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乡土与城镇：中国社会的整体结构

从美国归来的5年（1944～1949年）是费孝通在学术上的黄金时代。在这5年时间里，费孝通陆续发表了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一些作品，如《乡土中国》、《生育制度》、《乡土重建》、《皇权与绅权》等。费孝通最重要的一些理论也在这一时期提出。在《乡土中国》里，费孝通提出了我们所熟悉的“差序格局”概念，在《乡土重建》与《皇权与绅权》中则提出了绅士与中国社会“双轨政治”的理论（城乡关系包含在这一理论脉络里）。“差序格局”概念是对中国乡土社会社会结合原则的概括和总结（尽管后来人们越来越认为不仅中国乡土社会而且整个中国社会都适用这个概念），而有关绅士与城乡关系的理论则是对中国整体社会纵向结构的描述。

这也似乎体现了美国之行对费孝通的影响。第一，费孝通开始了有关中国社会与文化整体上的理论构建，也就是说，基于此前的调查与研究，费孝通认为可以试图提出一些理论假设来概括和总结中国的社会结构特征。按照费孝通（1985: 90）本人的说法，这是他个人学术的“第二期工作”，“第二期工作是社会结构的分析，偏于通论性质，在理论上总结并开导实地研究”。这一说法似乎就是前文所引雷德斐尔德观点的翻版，即从实地调查中提出理论，然后又用理论“开导实地研究”。这种“开导”一方面是用理论指导实地调查，另一方面是通过实地调查检验理论假设，从而建构从理论假设到经验验证的研究范式。第二，费孝通也开始越过乡土社会思考一个文明社会的整体构成，也就是说，他意识到在中国这样的复杂社会，在乡土社会之上还存在城镇社会及其文化，因此不仅需要关注横向的人与人之间组织与结合的原则（“差序格局”），也需要探讨纵向的立体关系结构（“城乡关系”），这才是对中国社会整体结构的完整认识。

事实表明，费孝通这一时期的主要著作的确受到了雷德斐尔德工作的激励与影响。费孝通的第一项工作是写了《乡土中国》这一著名的著作，这本书最初是费孝通“乡村社会学”的课程讲义，1947年在报刊上陆续发表，1948年正式结集出版。20世纪80年代，阿古什曾经在没有直接材料的情况下，猜测《乡土中国》可能受到了雷德斐尔德的影响，因为“民俗社会各种特点在书中都可看到”（阿古什，1985: 114）。事实上，费孝通在1948年9月写给雷德斐尔德的信里直接提到了这一点：

 

我已经阅读了你的“乡土社会”的文章，事实上我也在我的新书《乡土中国》中使用和发展了你的观点，这本书在中国发行已超过8000册。

 

雷德斐尔德的文章《乡土社会》（“Folk Society”）发表在1947年1月号的AJS上，这一文章也是雷德斐尔德对他前期提出的“乡土社会”概念所做的精致的概括和总结。在文章中他对“乡土社会”的社会构成原则进行了概括性的探讨：“乡土社会”是作为与“都市社会”对立的一极提出来的，它的典型存在于无国家、无文字的“原始”社会或者远离都市的乡村社会，随着乡土社会向都市社会一极的靠近，“乡土社会”的特质越来越少，而“都市社会”的特征越来越多。因此，雷德斐尔德的“乡土社会”是一种“理想模式”的概念，它的意义在于将现实中的具体社会与这一“模式”进行比较从而看这个社会的变迁程度。

费孝通认为《乡土中国》与雷德斐尔德的《乡土社会》有着类似的一些特征。《乡土中国》一书所谈到的中国乡村社会的封闭、去文字化、同质性、对土地的眷恋都与《乡土社会》的描述相同，事实上，他本人也认为《乡土中国》与雷德斐尔德的《乡土社会》有着平行关系，甚至他所给出的英文译名也是与“Folk Society”对应的Folk China。不过，《乡土中国》不是《乡土社会》的中国版，费孝通的《乡土中国》概括了中国乡村社会的共同特质——包括他此前调查或将要调查的所有社区类型。在1948年写给雷德斐尔德的另外一封信里，费孝通谈到了他在该书里的独特发现：

 

我已经用中文写了一本关于中国乡村的小书，这本书事实上也可被称为一项中国文化模式的研究。但我并不像本尼迪克特那样从民族性方面处理我的材料，而是偏重于结构分析。在第一部分，我分析了社会关系的一般模式，认为中国是“差序格局”（亲属的模式），西方是“团体格局”（成员平等）。从这一差异性出发，我发展出中西方道德模式上的不同：（西方）普遍的爱与（东方）系于私人地位的偏爱。在该书后面的部分我区别了权力的四种类型（横暴权力、同意权力、教化权力和时势权力），并且相应地给出了中国乡村社区传统的四种形式。在你们到达之前，我打算将这些文章翻译成英文，我也期待与玛格丽特和你一起将它发展成一本真正的著作。

 

从中我们了解到，在费孝通眼里，这本书最有价值的观点是他所总结和概括出来的“差序格局”概念、道德模式上的中西差异、四种权力的存在与区分，费孝通认为这是多样化的中国农村社区背后共同的社会与文化基础，是贯穿在江村、禄村、易村、玉村等不同类型的社区之中共同的社会逻辑。也就是说，虽然都是在处理文明社会内乡村社区的差异性与多样性问题，也都受到对方的激励与影响，但他们的观点与方法仍然有所不同：费孝通是在寻找中国社会与文化的共同特质，而雷德斐尔德则试图建立一个人类社会的普遍性模式。

费孝通的第二项工作——有关城乡关系的研究——更是直接源于雷德斐尔德的推动。20世纪80年代，费孝通再一次追溯他当年与雷德斐尔德一家交往时所受到的启示。

 

我在美国从事编译时经常接触雷德斐尔德（Redfield）社会人类学教授的一家人。他是芝加哥社会学派奠基人罗伯特·派克（Robert Park）的女婿，也是接班人。他和我不谋而合也主张微型分析，但是他后来也感到研究一个文化较高的农民社区，应当注意到这个社区在经济上和意识形态上与城镇的联系。这就对我过去的方法指出了不足之处了。对中国农村的调查不能限于农村，因为在经济上它是城乡网络的基础，离开了上层的结构就不容易看清它的面貌。在意识形态上，更受到经济文化中心洗练过用来维持一定时期的整个中国社会的观念体系所控制。这里存在着一个立体的上下关系，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但是怎样在微型分析的基础上来进行这方面的调查研究，当时我并没有真正解决。（费孝通，1999d: 36）

 

不过，上述表述似乎也并不确切，事实上，在《江村经济》一书中，费孝通就不再将中国农村视为如传统部落社会一样自给自足、静态的封闭体系，而是视其为更大社会体系中的一部分。只是他当时将视角更多地放在村落的经济方面：在江村，不仅许多消费品来自村落外社会的供给，他们自身生产的产品也需要拿到村落之外交换。由于人多地少，他们需要有家庭手工业才能维持生计，尤其是蚕桑业已成为农户家庭最重要的收入来源，而收入的多寡又取决于此时的国际生丝价格——他们事实上已是世界经济体系中的一员。在这一过程中，集镇便成了村落社会与外界社会交换的重要节点。基于江南地区特有的水上交通，村落与村落之外更广阔的社会通过集镇连接在了一起。在云南三村中，除了禄村能在农业上自给自足，易村与玉村都依赖于与外界社会的交换。因此，经济交换这一话题在费孝通的民族志中并不新鲜。

但显然，正是雷德斐尔德让费孝通明确地意识到，中国乡村与城镇的联系不仅仅体现在经济方面，同时还体现在政治、社会、文化等方面。中国乡村社会只是更大的社会体系的一部分，要了解中国社会整体上的构成，仅仅在乡土社会这个层面上是不够的，即便穷尽了中国乡土社会的所有类型也不能完全认识中国社会的整体结构，因此，要把中国乡土社会置于国家、市场所构成的更大的社会体系之中来纵向、立体地考察，才能获得对中国社会的整体认识。这样一来，城乡关系以及连接城乡之间的士绅就成为重要的研究对象。1946年，费孝通在AJS上正式发表《农民与士绅：中国社会结构及其变迁的一种解释》一文，表述了他在这一问题上所做的初步思考。1947年，费孝通陆续用中文发表了《乡村·市镇·都会》、《论城·市·镇》、《基层行政的僵化》、《科举与社会流动》等文章。为了回应那些文章引发的争论，也为了让研究更深入，1948年上半年，费孝通与历史学家吴晗在清华大学共同开设“社会结构”讨论课。该课程参与者撰写论文，然后拿到课上宣读并加以讨论，课程的成果在1948年底被结集出版，即《皇权与绅权》一书，收录了费孝通、吴晗、袁方、全慰天、胡庆钧、王康（史靖）等的16篇论文。

因此，当雷德斐尔德一家经历了许多波折、终于在1948年10月底抵达北京时，费孝通已实际完成了《乡土中国》、《乡土重建》、《皇权与绅权》等书的出版。雷德斐尔德原计划来华讲学并开展调查研究，但该时期的北京正面临解放，因此他在1948年底就南下去了广州。在北京两个多月的时间里，雷德斐尔德在清华大学与燕京大学做了有关文明比较研究（主要研讨汤因比的著作）以及“乡土社会（民俗社会）”的演讲并开设相关的讨论课；费孝通则与玛格丽特延续之前的合作模式——费孝通口述、玛格丽特翻译——将《乡土重建》与《皇权与绅权》中的若干文章翻译成了《中国士绅》一书，而费孝通原来所设想的关于《乡土中国》的修订与翻译计划则可能因为时间仓促没有完成。

此后的故事是我们大家所熟知的。回到美国后，玛格丽特在与费孝通失去联系的情况下，顶着麦卡锡主义的压力，独自整理、出版了《中国士绅》，雷德斐尔德也为这本书撰写序言。30年后费孝通重新访美时，雷德斐尔德夫妇均已离世，他们的女儿又遵照母亲的遗嘱将《中国士绅》的版税移交给费孝通，由此，《中国士绅》一书见证了中美两国杰出知识分子间的友谊与相互信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