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忧患意识与乐观精神的辩证统一：历史意识的整体基调

无论是对于作为个人知识谱系与参照坐标的历史，还是在对于历史的诗性把握当中，就谢冕来说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尽管他可以对于历史提出质询与批评，但其前提是他从来都是相信历史、尊重历史的。因此一种完整的历史意识，在他的批评与学术研究中是贯穿始终的，而这种历史意识的整体基调，就是与历史态度相联系着的忧患意识与乐观精神的辩证统一。惟其尊重历史，才从百年诗歌与文学的历程中归纳出“忧患”的中心主题；惟其相信历史，才使其无论在何种情况下，无论诗歌与文学遇到了怎样的阻厄与困境，都始终对于未来保持乐观的态度。

百年中国诗歌与中国文学的命运，是与这一个世纪的中国历史密不可分的，不理解这一段不平凡的历史，也就无法理解这一百年的诗歌与文学走过的艰危曲折的道路。19世纪中叶以后，清王朝的帝国大厦在积重难返、日渐倾颓的情况下遭遇了世界列强侵凌，内忧加上外患，不仅证明着封建体制走到了尽头，而且面临着民族存亡的大问题。从那时起，这样的问题横加在志士仁人尤其是知识分子的心头，成为难以愈合的大创痛。在当时，救国图强无疑是时代的主题，不过“在那些艰难的年月里，中国人在思考如何拯救民族危亡这一生死存亡的大事的时候，几乎同时的，也在思考诗和整个文学的变革的大问题。这虽是两个不同层面的思考，却非常紧密地、互为因果地联系在一起”。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一方面固然出自诗歌与文学自身的发展所面临的困窘，但更重要的也更直接的原因，是现实因素的激发与促动。维新人士希望用诗歌与文学改造社会、改造人心，也就是说，要将它们用作传播新思想、唤醒民众的宣传工具。这是当时的一种普遍期待，诗歌与文学的变革作为中国社会改造与社会革命的一个组成部分，其文化身份与文化地位就这样被确定下来。中国一个世纪以来忧患不断，诗歌与文学在历史总体格局中的这种身份地位，也就不断地被延续与强化，而诗与文学的本体观念与价值观念，实际上也就在这样的趋向中被定位。在这样的情形下，诗歌与文学的内容必然被时代之伤、民族之痛所充斥，“忧患”成为诗歌与文学中压倒一切的主题。

作为谢冕对于百年文学与诗歌的基本判别的“忧患”主题，它的过量书写与过度强调，存在着使诗歌与文学承载过重与丧失自身的危险。谢冕讲到，近代以来，一些激进的知识分子认为文学可以救国，而到了20世纪60年代，另一种意义上的激进人士又认为文学可以反党、反社会主义，以至于亡国亡党。这二者对于文学的作用的认识，虽然有正面反面之分，但是他们共同的一点就是把文学神化了，赋予了文学以其自身根本不可能承担的功效。同时，他们虽然将文学的功用进行了如此的夸张，但究其实质，却并不是对于文学的真正尊重，因为他们最终仅只将文学当作一种工具来看待。在这样的情形之下，真正受到损害的是文学自身，文学本身的性质与规律，它作为艺术的美学特征被无视被忽略了。中国新诗在经历了最初10年的繁荣之后，大概从30年代起就逐步走上了这样一条越来越狭窄的道路。到了1949年之后，这样的状况达到了极致：1949年前尚存在的不同流派、不同地域上的风格多样性消失了，被泯同于整齐划一的意识形态标准之中，诗歌与政治的简单应和与从属关系被强调到无以复加，以至于可以说新时期以前的“当代诗歌的历史，几乎就是诗歌为政治服务的历史”。诗歌因此必然在这种大规模的“标准化”工程中，在虚假的表面繁荣背后，实质上萧条与沦丧了。真正的创造停止了，剩下的是文白混杂的僵化形式与空洞浮夸的颂歌内容。新诗不仅丧失了自身，而且也走向了与五四以来的诗歌革命背道而驰的现代性趋向的反面。

因此，另一方面，沉重的“忧患”主题负荷之下的诗歌与文学，也存在着与中国古典的旧文学、旧文化合流的深层危机。从文学观念与价值取向上讲，“近代以来的文学救亡思想与中国传统儒家治国齐家平天下的思想，‘文章乃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的思想，在根源上就已联合。一旦社会发生动荡，中国文学的这种根本习惯便自然抬头。新文学与旧文学在这点上具有同一性”。基于此，中国的新文学形成一方面不断地建设，一方面又在不断地自毁的局面，而造成这种局面的因由，一方面是外力的强加，而另一方面却也是文学自身与社会进行调节的结果：反传统的新文学总是在历史的转型期或是被迫迎合或是自觉配合了非文学的要求，获得了独立与自由的文学不时要为社会放弃独立与自由，这是百年中国文学的最大悲剧。在这里，谢冕得出其令人动容的结论，那就是承载了“忧患”主题的文学，在充当改造社会的先锋角色的时候，同时也充当扼杀异端、扶持因循守旧势力的同犯角色。这种两面角色是孕育于旧文学的母胎中时就带有的遗传基因。仍以新时期之前的当代新诗而言，高涨的政治热情挤走了新诗的现代精神取向与文学革命的艺术积淀，为诗歌古典形式的简陋复辟腾出了空间。这种状况发展到后来，形成了以华靡浓艳的程式化语言与讲究严格工整的骈偶与对仗为特征的“新时代的庙堂文学”。中国新诗至此走上了绝境。

一百年来的时代忧患，把中国诗歌与文学带入空前曲折的歧途，同时它也给中国诗歌与中国文学带来了空前的厚重与严肃。以上所讲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从另一角度来看，这也未尝不是一件幸事。在谢冕看来，百年中国的忧患连绵不绝，忧患主题以各种方式在百年文学中得到接续与继承，这样的文学因而成为拒绝抒情、欢乐退场的文学，成为悲情的文学、苦难的文学。正如古来所言，悲情与苦难作为文学的最好的滋养，造就了一个世纪的文学的丰富，“从这点看，近代以来的内外苦难的夹攻与袭击，却是中国文学的福祉”。因此，谢冕不仅给予了忧患的文学、诗歌与忧患的主题以历史的地位，同时他还要求今天的诗歌与文学从忧患意识的角度进行必要的承担：

一百年来文学为社会进步而前仆后继的情景极为动人。即使是在文学的废墟之上我们依然能够辨认出那丰盈的激情。我们希望通过冷静的反思去掉那种即食即愈的肤浅而保留那份世纪的忧患与欢愉。文学若不能寄托一些前进的理想给社会人心以引导，文学最终剩下的只能是消遣和涂抹。即真的意味着沉沦。文学救亡的幻梦破灭之后，我们坚持的最终信念是文学必须和力求有用。

不过，诗歌与文学的“承担”与“有用”，不再是要求它们去承担那些它们根本无法承担的现实功用，不再是要求文学拯救危亡，而是要求文学承担起“拯救心灵”的责任。诗歌与文学的领地是心灵。在这里谢冕仍然坚持一种启蒙的立场：他认为开启民智、重铸民魂或者直接就叫作“改造国民性”的问题，今天依然存在。在新的环境之下，要求于诗歌与文学的，是阻止人向着世俗的泥塘无限度地下滑，诗歌与文学理应为恢复人的尊严与高雅而抗争。

对于谢冕这一代知识分子来说，他们所描绘所阐述的历史是单纯的，但也是神圣的，它已经实实在在地织入他们作为个体的成长历程与人格结构，他们也还没有学会与自己的研究对象彻底区分开来的机巧，更不会以嘲弄、戏谑的态度对待历史。历史的忧患就是他们的忧患，历史的欢愉就是他们的欢愉。只要历史没有终结，他们永远不会以颓废、绝望的态度面对历史。因此，无论是谢冕对于百年来诗歌与文学的“忧患”主题的反思，还是要求诗歌与文学对之进行的再次承担，在对于既往历史保持了足够的尊重与严肃的同时，其中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贯穿于其中的历史信念：相信历史、相信未来的乐观态度——这其中自然也包含了对于诗歌与文学的信念。

在本章看来，这种对于历史的乐观态度，其内涵至少包含以下两点：第一，谢冕他们相信，历史虽然有时可以撞入歧途、偏离正道，但是最终必将被引入通衢大路，也就是说，历史是可以“回归”与“修复”的。出于这样的观念，在当年“朦胧诗”的论争中，谢冕除了针对“新诗走着越来越狭窄的道路”的迷失方向的历史现状的批评之外，作为同一个问题的另一面，就是将“朦胧诗”的“崛起”运动视为对于五四传统的“回归”与“修复”，在《失去了平静以后》一文中，极力为“朦胧诗”的情感上与艺术上的正当性进行辩护。“朦胧诗”的“崛起”无疑强有力地激发与强化了谢冕的历史信心与乐观态度，这一点从根本上影响着谢冕对于此后20多年的当代诗歌发展的历史态度与基本判断。第二，谢冕确信历史本身是无限开放的，在这种指向未来的无限过程中，不存在历史的终点。20世纪80年代中期，“后新诗潮”出现以后，谢冕将其放入历史发展的开放视野与动态过程中来考察：“诗歌的动态结构作为一种秩序被确认之后，这只受到社会的发展力抽打的陀螺不会骤然停止它的旋转——只要作为运动的现代化的内驱力不消失，诗的任何层次的变革都不具有‘最后’的性质。”在历史的无限展开中，谢冕指认了“后新潮”诗歌作为诗坛多元生态的组成部分的合法性，并对其未来抱以乐观的希冀：“只要诗的生命力没有萎缩，多元结构就不会解体。那么，在纷呈杂现的中国诗中保留一种、若干种‘古怪的极端’或‘极端的古怪’，当然不会是暂时的现象，甚而可能会是永恒的现象。当然，永恒依然不是唯一。对于那些怀疑的目光，我们的回答是：你们有权利困惑，但你们没有理由忧虑！”当然，后来的历史不仅证明了这种乐观的正确性，而且显得当时的估计甚至有些过于保守。

谢冕坚持诗歌与文学对于“忧患”适度承担的要求，并且始终以乐观的姿态面向历史，但是历史的现状并不总是让人乐观。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中国社会生活的全面转型，诗歌写作状况也再一次发生了深刻的变动：思潮性的事件没有了，轰动性的效应沉寂了，诗歌走向个体的内心世界与平凡普通的日常生活的开掘与书写。虽然也有诗人强调诗歌与历史的关联，但从总体上讲，即便是这种意义上的“关联”，也不再可能对于诗歌以外的东西进行什么承担，它最多只有主题学上的意义。它与谢冕所理解的诗歌与历史忧患的关系，已经完全不同。在这样的情况下，谢冕的忧患意识与乐观精神相统一的态度，使得他对于90年代以后诗歌基本状况的看法是一种“辩证”的判断：丰富而又贫乏的年代。谢冕以其一贯的乐观态度，肯定90年代以后的诗歌在主题开掘与诗歌内涵等方面的“丰富”，但是在大量的诗歌表现出的对于历史的隔膜与对现世的疏离中，在与过去的惯性的决裂的巨大热情中，他认为也存在着刻意回避与隐匿“忧患”主题的倾向，从而诗歌也因此陷入了“丰富之中的贫乏”。在这里，谢冕没有着意批评什么，他对于“理想的星火”仍然不无信心，但是，看得出来，谢冕先生不无内心的犹疑与困惑：

我们曾经自觉地让文学压上重负，我们也曾因这种重负而蒙受苦厄。今天，我们理所当然地为文学的重获自由而感到欣悦。但这种无所承受的失重的文学，又使我们感到了某种匮乏。这就是这个世纪末我们深切感知的新的两难处境。

这不仅是谢冕一个人的困惑，也是留给我们大家的世纪难题。我们应该感到幸运的是，它在谢冕那里又一次被敏锐地感知，并且得到了刻写着丰盈的历史意识的无所顾忌、直抒胸臆的明晰表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