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美国:“‘一带一路’几乎是一个全球性的概念”,“它将促进中国与邻国之间更深层次的市场整合,以及更大的相互依存关系”
远在大洋彼岸的美国,并不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但是,从美国战略智库一个时期发布的报告看,“一带一路”合作倡议却是它们最热衷的时髦词汇之一,是它们试图解读中国的一个窗口和切入点,也是它们向美国政府献言献策的重要议题之一。
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发布的《从大欧洲到大亚洲》报告指出,“面对来自美国和欧洲施加的政治和经济压力,俄罗斯将目光投向了中国”,“起源于2014年的乌克兰危机,扭转了欧亚大陆的地缘政治。俄罗斯在过去曾试图与西方国家融合,但现在将目光投向了亚洲。目前,莫斯科与北京的关系日益密切,这并不预示着中俄建立同盟与西方国家对抗,转而将会给欧亚、亚洲国家以及美国带来一定影响”。“普京于2013年在俄罗斯议会的年度讲话中指出,西伯利亚东部和远东地区将成为21世纪的战略发展区域。俄罗斯将会使其与中国、印度和日本的关系保持平衡,但2014年这个精心设计的架构遭受到沉重打击,平衡也暂时被打破”,“在当前形势下,中国计划的‘丝绸之路经济带’和普京的欧亚经济联盟将会使中国与俄罗斯从竞争对手转变为友好伙伴。莫斯科不得不作出妥协,允许中亚国家既加入欧亚经济联盟,也加入‘丝绸之路经济带’。中国将支持俄罗斯提供军事技术转移,例如导弹防御、海军和空军力量等。到目前为止,莫斯科在与北京分享先进技术方面保持谨慎态度。自2005年以来,中国和俄罗斯定期举行联合军事演习,因此,它们的军事力量现在有良好的兼容性。中国与俄罗斯很可能会在应对冲突和核计划方面展开更为密切的合作。在全球治理领域,中国和俄罗斯将会联合巩固非西方的国际机构,例如上海合作组织(SCO)以及金砖国家组织”。报告在结论中认为,“就亚洲内陆国家而言,包括阿富汗、蒙古和中亚地区的国家,将会受到中俄一体化的影响。欧亚经济联盟将必须与‘丝绸之路经济带’联合。覆盖欧亚大陆中部、北部和东部的贸易和投资区将会很快出现”。
该智库在《欧洲努力从中国的“21世纪丝绸之路”中获益》报告中认为,随着欧洲经济由低迷逐渐走向衰退,中国凭借其超强的能力开始资助基础设施开发,开始加快实施“丝绸之路”倡议,并以一种很大的规模来实施这些项目。相较于中国的一些邻国,欧洲国家会更少地考虑“一带一路”带来的地缘政治影响。报告指出,“已经没有人还记得欧洲于1993年发起的,连接欧洲—高加索—亚洲的土耳其、乌克兰、格鲁吉亚及其他一些高加索国家和中亚五国的运输走廊计划。现在,欧盟的管理者将其称为‘一带一路’”。“2015年5月,欧洲国家争相加入中国主导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以下简称亚投行)。欧洲人在‘一带一路’推动的时候就加入了,事实上,那些没有被列为成员国的国家,包括德国和西班牙都在努力参与其中。然而,有很多欧洲人都不清楚中国这些倡议背后的真正意义是什么,这些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倡议对于中国是不平凡的,中国通常会在双边关系、具体计划中设计一些对外经济政策,相比之下,‘一带一路’几乎是一个全球性的概念。中国的观察家们自己都不了解那些合作伙伴的情况、花费高昂的项目以及一些无关紧要的风险。欧洲国家相比中国的一些邻国,会更少地考虑‘一带一路’带来的地缘政治影响。‘一带一路’会在多大程度上与俄罗斯的倡议合作或者竞争,观察诸如欧亚经济联盟的走向,是值得欧洲重视的一个重要关注点”。报告指出,“欧洲没有国家对中国的发展议程表示不满,欧盟成员国感兴趣的热度,在很大程度上与它们的地理位置和发展水平一致。很明显,东欧和南欧都有直接利益,希腊可能会排在第一位,一方面是由于希腊公共经济和私营经济糟糕的状况,另一方面是由于它已经被安排在‘海上丝绸之路’的一个端点上。‘一带一路’的其他特点也得到了更多宣传,其中最主要的是义乌(浙江)、重庆、郑州(河南)以及最近加入的哈尔滨,分别与马德里、杜伊斯堡和汉堡相连的铁路集装箱货运线路”。
该报告还认为,“欧洲国家对中国倡议所持的态度各不相同,通向中国的陆路桥梁对于荷兰可能不是什么好消息,因为鹿特丹已经将其定位为中国在欧洲贸易的首个中介国。法国似乎对这些铁路线表现得很冷漠。而德国出于一系列原因对此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德国是中东欧地区影响力最大的经济体。德国也是中国迄今为止最主要的欧洲贸易伙伴,造访德国的中国领导人开始强调‘一带一路’与欧洲的相关性,德国在未来中俄关系中也有一定的地缘政治影响”。报告还认为,“‘一带一路’在试图扩大中国的存在。但是,中国存在在‘一带一路’提出之前就已经有所发展了,只不过在与欧洲的交往中,它还没有一个统一的框架。中国和欧盟轮值主席国都在努力改变资金困境的局面,并将新创建的欧洲战略投资基金(EFSI)作为桥梁。总之,充分利用中国用于基础设施项目的资金需要欧洲公共市场中经济自由化迈进新阶段”。报告在结论中认为,“很明显,中国正在利用其金融力量和吸引力,来抢占任何统一的谈判制高点。‘一带一路’倡议有可能成为亚欧大陆人类及经济地理中的游戏规则的改变者。如果保持稳定的话,中国将证明其结构投资的长期前景,就像西方国家19世纪展示的那样。欧盟应该通过成为积极的合作伙伴来增加机遇,而不是成为盲目的追随者。中国分散的决策机制、对双边关系的偏好及务实主义的结合不是什么新鲜事,但这并不会减少欧洲在‘一带一路’中的机遇”。
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在《中国制衡美国再平衡战略》报告中就“一带一路”合作倡议与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认为中国正通过“一带一路”合作倡议加强和改善与邻国的关系。报告认为,“在对华盛顿的国事访问中,即将卸任的美国总统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会见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这是一次高水平的、纯粹的双边交流。而在美国2016年的选举中,双方的关系可能受到海上领土争端的影响。美国对中国的网络攻击、推动有争议的领土主张和美国企业在中国日益恶化的经济环境表示担忧。随着奥巴马政府逐渐淡出,美国越来越不可能采取主动行动来塑造中美关系的总体格局。在这样的背景下,美国和其他观察家可能会惊讶地发现,中国似乎准备利用这个过渡期加强改善其与邻国的关系”。报告指出,“近年来,中国与菲律宾、日本及越南的紧张关系加剧(由于岛屿争议和领海问题)。然而,观察家们往往忘记了,中国在2008年之前在亚洲地区建立的影响力。中国加强了整个亚太地区的外交和经济活动。如,2002年中国同意签署《南海各方行为宣言》,这一宣言是中国与东盟签署的第一份有关南海问题的政治文件,对维护中国主权权益,保持南海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增进中国与东盟互信有重要的积极意义。在东盟的授意下开始就一系列行为准则进行谈判。此外,在与邻国的关系中,‘中国自信’脱颖而出”。报告分析道,“2011年,克林顿打破过去美国的孤立和制裁政策,会见了缅甸领导人。在接下来的一年里,奥巴马总统亲自访问缅甸。奥巴马认为他可以做更多努力以促进人权。同一时间,奥巴马政府宣布其‘再平衡’亚洲的意图。‘再平衡’亚洲的目的是把资源和注意力转向亚洲,美国在亚洲的利益和前景可观。此外,美国承诺其将维持亚太地区的稳定与和平。围绕‘再平衡’政策作出的公共关系努力受到中国邻国的欢迎,它们普遍认为,这一政策有助于应对北京日益增长的经济和军事力量,‘再平衡’战略被认为是遏制中国崛起的手段”。并不偶然的是,“自2013年以来,北京先后提出‘一带一路’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概念。‘一带一路’将促进中亚、南亚和东南亚的贸易联系。随着中国再平衡国内经济,它可以将过剩产能部署到邻国,从而吸引区域合作伙伴。如果‘一带一路’成功实施,它将促进中国与邻国之间更深层次的市场整合,以及更大的相互依存关系”。
詹姆斯敦基金会在《三赢:北京国际工业产能合作的蓝图》报告中认为,“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提出的一体化新外交概念——产能合作——融入现有双边或多边合作框架中。这一理念伴随着中国国有企业的重要改革,旨在提高中国企业的竞争力和其与发达国家市场的兼容性。为进一步表明该概念的重要性,中国领导人在最近访问欧洲、拉丁美洲和亚洲时,不断深化这一理念内涵。中国宣布成立由国务院副总理马凯任组长的国家制造强国建设领导小组,旨在到2030年提高中国技术和创新制造能力。这些努力都是为了帮助中国产业在中国经济发生剧烈变化的过程中,向价值链高端移动”。报告认为,“中国在2015年年底有望成为资本净出口国,从低中端制造业产品出口转向高端制造业供应链出口和基础设施发展模式。这种结构转变是由国内产业升级和经济增长放缓所驱动”,“中国制造业生产企业受到劳动力成本上升、消费需求疲软以及环境保护等方面的影响。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北京宣布了一系列的政策,如‘中国制造2025’战略,以改善其高端制造业。这一战略涉及中国产业的外部和内部组成部分”,“从外部而言,中国加快了投资步伐,以进入成熟市场和获得先进技术。不单纯依靠廉价产品的出口,中国已经转向出口一体化的制造业供应链,这涉及产品、技术、资金和管理,以及服务和标准。与单纯的产品出口相比,产业能力的合作包括基础设施建设、生产设备的生产、技术转让、专业人才和技术工人的培训以及操作和维护。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将为中国企业提供更廉价的土地和劳动力,为中国企业重新安置生产基地,在海外建立工业园区”,“从内部而言,北京承诺简化行政程序,呼吁中国企业联合为海外项目投标。此外,北京将提供支持性服务,包括信息共享、海关、移民、货币、税收、领事和法律保护。产业协会和公共运动也被鼓励以推动中国在国外的产业利益。根据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NDRC)利用外资和境外投资司司长顾大伟所说,国际工业合作是一种以市场为基础的激励。他曾表示,中国企业应承担的主要责任有企业决策、盈利能力分析、财务偿付能力和风险管理。通过国企改革,北京正从控制资产转移到控制资本。减少行政干预。为了提高它们的盈利能力和市场生存能力,国有企业的专业管理人员将负责业务决策,并对其利益相关者负责。此外,北京呼吁国有企业和中小企业共同努力建设产业能力,以工业协会为协调员,促进中国在海外市场的产业利益。此前,北京已经公开批评中国企业在海外的不良竞争,这是巩固中国北车和南车的一个基本原因。北京多次呼吁建立中国企业在海外项目投标的综合策略(也被称之为‘抱团出海’)以及发展海外产业集群园区。产业协会将致力于协调不同的公司,并为海外市场提供支持服务。中国的电力工业就是这种联合行动的一个例子。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CEC)已经提议在电力及其相关行业建立一个海外投资管理协调机制。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将推动制定中国国家电力标准英文版并且融入国际标准,组织国际会议、提供信息和培训”。同时,“中国政府也在发起对其国有企业进行品牌宣传的活动,因为国有企业是中国国家形象和软实力在海外市场的重要元素。在2015年年初发布‘中国制造2025’战略时,工业和信息化部部长苗圩在《人民日报》的评论文章中强调,打造高端制造业品牌十分重要。李克强总理多次将高速列车产业作为中国的国家‘商业名片’。中国中车(CRRC)推出了市场营销和品牌推广活动已于今年9月在美国市场展示中国的高速列车。除了公共活动之外,中国的国有企业正在向社会媒体转移,以吸引中国国内外的年青一代。在国务院的支持下,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SASAC)——下属的中央企业媒体联盟近来宣布成立一个信息共享和技术支持的平台,为国有企业制作视听信息,例如宣传片,通过手机、电脑和电视向观众传达相关信息”,“在习近平主席即将访问西雅图、华盛顿和纽约之际,他一定会讨论高端制造业的双边合作。近期,最新重组的中国中车在美国设立其第一家子公司,初始运营资金达到1000万美元。紧随几个即将签署的高端制造业双边合同,更多的中国国有企业可能在美国设立子公司、生产基地和研发中心。在6月于布鲁塞尔举行的中欧工商峰会上,李克强总理鼓励欧洲和中国加强产业能力合作,开拓第三方国家的市场机会。李克强为三边合作提出了‘三赢’蓝图,这将为发达国家先进的技术提供市场,使发展中国家获得可负担得起的高端制造设备,并且为中国提供从低端制造业向高端制造业转变的能力。通过这种方式,中国可以成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桥梁。在2014年12月访问哈萨克斯坦时,李克强总理首次提出这一概念,用于钢铁、水泥和平板玻璃行业,这些行业在中国的需求大幅度下滑。三个月后,中国和哈萨克斯坦签署了33项产业合作合同,估计价值为23.6亿美元。中国预计,中国—哈萨克斯坦工业合作是刺激其他国家进行合作的成功典范。随后,产能合作在整个拉丁美洲和亚洲成为中国的外交行话”。报告认为,“通过在高端制造业的产业合作,中国企业将在第三方国家联合投标过程中获得先进的技术和管理技能。更重要的是,‘第三方合作’并不意味着只有发展中国家。合资企业为中国提供能力和动力,以促使其产品和服务符合欧洲标准。一个成功的财团可以作为中国企业进入成熟市场获得更好品牌声誉的跳板。为了资助这些投资倡议,中国提议与欧盟(EU)、比利时和法国成立联合基金。然而,欧盟却对中国日益增长的全球市场份额表示担忧,这是对欧洲企业的直接竞争。连同对中国和欧洲双边投资谈判的看法,这些问题影响了中欧工业合作。‘一带一路’倡议的长期贸易愿景——基于中国的欧亚基础设施计划——可能对负债累累的欧盟更具吸引力。工业合作包括高速铁路、电信和航空等先进制造业,以及钢铁、水泥、平板玻璃等产能过剩行业。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北京促进中国企业的能力,以低成本提供足够的工业材料和项目经验。通过外交访问,中国也试图游说东道国政府的利益集团为中国企业领导的重大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投入更多的资金和资源。中国越来越多地投资于欧洲和美国的高端制造业。随着更多的利润驱动,中国国有企业正在成熟市场寻找低风险和高盈利的投资项目。发展中国家依然是中国企业的主要投资目的地。然而,这些国家的政治不稳定和债务破产,为经常性经营和持续收入带来潜在风险。中国企业正向欧洲和北美进行投资,以获得受管制的市场、先进的技术、政治稳定和支付信誉,以及这些带来的更高回报。这些海外投资的目标之一是,北京希望将其国有企业转变成利润丰厚的‘现金奶牛’。随着国内经济放缓,中国国有企业有望增加海外投资的盈利能力,刺激国内经济增长。由于政治关切和知识产权纠纷,中国企业经常在进入发达国家市场时面临阻力。因此,中国政府正试图通过与美国和欧盟进行深入的双边投资谈判,以降低中国企业进入市场的门槛。中国中车率先在美国市场上推出了中国高端制造企业的本土化生产。今年早些时候,中国北车(现与中国南车合并为中国中车)与马萨诸塞湾交通局签署了价值4.3亿美元的合同,提供284辆地铁列车。为了在美国市场降低制造成本,中国中车建立组装厂,开展本土化生产并在美国开展营销活动。中国中车正在积极与美国合作伙伴共同开发效率和环保的解决方案。在六月举行的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宣布成立铁路技术联合研究中心,由中国中车以及中国和美国的大学发起。同时,中国中车与英方合作伙伴将成立中英轨道交通技术联合研发中心。2015年7月,美国的麦克斯威科技公司与中国中车的子公司签订了长期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以共同开发轻轨和地铁列车”。报告认为,“尽管中国做出了巨大努力,但中国国有企业在海外市场仍面临着严峻的挑战。产品质量和创新能力已被证明是中国企业与国际集团竞争的最终决定因素。外国公司因关注中国的知识产权保护薄弱而对技术转让持谨慎态度。但随着中国国有企业在海外重新安置它们的生产基地,一些专家对当地工人和社区的社会和环境影响表示关注。尽管如此,正在进行的改革和协调一致的外交努力肯定意味着中国的工业企业将继续增加价值链,增加发达经济体的市场份额,从而巩固中国经济”。
该智库在《俄罗斯稳步推进南部新铁路绕过乌克兰》报告中认为,出于战略考虑,俄罗斯总理德米特里·梅德韦杰夫(Dmitry Medvedev)签署一项法令,使俄罗斯南部的列车绕过乌克兰领土。这表明,乌克兰将被阻隔在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欧亚铁路倡议之外。报告指出,“2015年9月21日,俄罗斯总理德米特里·梅德韦杰夫签署了一项法令,这项法令提出要建设一条铁路,使俄罗斯南部的列车绕过乌克兰领土。新的75英里双轨电气化铁路将取代现有的16英里铁路,这条现有铁路经过乌克兰的战乱地区卢甘斯克。而新铁路预计将于2018年投入使用。据梅德韦杰夫称,建设新的铁路线是为了绕开乌克兰东部战争,以提供安全的列车服务。几年前,俄罗斯官方就曾考虑过建设这一铁路的想法,但这一决定最终是在2014年作出的,在那个时候,俄罗斯与乌克兰的关系就有所恶化。去年11月,时任俄罗斯国家铁路公司总裁的弗拉基米尔·亚库宁(Vladimir Yakunin)宣布,计划将茹拉夫卡和米列罗沃连接起来,这样它们之间的火车就不必再经过乌克兰境内。梅德韦杰夫最新颁布的法令是一个明确的信号,即俄罗斯政府不希望看到乌克兰东部的动荡很快得到解决。新的铁路线将在俄罗斯的沃罗涅日州茹拉夫卡火车站和罗斯托夫州米列罗沃车站之间运行。两个城市按照目前的路线需要两个半小时才能抵达彼此。现在俄罗斯和乌克兰关系依旧紧张,茹拉夫卡和米列罗沃铁路线的工作节奏已经明显加快。8月22日,布尔加科夫将军夸张地说,‘士兵经常完成挖掘计划的200%任务’。虽然俄罗斯铁路公司宣称新的铁路将用于客运和货运交通,但是新支线将为俄罗斯军队向俄罗斯与乌克兰的边境沿线地区运送重型设备提供一种有效的物流通道。在经济层面上,乌克兰东接俄罗斯(欧亚经济联盟成员国),北与白俄罗斯(欧亚经济联盟成员国)毗邻,乌克兰被有效地阻隔在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欧亚铁路倡议之外。在沃罗涅日州和罗斯托夫洲之间提供更便利的旅客出行条件,这似乎并不是莫斯科的主要动机。更确切地说,俄罗斯可能更关心在军事和经济上对乌克兰施加压力”。
大西洋委员会在《后制裁时期中的伊朗和欧亚能源架构:欧洲—大西洋共同体面临的机遇和挑战》报告中认为,取消对伊朗的国际制裁可能会从根本上重组欧亚能源架构,并因此重塑欧亚地缘政治形态。报告指出,“欧洲—大西洋共同体将会成为伊朗天然气出口的最大影响者。通过长期的供应合同及昂贵的管道基础设施投资定义主要能源模式,伊朗的管道天然气出口模式在后制裁时期将会影响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发展及欧盟的‘东方邻居’政策。本报告预计,伊朗在五年内很可能会有246亿立方米的天然气用于每年的管道天然气出口,超过其目前的供应承诺。不足以供应所有主要市场,德黑兰方面在管道出口目的地的选择上面临关键的地缘政治选择,伊朗的能力只够为以下三个市场中的两个提供管道天然气出口:通过围绕跨安纳托列天然气管道的南部天然气走廊运往欧盟/土耳其,通过伊朗—阿曼—印度管线运往印度或通过土库曼斯坦或巴基斯坦运往中国”,“如果北京能确保伊朗和土库曼斯坦管道天然气出口的目的地不是欧洲,那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将会成为欧亚能源架构的组织原则。欧洲—大西洋共同体在后制裁时期有机会增加欧盟的天然气供应安全,并通过融合涉及土耳其、阿塞拜疆、格鲁吉亚和土库曼斯坦的能源运输合作来稳定欧盟的东部邻居,这种多边的能源运输合作将会限制俄罗斯的战略雄心,同样的多边合作将会引导中国的‘一带一路’战略走向欧洲—中国经济走廊,稳定格鲁吉亚、阿塞拜疆、土库曼斯坦,从而促进这些国家与欧洲—大西洋共同体的政治合作”。
报告认为,“伊朗与土耳其、阿塞拜疆的能源合作关系是政策结果中的必要因素。作为塔纳普的主要利益相关者,土耳其和阿塞拜疆在鼓励伊朗加入南部天然气走廊项目方面扮演重要角色,并通过跨里海管道(TCP)将南部天然气走廊延伸至土库曼斯坦。在后制裁时期,可有机会将伊朗引入TCP的建设中,前提是出现足够多的激励措施。由于伊朗的地理位置处于中国‘一带一路’计划中的枢纽,因此强大的中伊地缘政治合作将会确保中国在中亚不断提升其经济统治地位,并进一步扩大中国在高加索和地中海东部的影响力。中国与伊朗强大的石油关系、其与土库曼斯坦建造天然气生产和管道基础设施、它最近建设伊朗—巴基斯坦管道项目中巴基斯坦部分的协定的签署都将中国置于一种有利的地位”,“虽然伊朗会成为中国和欧洲的液化天然气(LNG)的重要输出国,但北京除LNG外,还会寻求伊朗的管道天然气进口,中国通过南海进口液化天然气存在战略脆弱性,到达中国东部沿海,液化天然气进口并不能解决中国确保其西部省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稳定天然气供应的需要,伊朗通过北京的中巴经济走廊与中国和巴基斯坦的合作已经被证明是伊朗地缘政治的福音,并会鼓励伊朗更加积极地参与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北京将会鼓励德黑兰通过管道,从土库曼斯坦或巴基斯坦出口伊朗的天然气,从而将伊朗融入‘一带一路’中,伊朗将会在欧洲和亚洲成为俄罗斯的竞争对手,鉴于伊朗和俄罗斯在高加索和中亚地区对立的战略利益,伊朗将削弱俄罗斯早已收效甚微的努力,阻碍其建立欧亚经济联盟成为一个独立的区域力量,长期来看,除非俄罗斯和伊朗的战略协调发生在中国主导的中国、俄罗斯和伊朗的三边框架中,否则印度—伊朗的能源合作将很可能促成代替‘一带一路’的欧亚走廊,‘一带一路’关注的区域主要是印度洋西部地区。伊朗—阿曼—印度管线和印度在伊朗海岸线上修建的恰赫巴哈尔港口会包括这一走廊的主要部分。在印度看来,专用于波斯湾天然气进口的管道会成为与中国竞争中的一个重要地缘政治好处,它符合欧洲—大西洋共同体与印度一起开发合作伙伴机遇的长远利益。在后制裁时期,伊朗的天然气出口模式将会塑造欧亚能源架构中两个竞争方向间的关系。为确保欧亚能源架构更加符合欧盟和北约的利益,来自伊朗或土库曼斯坦的天然气出口需要被包括在南部天然气走廊项目中。除了巩固欧盟天然气供应的安全外,扩展中的南部天然气走廊,将会在欧亚大陆促进欧洲—大西洋影响力的扩展”。
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在《中国经济增速放缓的地缘政治影响》报告中认为,“现在中国被公认为世界上最强大的新兴国家。中国与其他主要国家有很大的不同,中国的实力与其在过去几年的经济崛起密不可分。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大大提升了中国的区域地位,但北京的目标是成为区域领导者,这可能最终会取代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地位,但这一目标尚未实现。中国面临经济增长率下跌、股市动荡、人口老龄化等严重挑战。但是,尽管面临这些问题,中国经济发展前景依然被看作中国国家实力的主要来源。中国领导人正努力将这个国家的经济实力转化为越来越多的影响力,特别是在亚洲”。“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外交政策优先事项,是让邻国相信中国是一个值得信任的温和领导者,有能力建立一个以中国为中心的新区域秩序。习近平的‘亚洲人管理亚洲’理念认为,中国在区域内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但是,中国缺乏从根本上改变美国主导的地区秩序的力量。亚太地区各国渴望从中国快速崛起中获得经济利益,但却希望美国能制衡中国快速崛起带来的不确定性。北京的领导人努力推动中国的区域地位进一步提升,他们面临着一场艰苦的战斗,既要减少他国对中国的负面看法,又要扩大中国的影响力。对于一个新兴大国而言,重申其国际地位的最直接手段是提高其军事实力。虽然经济增长已经推动了中国军事能力的扩张,但是北京还必须依靠其经济实力来削弱美国的影响力,军事力量或强迫会适得其反,它会促使中国的邻国与美国一起组成反中国联盟。因此,中国领导人必须调整中国短期军事力量规划。在努力制衡美国的影响力,而不直接挑战美国霸权的情况下,中国领导人已经开始实施雄心勃勃的战略,通过建立新金融机构来扩大中国利益。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积极推动了他的区域经济议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简称亚投行)将成为美国主导的金融机构(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对手。中国为何会支持这样的倡议是很容易理解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机构一直广受诟病,被指其偏向于美国和西欧的发展议程。”“中国发起了雄心勃勃的‘一带一路’倡议。‘一带一路’寻求将中国经济与欧亚大陆的基础设施网络连接起来,并通向中东地区。通过促进历史悠久的丝绸之路合作与发展新的海事分支,中国领导人正在积极寻求战略举措。他们努力建立一个以中国为中心的层级秩序,并且已经开始实施雄心勃勃而富有风险的战略。亚投行和‘一带一路’项目受到中国经济的支持。虽然除中国之外的许多国家也对这两个项目给予支持,但这两个项目在没有中国经济做后盾的情况下是不可能成功的。通过这种方式,中国领导人试图提升中国的区域影响力。经济放缓可能会削弱中国未来在亚太地区的作用。为了换取经济利益,亚洲的较小国家一直容忍中国的自信,因为它们害怕这样的后果:挑战中国会导致北京在经济上惩罚它们。如果中国不再能够负担得起这些利益,许多较小的国家可能会不再愿意表现出尊重,而更愿意反击中国对其利益造成的威胁。也许最重要的是,中国经济下行给美国带来了机会,使其能够巩固其在亚太地区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地位,并能够减轻人们的担忧。但是,在美国缺乏足够的战略眼光和对亚太国家政治承诺的情况下,结果将取决于华盛顿的决心及如何采取措施。”
美国经济咨商会在《“一带一路”的问题和前景》报告中认为,应对“一带一路”进行更深层次的分析后,才能得到对其前景的可靠评估。报告说,“跨国企业应该期望从中国的‘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得到什么?中国的‘一带一路’(B&R)倡议是中国试图吸收工业产能过剩和支持国有企业经济增长的平台。这可以说是中国作出的最大胆的努力。它重申了中国政府对经济的管理和掌控,以及维持生产的社会经济势在必行。到目前为止,中国的经济增长驱动力从投资转向家庭消费。中国共产党在三中全会公报中承诺将让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我们相信‘一带一路’建设及其公开宣称的目标——推动中国—东盟—中亚贸易的互联互通、合作、整合和增长——需要更深层次的分析以得到对其前景的可靠评估。重点集中在收集关于该倡议的真正驱动力,以及交易对手(它们不得不参与到该项目中,并使该项目得以成功实施)对该倡议的接受能力”。
美国兰德公司在《欧亚大陆未来面临艰难抉择》报告中认为,中国是欧亚经济增长的引擎,欧亚大陆各国需要通过开放经济实现其繁荣。报告指出,“欧亚大陆位于欧洲和亚洲之间,处在一个十字路口。俄罗斯的‘转向东方’新政策、由莫斯科主导的欧亚经济联盟的发起以及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旨在资助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正在重塑区域动态。然而,除非欧亚经济体变得更具竞争力,否则它们将继续落后于发达国家”。作者从历史上追溯说,“1881年,陀思妥耶夫斯基(Fyodor Dostoevsky)这样谈论俄罗斯人,‘在欧洲人看来,我们是鞑靼人;而在亚洲人看来,我们又是欧洲人’。但是,并不仅仅只有俄罗斯横跨大陆,并同时拥有不同的文明特征,这个地区有十个国家同时有着欧洲和亚洲的特征:俄罗斯、土耳其、伊朗、亚美尼亚、阿塞拜疆、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除了伊朗,其他国家都与欧盟和北约有着紧密联系(目前北约暂停了与俄罗斯的务实合作);除了伊朗和土耳其,其他国家都共享苏联遗产;除了亚美尼亚,其他国家都拥有庞大的穆斯林人口;除了土库曼斯坦,其他国家都属于或者隶属于上海合作组织”。报告认为,“欧亚经济体长期遭受国家所有权和限制竞争垄断的问题,从而扼杀了创业精神和创新精神。集权经济与腐败相关。由于全球竞争日益激烈,比如来自美国页岩能源的竞争和伊朗石油的竞争,欧亚的能源生产商必须变得更有效率。此外,来自低价格的贸易冲击又增加了欧亚能源生产商的紧迫感。如果私营部门能够获得更多竞争的余地,那么欧亚生产国能够以每桶50美元的价格获得经济繁荣。中国是欧亚经济增长的引擎。中国通过哈萨克斯坦的石油管道和土库曼斯坦的天然气管道进口石油和天然气。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015年5月在访问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和白俄罗斯时称,欧亚大陆可能会从‘一带一路’倡议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获得数十亿美元的投资。然而中国经济的放缓和金融市场的动荡,以及俄罗斯的财政消退状况,将减缓或阻碍大型能源项目的实施。解除对伊朗的制裁将会改变欧亚经济现状。伊朗将与俄罗斯和土耳其竞争出口通道——哈萨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将会把更多的能源输送到伊朗。对伊朗的石油和天然气供应将增加其与俄罗斯和里海的能源竞争。对于欧亚大陆来说,与西方的经济关系仍然至关重要。欧洲是一个丰富的能源市场,但由于政策不明智,俄罗斯失去了欧洲的市场份额。俄罗斯应该牢记,欧盟是其迄今为止最大的贸易伙伴,而且其对外直接投资的四分之三来源于欧盟”。在报告的结尾,作者认为“在经济领域,欧亚大陆各国都应该重新审视其弊端,如产权保护的薄弱、国家集中控制以及腐败。只有开放经济,并使经济自由化,欧亚大陆才能实现繁荣”。
美国外交关系学会在《上海合作组织》报告中指出,“上海合作组织(SCO)是由中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于2001年在上海成立的政府间组织。最初上合组织是作为一个建立各国信任的论坛,以使边界非军事化。该组织的目标和议程已经逐步扩大,包括军事和反恐合作以及情报共享。上合组织还加强了其对区域经济举措的关注,如最近宣布的由中国主导的‘丝绸之路经济带’和俄罗斯主导的欧亚经济联盟。但一些专家称,该组织已成为中亚地区的一个反美堡垒,而另一些人认为,各成员国之间的摩擦使得该组织无法团结统一,进而更加强大”。报告认为,“尽管该组织认为阿富汗的宗教极端主义、恐怖主义和贩毒活动可能对该地区造成严重威胁,但该组织对阿富汗却没有多大影响力。阿富汗的不稳定给其邻国带来恐惧,而且可能会蔓延到边界之外。就喀布尔参加上合组织反恐活动而言,阿富汗曾于2012年在北京举行的上合组织峰会上被任命为上合组织观察员。由于塔利班以及基地组织的存在,再加上北约军队缩编,内陆国家的安全形势仍是上合组织会议的重中之重。阿富汗新一届总统阿什拉夫·加尼(Ashraf Ghani)和首席执行官阿卜杜拉(Abdullah)都支持上合组织更加努力地参与重建工作。一些上合组织成员国加强了与阿富汗的双边联系,尤其是中国。中国在稳定阿富汗局势方面努力发挥更大的作用,以保护其在阿富汗的巨额投资。目前,中国是阿富汗最大的投资者(就上合组织所有成员国而言),双方签署了价值30亿美元的合同,以开发艾纳克铜矿(尽管它的完成也面临众多延误情况)。北京领导人希望稳定的阿富汗将会对中国动荡不安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产生‘溢出’效应。俄罗斯也努力参与阿富汗的诸多事务,包括为阿富汗军队提供武器、反毒行动以及自己的项目投资。1979—1989年,苏联和阿富汗都处于战争状态,但今天,俄罗斯在阿富汗的安全事务中有着既得利益。俄罗斯将上合组织的中亚成员国视为俄罗斯和阿富汗之间的缓冲区,因此它选择更加广泛地加强区域安全,以防止阿富汗动荡局势蔓延至俄罗斯边境。中亚合作伙伴,包括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也已经在阿富汗进行了大量投资”。报告说,“近年来,经济合作已成为上合组织较为紧迫的目标。在俄罗斯乌法峰会上,各成员国决议通过上合组织发展战略,其中包括在接下来的十年里将加强金融、投资和贸易合作作为优先事项。北京已经推动该组织将重点放在经济合作上,比如成立发展基金或者自由贸易区。过去,这些举措都会遭到‘怀疑’。然而,中亚成员国需要基础设施和能源投资,它们已对这些建议作出回应,尽管俄罗斯就中国对苏联卫星的不断影响一事十分敏感。上合组织外部出现区域能源合作。俄罗斯已经与几个中亚邻国签署了有关修建天然气管道的协议。中国能源外交政策同样遵循双边路线。例如,中亚—中国天然气管道由多条已经完成和仍在修建中的管道组成,穿过乌兹别克斯坦和哈萨克斯坦,到达中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全长1100英里。北京也承诺提供163亿美元的资金来整合该区域,恢复原有贸易路线,以此作为中国‘丝绸之路经济带’的一部分。尽管中国一系列活动已经将俄罗斯在该地区的传统主导地位连根拔起,但是北京和莫斯科之间的能源交易还在上升。一些专家认为,北京和莫斯科最近的举动——包括协调中国主导的‘丝绸之路经济带’和俄罗斯主导的欧亚经济联盟的相关协议,以及地中海的双边军事演习——标志着这两个区域大国的发展。中俄关系的改善似乎是一个‘真正的、持久的现象’。莫斯科与北京的交往情况表明,两国不仅愿意,而且渴望建立更加亲密的双边关系”。
外交政策研究所罕见地使用“高度颤栗”这样的标题来描述中日关系,确实有些耸人听闻。在其发布的《高度颤栗:不安全感与中日关系》报告中,该智库以标题党的笔法,讨论了“一带一路”合作倡议与中日关系之间的互动逻辑。报告说,“中国和日本在联合国大会上又一次针锋相对。上周,中国负责裁军事务的大使指控日本积累过量的敏感核材料,尤其是1200公斤的高浓缩铀和48吨分离钚(其中约四分之一储存在日本领土)。他声称,这些材料足够日本制造1350枚核弹头。日本裁军大使回击称,日本的核计划已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的保障下安全运行了50多年。他补充说,在这段时间里,日本一直表现出其和平意图,而且不会对其他国家构成威胁。考虑到他向中国大使的回应,我们也可能会将此视为其对中国最近在东海和南海挑衅行为的一个提醒。这标志着中日关系下降的又一幕。不久前,两国关系刚刚有所好转。20世纪90年代至21世纪,中日之间的经济关系越来越紧密。许多人指责当前中日关系恶化是由于2010年钓鱼岛的紧张局势,或者2012年东京从日本私人所有者中购买相关岛屿。可以肯定的是,自此两国之间的贸易往来不断恶化,但岛屿之争只是导火索。在过去的20年里,中国和日本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两国国内不安全因素增多,这使它们更加关注对方。表面上看,中国似乎没有任何理由具有不安全感。执政的中国共产党表面上是处于权力顶峰,但是位居其上的中国政府已经主导了35年的经济扩张,这使中国成为令人羡慕的发展中国家。甚至在‘一带一路’倡议的庇护下,并通过有可能扩大其在亚洲和非洲影响力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来慷慨贡献。但是,在腐败问题、土地争议、环境污染、经济低迷、房地产泡沫、债务增长等挑战下,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和亚投行看起来更像是对于在海外进行经济发展模式的探索,而不是一个连接欧亚经济的战略”。报告还说,“如果只是为了防止中国巩固其政权,那么显然东京已经充分利用情感优势,并在该地区变得更加圆滑、活跃。自习近平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以来,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从未忽视该倡议。安倍已经多次前往东南亚,与一些国家签署了经济、政治,甚至军事方面的合作协议。上周,安倍晋三开始了贯穿中亚的五国访问,而中亚是中国‘一带一路’的核心。一周前,日本海上自卫队派出一艘驱逐舰与印度和美国在印度洋上进行了首次海军演习”。
新美国安全中心认为,“一带一路”合作倡议事关21世纪的基础设施建设,美国应对此制定恰当的对策。在其发表的《如何应对中国的自信》报告中,作者认为“中国的确再次成为了富裕而且强大的国家,这是个事实。近几十年来,中国进行了空前的崛起:1990年,中国是世界第十大经济体,而到了2001年,中国跃居成为世界第六大经济体,到了2010年则成为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如果以购买力平价计算,那么现在中国的经济规模已经超越了美国。同样以购买力平价计算,十年前中国的经济仅仅是美国经济的一半。正是这一趋势使得印度太平洋地区未来的力量平衡和设想秩序初步成形。虽然中国近期经济增长放缓,未来经济是否会稳定还不确定,但是这也没有改变其他国家对中国未来的看法”。报告指出,“中国正在深化与区域和全球经济体的一体化。基础设施将逐渐重绘21世纪的战略经济和安全连接,而中国的基础设施建设能力近来一直都十分突出。习主席在最近一次的亚太经济合作组织论坛上发表讲话,试图宣传中国的一系列计划:中国将在未来十年向海外投资1.25万亿美元,并希望投资400亿美元重建古丝绸之路,同时也建设一条新‘海上丝绸之路’。此外,中国提议建立初始认缴资本为500亿美元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印度贸易部长在近期的一次会议上表示:‘如果布雷顿森林体系机构不能为新兴经济体的基础设施建设融资,那么我们就必须寻找其他的机构。’中国正在填补基础设施融资的空缺。美国应当加强现有经济机构,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同时确保每个新机构都遵循透明和基于商定的原则。美国需要考虑中国的优势和弱点,以此来决定美国最好的筹码是什么,之后再推出应用这些筹码的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