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政治传播结构对领导层的信息结构的影响

孙旭培

内容摘要 我国的政治传播结构中存在着人际传播、组织传播和大众传播三个系统。历史地看，人际传播和组织传播的发展已经呈现出了诸种传播弊端，严重阻碍了社会信息的流通和共享。与此同时，大众传播的现实也不容乐观，影响了信息的高效传播。事实表明，这三个传播子系统都无法单独承担起领导层获知决策与施政信息的需求，只有当三个子传播系统紧密耦合时，中国政治传播的结构才能趋于合理，提升社会民主的发展。

关键词 政治传播 人际传播 组织传播 信息结构

政治传播，广义上是指一切有关政治的信息（事实信息和意见信息）的沟通和流动。国家运行的有序状态，依赖于政治传播机制对政治系统进行正常有效的信息输入和输出。西方政治传播研究的问题主要是竞选。我国政治传播研究什么呢？在本文中，政治传播尤指推行政治的信息的传播和监督政治的信息的传播。本文的内容主要是分析我国的政治传播结构对领导层的信息结构的影响。

一 我国两类传播渠道的不合理分工

在现代社会，传播主要可以分两类：大众传播与人际传播。前者是借助大众传媒——印刷媒介（报纸、期刊、图书）、电子媒介（广播、电视、电影）和网络媒介；人际传播是不以上述媒介为手段，而是通过演讲、对话、开会讨论、通信、写报告、送材料、上访告状等形式进行的传播。当然，也可以把传播分成三类，即大众传播、人际传播之外，加上组织传播。组织传播看上去兼有前两种传播形式，但是在一个缺乏民主机制的社会里，它常常不过是人际传播的延伸而已。

现代政治的理论与实践告诉人们：权力不能离开制约，政治不能离开监督。没有监督的政治必然会是腐败的政治。政治必须接受监督，必须接受经常的、广泛的、公开的监督。而这种监督常见的有效形式，是运用大众传播。大众传播的监督构成了法律的、行政的、人民代表大会的等一系列监督的信息基础。在政治传播中，大众传播和人际传播都能发挥自己的作用。然而，就传播手段、传播范围、传播效果等方面来看，大众传播较之人际传播更加广泛、公开、及时、准确。在民主国家，大众传播在其全面传播、反馈的过程中，构成了监督政治生活的主要信息源，这是人际传播无法替代的，后者充其量只是前者的一种补充（孙旭培，2004: 455）。

在我国，长期以来习惯性地将社会生活中各种信息截然分为两种——喜讯与忧讯。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措施执行顺利，有所成就的属于喜讯；反之，失误、挫折、各种重大社会问题以及决策受到不同阶层群众抵触和批评的情况，则为忧讯。前者通过大众传播一再弘扬宣传，后者则由人际传播“逐步向上级反映”（孙旭培，2004: 455），由大众传媒传播的极少。这种状况可以概括为：通过大众传播推行政治，通过人际传播监督政治。一句话，我国很少利用大众传播监督政治。我国进行的新闻批评以及后来提倡的舆论监督，只能是上级报纸批评下级的人和事。由于我们的报纸都是机关报，所以这些批评实质上包含着行政批评的意味。对政治的监督只是通过另一种传播——“逐级向上反映情况”（孙旭培，2004: 455）。其结果是不能达到有效监督的目的，甚至常常是南辕北辙。今天，为建立完善有效的监督机制、实现政治民主化，十分有必要对传播结构、领导层的信息结构与政治监督的关系作一番认真的辨析。

二 人际传播在政治传播中的弊端

就传播方式来说，人际传播是人与人之间口头的或书面的信息交流，较之现代化的印刷媒介、电子媒介，它传播的范围小、信息量弱，是手工操作的原始方式，不能满足政治监督的经常性、广泛性的要求。从传播过程、传播效果上来看，人际传播在监督政治的时候存在着难以克服的弊病。

人际传播具有传播渠道多、方法灵活、双向性强、反馈及时、互动频度最高等特性，是领导层获取信息的重要渠道（郭庆光，1999: 81-84）。许多政治决策是在领导层人际传播的过程中达成的（祝基滢，1983: 106）。但是，由于传播介质和形态的固有局限性，人际传播在信息传播中的缺陷也非常明显，并且，这种缺陷及其导致的负面效果在牵扯到错综复杂的多重利益纠葛的政治传播中往往进一步扩大。

（一）人际传播在传播内容上的弊病：信息保真性差，易于损耗和变异

人际传播中信息保真性差，美国心理学家巴特利特的试验发现，即使是同一个人，在相隔几天后或几周后，复述相同的故事时，也会不断地丢失细节。最后讲述的总是短于最先讲述的，甚至几乎不可辨认了，最容易错的是名字、日期、数字（奥尔波特，2003: 35）。奥尔波特在十一次试验的基础上发现，在五六次口头传播的过程中，即使在没有什么时间间隔的情况下，也有约70%的细节被忽略，丢失率保持不断下降的趋势，在早期复述中细节丢失的百分比更大（奥尔波特，2003: 45）。

现行政治组织结构中的人际传播链往往是多级的甚至是异常庞大与复杂的，而且在一般情况下，信息不可能在每级传播链接之间迅速及时地传递而丝毫不存在时滞。因此，在多级人际传播中信息保真度随着人际传播链的传递节节衰减，链接越多时滞越长保真性越差，衰减越严重。

中国属于典型的高语境（high context）传播国家，“即绝大部分信息或存于物质语境中，或内化在个人身上，极少存在于编码清晰的传递讯息中。”（霍尔，1999: 32-49）传播者发出的信息通常不是结构严谨、形式完整、意义明晰的，而是含混、模糊、费解的，其信息的真正含义往往隐藏在传播者说话的语气语调及其话语和文字的字里行间。无疑，这种高语境信息在多级人际传播链的传输中，其保真性的衰减更加厉害和严重。

此外，上述研究的结论是建立在实验室环境上的，信息的失真和衰减仅仅单纯是由于受试者的认知、记忆、习惯等生理、心理以及文化结构和性能造成的。而在现实政治语境中，传播者面临的情景非常复杂，传播者的态度、情绪、动机以及当下时机、目前的情势、未来的走势等等都会直接或间接影响传播信息的保真度。所以，在现实政治活动中人际传播的信息保真度会比上述情况更差，失真、变异的情况更严重。

（二）人际传播在传播过程中的弊病：传播链脆弱，极易波动和断裂

一般来讲，个体的传播能量，即其在传播和接受信息时可资利用的政治、经济、文化以及社会资源的总和，直接决定其传播和获取信息的数量和质量。但是，在具体的人际传播情景中，个体的传播能量主要决定其传播和获取信息的数量，而对其质量的影响是间接的、潜在的；其传播和获取信息的质量主要取决于架构和铰合人际传播过程的传播链的强度，即取决于传者与受者之间持续的互动和合意的强度。受者愿意提供信息吗？其提供的信息真实吗？正确吗？准确吗？完整吗？对于这些情况传者都不能完全操控自如，其传播链极易受到人为的干扰而波动甚至断裂，使其偏离甚至背离其意欲通联的对象和想要获取的信息。

而传播能量小的传者人际传播链则更是非常脆弱，如普通群众一般难以克服多重现实壁垒，将其人际传播链链接入政治组织高层的人际传播网，自由地面对面与政府高级官员交流。而且即使是链接入政治组织的普通群众，如试图将批评性与监督性信息依赖人际传播链层层逐级上升延伸至政治决策高层的人际传播网，扩散到政治决策高层的信息圈中的概率是非常小的，难度是非常大的，苟能成功，其代价也是巨大的。

在脆弱的人际传播链条中，不仅传播能量小的传者的处境无奈，想反映实际而不能；传播能量大的传者的处境也非常尴尬，想获取实情而不得。脆弱的人际传播链条极易受人为因素的干扰而波动甚至断裂。

众多的例子说明，在缺乏大众媒介监督政治的环境中，领袖与群众之间的传播链断裂的现象必然比比皆是。在这种情况下，领导人在位愈久，其信息结构必然与普通老百姓的信息结构的差别愈大，也就是愈加不合理。

（三）人际传播在传播情景里的弊病：情境因素干扰性强，易致谗言传播

人际传播都是发生在一定的情景之中的，所以非常容易受到谈话的时间和地点、传受双方的情绪感觉、心理状态以及传受双方的社会地位、亲疏关系等各类因素的制约。在政治传播中，一些别有用心之徒，就是伺机利用特殊的传播情景来实现其阴谋诡计的。

在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正在作报告批判“平反风”“翻案风”时，接到康生递来的一张条子，毛泽东随即看着条子说：“现在小说盛行，利用写小说搞反党活动是一大发明。”康生指的是李建彤所著小说《刘志丹》（工人出版社出版）。康生没有看过书稿，凭借超人的嗅觉断言：“完全是为高岗翻案的！”此时的毛泽东正在大谈阶级斗争、党内修正主义等问题，很快得出结论并予以高度总结：“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是要先造舆论，总是要先作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阶级是这样，反革命阶级也是这样。”于是，一场猛烈批判《刘志丹》的高潮被掀起。小说的写作被认为是有组织、有预谋的。在修改小说的过程中，习仲勋、马文瑞、贾拓夫等原西北革命时期的老干部提出过修改意见，被说成是：“习仲勋勾结刘志丹的弟弟刘景范和爱人李建彤，合伙炮制反党小说《刘志丹》。”

在没有任何事实证据的情况下，八届十中全会认定“习仲勋、贾拓夫、刘景范是个反党集团”，并成立专案组进行审查。据不完全统计，因此案受到牵连遭迫害者达万余人。“文革”爆发后，这批人受到严重的打击：贾拓夫（国家经委副主任）惨死在北京郊区，马文瑞（劳动部部长）被关押6年，白坚（一机部副部长）被揪斗致死，罪名是“为小说提供炮弹”。刘宗勉（湖南省劳动局副局长）受此案牵连，被沉河里淹死；高丽生（工人出版社社长）被肉刑折磨致死。该出版社的吕宁被打成内伤，周培林遭受电刑的折磨。而才华横溢的责任编辑何东栋，全家被赶到乡下，6口人每月只有60元生活费，母亲和两个儿子在贫病交加中惨死。连李建彤进行采访时为她带过路的普通群众王悦贤、刘景华也被迫害致死（刘建明，1998:56-67）。

康生趁着毛泽东“正在大谈阶级斗争、党内修正主义”等问题时，迎合毛泽东当时的判断和思路，借机进献谗言。康生的谗言为毛泽东正在强调“阶级斗争、党内修正主义”提供“反党活动”的“证据”，因此毛泽东仅凭一张纸条就断定了习仲勋“勾结”刘志丹的弟弟刘景范和爱人李建彤，“利用写小说搞反党活动”，从而造成了党史上一起重大的冤假错案，导致数十人毙命，上万人受到迫害。

（四）人际传播在传播结构上的弊病：依人际关系亲疏形成差序信息传播格局

政治组织中人与人的关系的格局原本是一种典型的团体格局，即人与人的关系是由其担当的职位和责任所赋予其的权力与义务所规定的（费孝通，2005: 30-31）。问题的复杂性还在于，我国传统的社会基础结构是一种差序格局，是一种“一根根私人联系所构成的网络”，“每个人都是他的社会影响所推出去的圈子的中心。被圈子的波纹所推及的就发生联系。每个人在某一时间某一地点所动用的圈子是不一定相同的。”（费孝通，2005:32,41）作为传统的社会基础结构的差序格局浸润到了社会各个层面的各类组织中，包括政治组织，它虽不是明文规定甚至往往是与明文规定相互冲突的，但潜在地发挥着支配性的作用。

这样，虽然在政治组织中人与人的关系都事先被组织章程规定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每个人责权分明，各守其职、各负其责。但同事间特别是上下级间的私人关系更为重要。往往不是组织规章而是这种极其模糊微妙的关系决定着人与人的关系，进而影响并决定着其担当的职责与其所拥有的权利。表现在政治组织内部信息传播方面，就形成了一种依人际关系亲疏而形成的差序信息传播格局：“思想开放者向趋向开放的领导人那里送文章、送材料，思想保守者就向趋向保守的领导人那里送文章、送材料，持两种思想的人群在各自的圈子里交换信息频繁，双方都觉得自己是理直气壮，而与对方沟通少。”（孙旭培，2004: 454）以人际亲疏关系为基础的差序传播格局，强化了政治组织中以人际关系亲疏形成的内部小团体（俗谓“圈子”）的内部认同性和对外封闭性。“圈子”内部信息交流活跃，但对外则壁垒森严，“圈子”之间相互守口如瓶，不相往来。

真理越辩越明。正确的决策通常是在不同甚至对立的思路、观点、意见的交流与交锋中产生的。但在差序传播格局中这种交流断绝了，即使有交锋，也沾染上了人际斗争的色彩。基于差序传播格局中高度同质化信息做出的决策，往往不可避免地造成原本可以避免而后果又不堪回首的决策盲点与决策误区。在非常时期，差序传播格局也是我国党史上许多党内斗争悲剧的重要原因之一。

虽然，为了确保群众与政府、基层与机关、地方与中央信息交流的畅通，我国政府建立了群众向上级政府反映问题与情况的信访制度，以及上级政府官员了解基层组织的工作和活动、群众生产生活困难与实情的检查和视察制度。但这种制度架构下的信息交流则直接建立在人际传播和组织传播的基础上，无法有效地克服人际传播与组织传播模式固有的内在缺陷，所以常常造成上情未能下达，下情不能上通，上下信息流通的不畅和阻塞。

三 组织传播在政治传播中的弊端

组织具有部门分工专业化、职务岗位责任化、系统科层制等结构特征，组织的结构特征在保障组织目标明确、系统结构、行动协同的同时，也给组织带来部门条块分割化、职务岗位本位化、科层结构官僚化等弊端（郭庆光，1999: 100）。组织传播的特征是由组织结构的特征决定的。组织结构内在的弊端决定了组织传播在组织内传播与组织外传播两个层面上自身无法有效克服的固有缺陷。

（一）组织内传播形态的弊端

组织内传播的主要方式有会议和内参。

1．会议

会议是组织进行传播与决策最常用方式之一，“其优点是传播面积大、面对面的会场气氛能使与会者集中精力关注特定的问题。”（郭庆光，1999：104）

但是，矛盾总是辩证地存在，会议的突出优点在一定机制和情境下会转化成群体思维（groupthink）。群体思维指的是“当人们深深地融入到一个具有很强凝聚力的内部集团，并且他们追求一致性的努力超过了现实地评估其他可能的行动方案的动机而陷入的一种思维方式”，并且为了防止相反意见以及不需要的信息冲击群体和它的领导，群体思维会产生思想上的自封状态（小约翰，1999: 513）。“在凝聚得非常紧密的具有团体思维特征的团体里，趋于一致性的压力会导致决策盲点。”（米勒，2000: 159-160）在开会群议的过程中，由于与会成员的身份地位差异以及成员之间面对面的紧密互动极易形成群体思维。

在我国集中有余、民主不足的“家长制”式政治组织结构和唯领导是从的“一言堂”式政治思维模式中，更容易形成围绕领导意图和领导意志的群体思维模式，并且，不同于西方的是，这种群体思维具有更强的刚性和更大的约束力。

1959年庐山会议初期（7月2日-16日），气氛轻松、融洽，正如毛泽东说的那样“有点神仙会的味道”。白天开会，晚上看戏、看电影、跳舞。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当彭德怀问周小舟：“你们小组对国内形势讨论得怎么样？”周小舟说：“不怎么样。讨论不容易展开。”周小舟谈到小组会上发言时说，只要一谈缺点和问题，就会被人打断（《彭德怀传》编写组，1999: 587,594）。

在“英明领袖领导下的国内形势一片大好”的群体思维的制约和压力下，“群体在收集和注意可获取的信息时有高度选择性。成员们比较倾向于注意那些能支持他们所赞成的计划的信息。”（小约翰，1999: 512）少数人的意见，即使是正确的意见，也得不到表达。与会群体不再考虑原先不为大多数人所赞成的解决方法。周小舟等少数人的意见不仅很快被多数派，也被原先抱支持态度的人忽略、抛弃。

其实，当时许多与会者是知道国内紧张局势的（余广人，1999）。群体思维聚集的直接压力使成员不敢发表相反的观点（小约翰，1999: 513）。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召开的庐山会议是我国现代化建设历程的转折点，之后的一段时间里中国现代化建设陷入了漫长的曲折和反复的历史歧途，付出了惨痛而沉重的代价。

2．内参

内参，是政府的各个部门和各新闻单位采编的供领导层参阅的定期印刷物（孙旭培，2004: 461）。许多人认为，内参是党内信息传播的“一大优势”和特色。一些重要、重大但被认为不宜公开传播的信息，尤其是那些事关重大或影响恶劣的负面新闻，可以借由内参传播至决策者手中。内参确实也传输了一些负面的反馈信息，起到了一定的监督作用，但是它的作用是有限的。

1959年9月3日到11日，新华社《内部参考》接连登载了三篇文章：《驳国民经济比例失调的谬论》《驳全民炼钢铁人民公社化造成市场紧张的谬论》《关于〈驳国民经济比例失调的谬论〉一文的讨论》。三篇文章异口同声否定国民经济比例失调，认为有也是个别的。其中一篇出自国家统计局，该文引用浮夸的数字并断言：“在1958年生产大跃进的基础上，国民收入，人民生活，积累均有很大的提高。”“特别是广大农民的生活水平提高得最快。”（《彭德怀传》编写组，1999: 587,661）

事实上，当时中国广大农民的生活水平陷入新中国成立以来最贫困、最悲惨的境地。仅河南信阳县，这个原本富庶的江淮鱼米之乡，一地就饿死100万人以上（郭国松，2006: 272-282）。

正如杜导正所说：1960年、1961年，大跃进的闹剧酿成悲剧，成千上万人饿死了、饿浮肿了，而新闻机关新闻记者的公开报道甚至内部参考，却依然是莺歌燕舞歌舞升平（杜导正，1999）。毛泽东就曾说，把我们的工作描成一片黑暗是完全错误的，要注意不要把《内部参考》办成“谴责小说”，谴责小说在文学史上向来是得不到好评的（孙旭培，2004: 461）。

即使今天，我党进入中国历史上迄今政治最民主、政事最清明的时期，媒体记者采写内参反映社会情况的阻力也是相当大。2001年，新华社总编辑南振中在新华社国内分社年轻记者业务培训班座谈会上说：“大家谈到采写参考稿件的阻力，这不是短时间里能彻底解决的问题。”他认为，当前内参工作的阻力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个是改革开放以来逐步形成的新的利益格局，包括条条的利益、块块的利益、地方的利益；另一方面与“官本位”思想紧密相连，跟干部的升、降、转紧密相连（南振中，2003: 31-37）。新华社尚且如此，遑论其他媒体。

内参对于党报执行大众传播的信息传播功能来说，即面向最广泛的民众及时地传播最新的信息，内参的信息不公开传播，是履行“内部”信息传播功能。而就党政组织内部而言，内参只是内部组织传播的一种方式和途径，必然遵循组织传播的既有规范，受制于组织传播的现有语境。内参并不能超越组织规范和章程，跨越组织传播管道内由各级领导或负责人“把关”的层层“关隘”，把信息从信源地直接传输到最高决策层，而让信息无衰减、无变异。

（二）组织内传播机制的弊端

由于我国政治组织的“家长制”体制，使得各级官员的升、降、转完全取决于上级领导的考察和选拔，而不是基层民众的民意与选举。对于基层官员的政绩，置身其中的民众了解得最清楚、体验最深刻，但民意往往无法影响其升降迁转；上级领导主要是通过基层官员自己口头或书面汇报泛泛了解其政绩，而且上级领导可决定其仕途的走向和前程。因此，一些官员通过浮夸虚报数字数据“造”政绩“信息”给上级看，而不是为民众踏踏实实“干”出政绩。

国家级贫困县湖北省丹江口市1992年GDP为8.2284亿元，1993年猛窜到16.1161亿元。此后，更是连年翻筋斗，1995年的GDP达到38.5502亿元，财政收入1.75亿元，分别比上年增长了35.2%、70.4%，丹江口市宣布“全面脱贫”。1998年，丹江口市年报GDP为82.6亿元，财政收入2.85亿元，获湖北省“十强”县称号。1999年底，数家媒体聚焦丹江口市，揭穿了当地骇人听闻的统计数字造假黑幕。2001年，有关方面做出权威统计，丹江口市2000年GDP和财政收入分别比1998年缩水50%和40%，仅相当于1995年水平。丹江口市在获“十强”县称号两年之后，又申请重新列入国家扶贫开发重点县市名单。而此时，假造统计数字的前丹江口市委书记张二江从“数字政绩”中获益最大并已经被调往省直管的天门市任市委书记（黄广明，2002）。

政绩信息造假除了由于组织内部传播渠道缺乏监督导致基层官员利用政绩信息造假之外，上级领导面对基层汇报的政治经济信息常常采取“选择性耳聋”的态度也是造成这种现象的重要原因。“家长制”下领导群体在收集和注意可获取的信息时有高度选择性，他们比较倾向于注意那些能支持他们所赞成的计划信息（小约翰，1999: 512）。正如1959年7月，彭德怀在庐山会议小组会议上所言：“解放以来，一连串的胜利，造成群众的头脑发热，因而向毛主席反映情况只讲可能和有利的因素。在大胜利中，容易看不见，听不进反面的东西。”（《彭德怀传》编写组，1999: 588）

各级官员政绩信息造假和上级领导“选择性耳聋”互为因果。为迎合上级领导的“选择性耳聋”，各级官员编造虚假的、不实的、夸大的政绩信息；听惯了下级和基层官员汇报的“突出”政绩，上级领导更听不得下面“形势严峻”的情况，“耳聋”得更重了。两者互为因果并相互作用加重了这种恶性循环，最终形成了一种正反馈即政绩、负反馈即失职的畸形政治组织传播的动力机制。

在湖北省监利县棋盘乡党委书记李昌平给总理写的信中反映出这种正反馈即政绩、负反馈即失职的畸形政治组织传播动力机制是一种普遍现象。他痛陈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谎言讲一百遍便像真理。现在真话无处可说。上级领导只听农民增收就高兴，汇报农民减收就批评人。有典型，无论真假，就记录、就推广。基层干部察言观色，投领导所好，到处增产增收，形势大好。所以真话也听不到了。如果有人讲真话、实话，马上就有人给扣上帽子‘政治不成熟，此人靠不住’”。李昌平浩叹：“现在作为一名农村基层干部不出假典型，不报假数字，不违心说话，不违心做事，做实事求是的干部太难，太难啊！”（黄广明、李思德，2000）

正反馈即政绩、负反馈即失职不仅是种普遍现象，而且还形成了一种显而易见是不合理的，但人人又不得不遵守的“潜规则”，破坏这条“潜规则”的人，即不出假典型，不报假数字，不违心说话，不违心做事，做实事求是的人，就会被清理出局。李昌平本人的后来政治际遇再次证明了这点。李昌平因为向总理“说了实话”而被地方官员认为是“政治不成熟，此人靠不住”被迫调离监利（酱香老范，2008），并且最终脱离了政治系统。

上述反映这种畸形组织传播动力机制的案例不是历史往迹，也不是现实特例，而是具有普遍意义的典型事件。它们反映出这种正反馈即政绩、负反馈即失职的畸形政治传播动力机制在我国从新中国成立到现在、从中央到基层所有的政治组织传播中都存在过也还都存在着，只是程度不同而已。因为，这种畸形的政治组织传播动力机制只是政治组织行为动力机制的弊端和缺陷的投影，只要组织行为动力机制弊端和缺陷没有得到修正、弥补，必然会造成这种畸形的组织传播动力机制。

（三）组织传播结构的弊端

政治组织部门条块分割化、职务岗位本位化、科层结构官僚化等结构性弊端致使政治组织传播中存在一种结构性缺陷：纵向传播频繁，横向传播匮乏；下行传播频繁，上行传播匮乏；组织系统内部纵向传播频繁，组织系统之间横向传播匮乏；组织系统内部纵向传播又表现为下行传播频繁，上行传播匮乏。

政治组织部门条块分割化、职务岗位本位化使得同级各个政府职能部门除本职工作外，不注重相互之间的横向信息交流与传播。当下社会事务管理中存在的“多头管理”和“三不管”即是这种组织系统间横向传播匮乏的典型表现。各个政府职能部门要么都来伸手、管理重叠，要么无人问津、相互推诿。当然这种现象产生的原因是错综复杂的，但是组织系统间横向传播匮乏是其重要原因之一。

而在组织系统内部，权力越集中，管理越独裁，越不注重信息的上下之间的双向交流与传播。在独裁专断的领导人管理的组织中，只有明确、有力地对下级下属下达要求，几乎不存在下级下属上行传播能影响、制约领导决策与施政的信息。由于前文分析所述的畸形政治组织传播动力机制，造成真的有了上行信息也往往会被曲解（小约翰，1999: 549）。

由于不同组织的利益和职能各异、观点和视界方殊，组织间的信息横向传播能够从某个方面或在一定程度校正和补益组织系统内部由于下行传播频繁，上行传播匮乏而造成的信息漏洞和决策盲点。但问题的麻烦之处就在于，我国政治组织传播的另一个结构性缺陷是，组织系统之间的横向传播匮乏。这样，系统内部信息传播存在的缺陷反而因系统间信息传播存在的弊端而放大了，造成了系统间相互影响但各个系统都无法自行根本解决的结构性弊端。

四 优化领导层的信息结构：传播系统的紧密耦合

民主政治下的大众媒介几乎传播了一切社会公众所需要的信息。大众传播由于公开、广泛、及时，传播内容受社会监督、受法律和社会公德约束等特点，在政治传播中可以避免和弥补人际传播与组织传播的缺陷与弊端（孙旭培，2004: 462）。如前文中所述的湖北省丹江口市统计数字造假等都是在大众传播的曝光后而真相大白于天下的。

但是，基于社会环境、组织制度架构、经营运作机制、采写编播流程等内外因素，尤其是在我国当前的媒介生态中，大众传播仍具有诸多弊端：传播者专业化水平较低；传播媒介的生死取决于政府审批而非现实需求；传播内容中存在着观察思考短视、采写框架片面、虚假有偿新闻；单单视受众为消费者、唯视听阅读率是瞻；等等。仅依靠大众传播，决策者也无法建立一种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化的信息结构。

假如人际传播、组织传播、大众传播在政治传播中能够充分发挥其正面功能，避免任何负面功能，三个传播子系统仍然无法单独承担领导层获知决策与施政信息的需求。面对异常复杂瞬变的决策环境，个人和社会组织是通过“最小多样化法则”（law of requisite variety）来控制决策信息环境，即“当控制对象是 [信息] 环境的时候，为了有效地实行控制，需要具备至少与信息环境多样性（复杂性）程度相同的多样性（复杂性）的[传播] 体系”（Ashby, 1960/2002: 96）。政治组织领导层只有依靠整个社会传播大系统，包括人际传播、组织传播和大众传播等三个子系统，才能准确及时地获取充沛的决策与施政信息。因为，从结构-功能分析的视角来看，人际传播、组织传播、大众传播之间的区别不仅是传播主体、对象、范围、介质、方式的不同，而是其三者的结构—功能上存在着本质差异。人际传播是旨在满足个人需求的微观层面的信息传播活动；大众传播是旨在满足社会体系的功能性重要条件的宏观层面的信息传播活动；组织传播是介于两者之间的旨在满足组织需求的中观层面上的信息传播活动。从微观到宏观的信息传播活动是相互关联而非连续的过程，每个层面的信息传播活动都与其他层面紧密关联互动，但也存在断层，任何一个层面也都无法完全满足其他层面的信息传播活动需求。因此，三个传播子系统都无法单独承担领导层获知决策与施政信息的需求。所以，三个传播子系统的耦合程度决定了领导层信息结构的合理化程度。当三个子传播系统紧密耦合时，即信息能够在系统内部自由流动，在系统之间充分交流时，领导层信息结构就趋于合理化。反之，当三个子传播系统松散耦合时，即信息无法在系统内部自由流动，且在系统之间相互隔绝时，就会导致领导层信息结构的失衡和紊乱。

传播系统的松散耦合和领导层信息结构的失衡在我国政治传播中主要表现为：未能全面认识到大众传播在政治传播中的正面（顺）功能，对其片面使用未加以充分利用；又忽略了人际传播与组织传播在政治传播中的负面（逆）功能，对其过于倚重。同时，还弱化了三个子传播系统之间的信息耦合程度。最终导致领导层获知的信息量似乎极大，社会各个层面各种情况无所不知，但信息结构极不合理，领导层获得的正面（正反馈）信息极多，负面（负反馈）信息极少。因此，在我国目前的政治传播生态下，尤其应该注重的是充分发挥大众媒介在传播负反馈政治信息中的作用。

只有在三个子传播系统紧密耦合时，方能构建一个信息及时、全面、准确的社会传播结构，领导层的信息结构也才可能是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化的，也才可能在这个信息川流不息且瞬息万变的时代，“弄清情况”，做出正确决策。

回到本文开头的话题，我国大众传媒理应既传播推行政治的信息，又传播监督政治的信息，两种使命一肩挑，只是不同的媒体各有侧重罢了。“可以预言：大众传播媒介监督政治实现之日，我国的政治民主化将出现一个质的飞跃。”（孙旭培，2004: 130）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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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李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