性与实践操作性的必需手段。本节主要致力于以下两方面工作：一是对已有文献进行再研究，通过中国知网“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查阅有关“两型社会”综合测度的研究文献，从中筛选出影响较大且方法比较规范的文献进行重点解读，总结已有文献在指标体系构建模式、指标选取、主要评价方法等方面的研究特点及存在的缺陷；二是从“两型社会”思想渊源出发，探讨“两型社会”内涵，为其综合评价提供理论支持。
一 已有文献研究
（一）“两型社会”综合测度的重要性
“两型社会”是指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要使“两型社会”建设落到实处，必须有一个衡量标准——怎样才是节约资源？如何才算环境友好？尽管“两型社会”建设以综合改革试验区方式开展，其实施却是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对研究者而言，需要对该系统进行分类、量化以确定实施后所要达到的预期目标，或与相关系统（可持续发展、和谐社会、小康社会、生态文明建设等）进行对比分析；对政府部门而言，需要制定科学规划、计划，并组织实施及进行有效管理，而且还要对实施进程进行预测和监督；对企业而言，需要政府制定相应政策和法规予以引导，还要通过市场机制对其形成硬约束，使其生产决策符合资源节约、环境友好；对社会公众而言，需要得到广泛动员并形成积极的社会舆论，使其消费行为符合资源节约、环境友好。所有这一切都离不开准确的数据信息，这些多样化数据信息往往通过指标体系形式展现更为有效。正如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的建立是可持续发展能力建设的重要内容一样，“两型社会”测度指标体系也是“两型社会”建设的重要内容。
陈瑜和马北玲（2009）[80]基于“两型社会”建设过程中政府部门决策缺少依据、执行缺乏方向、考核无标准的现状，说明建立“两型社会”评价体系的迫切性。李梦觉（2010）[81]认为科学合理的评价体系有利于为长株潭“两型社会”建设提供科学标准和依据，也有利于对长株潭“两型社会”建设实施动态监测和跟踪评估，及时发现长株潭“两型社会”发展进程中的薄弱环节和存在的问题，有针对性地进行政策调控和项目规划调整。李新平和申益美（2011）[82]认为评价指标体系可以评价和监测“两型社会”建设状态和程度。曹立军和周少华（2010）[83]从转变观念、明晰发展方式，提供依据、实行科学决策，有效预警、把握发展趋势，综合考核、评估发展水平等方面阐述了区域“两型社会”评价的主要意义。基本涵盖了不同文献关于“两型社会”测度重要性的主要观点。
（二）“两型社会”评价模式及指标选择
表2-1是对有关“两型社会”综合测度主要研究文献的不完全统计。通过文献比较可知，在构建“两型社会”指标体系时，大部分文献使用了平行式菜单指标体系模式；指标级数的选择，大部分采用了二级指标体系，也有些文献使用了三级指标体系。此外，李海东和陈建欣（2010）基于数据包络分析（SE-DEA）构建了6个输入指标、2个输出指标的评价指标体系。
对各级指标数的选择，是已有文献分歧的焦点。一级指标（分类指标）数最少只有3个，最多有11个，多数文献选取3～5个分类指标；二级指标（单项指标）数的差异更大，最少只有10个，最多达到61个，所用指标数在30个左右的文献居多。
由于“两型社会”建设是一个复杂系统，包含着丰富内容，涉及若干子系统，单一指标很难涵盖全貌，应构建一个合理的分级指标体系来对其进行评价；但指标数又不能太多，否则就不能突出“两型社会”的特征。结合已有文献研究，包含5个左右一级指标（分类指标）、30个左右二级指标（单项指标）的指标体系应基本能反映“两型社会”的主要特征。
表2-1 “两型社会”综合测度研究文献的不完全统计[84]
续表
（三）“两型社会”综合测度方法及目标值的确定
在菜单指标体系模式基础上，各级指标权数的确定及是否使用目标值（期望值），直接导致研究结果的多样性。部分文献在确定各级指标权重时按照各个指标相对重要程度进行权数分配。有的按两类指标分配，但分配的比例各不相同：有的核心指标65%、基础指标35%（“两型社会建设指标体系研究”课题组，2009）[85]，有的核心指标60%、其他指标40%（朱顺娟、郑伯红，2010）[86]，还有的核心指标50%、其他指标50%（许鞍铭，2010）[87]；有的按三类指标分配：核心指标60%、基础指标30%、效果指标10%（曾翔旻、赵曼和聂佩进等，2008）[88]。
关于目标值的确定。有的文献以党中央确立的“到2020年建成全面小康社会的目标”和“长株潭城市群关于‘两型社会’建设的最终构想”为重要依据（陈黎明、欧文，2009）[89]；也有的认为要遵循的原则是：一要符合“两型社会”的基本内涵，二要切实可行；还有的文献坚持“一个兼顾，两个参考”原则来确定目标值（期望值），如曾翔旻、赵曼和聂佩进等（2008）[90]、薛珑（2010）[91]等。所谓“一个兼顾”就是兼顾理想与现实，确定的期望值既要体现前瞻性、预见性，同时又不脱离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基础，充分尊重期望值的可操作性和可实现性。“两个参考”就是参考已有的“和谐社会”“小康社会”评价指标体系中相近指标的期望值；参考香港、台湾先进地区，以及日本、韩国、美国等发达国家在相关指标上达到的现有水平。
由于人为进行权数分配及确定目标值受到许多主观性因素的影响，同样是核心指标，其得分值各不相同，将导致评价结果可信度下降。为提高评价结果的可信度，研究中使用了层次分析法（AHP）、模糊评价法、因子分析法、德尔菲法、熵值法、量化值加权函数法、投影寻踪法等来确定各级指标权重或得到相关指数以进行评价分析（如表2-1所示）。层次分析法、模糊评价法及德尔菲法对指标权重分配进行了改进，降低了主观性成分。而粗糙集模糊聚类法则更进一步，结合原始数据，通过粗糙集可辨识矩阵，挖掘出各项指标的权重，克服了传统评价方法中主观确定指标权重的缺点（叶文忠、欧婵娟和李林，2011）[92]。李海东和陈建欣（2010）使用数据包络分析方法中超效率模型（SE-DEA模型）则改变了以往评价的思路，以资源投入和污染物排放量为投入，以发展水平为产出——作为评价分析指标；尽管SE-DEA模型具有指标数少、无须任何权重假设、具有很强实用性和客观性等优点，但结果不便于不同系统间比较，指标选择有待于进一步优化。突变级数法将突变理论和模糊数学有机结合，按指标间的内在逻辑关系确定指标的相对重要性，减少了指标权重确定的主观性（曹玮，2012）[93]。曹立军和杨中明（2012）[94]提出了系统动力学预测集成模型，能实现对“两型社会”发展的情景分析及定量预测与评价。应用基于实数编码的加速遗传算法来实现投影寻踪聚类评价的优化，克服了传统优化方法需要目标函数具有连续可导特性的缺点，实现过程更为简单，使得投影寻踪聚类技术便于实际操作应用（王茜茜、周敬宣、李湘梅等，2011）[95]。
按经验方法确定目标值，方法简单，便于和其他系统（比如可持续发展系统）的相应指标进行比较，也便于进行国内外、区内外比较；如果目标值确定科学合理，也容易被广为接受，用于指导具体的“两型社会”实践。而通过相关计算方法得到的指标比较抽象，适于理论分析，实践指导意义不强。
（四）简单评价
现有关于“两型社会”综合评价文献，探讨了对“两型社会”进行综合评价的重要性，形成了比较稳定的评价指标体系模式——菜单式指标体系；但具体单项指标数和目标值确定、评价方法选择还存在较大分歧；现有研究注重评价体系的构建模式、指标选择、评价方法的介绍与应用等技术层面，对“两型社会”内涵挖掘比较欠缺，需要进一步发展完善。正是基于对“两型社会”内涵的不同理解，导致指标体系的差异及结果多样性。
二 “两型社会”综合测度的基础
（一）已有的探讨与不足
对“两型社会”内涵的准确把握是进行综合评价的前提，已有文献有各自不同理解。湖南大学课题组（2009）认为“两型社会”的核心是通过资源有效配置和高效利用，加强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构建经济、社会、环境协调发展的社会体系，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朱顺娟和郑伯红（2010）认为“两型社会”不仅仅是节能环保问题，而且是与经济社会发展、民生改善紧密相连的。薛珑（2010）从目的、经济发展模式、政策支持、生态产业链和循环经济5个方面论述了“两型社会”内涵。廖小平和孙欢（2011）[96]认为“两型社会”的核心价值是“发展”与“和谐”。乔海曙、王修华（2009）[97]从表象、要素升级、“四化”、制度设计和根本目的5个方面论述了“两型社会”的内涵：一是节约资源，保护环境，这是最表象的；二是通过要素升级（技术品牌等高附加值的要素）真正实现“两型社会”的要求，“两型社会”表面看是资源问题，背后却是非资源问题；三是“四化”，即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区域一体化；四是用科学制度的设计来实现“两型社会”的要求，制度设计的最关键是解决市场与政府的关系问题，“两型社会”建设的根本在于市场化，因为市场化的资源稀缺和配置本身就符合“两型”的要求，“两只手”要合理搭配；五是“两型社会”建设的根本目的是经济发展基础上的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不能为了“两型”而“两型”。
现有文献在不同角度对“两型社会”内涵进行了阐释，各有侧重点。有的强调资源的配置效率，有的侧重于经济社会与民生的联系，有的突出“发展”与“和谐”的重要性，还有的体现了多因素的综合性。基于对“两型社会”内涵的不同理解，是导致现有文献对“两型社会”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及评价结果多样性的根源。廖小平和孙欢（2011）认为“两型社会”具有生态文明的根本属性和内在特征，评判了工业文明时代发展起来的社会评价指标体系，提出了“两型社会”的生态文明指标体系构建逻辑。本研究认为，“两型社会”的提出是源于可持续发展思想和科学发展观对我国经济实践的具体指导，其内涵探讨应置于可持续发展和科学发展观框架之下。以下，在追溯“两型社会”思想渊源的基础上，探讨“两型社会”内涵，为综合评价提供理论依据。
（二）“两型社会”思想渊源追溯
在人类中心主义的传统发展观支配下，人类社会的经济发展与资源消耗、环境保护之间不协调性日益凸显；在反思传统发展模式所造成全球问题的基础上，可持续发展成为当今各国社会经济发展的主流思想。在中国，以“效率优先——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为指导思想的改革开放，导致经济飞速发展，也带来了一系列不可逆转的资源耗竭、环境污染问题，中国经济实践需要新发展理论来指导。可持续发展一经提出就得到我国政府及学界高度重视，1994年我国制定了《中国21世纪议程》，确定了我国可持续发展战略、计划和对策，极大地推动了对可持续发展问题的研究，也为科学发展观的形成提供了理论准备。
在可持续发展思想与中国经济实践相结合过程中，产生了科学发展观。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是科学发展观的主要内容，其中以人为本是核心，其本质是马克思主义发展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的科学发展观是我国关于发展观认识上的升华，其源于可持续发展又高于可持续发展。之后，2005年3月在中央人口资源环境工作座谈会上，“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概念被首次提出，并进一步被确定为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中长期规划的一项战略任务，上升为我国的基本国策。2007年12月，国家发展改革委下发相关通知，批准“武汉城市圈”和“长株潭城市群”为全国“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即“两型社会”）建设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两型社会”建设的提出及相关试验区的建立，是科学发展观的通俗化，是科学发展观指导我国经济实践的具体体现。
所以，“两型社会”与科学发展观及可持续发展之间的渊源关系遵循了以下演变进程：基于中国改革开放的经济实践，在可持续发展思想指导下，产生了科学发展观；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提出了“两型社会”建设构想，并用其指导两个综合试验区的实践。
我们通过图2-1来展现“两型社会”与科学发展观及可持续发展之间的渊源关系。“两型社会”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内容，也是科学发展观的具体体现。
图2-1 “两型社会”的思想渊源
（三）基于科学发展观的“两型社会”内涵
从上述关于“两型社会”思想渊源的追溯可以知道，“两型社会”是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提出来的，是科学发展观指导我国经济实践的具体化，“两型社会”综合改革试验区的建立是我国践行科学发展观的尝试。缘于这一认识，“两型社会”内涵探讨就应置于科学发展观框架之下，所以“两型社会”建设应秉承科学发展观核心本质——以人为本，又要体现可续发展观的主要内容：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赵静、曹伊清和尹大强（2010）[98]认为：“两型社会”的核心内涵是把社会经济发展的资源环境代价降到最低限度，这和“以人为本”“可持续发展”“循环经济”“低碳经济”等理念是高度统一的。叶文忠（2010）[99]认为长株潭城市群“两型社会”建设是在以城市群为载体，基于长株潭城市群为载体的区域经济社会资源和环境特征的基础上，对区域经济社会所进行的“两型社会”的战略定位、科学谋划、发展方式选择、思想意识转变和实现路径探索的一系列过程。
进一步，邹宏如（2005）[100]阐述了节约型社会的内涵：第一，节约型社会的“节约”，包括生产上的“集约”和消费上的“节省”两个方面的含义。之所以有节约的必要，就在于资源是稀缺的，而人们的欲望和需求却是无限的。资源的有限性与欲望的无限性之间的矛盾，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本矛盾，因而，发展经济，必须是有效率和效益的经济，必须是建立在资源节约基础上的经济。第二，建设节约型社会意味着，生产、流通、消费等各领域各环节的节约，政府、企业、个人个个有责。第三，建设节约型社会有赖于配套互补、协调一致的技术、法律、经济和行政等综合性措施的有效实施。关键是国家要通过恰当的制度安排来实现节约型社会的建立。第四，建设节约型社会的目的在于，以尽可能少的资源消耗和环境代价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解决社会主要矛盾。
徐统仁（2007）[101]则分析了“两型社会”内涵应具备的四个特征：第一，概念的综合性。环境友好型社会虽是因环境问题而形成的一种思维方式，但这种思维将有利于环境的经济发展模式、社会行为、政治制度、科技支撑和文化等都纳入科学发展观框架下，具有整体性、综合性特点。第二，模式的创新性。环境友好型社会是一种以环境友好为基础的新的人类社会发展模式，是可持续发展社会的具体表现形式，其最显著的特征就是遵从自然法则，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这就根本摈弃了“以人为中心”的发展模式。第三，生态观的科学性。环境友好型社会要求经济社会发展的各方面必须符合生态规律，向着有利于维护良好生态环境的方向发展，并应用生态环境保护的思想和方法促进经济社会的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第四，发展的动态性。“环境友好社会”的概念、标准与达到的状态不是静止的、绝对的，而是动态的、相对的、有层次性的。在现阶段，环境友好首先应该是社会经济活动对环境的负荷和影响要达到现有技术经济条件下的最小化；最终这种负荷和影响要控制在生态系统的资源供给能力和环境自净容量之内，形成社会经济活动与生态系统之间的良性循环。在此基础上再追求人与自然、社会与自然的和谐、共存的理想境界。
王金南、张吉和杨金田（2006）[102]认为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内涵包括：以环境承载力为基础，以遵循自然规律为准则，以绿色科技为动力，倡导环境文化和生态文明，构建经济、社会、环境协调发展的社会体系，实现可持续发展。它的核心是从发展观念、消费观念和社会经济政策的环境友好性，从最根本的源头预防污染的产生和生态的破坏。它要求真正落实科学发展观，走新型工业化道路，最大限度地节约资源，对废弃物进行再利用和循环利用，或进行环境无害化处理。其实现途径包括：培育环境友好的生态伦理价值观，构建以循环经济为导向的发展模式，实施环境友好型法规和经济政策，建立和完善环境友好的制度保障，全面推广环境友好的科学技术体系，倡导环境友好的消费和生产方式，积极探索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实践7个方面。
基于已有文献对“两型社会”内涵的探讨，从科学发展观角度，本研究认为“两型社会”内涵包含以下方面内容。
第一，以人为本是核心。节约资源、保护环境要人去厉行；资源节约、环境友好要以人的福利水平稳步提升为前提，最终也是为了提高人的福利水平。以人为本是“两型社会”的核心，这也是科学发展观的体现。
第二，资源节约、环境友好是表象。节约资源能促成友好环境的形成，友好的环境又能进一步节约资源，这是“两型社会”的直接目标；只有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这两个方面的全面、协调发展，才能最终形成可持续发展局面。
第三，经济发展是基础。无论是资源节约还是环境友好都是建立在现行社会经济基础之上的，尽管“两型社会”将不再以追求GDP为核心，并要求改变传统经济发展方式，但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不能忽视。
第四，循环经济是手段。循环经济强调的是资源被多次重复利用，并注重生产、流通、消费全过程资源节约，使经济发展体现在不同层次的物质循环形式上，它体现了建设“两型社会”的本质要求。[103]同时，循环经济技术将为“两型社会”建设提供技术手段。
第五，制度安排是保障。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关键在于体制和机制创新（欧阳峣、生延超，2009）[104]。“两型社会”建设实际上是各种经济主体行为方式的转变，将导致利益在不同利益集团之间重新分配，需要各种正式的和非正式的制度来规范、协调各经济主体行为，为“两型社会”顺利实施提供保障。
三 结论与展望
现有文献注重评价体系的构建模式及指标选择、评价方法的介绍与应用等技术层面，对“两型社会”内涵挖掘不足，需要后续研究进一步发展完善。基于对“两型社会”内涵理解差异，导致指标体系差异及结果多样性。
鉴于在测度可持续发展、和谐社会等方面已形成了成熟的测度方法，对“两型社会”进行综合测度，方法已不再是关键问题；而对其内涵理解及基于此所形成的评价框架和相关指标体系的构建成为测度的核心问题。本研究在追溯“两型社会”思想渊源基础上，探讨了“两型社会”内涵，为相关综合评价提供理论支持。
尽管如此，已有文献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对我国“两型社会”建设仍然具有一定指导意义。“十一五”期间，在实施“两型社会”实践中，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源消耗降低了近20%，基本达到初定目标。
另外，由表2-1数据可知，与其他“两型社会”研究主题一样，“两型社会”综合评价的实证研究对象也以“两型社会”试验区为主，涉及其他省区及全国范围的比较少，文献出处及研究者也主要集中在“两型社会”试验区相关机构。“两型社会”建设已成为我国的基本国策，无论是实证研究对象还是研究者及研究文献出处，都应在全国范围内展开，相关研究推广极为迫切，且任重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