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上海面向科创中心的科技服务业的现状、问题与发展对策

上海作为建设中的“四个中心”，在我国改革开放关键期，成为全国率先实现经济转型的重要城市之一。新时期上海作为全国第一个自由贸易试验区被赋予新的内涵。在经济转型升级的压力下，又被赋予全球科创中心的建设重任。综观全球现有的科创中心，我们不难发现纽约、硅谷、东京和新加坡等科创中心都具有促进创新的科技服务业。科技服务业成为一个城市、地区乃至国家建设科创中心的基石。究竟如何才能更好地加快地区科技服务业的发展？上海的优势在哪里？如何更好地促进地区科技服务业发展？

基于以上疑问，我们先从科技服务业的发展历程着手进行分析。科技服务业在国外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这一概念最早由Miles于1995年首次提出。他指出科技服务业主要集中在知识、技术密集型产业，是社会分工细化的结果。如果仔细来看，我们可以将这一过程大体划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开始于19世纪中期至20世纪三四十年代。我们发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美国工业快速发展，并带动了一批相关产业的进步。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美、英、法、德等国咨询业快速进步。第二阶段从20世纪40年代末至80年代初，在以美国为代表的国家，原子能和电子信息技术快速发展，诸多科技服务机构大量涌现，大多以政府组织为主，兼有民间企业。第三阶段为20世纪80年代至20世纪末，科技服务业逐步开始产业化。第四个阶段是21世纪以来，移动互联网、生物医药以及创新服务快速发展，越来越多的现代服务业替代传统服务。科技服务业的规模越来越大，成为推动地区经济增长、产业更新换代的重要力量（孟庆敏，2012）。

我国是在20世纪80年代左右才逐步开始发展科技服务业的。上海作为我国经济相对发达、科技水平较高的城市，一定程度上已经具备了科创中心的基本条件。目前，上海从事科技活动的人员超过20万，其中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院士165位，占全国总数的11%。拥有各类高校68所、高新技术企业5400多家，聚集了集成电路研发中心、微小卫星中心等数十个国家级研发机构，还建成了上海光源、国家蛋白质中心等重大科技基础设施。近年来，上海已经陆续推出光刻机、刻蚀机、高端影像诊疗、重大新药等一大批具有先进水平的创新成果，大型客机等研发和产业化项目取得重大进展。目前，在沪外资研发中心达到300多家，其中世界500强企业研发机构120多家，分别占全国总数的1/4和1/3。同时，大量上海企业在硅谷等地设立了多种形式的研发机构。现有孵化器149家，新型创业服务机构近100家，还先后开展了股权激励、国际人才引进等一系列科技体制机制改革。

2005年我国开始统计科技服务业，将其列入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与代码（GB/T4754-2002）中的M门类中的75、76、77、78四个大类，具体包括研究与试验发展、专业技术服务业、科技交流和推广服务业、地质勘查业。2007年国家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的鼓励类产业中，科技服务业包含六个子产业，一是防伪技术开发和运用；二是国家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国家工程实验室、国家认定的企业技术中心、重点实验室、高新技术创业服务中心、新产品开发设计中心、科研中试基地、实验基地建设；三是科学普及、技术推广、科技交流、科技评估与鉴证、技术咨询、工业设计、知识产权及气象、节能减排、环保、测绘、地震、海洋、技术监督等科技服务；四是科研支撑条件共建共享服务；五是商品质量认证和质量检测服务；六是产业公共技术服务平台建设。

依据2011年3月我国《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的描述，科技服务业作为高技术产业类的重要内容，其涵盖的领域包括：一是工业设计、气象、生物、新材料、新能源、节能、环保、测绘、海洋等专业科技服务，商品质量认证和质量检测服务、科技普及；二是在线数据与交易处理、IT设施管理和数据中心服务，移动互联网服务，因特网会议电视及图像等电信增值服务；三是行业（企业）管理和信息化解决方案开发、基于网络的软件服务平台、软件开发和测试服务、信息系统集成、咨询、运营维护和数据挖掘等服务业务；四是数字音乐、手机媒体、网络出版等数字内容服务，地理、国际贸易等领域信息资源开发服务；五是数字化技术、高拟真技术、高速计算技术等新兴文化科技支撑技术建设及服务；六是分析、试验、测试以及相关技术咨询与研发服务，智能产品整体方案、人机工程设计、系统仿真等设计服务；七是数据恢复和灾备服务，信息安全防护、网络安全应急支援服务，云计算安全服务、信息安全风险评估与咨询服务，信息装备和软件安全评测服务，密码技术产品测试服务，信息系统等级保护安全方案设计服务；八是科技信息交流、文献信息检索、技术咨询、技术孵化、科技成果评估和科技鉴证等服务；九是知识产权代理、转让、登记、鉴定、检索、评估、认证、咨询和相关投融资服务；十是国家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国家工程实验室、国家认定的企业技术中心、重点实验室、高新技术创业服务中心、新产品开发设计中心、科研中试基地、实验基地建设；十一是信息技术外包、业务流程外包、知识流程外包等技术先进型服务（孟庆敏，2012）。

（一）上海科技服务业的作用

科技服务业作为新兴产业，其重要性受到人们越来越多的重视，代表地区或国家创新水平，近年来越来越受到世界各国及地区的重视。上海作为建设中的全球科创中心，科技服务业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石忆邵和刘玉钢（2009）认为科技服务对国民经济增长的支撑作用日益显现，但相关部门对科技服务业的重视程度还不够。上海科技服务业发展潜力巨大，目前技术扩散能力在不断提高，总体地位上升很快，但仍然存在地区发展不平衡、与国际发展差距较大等现实问题。下一步要加快上海科技服务业发展，我们必须加快构建多元化的科技中介投资运作模式，提出建设具有上海区县特色的科技服务业集群的发展策略。纪婷婷等（2015）指出要进一步完善上海科技服务业的统计范围，科技服务业全面反映了上海这一产业的快速发展，应该努力为相关企业、服务机构以及政府部门提供智力支持。下一步我们需要进一步完善科技服务业，强化研发服务、科技金融服务、创新平台服务和园区孵化等各项工作，与此同时，要进一步为科技服务企业发展创造条件。傅翠晓（2013）认为营改增的税制改革对上海科技服务业发展造成的影响各不相同。部分企业税负有所减少，但还有部分企业税负有所增加。同时技术合同免税政策与增值税抵扣之间的矛盾，使得营改增后企业的客户关系更加复杂，有待进一步完善。李建标等（2010）指出上海科技服务业的从事人员在不断增加，研发经费有所上升。从纵向比较来看，重要年份专利申请量也在不断上升。技术成交额有所增长。因此，在此基础上加快人才培养等相关措施等势在必行。

本部分基于2002～2010年上海投入产出表的数据，对上海科技服务业投入其他产业的投入量做量化比较研究。依据投入产出表的行业分类，可以将农业、工业和服务业各个产业进一步细化，其中针对科技服务业的行业主要集中在综合技术服务业上，我们将以其为入口，研究上海科技服务业对其他产业发挥的重要作用。

从2002～2010年上海投入产出表的产出份额来看，在上海综合技术服务业，投入制造业中的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的增长速度最快。如果我们进一步分析上海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就会发现，以上汽为代表，这一产业的综合技术的引进数量增长非常显著，这也成为引发这一产业快速成长的重要原因之一。基于这一原因，我们可以进一步研究上海科技服务业促进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发展的相关成果。

1．以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为例

上汽近年来发展异常迅猛，已经成为我国最大的汽车生产商之一，是上海最大的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企业之一。交通运输设备业是上海六大重点制造产业，也是当地发展实体经济、先进制造业的重点之一，是地区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坚强后盾。如果我们从1995～2012年交通运输设备业的工业总产值的数据来看，从1995年上海交通运输设备业321.90亿元的工业总产值到2012年的4296.82亿元产值，18年间产值增长12.35倍。与上海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产值快速增长有所不同，我们可以看出这一产业从业人员仅增加1.31倍。18年间这一产业人均产值增长4.76倍，利润率增长49.42%。

1995～2012年上海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人均产出、利润率及税金率变化的状况显示，这一行业在总产值增加的同时，整体表现出行业效率提升的良性循环态势。这种增长较大程度上来源于对科技服务业的投入。从人均产出数据来看，2012年上海交通运输设备业是1995年的5.77倍，这是行业生产效率提升的重要表现之一。在行业快速发展的同时，从其利润率和税金率的正向增长中我们可以看出，上海交通运输设备业的利润率也从1995年的11.98%上升至2012年的17.90%。与此同时，这一行业的税金率也从1995年的6.57%上升至2012年的7.06%，说明其对地方财政支持的贡献率也在同期增加。这些指标均说明上海交通运输设备业在实现行业收入增加的同时，对地区经济的贡献也在提高。1999～2012年交通运输设备业研发人员数量也在快速增长。1999～2012年这一行业技术研发人员数量有3.83倍的增长，与表1-6中这一行业总体从业人员的同期增长水平相比，上海交通运输制造业明显显现出对技术开发人员的关注，充分体现行业在实现人均产出效率提升过程中注重发挥技术开发人才优势的特点。而技术人员正是提供科技服务业的主体。科学家和工程师作为技术开发的高尖端人才，1999～2012年更是实现了4.72倍的增长。同时科学家和工程师占上海交通运输设备业中技术开发人员的比重也从1999年的48.87%上升至2012年的57.82%。

大量人才供给成为促进上海科技服务业发展的原动力。而科技服务业大量投入上海交通运输设备业中，促使其效率提升、收益增加，这也是交通运输设备业成长为上海先进制造业中最大产值行业的重要原因之一。与此同时，为发展科技服务业提供的研发费用增长为交通运输设备业不断推出创新型产品提供了资本要素。

上海科技服务业投入交通运输设备制造行业促使这一产业总产值增长迅猛。与此同时，在实现专业技术人员以及以科学家、工程师为代表的高级人员供给量大幅增加的同时，也加大了研发投入的资本力度。从1999～2012年这一行业的技术开发经费支出金额来看，13年间就增加了86.19倍，其中用于新产品开发的经费更是增加了141.16倍。这部分增加的经费中，企业内部支付的比例也从1999年的63.99%上升至2010年的87.31%。这是企业注重研发的表现之一。尤其从2012年上海交通运输设备业63.04%的新品开发经费比重来看，企业依托研究开发实现效率提升、创新实力上升以及竞争力增强的发展态势得以充分体现。而这一切的表现均较好地说明综合技术服务业的快速渗透与提升，为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的快速发展提供了可能。

新品开发率作为能够充分体现行业创新水平的重要因素之一，已经被作为企业摆脱价格竞争、获取技术超额利润、实现可持续发展和增强行业领导力的重要指标，已经成为通用电气、微软、思科、英特尔、3M、宝洁和杜邦等跨国企业保持其核心竞争力的关键因素。

从2005～2012年上海交通运输设备业新品产值变化状况来看：上海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新品产值年均增长率达24.97%，略高于工业销售产值24.04%的年均增长率。因此，总体来看，上海交通运输设备业的专业技术人员以及科研经费已经实现了逐年增长，同时新品开发率也实现了增长，虽然还有进一步提升的空间。上海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作为2002～2010年吸收综合技术服务业增长比重最快的产业，从其行业产出、科技人员投入、研发经费投入以及新品开发率等多项指标中可以看出，科技服务业的投入对相关产业的促进作用是非常显著的。

2．以批发和零售业为例

除此之外，我们发现综合技术服务业投入批发和零售贸易业中的比例也较高。这一结果也启示我们应研究上海批发和零售贸易业的快速发展。以苏宁易购为例，在互联网时代，借助先进的互联网技术，实体电器大卖场与易购电商联合共同推出O2O的营销模式（online and offline）。最早成立于上海的1号店电商顺利上市后，于2015年将股权全部转让给沃尔玛。与此同时，伴随跨境电子商务的快速发展，上海跨境通平台的成立为批发零售业的快速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技术、知识支撑，促使这一产业快速进步。

从表1-9的横、纵向比较来看，批发和零售贸易业的产出仅次于交通运输及仓储业等产业，在上海服务业产出中具有明显优势。一方面，这一产业的产出增加与其价值增长有关；另一方面，我们认为，这与综合服务业投入较多有关。这一产业的快速发展与科技服务业的投入有较大的相关性。也就是说，从表1-9可以看出，科技服务业投入增长较快的产业，如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如服务业中的批发和零售贸易业等，均有较好的产出表现。这在一定程度上也说明，科技服务业对上海各个产业的贡献是显著的，是我们值得深入研究并投入较多资金，进行提升的重要产业之一。

因此，我们发现科技服务业投入多的产业，通常其发展速度较快，具有较高的劳动生产效率和技术进步率，科技服务业的重要性非常显著。

（二）上海科技服务业发展现状分析

正是基于科技服务业的重要性，我们进一步对上海科技服务业的现状做进一步分析，了解上海科技服务业发展的程度。以下我们将采用上海统计局相关数据，对上海科技服务业发展现状做进一步研究。

从1990～2013年上海科技活动主要指标来看，我们发现增长最快的是地方财政科技经费支出的速度。1990年仅2.44亿元，截至2013年已经达到257.66亿元，14年间的增长速度达到104.60倍。与此同时，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内部支出增长的速度也非常迅速，从1990年的10.13亿元增长至2013年的776.78亿元，增长75.68倍，说明上海在加快科技服务业发展的过程中，不断大幅增加研究经费并促进这一产业发展。与此同时，我们发现科研人员的数量增长相对趋稳，14年间有1.24倍的增加。相对应的研究与试验发展服务业全时当量有1.57倍的增加。也就是说，从总体来看，上海科技发展服务业总体投入增长还是较大的，尤其是相关研究经费有了较快增长。

从2000～2013年主要年份上海研发经费内部支出的分布部门来看，目前最主要的研发经费主要集中在企业，其中大中型工业企业是上海研发的主体，其次科研机构也占有较大比重，高等院校的研发经费基本保持在1%以下。这样的经费分布结构也能充分体现企业是上海科技服务业研发主体的特征，而且我们发现从2002～2013年这种趋势越来越明显。截至2013年，这一比重达到64.68%，充分体现企业是上海科创中心主体的理念。这一发展趋势与我们提倡的创新理念是非常吻合的。企业是微观经济的主体，也是创新的主体，其快速发展非常有利于这一产业进步。我们认为这样的研发经费分布结构是合理的，而且我们应该继续坚持下去。下一步上海要加快科技服务业的发展，重要的力量仍然来自最具有创新活力的企业。

上海研究经费在不断增加的同时，我们发现与之相对应的技术合同项目、技术成交项目在1991～2013年有了大幅增长。如果我们进一步从技术合同交易的情况来看，虽然1991～2013年技术开发项目有了231.04%的大幅增长，技术转让、技术咨询和技术服务有所下降，但从技术成交的情况来看，整体状况非常理想。我们发现1991～2013年上海技术服务业成交项目有65.53倍的增长，其中技术开发增长最迅猛，达到123.30倍，同时技术转让有119.82倍的增加。虽然技术咨询和技术服务的增长倍数相对较低，但也增长了12.41倍和23.55倍。这一结果启示我们，上海在近20年的发展过程中，以技术项目为代表的科技服务业整体发展速度迅猛。尤其以技术成交项目为代表，技术开发和技术转让项目增长很快。这一结果启示我们，技术市场的成交日益成熟，非常有利于科技服务业进一步推出成熟、有序的服务产品。与之相应的技术咨询、技术服务的增长速度相对较慢。我们认为这主要是因为大多技术咨询及其服务产业与制造业，尤其是与资本和技术密集型制造业产品相关。如上海电气在提供大型机电设备的同时，需要同时为用户提供相关产品的维修、保养、养护等服务。而这一技术项目相对较少的主要原因是，与劳动力密集型产品相比，资本密集尤其技术密集型制造业产品增长速度相对较慢，与之相配套的技术咨询、技术服务发展相对滞后。这就需要我们关注科技服务业中的技术开发产业，促进新品研究以及加快技术转让，促进产学研结合。在这一过程中，我们需要进一步在加快制造业服务化转化过程中下大力气。所谓的制造业服务化就是指制造企业为了获取竞争优势，将价值链由以制造为中心向以服务为中心转变。服务环节因为知识、技术密集而积累了更多附加价值，有利于制造产业转型升级。因此，以GM、CATS、IBM等为代表的制造业，依托原有的技术密集优势而有利于实现企业利润增长，而更多服务表现为技术咨询、技术服务。自20世纪70年代起至2005年，国际顶级制造企业已经基本完成服务化转型（何哲、孙林岩，2006），占比超过60%，形成“产品+服务”的成功模式。我国制造业自2006年以后开始服务化转型，其比重从2007年的1%增加至2011年的20%（Neely, 2008），已经进入起步阶段。以2007年上海投入产出数据为例，先进制造业服务化水平平均达到22%，略高于全国水平。但与发达国家相比仍有较大差距。因此，上海研究开发经费内部支出金额中技术咨询和技术服务的比重较小，说明加快制造业服务化转型，促进与制造业配套的技术、服务供给是上海科技服务业发展的重点之一。

与此同时，我们从上海科技成果的具体情况来看，2000～2013年上海科技服务业成果有较大幅度的增长。

其中国际领先的成果增长了1.7778倍。与应用技术成果相对，基础理论成果增长更快，达到2.1392倍。同时，已推广应用的成果增长了1.3140倍，而未应用的成果仅增长0.9444倍，说明相比较而言，上海科技成果被应用的概率还是较大，而且在相关政府及机构的推动下，增长幅度较大。与科技型成果相比，软科学成果还不是很受重视，在一程度上可能会导致除自然科学以外学科的相应研究的滞后，不利于成果的可持续开发。这将成为上海未来加快科技服务业发展的重点之一。因此，总体概括来看，2000～2013年，上海科研成果数量的增长显而易见，主要以国际领先的科技型成果为主，相对而言，科研转化能力也有所提高。从本文的研究中我们也发现，下一步，上海要进一步加快国内领先和国内先进成果的转化。上海作为建设中的国际大都市，着眼全球市场非常重要，但也不能忽视国内市场。中国作为人口最多、世界最大的消费市场，上海切记不能过度追求国际化，而忘记国内市场的开发、开放。这样非常不利于上海建设面向全球的科技创新中心，不利于科技服务业的发展。与此同时，一方面，我们要加快基础性研究；另一方面，我们也要加快以经济、管理、人文、社会、法律、商务等为代表的软科学的发展。只有代表生产力发展的自然科学研究以及代表生产关系的社会软科学共同发展，才能真正推动上海科技服务业的全面进步，这一点尤其重要。今后我们亟须在软科学领域加大投入力度，并积极促进软科学成果的现实转化。

从2000～2013年主要年份上海研究与试验发展服务业的活动来看，有R＆D活动单位的数量没有上升，反而下降了11.20%。虽然我们结合表1-13的结果可以看出，基础理论成果增长快于应用技术成果，但总体表现为研发人员的全时当量的快速上升。而在快速增长的研发经费投入上看，政府投入的资金仍然占比最大，说明上海市相关政府对于研发服务业是大力扶持的，而研发经费的内部支出是最多的，其中以自然科学为主的发明专利增长速度最快，达到8.5273倍。

（三）国内外科技服务业比较

上海作为建设中的全球科创中心，应该更多地向美国纽约、日本东京、英国伦敦等国际大都市学习。

1．纽约科技服务业发展启示

纽约作为面向全球的科创中心，其技术进步有目共睹。2015年4月，纽约市发布创新声明，指出创新才可以解决纽约面临的“城市病”问题。所谓“城市病”是指城市人口、工业、交通运输过度拥挤以及环境污染等问题导致的市民生活成本上升、质量下降，从而影响城市发展动力，从而导致城市经济增长滞缓。

为此纽约市专门成立相关组织，采取提升互联网创新等措施。政府给予相关组织特别权力，鼓励它们加快政策措施的出台，引进更多的先进技术加快本地区产业发展。为此，政府特别强调要加快可穿戴技术的发展。预计到2019年，有超过2/3的消费者将采用智能家居，有一半的消费者会使用可穿戴智能产品，在未来5年内将有43%的家庭会采用智能温控器。2020年的车联网汽车会从2013年的2300万辆增加至2020年的1.52亿辆。智能仪表的数量也会从2013年的3.13亿个增加至2022年的11亿个。与此同时，无线灯泡的数量也会从2013年的240万个增加至2020年的1亿个。预计未来全球可穿戴产品市场会有35%的年增长率，到2019年，其海运数量将从2015年的3300万个增加至1.48亿个。

如果我们进一步以纽约年鉴为例分析2002年、2007年其科技服务机构的数目会发现，相关科技服务业的机构数有5.09%的增长。但与机构数快速增长不同，纽约的雇员数增长相对缓慢，2002年、2007年仅有38.93%的增加。与之不同的是，雇员的年收入有26.93%的上升，而销售收入的增长更是达到38.22%。这一结果也说明，纽约在发展创新型经济过程中，非常注重实效，其创新产品的销售收入5年间增长了38.22%，远超机构数5.09%的上升。

表1-15 2002年、2007年美国纽约科技服务业机构数、雇员、年收入及销售收入

如果我们进一步研究纽约科技服务业的种类，可以将科技服务业的种类分为法律服务，会计，税务准备，记账和工资服务，建筑，工程和相关服务，专业设计服务，计算机系统设计及相关服务，管理，科学，技术咨询服务，科学研究与发展服务，广告及相关服务以及其他专业，科学和技术服务。其中机构数增长最快的是专业设计服务，从2002年时的3341家增长至2007年时的3694家，5年间增幅达10.56%。同时，我们看到会计、税务准备、记账和工资服务也增长了9.33%。管理、科学、技术咨询服务在5年间的增长率也达到9.11%。与科技服务业中的各个产业快速增长不同，计算机系统设计及相关服务的增长率是-4.9391%。在一定程度上这也是纽约市政府要着重加强其产业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而雇员人数增长最快的是广告及相关服务以及其他专业、科学和技术服务等，其增长速度分别达到13.33%和13.48%。与此同时，管理、科学、技术咨询服务的雇员人数下降最快，而这一产业实际上是影响科技服务业最重要的产业之一。与此同时，科学研究与发展服务的人数下降也非常迅速，达到8.07%。在一定程度上说明纽约科技服务业也出现了有较多人才向应用型、收入增长更快的科技服务行业转型，而相对较少人继续从事科学研究等基础型服务行业的现象。如果我们进一步从收入水平来看，其他专业以及技术服务业的收入增长非常迅猛，广告及相关服务以及其他专业的增长也很快。这也进一步验证了收入对职业取向的影响以及对行业发展影响的传导效应。这一结果启发我们，即便是在美国，薪金也成为影响人们职业取向的重要因素之一。

2．日本东京科创中心建设经验

东京作为资源稀缺的国际大都市之一，一直以来非常注重科技创新产业的发展。我们发现2000年、2005年和2010年企业、非营利团体、公共机构、大学等创新机构的数量在快速增长，东京各大高校成为创新机构数量增长最快的部门。2000～2010年就有11.86%的增长，是各个创新群体中增长速度最快的团体。与此同时，如果我们比较公共机构10年间的机构数也可以发现，有2.07%的增长，而企业数也在10年间有了1.74%的上升。因此，企业中研究者的数量有一定水平的上升，而非营利团体的数量下降最快。大学是日本创新团体中最重要的力量。2000～2010年内部使用研究费增长最快的机构还是企业，企业的人工费也是增长最快的，达到12.74%。在这10年间有形资产购物费正增长的主要是公共部门，而其他部门主要在削减固定资产支出。因此，日本作为一个创新型国家，内部研究经费最充裕的是企业，其次是大学。而大学作为最重要的研究机构也是数量增长最快的部门。这一点也进一步启发我们，上海作为建设面向全球科创中心的组织，亟须更好地发挥大学的优势，让更多的高校参与产学研研究，让大学丰富的人力资本与企业富有活力的生产制造能力相结合，以更好地实现科创中心建设这一目标。

因此，总体来看日本作为一个创新型国家，我们可以看出其优势所在，大学、企业是各个创新主体中最重要的部门，日本东京更是其经济的核心和重心。东京吸引大量科技企业入驻，拥有日本1/3的科研机构，尤其是聚集了大量研究机构，从事与研发相关的活动，在东京接受过本科以上教育的人群占比达到35%左右。因此，日本东京作为国际大都市中的后起之秀，之所以发展很快主要是因为以人力资本为中心，突出大学等研究机构的作用，表现出强劲的增长动力。

3．英国伦敦科创中心经验

英国作为最早的工业革命的国家，其科技发展始终保持相对领先的地位。蒸汽机、青霉素、脱氧核糖核酸（DNA）、多利羊和喷气式发动机等历史性的发明表明英国具有较强的科技创新能力。伦敦作为与纽约齐名的国际大都市，其经济发展和创新实力都非常强劲。伦敦有所谓的“大伦敦”区域，即包括32个伦敦地方行政区以及伦敦金融城；而伦敦市主要指由环城公路包围的地区。通常我们讲到的“伦敦”主要指城市的中心地区，包括伦敦金融城和威斯敏斯特自治市（City of Westminster）两部分。

从伦敦区域分布来看，伦敦市区的劳动生产率、薪酬以及失业率等经济指标均好于伦敦中心城区、大伦敦区域以及英国国内。如果我们将整个大伦敦区域与英国相比，很容易发现伦敦的比较优势，其各项指标均好于英国国内整体水平。这一结果也进一步向我们揭示伦敦作为国际化大都市的明显优势。在经济快速发展的过程中，其对区域的贡献是非常明显的。与此同时，我们也发现伦敦作为服务经济聚集的区域，其产业聚集效应带来的正面经济效应非常明显。而且从伦敦市中心、伦敦中心城区以及大伦敦区域的生产效率、失业率、周薪酬等指标可以明显看出，越是中心地段，越是产业聚集区域，其经济增长动力越突出。这一结果就启示我们，上海在建设面向全球科创中心的科技服务业过程中，一定要注重相关产业聚集效应的发挥，将更多产业形成增长极，突出其正面效应，这是非常有利于上海科技服务业快速发展的。因此，形成上海科技产业聚集区，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更好地发挥类似于增长极的正面效应。

如果我们进一步从2013年伦敦市以及伦敦中心城区的产业分布情况来看，可以很容易就发现金融服务业、专业技术服务业的独特优势。其中金融服务业在伦敦市区高达38%的产业比重充分说明伦敦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产业特征。与此同时，我们进一步对照伦敦中心城区的情况发现，同期金融服务业的占比仅为11%。这一结果进一步论证了我们的结果，即产业聚集成为促进地区特色产业发展的重要举措之一。与此同时，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伦敦市区专业技术服务业仅次于金融业，其占比达到27%。这一结果充分说明我们之前论证的结论，即越是中心城区，在其经济快速发展过程中，越需要科技服务业的支持，而这一支持非常有利于产业发展。科技服务业作为重要产业之一，其优势非常明显，与金融业类似，尽快形成空间聚集非常有利于这一产业潜力的发挥。尤其是要充分利用中心城区人才聚集、商务密集等空间聚集效应，从而有助于这一产业的快速进步。

总体来看，以上美国纽约相关科技服务业人员的薪酬等数据显示，加快发展科技服务业的一个重要举措是薪酬鼓励，即薪酬优势可以吸引更多的科技人员投入研究开发等相关产业。而人力资本的职业取向会进一步影响教育体系的变化以及相关专业的设置，从而进一步影响这一产业的发展。因此，上海要建设面向全球的科创中心，加快科技服务业发展，必须在人才薪酬制度上有较大改进，这样才可能促进这一产业发展，为培养更多创新型人才提供必要供给。与此同时，我们通过研究日本东京的科技服务业发现，这一产业最重要的创新源泉来自大学和企业。相对而言，企业内部的研发经费更加充裕，而大学的研发产出相对较多。这一结果启发我们，在加快科技服务业发展的过程中，更多地发挥大学优势是重中之重。以上海为例，通常大学专职教师大都具有博士学历，具有很强的专业背景，在各自学术领域均有见长。让更多大学专职教师从事与其专业领域相关的研究非常有利于人力资本效应的发挥。这样不仅有利于大学研究水平的不断提高，同时有利于企业更好地利用大学研究成果从而造福于社会和人类。在上海建设面向全球的科创中心过程中，科技服务业的着重点还是要聚焦于大学和企业。更好地将大学的人力资本与企业的现实生产线以及工艺流程融合起来，是上海科技服务业发展的重点。在这一过程中，实施灵活的人事管理制度，让更多有才华的学者、研究人员有实践区域，这是非常有利于产业发展的。在这一过程中，我们应该给科研人员更多机会，促使其研发成果与企业对接。所谓科研人员，除了通常我们认为的自然科学之外，软科学的重要性也不能低估。从目前我们学术论文发表的情况来看，在国际顶级期刊上发表的论文在不断增加，但之所以研发能力、创新水平还没有较大幅度的提高，重要原因就是长期以来，我们较多地将研究开发着眼于自然科学领域的相关研究，但较少涉及软科学领域，从而造成当期我们有很好的研究成果，但没有较好的机制、体系和运作方案去实施，从而造成大量的学术论文发表了，但实际创新水平仍然滞后的现状。在这种情形下，我们认为加快软科学发展，研究更多体制、机制方面的创新路径，借鉴国外先进的做法，并及时结合我们当前的现实情况，是非常有利于产业发展的，而且这应该成为下一步我们建设面向全球科技服务业的重点之一。

在此基础上，我们进一步研究了英国伦敦产业分布以及科技服务业的占比情况，发现更好地发挥产业空间聚集效应是非常必要的。英国作为最早开始工业革命的国家，其技术进步有目共睹。在这种情形下，我们需要着力做好产业分布以及相关规划，更好地发挥地区特色产业的空间聚集效应从而形成有效的产业增长极。因此，我们认为目前上海已经形成了以陆家嘴为中心的金融中心产业聚集区，但以科技服务业为中心的产业聚集区还不是很明显。以张江高科为例，其产业在快速发展，但如果我们深入研究就会发现，目前张江高科主要的盈利模式是资产运营，即土地出租为主要盈利方式，而真正实现科技创新盈利的部分不足20 %。也就是说，下一步上海要加快科技服务业发展，亟须形成一批有空间聚集效应的科创区。我们认为，目前上海二期开放的浦东自由贸易示范区就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平台，这里既有金融、商业聚集的陆家嘴，又有科技聚集的张江高科，这样的产业分布非常有利于发挥产业融合效应，更快地实现科技服务业与金融业的双向互动，更好地发挥双自联动效应。但在这里我们要着重强调的是，无论是科技创新中心还是金融业发展中心，加快这些产业自身的发展时，一定要避免过度看中地产经济产生的空间聚集下的资产效应，而是要着力突出产业本身的发展，即上海金融业的产出是否可以与华尔街媲美，科技服务业的发展是否可以与美国硅谷相比。我们一定要着眼于除资产本身以外的产业发展，这一点非常关键。

（四）深圳科技服务业发展的经验启示

深圳作为我国率先改革开放的特区城市，成功地完成了从改革开放初期的代工生产模式向自主创新产业园区的过渡。作为设计之都、创客之城，深圳见证了中国改革开放和经济转型的发展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深圳自1979年改革开放至2009年地区经济增长非常迅猛。从工业占地区产值的比重来看，至2005年深圳工业占GDP的比重达到50.35%，居相对较高水平。之后，随之下降，2009年时下降至43.81%，但仍占有较大比重。与此同时，与深圳工业占比下降不同，第三产业比重自1979年以来开始上升，从1979年时的42.51%上升至2009年时的53.25%。这说明深圳30年来实现了工业和服务业的快速发展。相对而言，第三产业的比重有所上升，与此同时工业比重也在上升。两者间表现出相对平衡的发展趋势。

在这一过程中，深圳虽然也在加快产业结构调整，但没有盲目跟风。实际上我们所指的产业结构调整并不是说产出变化了，产业结构就优化了，即服务业产出增加了，产业就升级了。而是说原有产业的增加值是否上升了，所提供的产业是否有更高的附加价值，是否为消费者带来更多的满足感以及消费者剩余，这一点很重要。

进一步分析第三产业内部的各个细分行业后发现：2005～2009年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房地产业的占比有所下降，分别降低13.47% 和16.96%。与此同时，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教育，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业的占比分别下降28.30%、2.12%、0.67%和1.85%。这一产业比例的变化说明深圳在加快批发和零售业，金融业，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过程中其产值在快速上升，是地区增长潜力很大的产业。其中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的产值在四年间上升了24.71%。虽然低于金融、批发零售业，但总体增长趋势非常明显。与此同时，在消费者服务业中，虽然深圳部分公共服务业的产值有所下降，如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教育，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业等比重也有所降低，但整体表现出公共福利型服务占比降低，但文化体育和娱乐业的占比仍有提高的态势。

从2010年、2012年和2013年上海、深圳大中型工业企业科技活动的基本情况（2008～2013）来看，两者相比上海的确存在较大差距。从上海与深圳R＆D人员（人）、R＆D经费内部支出（亿元）、R＆D项目（课题）数（项）三个指标来看，上海大中型工业企业科技活动总体比深圳频繁。但问题是最关键的研发指标，即从新产品的产值来看，上海均落后于深圳。2010年、2012年和2013年上海研发人员的数目分别是深圳的1.8445倍、1.6865倍和1.4770倍。如果我们进一步从研发经费内部支出的情况来看，上海分别是深圳的1.4429倍、1.4269倍和1.5051倍，说明与深圳类似，上海对于研发经费的投入均多于深圳。与此同时，从研发课题的数目来看，上海仍然多于深圳，除2012年课题数略少于深圳外，其他时期均多于深圳。这说明从一定程度上看，上海研发投入均高于深圳。但问题是深圳的新产品产值均高于上海，2010年上海仅是深圳的0.8711倍、2012年是0.9034倍，2013年是0.9384倍。因此，这一系列数据表明上海需要向深圳学习，虽然我们对于研发的投入较多，但实际从测度研发产出的指标——新产品的产值来看，深圳的效果远好于上海。这也许正是上海需要向深圳学习之处。

从2000年、2012年、2013年和2014年上海、深圳专利申请量，包括专利申请数量、专利授权量以及有效发明专利的情况来看，上海与深圳仍然有一定差距。如果我们单看专利的申请量就会发现，上海专利的申请量多于深圳，但实际专利授权量虽然2000年、2010年、2012年有一定程度的增长，但2013年时反被深圳超过，这说明深圳近年来创新能力提升速度非常迅猛，而上海相对有滞后表现。

整体来看，上海的研发投入、专利申请量均高于深圳，但实际深圳专利授权数在2013年反超上海。这一结果进一步说明，与上海相比，深圳在专利、研发等方面优势明显。与深圳相比，过多的外资企业在一定程度上对本土企业的成长有一定“挤出效应”。深圳产业更多地依靠发展产业本身。与之相比，上海的地产收益相对丰厚，在一定程度上挤占了较多资源，对其建设面向全球的科技服务业有一定的副作用。与此同时，深圳的创新氛围更好，实战能力的提升非常有利于这一产业发展，这对于科技服务业的发展至关重要。这些经验值得上海学习和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