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丽江纳西族杨家“永聚兴”和“丽丰号”等

从地理位置上看，云南的丽江地区正好位于滇、藏、川的交接点，“踞全滇之上游，通巴蜀之要塞”, “外控蕃藏，内敝滇西”, “自内地入藏，必以丽江为正路”, 所以，云南丽江历来是这一区域经济文化交流走廊的重要站点和关口。历史上，滇、藏、川区域的商业贸易，以及宗教、民族文化等互动交流都在这里交汇集散。早在唐、宋时期，丽江与西藏吐蕃及南诏、大理国的交往已很频繁。《云南志》中有博易三千二百口大羊的记载。在被誉为纳西族百科全书的古老《东巴经》里，也有“‘聪本’（藏商老板）马帮九兄弟，赶着九十九个驮子来”的记述。到了元、明和清初，丽江已形成较大规模的市场，市场上充斥着从各地来的马帮以及本地做生意的“古劳本欣”和赶马帮走四方的“阮当吨欣”。1253年，忽必烈等率领蒙古骑兵，从川西分三路插入云南，经丽江而灭绵延达500多年的大理国，进而征服南宋，事实上进一步打通了丽江通往各地的道路。而元朝与西藏特殊且密切的关系，无疑大大加强了川、滇地区与藏区的联系。明代统治者尽心尽力地经营川、滇、黔地区，在丽江设传袭二十几代的纳西族木氏土司。历代木氏土司开放进取，积极汲取汉文化，大力发展经济，曾经兴盛一时。势力强盛的木氏土司携带着先进的生产力，不停地向西北藏区扩张，同时进行一定规模的移民，进一步加深了两地间的密切联系——其势力向北拓展到四川西昌、甘孜南部及西藏东南部地区，使之成为一个相对完整的区域。所以说，无论是唐宋时代还是元明时代，直到清代和民国时期，丽江都是内地沟通藏区的茶马古道的码头站点。

尤其是从清初开始，经济逐渐发达起来的丽江纳西族地区与藏区的物资贸易十分兴盛。清嘉庆年间（1796～1820），丽江纳西族中的“藏客”崛起，开始大规模前往藏区经商。从那以后，丽江人自己和其他人就把那些赶着马帮前往藏区做生意的人们，还有那些赶着马帮从藏区到丽江驮运货物的人们，称为“藏客”。丽江古城大研镇人李萌孙就将商号设在了拉萨，在拉萨坚守信誉，并资助清廷驻藏大臣，同时对各大喇嘛寺举行布施，数额庞大，远近闻名，被藏族人尊称为“聪本余”（生意官、大老板之意）。此后，纳西族商人到藏区经商者前赴后继，越来越多，运销内地的商品以茶叶、丝绸、铜器为主，返程时贩运的是西藏的鹿茸、麝香、虫草、熊胆、毛皮等山货特产。丽江仁和昌的第二代掌门人赖敬庵及其拉萨分号经理杨超然两位先生曾回忆：“（往西藏）运货货物为茶、糖，其次是布匹、铜铁器、酒，以至一针一线，皆仰给于纳西族商人。”这种说法虽不免夸大，但也足见丽江纳西族商人在藏区的经营规模和重要性。他们不仅遍布西藏各地，而且进入了尼泊尔、缅甸、印度等地。比较大的商号有李永兴、李达三父子的“永兴号”和“达记”、赖家的“仁和昌”、王少萱家的“聚兴祥”、牛家的“裕春和”、周家的“德广通”和“恒德和”、赵紫垣的“恒和号”、杨家的“永聚兴”和“丽丰号”等，后来，具相当规模的商号更是发展到三十多家。

对近代纳西族商人大批进藏经商贸易的起因，周智生博士专门进行了研究，他提出：“以藏传佛教传播扩散为纽带，推动着纳西族、藏族等民族的信仰者南来北往，汇成了一股股礼佛朝圣的人际洪流，在宗教信仰虔诚之心的驱动下，来自不同区域的人们冲破了雪域高原和横断山谷的重重阻隔，跋山涉水，忍饥挨饿，向着心目中的圣地挺进，从而将川、滇、藏、青等藏传佛教的传播浸润区域联结成一个个朝圣礼佛网络，为朝圣者的长距离流动铺就了共同文化信仰的温床，创就了长距离活动中不同族群信仰者间彼此认同的心理纽带。”“藏客的出现时间之所以与藏传佛教在丽江等纳西族聚居区传播兴盛时间相对应，关键在于长距离朝圣活动的拓展，为在交通条件极端恶劣、商队消费物资供给极端贫乏的藏区作长距离的商贸团队流动，铺就了语言文化交流、跨族际活动的文化心理认同等长距离商业活动所必需的人文环境基础。”“族群之间交换关系的建构与拓展，并不单纯取决于物资补给的需求程度，而是物资需求与文化联系之间多重选择的结果。纳西族藏客的孕育与成长，得益于纳藏宗教文化传播交流基础之上所推动的族际交换圈域边界的拓展，得益于藏客们契合进入了藏民族的族群内交换的社会性规范之中。”

与此同时，西藏及各地的商家也纷纷到丽江设店开号。大批西藏的商号和马帮将丽江作为进入内地进行贸易的中转站，而云南各地的商号和马帮也将丽江作为进入西藏、印度的中转站，像大理喜洲帮的“永昌祥”“鸿兴源”，保山、腾冲腾越帮的“洪盛祥” “茂恒”，鹤庆帮的“恒盛公”，迪庆中甸帮的“铸记”“玉记”等，都在丽江开设有分号，并布局藏区的经营。

到清末民初，基于与藏区的大规模贸易，丽江早已是滇西北商业交通重镇，其商业贸易之繁盛，从今日尚存的世界文化遗产丽江古城的规模及格局上即可见一斑。杨毓才先生也指出：“从公元19世纪到20世纪初，由于生产力获得进一步发展，丽江地区与大理、昆明、西藏、印度贸易往来的频繁，商品经济进一步发展，出现了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工商业和一些商业资本家，其发展程度虽不如大理白族，但在云南各民族中仍处于领先地位。”其实早在清代中期，丽江纳西族李悦、杨永蠼、李鸿旭、杨恺（开）、王树桐、李继斋、赖耀彩、李鸿芬、赵紫垣、和瑛、周景汤、杨子祥、李达三、杨崇兴等人的商号和马帮就已经形成规模，资本都在云南半开银圆万元以上，有的多达五六十万元之巨。抗日战争前后，先是由于康藏战事，尤其是后来由于抗日战争的影响，丽江一度成为滇、川、藏商业贸易中心。在这一时期，丽江诞生了一大批大小商号，据《纳西族简史》统计，到抗日战争时期，丽江在贯穿藏区直至印度的滇藏印茶马古道上做生意的大小商户竟有1200家之多，马帮商队不绝于途。到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时，丽江纳西族已形成李达三、王润、赖敬庵、王少萱等几大商业资本家，各家资本金大约有云南半开银圆五六十万元，另外还有赵紫垣、牛仑伯、曾绍三、周石奇、杨守其、和万华等六大商业资本家，各家拥有的资本都在云南半开银圆30万元以上。资金在20万元以下的商家还有30多家。这众多大小商家，大多经营滇、川、藏之间的贸易，有的还将商号开设至下关、昆明、中甸、德钦、康定、成都、昌都、拉萨、帕里、亚东等地，以及缅甸、新加坡、尼泊尔、印度和印度尼西亚各地，其中集中在西藏拉萨的就有三四十家。

在滇藏贸易繁盛的时期，许多滇西北的纳西族、白族等马锅头和“小伙计”（过去对商号的学徒帮工的称谓）以穿藏装和会说藏话为荣。像丽江“达记”的老板李达三（1895～1973），更是靠祖辈走西藏、融入西藏，变得比藏族还像藏族，这才逐渐兴旺发达起来。李达三的父亲李永兴先在丽江开设“永兴”商号，并在云南德钦、四川巴塘、西藏昌都和察隅设立分号，一直做藏区与内地间的山货药材生意。李达三于1923年任德钦分号经理，1930年分家后，自己另设“达记”商号。由于李达三长期往返藏区做生意，能讲一口流利的藏语，十分通晓藏族人的习俗和心理，他的名字在藏区闻名遐迩，生意做得风生水起。也由于他豪爽、豁达、讲信用，每次跟藏族人士接触，都要按其礼仪向其敬献哈达、赠送礼品，藏商来到丽江时，他更是殷勤接待，甚至可将几十万元的资本、物资交由藏商经营，故而在藏商中有很高的威信，藏商都愿意与他交往和做生意，也经常将来往的货物交给他全权经营。1947年，民国政府交通部想抢在英国之前勘测中国境内的路况，受到西藏地方政府的阻挠，正是在李达三的积极协助下，利用其在藏区的关系和影响，政府勘测人员才得以顺利进入察隅等边境地区进行勘测。为此，丽江专员呈请上司，授予他少将副专员之衔，并赠予“邦家之光”的锦幛。

据大理喜洲帮永昌祥第二代股东杨克成先生记述：“西藏是推销沱茶的尾闾。中甸、维西的藏族每年按季节来大理赶三月街，带来了毛毡、酥油，带回去的就是茶叶、食盐和棉织品。商人到中甸、维西去运购药材，也把茶叶送上藏族同胞的大门。沱茶由此进入西藏。当然，不等价交换的剥削性质是很严重的。抗日战争期间，滇缅公路断了，云南商人从印度把外国商品经西藏运到丽江，就是用茶叶转换藏银支付运费的。在这时以前，丽江和拉萨之间，直接经营茶叶生意的也有一些商号，例如丽江帮李达三，就是很大的一家。”

20世纪90年代，笔者曾追踪访谈“达记”马锅头赵应仙老人多年，他曾为“达记”工作，很有代表性。赵应仙是土生土长的丽江纳西族，但在成年后就进入藏区，在“达记”开设于德钦的纳西族商号一干就是三四年。他在那儿学会了一口流利而标准的藏话，学会了怎样辨别山货的货色，见了一些世面，学会了怎样讨价还价，尽管那经常没有用，因为茶马古道上的商人都很讲信用，说一不二，直来直去，大家做生意都很守规矩。抗日战争时期，茶马古道上的商贸活动进入高峰期，赵应仙多次作为马锅头率领马帮队伍往返西藏，并曾在西藏邦达草原几户藏族“主人家”驻扎两年，负责往来转运业务。那段时光，成为他一生中最为灿烂而艰辛的记忆。他记得：“每个走西藏的藏客不仅穿的是藏装，而且大多讲得一口流利而道地的藏话。赵应仙至今还能讲一口流利的藏话，一讲到西藏，一串串的藏话就迸了出来，尽管他已经50年没再进过藏区，没跟藏族打过交道。赵应仙还识得一些藏文，如今还能像我们熟读汉语拼音一样，能将藏文的所有字母唱念出来，‘噶咔噶哪，扎查扎哪，沙萨阿雅……’正因为有这种语言及生活习俗方面的便利，纳西族马帮才得以在藏区通行无阻，就像在自己的家乡一样。”

曾任中甸县商会会长的丽江纳西族人周秉奇，更是个藏族通。周家的祖上于清末就到中甸从事缝纫业，进而开设“德广通”商号，在中甸、德钦、拉萨一线经商。1921年“德广通”倒闭后，周秉奇的父亲继而创办了“恒德和”商号，并将号事传给子侄5人，让他们分管丽江、中甸、拉萨各地的分号。他们重信誉、轻财物，极力处理好与各民族商家的关系，同时也使得生意获利并发展。周家在迪庆藏区经常扶危济贫、打井修路，被当地藏族视为恩人。他们不仅尊重藏区的民族习俗和宗教信仰，重视与藏区有声望的喇嘛和头人的友好往来，与各寺庙保持密切联系，甚至让在丽江的子侄们取藏族名字，拜藏区的上层人物为干爹。周秉奇、周石奇兄弟不仅全力在藏区与藏族开展贸易，还在丽江古城忠义村自家住宅旁边建起专供藏族居住的旅马店，分为不同层次的头人住所、马脚子房、牲口养歇处和结账房等，对来往的藏族客商周到接待，有些来丽江读书的藏族中上层头人的子女也常住在周家。此举既方便了藏族同胞，也给周家的商业带来了好处。据亲历者赵净修先生回忆，周家“恒德和”商号开设的旅马店是丽江档次最高、规模最大的一家，西藏的“邦达昌”“热振昌”等商号就长住开号在他家。而当时最大的一笔生意是西藏的邦达昌卖给丽江商号的一批呢绒绸缎，总价值70万卢比，由于数额巨大，一家商号吃不起，就由丽江的达记、恒德和，还有白族喜洲帮的鸿兴源以及春和祥四家商号共同经营。据说这批货物卖到昆明之后，每家分到净利润三万多银圆。这笔70万卢比的大单生意，就是在恒德和号里成交的。

事实上，藏族与纳西族的关系，应该比茶马古道的历史更为源远流长，甚至更为深远。从民族学的方法看，这两个民族应该都属于氐羌族群，他们的人种和体格几乎完全一致，身体里面流着相同的血液，语言也有相同的成分。他们的祖先同为游牧民族，都生活在高原上。他们还有着共同的藏传佛教信仰。

不少丽江人就这样在这条路上找到了衣食之源，有的人还从此兴旺发达起来。有名的仁和昌号的创始人赖耀彩就是大家都看得见的样板。赖家祖籍福建汀州府，其始祖云丽公于清乾隆初年经商至丽江，见丽江山清水秀，人情质朴，就定居下来。后来子孙繁衍，至赖耀彩为七代孙。由于家族人多，负担重，迫于生计，赖耀彩从10岁起就弃学跟随父亲到中甸从事小商经营，待父亲奉养回家，13岁的赖耀彩就开始主持业务。他兢兢业业，勤俭朴实，虚心学习，逐渐信誉卓著，到民国建立时，已具有相当资本实力，分号设至四川木里、康定，业务蒸蒸日上。1930年传至其子赖敬庵（1903～1991）手上时，又恰逢抗日战争带来的商业机遇，古老的滇藏商道焕发了生机。赖敬庵抓住机遇，将赖家的仁和昌分号布局扩展至大理、昆明、昌都、拉萨，直至印度的加尔各答。通过苦心经营，他成为“拥有巨万，富甲一县”的大资本家。根据1943年的盘存，其商号仅流动资金一项就有滇银币60万元，骡马近200匹，成为滇西著名的富商之一，西藏人更称之为“赖家昌”，也就是大资本家的意思。在整个西藏地区，私人商号称“昌”的寥寥无几。

在此必须提到的是，1947年，赖敬庵为谋求仁和昌更大的发展，决定与两世达赖手下的红人、西藏大贵族擦绒·达桑占堆合股经营生意。仁和昌请德钦奔子栏的土官本登驮去最后一批银子，共计83驮，每驮2000两，共计166000两，除在康定购买了700驮砖茶外，把银子全交给了擦绒作为股本经营。没想到两三年之后，时局急遽变化，解放军进军西藏，西藏一下子处于全新局势中，生意便停顿下来。1951年，赖敬庵被逮捕判刑，家产被全部没收，沦落到社会最底层；擦绒·达桑占堆因参与1959年西藏叛乱，在山南被俘，病死狱中。

在近代时期，赖家的成功无疑是丽江许多贫寒人家的梦想。他们都这么发达起来了，自己为什么不能试一试呢？况且也没有更好的出路。于是，走西藏、走茶马古道就成了丽江人的生存发展之道。用丽江赵银棠女士的话说，丽江多藏客，是因为“丽江之农产不足自给，手工业改进困难，知识界亦多寒士。”

这也正如笔者多年前所指出的那样：“有些纳西族就干脆在西藏娶妻生子，安家落户，虽然他们仍被人们视为‘藏客’，但已经名不副实。距丽江古城大研镇仅四五公里处束河一带的皮匠手艺人，就以走西藏草地并在那儿成家立业而著名。束河是出皮匠的地方，这里的纳西人往往从‘一张皮’‘一颗针’开始创业，散布到藏区各地谋生。当地有一句俗话：‘只要乌鸦飞，必有龙泉人’。他们靠加工皮革、贩卖皮革制品致富后，有的就购买骡马，开始组建自己的马帮商队从事在藏区的商业贸易活动，成立有规模的商号，成为茶马古道上各民族互动的主力。”

在滇藏印一带著名的杨家的后人现仍住在云南丽江古城大研镇五一街下段（见图1-1），杨家祖祖辈辈在藏区经商的故事就像一部传奇。

杨家世代都前往西藏草地赶马帮做生意，从杨泗芹在西藏山南地区娶藏族妻子始，每一代杨家人都有两个家——一个在丽江，一个在藏区。在藏区娶的当然是藏族妻子，在丽江娶的自然是纳西族老婆。到了杨训知、杨以知两兄弟这一代，这一传统在杨以知那里有了一些变化。

说起丽江纳西族杨家在藏区发家的历史，那就得上溯到很久以前。早在光绪年间，丽江大研镇光义街杨姓的杨永蠼为避乱，循着丽江藏客的足迹进藏，带着两匹骡马，辗转到了西藏山南的泽当。那是吐蕃王朝的发祥地，松赞干布的祖先最早就是在那里的雅砻河谷里进入比较先进的农耕文明，发展势力，从而最终统一了全藏。杨永蠼到那里的时候，发现当地还没有水磨，他就在那里建起了一排水磨坊开展经营，由此就发达起来。杨永蠼的侄子杨钟杰（字聚贤）于道光年间出生在丽江，不幸13岁时父母双亡，他就跟随进藏的马帮，到西藏泽当投靠他的二叔杨永蠼。杨聚贤没再开设水磨坊，而是像其他藏客一样在泽当做起了药材生意。后来他到了拉萨，开设了一家很大的主营药材的商号，那就是“永聚兴”，来往于茶马古道各条线路。据说杨聚贤是个奇人，精明而有耐心，不几年生意大旺，转而做皮毛生意，几乎垄断了从青海到拉萨一线的皮毛生意，并在拉萨最热闹的地段盖起了很大的房子开店，房子是西式洋房，由英国人修建，还在拉萨首次用上了马赛克。后来西藏人把杨聚贤的“永聚兴”称为“吓罗”，意思是南方。杨聚贤的生意越做越大。杨聚贤在拉萨经商时，与当时的驻藏大臣李有泰和十三世达赖喇嘛都保持着密切关系，并给予经济上的资助，缓急相应，交往日密，从而得到了二人的赏识与信任，所以杨家在西藏一直很有势力。1904年，在反击英帝国主义侵藏战争中，驻藏清军补给困难，因路途遥远，交通不便，清政府一时难以接济，于是杨聚贤慷慨借资垫支，支持三月之久。光绪三十二年（1906），新任驻藏大臣联豫在拉萨推行新政，拟开办学堂、医馆等，于是杨聚贤又以各种形式先后捐助了白银7000余两，帮助联豫开办起了藏文说习所、中文读习所各一所，初级小学堂两所，白话报馆一所，施医馆一所，商品陈列所一所。杨聚贤为各民族的友好互动做出了积极贡献。

在达赖喇嘛和驻藏大臣李徽典之间的政治关系上，杨聚贤也能起到协调作用，从而得到了双方的信任和支持。于是，他的营业范围大为扩展，设分号于印度加尔各答，经营进出口业务；他命小儿子到新加坡开号，可惜其子早早病逝在那里；他派四川人李某驻广州，杨蕴民驻上海，陈少清驻北京，往来于西安采购绿松石；他派外甥李建民设分号于康定、雅安、成都，采办四川砖茶、丝和土杂，走川藏茶马古道大北路，利用西藏贵族特权所拥有的乌拉差役，在康区收购山货药材，运销成都、广州、上海、香港和新加坡等地。杨聚贤本人往来于滇、藏、印之间，筹划指挥。到清末民初，其家产已有百万两白银，据说他家的马帮队伍头骡到了丽江大研镇的家里，尾骡还在城外的黄山哨。不幸的是，正当永聚兴生意极盛之时，杨聚贤在拉萨去世，其继承者能力不及，做砸了几桩大生意，又正碰上康巴人的邦达昌兴起，排挤打击永聚兴，杨家的生意很快衰落下去。

像许多藏客一样，杨聚贤回丽江老家娶了鲍氏之女，她从未生育，就一直生活在丽江，直到去世。此外，杨聚贤在拉萨还娶了一个藏族姑娘，生了三个儿子，长子杨愉忠厚老实，小儿子20来岁就死在新加坡，二儿子杨恢曾被李徽典奏封为五品蓝翎，据说还能列席西藏地方政府噶厦的会议。杨恢在丽江娶了一个纳西族妻子，也没有生育，又在拉萨娶了藏族妻子，生了一个儿子，取名杨之瑚，因为珊瑚是藏族所爱的饰物。杨家生意衰落后，西藏地方政府的噶伦们落井下石，查封了永聚兴的商号。据说是十三世达赖喇嘛把杨恢夫妇及其儿子接到罗布林卡住下，并在杨家门口贴了说明，说在一个月之内由他解决杨家的事，一月之后噶伦们才能碰这事。在此期间，达赖喇嘛派人给了杨恢一些盘缠和几匹马，并派了一个叫尼玛的仆人随行，送他们回丽江。不幸的是，杨恢死在返乡的路上，只有杨之瑚母子回到丽江。几年后，杨之瑚那出身于拉萨藏香制造商之家的藏族母亲去世，杨之瑚靠他的纳西族妈妈煮酒、养猪及收一些地租生活，学会了纳西话，后来历尽坎坷，终于得在丽江古城里安享晚年。

“吓罗”的杨家还有一个儿子，在西藏山南地区的一个贵族家做女婿，有几个孩子，其中一个成为十三世达赖喇嘛的大厨师，全权负责达赖喇嘛的饮食，直到十三世达赖喇嘛圆寂。这是一个很有影响的位置，属于达赖喇嘛最宠幸的人物。由于有进入西藏贵族家庭和服务上层的履历，杨家在西藏更是声名显赫，而且在山南有数量相当可观的田产和房产。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杨守其的哥哥杨训知和侄子杨象禹急急忙忙由丽江赶回西藏，也跟这些田产、房产有一定关系。

杨训知、杨以知两兄弟的父亲杨萃吉，很早就生活在西藏，担任丽江杨氏在拉萨的“永聚兴”号的分号主管。杨萃吉当然也有藏族和纳西族两个太太、西藏和丽江两个家。杨萃吉与他的藏族妻子在拉萨生下了大儿子杨训知和一个女儿，与丽江的纳西族妻子生下了次子杨以知和一个女儿。

杨以知，字守其，生于1892年，丽江人都惯于叫他守其，他的名字杨以知反而没几个人知道。杨守其的名字在滇西商人和行走茶马古道的马帮里无人不晓，在藏区和印度的知名度也相当高。他以他的传奇经历和高尚的为人，在滇藏印茶马古道一线赢得了很高的声誉。

杨守其本人的生活更是可歌可泣。他19岁时先在丽江结了婚，妻子纳西族姑娘牛彦喜是丽江大研镇著名的牛家的千金，但婚后才一个月，杨守其就随父亲的马帮匆匆去了西藏，在拉萨的“永聚兴”商号当学徒。由于辛亥革命后的变局，他不得不很快去了印度。没想到这一走就是整整30年，等他在1939年回家探亲，再见到丽江的纳西族妻子牛彦喜时，已经过了近30年。因此，他在丽江没有一儿半女。

当时，19岁的杨守其去了拉萨，想在杨家的“永聚兴”商号做学徒，到了那里后才知道父亲杨萃吉已经去了成都。而且在那时，杨家的“永聚兴”已经败落。虽然杨家是丽江最早在藏区做生意的商家之一，并得到了西藏上层的支持，但因为有一大批羊毛在印度无法及时出手，导致羊毛霉坏，结果吃了大亏，从此生意每况愈下，最后完全垮了。杨守其到拉萨时，他的父亲已离开拉萨。当时落后的通信使他根本无法知道其他人的情况，哪怕是自己的父亲。杨守其孤身一人在拉萨，很难立足，只有辗转到印度投靠他的三叔杨乾吉。不巧的是，杨乾吉按家族习惯回丽江娶亲，已经离开了印度。更不幸的是，杨乾吉到了云南腾冲，感染瘴气病死。进退两难的杨守其不得已就在印度噶伦堡和加尔各答落了脚，接手杨家的事情，并且创办了丽丰商号，主要经营西藏的山货药材，往来于缅甸仰光，跟新加坡的胡文虎、胡文豹两兄弟合伙做生意，为其提供制药原料。胡氏兄弟祖籍闽南永定县，为客家人，是著名的华侨商人、报人和慈善家。胡文虎（1882～1954）出生于缅甸仰光，其先辈不知何时到东南亚创业。胡文虎从继承父亲在仰光的一家中药店开始，后来在制药方面崭露头角，并在南洋立住了脚，生产著名的“虎标”万金油等，因此而致富，号称“万金油大王”。笔者到过胡文虎的老家福建永定，那里就是世界文化遗产福建客家土楼最为集中之地，建有胡文虎的纪念馆，还有塑像。

在长期侨居印度做生意的那些年里，杨守其没像家族中的其他男性一样娶藏族妻子，而是娶了一个缅甸妻子（见图1-2）。其实那位女子也是华裔云南人的后代，她祖父姓黄，是云南腾冲洞山人氏。黄老曾是缅甸最后一位国王锡波手下一个很亲密的重臣，而他的女儿又是缅甸末代王室的妃子之一。锡波国王曾率领军队与英国殖民军作战，抵抗英国殖民者的侵略，不幸被英国人俘虏，押送到印度的孟买监禁。黄老从那场失败的战事中逃脱出来，带着他的缅甸妻子和女儿逃到了印度的阿萨姆，但在那里也不好立足，最后一家人就到了当时的英印首府加尔各答。那时杨守其已经从拉萨到了加尔各答，负责那里的生意，正是青春勃发、年轻力壮的时候。黄老到了加尔各答后，很快就认识了在那里做生意的杨守其。据说两人虽有年岁差距，但因为都是云南老乡，相处十分投机。黄老十分赏识杨守其的为人，就决定将自己15岁的孙女黄云泰（缅甸名玛银泰）嫁给杨守其。杨守其告诉黄老他在丽江家中已有纳西族妻子牛氏，但仍无法拒绝这命中注定的又一次姻缘。黄老完全把他当成自己的亲人，并把自己的后事都托付给了杨守其。

因黄老在缅甸生活多年，十分熟悉那里的情况，所以就指点杨守其将产于滇南西双版纳勐海一带的云南普洱茶，由陆路经过缅甸，再由海路经印度洋运到印度加尔各答，最后由陆路向北翻过喜马拉雅山脉运销到西藏。从那以后，杨守其在其太岳父黄老的指点和带领下，直接到普洱茶原产地之一的勐海，与当地官员兼茶商李拂一合作，制造并贩运藏销茶。翁孙婿俩就这样合作起来，探察这条线路。但当时这一带边境地区很乱，路根本走不通，他们只好又返回加尔各答。后来，滇、缅、印边境一带情况好转，相对比较安定，杨守其就联合大理鹤庆张家的恒盛公、中甸马铸材家的铸记，一起在滇、缅、印这条线上做起了茶叶生意，开辟了由西双版纳勐海经缅甸并跨过印度洋到印度再进入西藏的新茶路，于是杨守其就成了茶马古道上滇、缅、印、藏一线云南商帮的开山祖师。这条路其实就是历史上著名的西南丝绸之路，并与海上丝绸之路相连。它在宋代后已经萧条落寞。20世纪20年代，在杨守其这些商人们的努力下，这条古老的道路再次焕发了生机。

有些记述表明，杨守其心胸宽广，心肠极好，与人为善，随时为别人着想，而且知识也很丰富，话语也不多，大家有什么事都愿意找他。李拂一先生撰文强调：“沿途千数百里，赖以生活者众，守其先生倡导之新茶路，开创了一条运送普洱茶至西藏的新道路，对十二版纳茶叶之发展，与滇西南边内外之繁荣，贡献殊巨，功不可没。”“铸记”的创始人马铸材先生的长子马家夔也说：“守其先生为数十万的藏民做出了极大贡献。藏民们会永远怀念他的功绩。”恒盛公的后人张乃骞说：“我这一生见的人算多的了，但像杨守其这样的好人还没有见过”, “杨守其人很好，是个菩萨”。

张乃骞先生认为，在全世界所有的华侨中，印度的华侨是最穷、最惨的。湖北人只管镶牙补牙，还有做纸花；广东梅县人做皮匠；山东人挎着个包包大街小巷地游窜着卖布。其他省的人都有个会馆，像广东人就有好几个会馆，梅县的会馆就叫嘉应会馆。云南人没有同乡会，也没有会馆，大家有事就去找杨守其。1942年滇缅道路被日军封锁后，大量的云南茶仍由大理、丽江、中甸的茶马古道老路进入西藏。不管走哪条路，杨家在印度的商号都是云南各民族商号的根据地和代理商，像李达三的“达记”、赖家的“仁和昌”、牛家的“裕春和”，都附设在杨家的商号里。据说每年经常往来的就有数百人之众。杨守其在印度的家就成了云南人的会馆了。

杨守其自己大部分时间就住在印度噶伦堡和加尔各答，经营藏区的来往生意，抗战时期曾回丽江老家住了一两年。

杨守其于20世纪50年代中期在印度加尔各答购置了一幢洋楼，不想被欺骗，1956年在忧愤之中逝世。他的缅甸妻子黄云泰早在1943年就不幸死于难产。杨守其与小他15岁的缅甸妻子黄云泰共同生活了22年，他们养育有4个子女：长女杨丹桂、长子杨象文、次子杨象康、次女杨桂兰。20世纪60年代，中印关系破裂，他们的儿女皆被赶出印度，如今散落在世界各地——杨丹桂、杨象文在美国，杨象康在英国，杨桂兰在加拿大。

杨守其的大女儿杨丹桂1922年出生于印度加尔各答，在国外受的教育，懂多国语言文字，还通藏语、纳西话、粤语和上海话。1939年，她第一次随父亲回到老家丽江，从那以后一直将自己当作纳西族女儿。结婚后，她一直在香港、美国等地做生意。中国改革开放后，她数度回云南丽江老家。1991年，她将杨守其的骨灰从印度噶伦堡带回丽江祖茔安葬。年老以后，她也不时由国外回到丽江老家，积极支持纳西族文化事业，直到90岁高龄难以长途旅行。杨丹桂还在云南设立了纳西学子奖学金，每年资助30名纳西族学子上学。现在由她的女儿娄连竺继续管理其助学事业。

杨守其的哥哥杨训知（字秉臣）则按照杨家的传统行事。杨训知本来就出生在西藏拉萨，生母是藏族人。但他长大成人后，仍照杨家规矩，千里迢迢回到丽江老家，娶了一个纳西族妻子。返回西藏后，他又在雅鲁藏布江南岸的贡嘎县（现拉萨机场所在地）金顶区娶了一位富有的藏族媳妇，名叫伍堆，与藏族妻子生养了许多孩子。其中老大叫江巴江增，出家为僧，后为山南借地旭村督木却寺堪布，1959年民主改革时被捕，在泽当受管制学习，后来不知所终。三儿子叫江巴饶吉，在布达拉宫当喇嘛，1959年平叛时下落不明。四儿子杨象汤在印度噶伦堡马铸材等人创办的中华小学任职。他们的大女儿出嫁到山南的扎晋村，二女儿招婿在家，三女儿诺晋也在家务农。1959年西藏民主改革后，杨家的家庭成分被划为富裕农奴。

笔者在此要着重讲的是杨训知的二子杨象禹的事情。

早在1980年，杨象禹在丽江的儿子杨庚福就历经艰难进入西藏寻找他几乎未曾谋面的父亲。杨庚福生于1947年11月22日，是杨象禹与纳西族妻子生育的三女一男中唯一的儿子。在拉萨，杨庚福到了他父亲曾经工作过的拉萨市农牧局，找到了他父亲于1961年撰写的一份长达万言的“自述”。那是杨象禹写了呈交给拉萨市东城区人民政府农牧部的，里面或清晰或含糊地记述了其坎坷曲折的一生历程。

杨训知与藏族妻子伍堆于1924年在山南生了第二个儿子，名叫杨象禹，字甸川，别名八三，藏名次仁措品。杨象禹从小就在西藏山南放羊，10岁时（1934年），跟随丽江的客商，被送回丽江祖父处接受汉式教育。由于家庭条件较好，杨象禹在丽江念完小学、初中和高中后，在大研镇兴仁小学当了一年的小学教师，即听从父母之命（当然主要是其纳西族妈妈的安排，她是牛家的姑娘），在19岁那年，即1943年，与自己的表妹牛海燕结了婚。婚后仅约两个月，杨象禹接到叔父杨守其的来信，要他到印度学商。于是，杨象禹也踏着杨家前辈的足迹，跟从云南腾冲巨商协树昌做小伙计，从滇藏茶马古道走向了西藏高原。杨象禹进入西藏，在拉萨作短暂停留后，就径直到印度，投奔叔父杨守其。杨象禹在叔父杨守其的商号里一边学习经商，一边学习英语，一待就是4年。1946年抗战结束后，生意有些清闲，杨象禹才返回拉萨，回到自己的父亲杨训知家里。1947年，杨象禹在叔父杨守其的劝说下，送父亲杨训知回丽江养老。而当时，他已经离开丽江、离开他的纳西族妻儿5年了。

杨训知、杨象禹父子长途跋涉回到丽江后，于1947年着手在大研镇杨家巷（现五一街）建成了一幢壮观的宅院。这座宅院占地近440平方米，建筑面积600多平方米，有大小3个天井及河边的东花园，共23间房，另有卫生间、储物室和厨房（见图1-3）。建房的费用是杨守其从缅甸寄回的印度卢比，兑换成中国的银圆后，约合30万大洋。另外，还花费了6根金条从印度购置了玻璃装窗子，这在当时的丽江恐怕是第一家。房子建成后，还没来得及刷油漆，全家就在新宅正房前照了张合影，时间是1949年2月12日。为维持生计，杨家还开了个商店，做杂货生意，同时经营滇藏茶马古道上的茶、糖、粉丝、洋烟等，并往返于丽江、昆明和下关之间。

1949年，杨象禹参加了当地的抗击土匪活动，并当了中共地下党的民兵小队长，参加了地方上的各种事务。一年后，解放军42师进驻丽江，积极准备进军西藏。杨氏父子和其他曾在西藏经商的人被请去协助解放军学习藏语，介绍沿途站口、藏族风土人情等，并在地图上指示昌都地区及边境国防线的情况。1951年下半年，杨象禹还被军队情报部门转送到昆明西南军区学习了约10个月。1952年2月，上级领导要求杨象禹以商人身份由西藏察隅地区进入印度，建立工作点。杨象禹随即由丽江到德钦，直至西藏察隅边防地区，却因其特殊身份而屡遭挫折，最后被当地公安局以逃跑地主（杨家在土改中被划为地主成分）的罪名逮捕并遣返丽江，经过一番申诉，才终于脱身。时至1952年底1953年初，领导又征求杨象禹的意见，要调他到西藏工作。杨象禹父子也许还记挂着他们在西藏的房产和田庄，当然，还有他们的藏族妻子和家。1953年，父子俩又以经商的名义，回到了拉萨。进藏后，杨象禹先后从事过多种工作，甚至脱离政府工作经商打工。在争取回内地工作未果后，1956年进入拉萨中学工作，后参加平叛，最后落脚在后来划归拉萨市农牧局的农业试验场，也称农科所和种子推广站。从那以后，杨象禹和他的藏族妻子拉央就生活在拉萨八廓街附近的吉日巷，再没有回过丽江。杨象禹在美国的堂妹——杨守其的大女儿杨丹桂，在1982年回国期间，到拉萨看望过他。

杨象禹19岁第一次到印度噶伦堡的时候，就认识了拉央。拉央是昌都地区芒康县的藏族姑娘，一说是四川巴塘的藏族姑娘，年轻时为了虔诚的信仰到拉萨朝圣，后来又越过喜马拉雅山，前往印度的佛教圣地朝拜，她甚至到过释迦牟尼成佛的圣地“夺金迪”——菩提迦耶。杨象禹遇到她的时候，这位奇特而能干的藏族姑娘正在噶伦堡的街头摆摊做小本生意。两人可以说是一见钟情，很快就结婚，又成了一个家。也许是和平解放西藏的工作需要，还有这位叫拉央的藏族姑娘和他们在西藏的家，使杨象禹再次由云南丽江回到雪域西藏，并且再也没有离开。

最后，杨象禹的父亲和杨象禹都在西藏拉萨过世。杨训知逝世于1961年1月13日。杨训知的藏族妻子伍堆在1958年7月去世。杨象禹大约逝世于1986年，他的藏族妻子拉央则一直生活在拉萨，他们没有生育子女。

就这样，杨家有不少人就埋骨藏区。“永聚兴”曾在西藏红火多年，很受十三世达赖喇嘛看重。“永聚兴”的老板杨聚贤的继承人杨恢，在生意被邦达昌挤垮后，在回家的路上，经过梅里雪山时，心力交瘁，把自己的灵魂永远留在了茶马古道上，连十三世达赖喇嘛送给他的乘骑也死在雪山上。

1996年，笔者在丽江大研镇采访时，完全在无意之中摸到了五一街一幢白壁青瓦、宽敞漂亮的纳西族三坊一照壁院落，并为那座宅院少见的壮观气势而惊讶。那就是杨守其和杨训知、杨象禹父子在丽江的家。堂屋里恭敬地挂着杨守其和他的缅甸妻子的照片。当时杨象禹已经76岁的纳西族妻子牛海燕还生活在那座大宅院里。也许由于流泪太多，牛海燕的双眼红红的，几乎完全失明了。丽江还有杨象禹的3女1男，以及一大群孙儿女。那宅院经历了1996年2月3日的大地震，又缺乏必要的维修，显得有些破败。看着说起往事就老泪纵横的牛海燕老太太，看着那一群杨象禹从未见过的后辈，笔者不知说什么好。其间有着怎样的悲欢离合，有着怎样的酸甜苦辣，或许只有当事人才能面对和隐忍。

2000年后，经过海内外杨家人的热心张罗，杨家大院经过精心修葺，又焕然一新，矗立在丽江古城五一街下段27号，并挂牌为“印度华侨杨守其故居”。杨守其虽为印度华侨，其实杨家的生意，大多是藏区与内地茶叶、麝香等山货药材的贸易，印度无非是他们的一个落脚点而已。他们做的是经过印度往来于藏区的过境生意，他们的血脉，还在内地与西藏之间。

杨象禹在丽江的儿子杨庚福退休后就住在那所大院里，打理着有关事宜。每次到丽江，笔者都要去找杨庚福大哥坐坐，聊聊他家过去和现在的事情。现在终于有了一个机会，来专门写写杨守其、杨象禹这样的“藏客”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