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 革命中个体人格的变化
勒庞认为，在一个群体中，个人的特殊的后天习性会被抹杀掉，他们的个性也会消失。同质的东西淹没了异质的东西。
★弗洛伊德
当魔鬼成为我们内心的主宰时，不要做，一做便是错。要么行之不足，要么过犹不及。只有魔鬼不再发挥作用的时候，我们才能达到平衡的状态。
★荣格
在某种意义上，生活中的最重大和最重要的问题都是无法解决的。我们无法解决它们，只能在成长中超越它们。
★荣格
当爱支配一切时，权力就不存在了；当权力主宰一切时，爱就消失了。两者互为对方的影子。
★荣格
今天的许多人把“人的真实存在”仅仅理解为是人类内在的永不满意、反常、以及贪婪方面，完全忘记了正是这些人类，也建立起那些稳固的文明形态，它们比所有无法无天的暗流更强大、更稳定。
★荣格
一、人格的变化
之前，我曾经对人的性格做过较为详尽的论述，如果我们无法对人格有深入理解，就无法了解在一些特殊时期（革命时期），人们在行为上的变化及其内在矛盾。我在这里就只是挑选一些要点介绍如下。
个体是复杂的，除了某些惯常的精神状态之外，个体还具有一些容易变动的性格：一般来说，只要环境不变，前者就会保持稳定；而后者则通常是由突发事件引起的，它具有很多的可能性。
特定的外部环境造就了现实生活中的人，而非所有的环境。难以计数的小我（cellularesos）构成了整体的自我，这些小我是由祖先的人格积淀下来的。这些要素通过组合达到某种平衡，只要社会环境稳定不变，这一平衡就会长久地保持下去；而一旦突发的动乱破坏了环境，那么这一平衡就会被打破，它们会很快四分五裂，继之而起的是由崭新组合形成的一种全新的人格。思想、感觉及行为以各自的形式体现这一全新的人格，这时我们将会看到，同一个个体将发生不可思议的变化。这就解释了在雅各宾派恐怖统治时期，为何那些淳朴憨厚的资产阶级和以友善著称的政府官员会变得嗜血成性、残酷无情。
所以，那些参与重大宗教事件和政治事件的人看上去似乎与常人差别很大，但事实上，他们也只是与我们一样的普通人而已，同一种类型的人将由类似事件的重复发生而塑造。
拿破仑对人性的这些特征非常了解，他在圣赫勒拿岛的回忆中说过这样一段意味深长的话：
偶然性在做出政治决策时所起到的作用远超过一般人的想象，正是因为深知这个道理，我才没有苛求去人们在动乱之中的所作所为，摆脱这种成见并不像想象中那么容易……在革命期间，人们应当只谈论他们已经做了的事，而不是妄议那些无能为力的事情……对人类的行为保持客观的理解并非易事……大众能够真正明白自己的行为吗？他们能说服自己吗？实际上，随着环境的变化，他们所表现出来的善恶简直判若两人。
传统的、旧有的人格因素在特定事件的影响下开始分解，那么，新的人格在这时又是如何塑造的呢？
仔细研究后我们会发现，有很多途径可以塑造新的人格，其中最有效的一种方式就是对一种信仰怀着强烈的执著追求，它能够清晰地指明新人格形成的方向，这简直就像磁铁聚拢金属屑一样快速有效。
在诸如十字军东征、宗教改革、法国大革命这样的重大历史事件或历史时期中，我们能清晰地观察和认识到这种方式如何塑造了新的人格。
在我们正常的生活中，由于环境变幻莫测或由于变化极其微小，我们看到的个体大多始终保持着单一的人格。但这并不是恒定的，在某些时候，在特定的环境影响下，个体身上也会呈现出多种人格相互替代的现象。
这些人格相互之间表现并不一致，最极端的情况下这些人格甚至处于完全对立的状态。单一个体具有多重人格的现象在病态心理学中是十分普遍的，我们可以把莫顿·普兰斯和皮埃尔·珍妮特两人所征引的案例当作参考。
需要注意的是，智力在所有这些人格变异的例子当中并没有什么异常，发生改变的是构成性格的诸多情感因素。
二、大革命期间最主要的性格因素
在革命中有一点是必然发生的：一旦普遍的社会约束被打破，一些原本被压制的情感就会开始潜滋暗长，等待破土而出、尽情发泄的时机。
法律、道德及传统都在这些社会束缚之列，这些东西是民族传统千百年来的积淀，它们不可能被完全消除。而这些束缚在经历了社会剧变之后，束缚力已经变得异常微弱，但仍然在某种程度上减缓了危险情感的大爆发。
民族精神是这些社会约束中最强有力的，就像我们在前文所说的，它决定着一个民族中主体的观察、体验和面貌，它是遗传性习俗的基础架构，可以说，没有任何比习俗更强大的纽带了。
从历史上来看，一个民族的变化总是受制于这种民族性的影响，它甚至可以在特定的范围之内决定一个民族的命运，一切表面的变化都无法超越它的作用。以法兰西的民族精神为例，它似乎在一个世纪的时间内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短短的几十年，它就由大革命转向恺撒主义，进而转变为复辟君主制，紧接着又爆发了革命，最终又变成了新的恺撒。表面看来，法国时局风起云涌，瞬息万变，但是实质上它仍保持着原样，没有任何事物被触动。
没必要深究国民性变化的局限性，但对某些情感因素的影响却不能不进行一些考察和研究，因为正是这些情感因素的发展和变化在革命期间导致了个体和群体人格的变异。在这些情感因素中，特别要提到的是仇恨、恐惧、野心、嫉妒、虚荣和狂热等情愫。值得庆幸的是，法国大革命给我们提供了许多这方面的案例。
仇恨
仇恨是一种非常强烈的情感，同时它又是一种正常的心理情绪。大革命时期的人们，因为对人、对制度及对某些事情的仇恨而深受刺激。他们的仇恨不仅针对敌人，甚至还针对“自己人”，正如一位作者最近所指出的：“要是我们对这些革命者之间的相互指控深信不疑，我们可以轻易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即他们全部都是叛国者，他们热衷于侃侃而谈，既腐败又无能，他们骨子里与暴君毫无分别。”我们知道，人们正是因为怀揣这样一种置对手于死地而后快的仇恨心理，才开始相互迫害，相互残杀，大革命中的吉伦特派、埃贝尔派、罗伯斯庇尔派、丹东派等派别都同样如此。
不宽容是仇恨心理产生的主要原因，这些狂热的宗派主义者总是自以为掌握了绝对的真理，并且不容许任何人反对，然而一旦全部信徒都产生了类似的想法，他们所能做的就只剩下相互排斥，自己的是虔诚信仰，其他人的信仰就是异端邪说。因此一旦他们掌握了大权，残暴的大屠杀就一触即发了。
那些造成革命者反目的仇恨已经完全失去了理性，假设它们还具有一定的理性起源的话，它们或许就不会持续如此之久，但遗憾的是那些仇恨的起源总是与情感的或神秘主义的因素相连，仇恨就变得难以遗忘。虽然派别不同，但他们的仇恨心理却拥有相同的根源，因此也会表现出相同的暴力倾向。从历史资料中不难看出，吉伦特派的行事风格与雅各宾派的一样强硬，他们最早宣称了失势的党派应该立刻消失这一观点。奥拉尔先生指出，他们甚至还曾尝试为“九月屠杀”进行辩护，雅各宾派的恐怖政策不应当肤浅地被当作一种自我防卫的工具，更应该当作胜利后的信徒运用抢来的权力消灭对手的一般做法——他们绝对不会容忍信仰上的不一致。
从历史经验可知，宗教战争和政治战争的胜利者通常都会将失败的一方置于死地，失败者是不可能得到宽恕的。比如苏勒曾将两百多名罗马元老院议员的喉管割断，将五六千罗马人残忍屠戮；革命中暴徒血腥镇压巴黎公社，枪毙两万多人……这些事件无一例外地验证了这一血腥的法则我想未来恐怕也难逃这样的铁律。
仇恨的起源非常复杂，它并不仅仅起源于信仰上的分歧，很多时候嫉妒嫉妒心、野心、自私等感情心理同样是滋生仇恨的温床。个人之间的权力斗争更是不容忽视的因素，正是基于这一原因那些不同派别的领袖们才会被一个接着一个地送上断头台。特别值得注意的一点是，派别的分裂及由此衍生的仇恨情绪几乎已经成为拉丁民族精神的一种构成要素。也正是因为这一原因，我们的祖先高卢人丧失了独立，恺撒对此印象非常深刻，他说道：
无论哪个城市都会分裂为两个派别：派系纷争会渗透到一个郡、一个村庄、一个家庭。如果一年之中，一个城市没有袭击其他城市或没有奋力抵抗外来的侵略，反而是奇怪之事了。
人类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般开化，要进入真正的文明时代还需要较长的一段时间，因此，感情和信仰迄今为止还控制和引导着人类的行为，所以，我们可以想象得出仇恨在人类历史上发挥的作用是多么重要。
对于仇恨在战争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在一所军事院校任职的指挥官科林教授做了如下评述：
为什么不鼓励仇恨呢？战争中它能够极大地激发士兵士气，鼓舞士兵战斗力，正是凭借仇恨，普鲁士人战胜了拿破仑。回顾那些最为壮观的演习和最具决定性意义的军事行动，如果不是腓特烈大帝或拿破仑这类天才创造了这些非凡之作，那么，我们很容易发现，激情才是它们的灵感来源，而非未雨绸缪的计划。想象一下，如果我们并不憎恨德国人，那么1870年的那场战争最终会是什么结果恐怕就很难预料了。
科林指挥官的理论同样适用于日俄战争。俄国人曾让日本人蒙受侮辱，因此日本人对俄国人怀有深深的仇恨，这或许可以看作是日本人能够在日俄战争中获得胜利的原因吧。而从战争伊始，俄国士兵就极度轻视日本人，没把日本人当作一回事，仇恨这种感情更是无从谈起，这也是俄国人失败的一个原因。
就像我们前文所指出的，大量有关博爱的言论存在于大革命时期，比如自由、人权，这种言论在今天更是数不胜数，各种现代政党把“和平主义”“人道主义”“团结”等当作宣传自己政治理念时惯用的流行口号，然而，在这些大话、空话、套话背后隐藏了无数的仇恨，它对于我们的现代社会的威胁是远超乎人们所料的。
恐惧
在法国大革命中，恐惧几乎能起到与仇恨同等的作用，个人的英勇无畏与集体的胆小懦弱并行不悖。
波澜壮阔的革命议会历史上，这样的场景也不少见：国民公会的代表们在面对断头台时表现得临危不惧，视死如归，他们表现出的勇气震惊四座；但在面对闯入议会的暴乱者发出的种种威胁时，他们又往往显得懦弱不堪，毫无反抗之意，对荒谬透顶的要求和指令俯首帖耳。
法国大革命期间，人们见识到了各种各样的恐惧，其中最为流行的恐惧就是唯恐自己被指责为温和派。所以，国民公会的代表、公共检举人、革命法庭的法官、国民公会的“特派员”等都争先恐后的表现，试图证明自己远比对手要激进和进步。恐惧是导致这一时期全部罪行的主要来源之一，如果真能出现奇迹，使革命的议会摆脱恐惧，那么，他们有可能做出完全不一样的举动，而革命本身也就可能走向一个完全相反的方向。
野心、嫉妒、虚荣等
野心、嫉妒、虚荣等情感因素的影响无时无刻不存在，但是在正常情况下会被严格地限制在社会可容许的范围内。比如说野心，野心首先就会被社会等级形式所限制，尽管士兵有可能在将来成长为出色的将军，但这必然要经过长期的服役。而革命时期，一切就都不一样了，剧烈的变革造就了无数“奇迹”，早上还是士兵，或许晚上就可以成为将军。每个人都有可能在很短的时间之内，因为论功行赏而得以加官晋爵，个别人的野心也就因此而急速膨胀，地位卑微的人也相信自己有惊世骇俗的能力来胜任最高的职位，这样一来，人们的虚荣心得以在极短的时间内被调动起来。
而野心和虚荣在内的所有激情，一旦融入革命之中，就会或多或少地膨胀起来。同时，人们开始艳羡那些一夜之间青云直上的人，而且这种羡慕之情还在不断地增长。
嫉妒法国大革命时期影响非常大的一种情绪是嫉妒心。民众对贵族的嫉妒是这场革命中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即便之前的中产阶级已经在能力和财富上超过了贵族，他们的社会地位与贵族的身份也越来越接近，但事实上，他们依然有被贵族拒之于千里之外的那种感觉，这种嫉妒心理让他们对贵族阶级产生了由衷的愤恨和仇视。资产阶级因为这种心理状态顺理成章地从潜意识里成了“平等”这一哲学教条虔诚的支持者。
因为嫉妒和受到伤害的自尊而产生了怨恨的情绪，这一点我们在当今社会或许无从体验，这是因为贵族的影响已经微乎其微。如卡里埃、马拉及其他一些国民公会的代表在当时都曾在大贵族门下效命，他们不愿继续这种寄人篱下、苟活于世的生活，这段经历被视为生平的耻辱，且这种耻辱逐渐转化为仇恨。出身寒门的罗兰夫人就有这么一件终生难忘的事情，在旧制度统治时期，她和母亲应邀到一位贵族妇女家里做客，结果，因为身份的问题，贵族妇人在就餐时把她们安排到仆人的位置上，对罗兰夫人来说，这绝对是终身难忘的奇耻大辱。
泰纳曾引用过一段哲学家里伐罗尔的话，这段话一语中的，指出了因受伤的自尊和嫉妒而产生的仇恨对革命造成的影响：
“是什么让这个民族暴怒起来？不是苛捐杂税，不是国王的密札，不是被滥用的权力，不是国家管理者们犯下的过错，更不是迟缓的司法机关的效率……实际上，恰恰是贵族阶级对平民阶级的偏见和盛气凌人的态度引起了人们的深仇大恨。这一点有事实可证：正是资产阶级、有钱人、知识分子之类的对贵族因嫉妒而怀恨在心的人，鼓动了城市里的贫苦市民和乡下的农民阶级揭竿而起。”
拿破仑也有类似的判断，他说：“是虚荣心造就了革命，所谓的自由也不过是一个借口罢了。”
这些革命的发起者所拥有的热情一点绝不逊于狂热的宗教徒，第一次国民议会的资产阶级代表们甚至意欲建立一种宗教。他们构筑了一个非常美妙的幻梦——试图在彻底粉碎旧世界的基础上建立一个全新的世界，再没有什么能比这一宏达幻想更能打动人心了。新教义宣称，所有的民族都将在平等和博爱的带领下进入永恒而幸福的国度，人们痴迷于这种教义，热情也随之暴涨，于是他们不顾一切地等待着成功的到来。
然而，这种热情很快就会被暴力所取代，原因很简单——改革者们提出的教义根本不可能真正实现，人们只能在现实世界里寻找慰藉，而幻想觉醒的那一天极有可能就是革命遭受灭顶之灾的一天。我们不难想象，在看到身处的现状与梦想的情境相去甚远时，大革命的使徒们将会怎样的怒不可遏。革命者们的本意是全盘否定过去，带领人们走向完全不同的新生，然而过去的阴影在人们的心中却根深蒂固，那些幻想破灭的人们开始抵触改造。改革者们在这样的情况下可谓困难重重，举步维艰，但他们却不会屈服，于是他们开始妄图借助暴力的手段强制推行政治主张。人们很反感这样的专政局面，开始怀念旧的制度——历史上的复辟大多是这样发生的。
我们必须指出，尽管激情只是一时的心血来潮，它或许不能长久存在于革命议会中，但在军队中，它却能长盛不衰，并成为军队力量的主要来源。从事实的角度讲，在还没有成立共和国之前，法国大革命的军队就已经是共和主义者了，而且在君主专制复辟、共和政体被放弃很久之后，军队坚持的也始终是共和主义的信念。
在本章中，我们让读者知道，某些共同的渴望和环境的变化通常成为人格变异的主要条件，而最后它们会表现为为数不多的几种高度同质化的心理状态。单从较为典型的心理状态来看，我们可以最终将其归为四类：雅各宾主义的、神秘主义的、犯罪的和革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