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王朝覆亡百年祭^注5

　1912年2月12日，以清朝隆裕太后用懿旨名义代表6岁的宣统皇帝发布“退位诏书”为标志，存在了268年的清王朝正式宣告结束。皇冠落地，君权陨灭。这对于有着数千年封建君主专制统治历史的中国社会来说，不能不说是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变。

　　如今，一百年已经过去。时移世易，岁月沧桑，历史的尘埃已经落定。但往事烟云，并不随着时间的流逝而烟消云散，依然在今天的社会生活中留下了诸多历史的印痕，值得我们对这样一个重大历史事件做一点冷静的反思。

把清王朝覆亡放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全过程中加以审视

　　清朝从17世纪中叶建立全国政权，到20世纪初叶覆亡，统治中国将近三个世纪。这段历史，同中华民族从沉沦到全面振兴的客观进程，有很大一部分在时间上是重合的。对待历史，不是孤立地就事论事，而是把它放到一个较长时段中去，审视事件的前因后果，观察各种现象的相互关联和长远影响，往往能够看得更加清楚，了解得更加全面深刻。一百年以前清王朝覆亡这件事情，如果放到中华民族从沉沦到复兴的全过程中，将会给我们呈现一些怎样的面貌呢？

　　中国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灿烂的中华文明，曾经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但是，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中华民族经历了并正在经历着一个逐步衰落又重新复兴的复杂过程。这个过程，前后大约经过和将要经过四个世纪。如果用最简单的语言来表述，是否可以这样说：

　　18世纪——是中国从强盛开始走向衰落的世纪。

　　19世纪——是国家民族危机空前严重，同时开始民族觉醒的世纪。

　　20世纪——是中国人民从逆境中顽强奋斗，通过革命手段，实现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走上社会主义康庄大道的世纪。

　　21世纪——是中华民族全面振兴、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世纪。

　　这样的简单概括，肯定不能涵盖丰富复杂的历史内容，甚至也未必能够抓住历史的本质和核心。但大体反映一个历史趋势，我觉得还是可以的。

　　中国从什么时候开始衰落的？学术界看法并不一致。譬如，有的认为衰落从明代末年就已开始，有的则认为更早一些，从明成祖以后就逐渐衰落了。我把从强盛开始走向衰落的时间，放在18世纪，主要基于两个原因：一是因为所谓中国的衰落，不仅是自己同自己比，更重要的是中国同世界各国相比。在西方一些主要国家还没有经过工业革命，资产阶级政治革命的任务尚未完成的时候，判定中国已经衰落未免言之过早。二是18世纪毕竟还有一个“康乾盛世”，对“康乾盛世”学术界看法也并不完全相同，但康雍乾时期是中国封建制度发展到最高峰，这好像大家并无多少异议。戴逸同志认为：康乾盛世“国家统一，经济繁荣，政治稳定，国力强大，文化昌盛”，“当时清朝确实达到了一个很高的水平，工农业产值全部超过当时的欧洲，就是当时的英国、法国、德国、俄罗斯等加起来还赶不上一个当时的中国”。“康雍乾时期的中国GDP增长速度是世界第一。从1700—1820年的120年时间里，中国的GDP比西欧12国的GDP多增加了40%。”所以，“清朝的生产水平应该是封建时代中最高的”，“可以说是中国历史发展到了最高的水平”(《涓水集》，362、24、252、248页，北京，北京出版社，2009)。当然，戴逸同志同时也指出，“所谓盛世繁荣，不能光看到盛世，不能光看到繁荣，要看到繁荣下面掩盖的阴暗”。因为制度、体制、观念、政策等方面存在着一系列重大的问题，“僵化、落后，在前进的道路上有着不可逾越的障碍。18世纪末的中国没有跨过近代化的门槛，已经是落日余晖，逐渐黯淡下去。”(同上书，25、253页)

　　中国的由盛转衰过程，通过西方人的“中国观”的变化，得到了十分确切的印证。随着中国的衰落，世界对我们这个国家和民族的看法也发生了180度的大转弯。吴义雄的《在宗教与世俗之间——基督教新教传教士在华南沿海的早期活动研究》一书中做过这样的描述：16世纪到18世纪这一段时期，欧洲人普遍认为中国是一个幅员辽阔、繁荣富强、物产丰盈、政治清明，拥有最古老、最优秀的文化，最优雅的艺术，最先进的技术的美好国家。但是到了18世纪末19世纪初，“越来越多的西方人士，对一度被视为‘样板’的中华帝国产生了轻蔑和敌视的态度，以侮辱和谩骂取代了以前的尊敬和颂扬。贫穷而野蛮，落后而停滞，闭塞而傲慢，道德败坏，极度虚弱。再加上腐败的专制主义政治制度，构成了新的、但显然是否定性的西方人的中国观。”(454页)郭成康在《康乾盛世历史报告》中也说：“德国的莱布尼茨，法国的伏尔泰、魁奈等著名思想家都对中国的政治、社会、文化、学术及民众的道德，以至帝王官员的品行才干给予高度评价。”(9页，北京，中国言实出版社，2002)直到后来嘉道中衰之后，别人才把中国视作愚昧落后的“劣等民族”。

　　到了鸦片战争前夕，英国国内在讨论发动对华战争是否有取胜的把握时，占主导地位的舆论是英国战胜中国毫无问题，只要派一支小小的舰队就可以制服庞大而不堪一击的老大帝国。后来的事态发展果然不幸而言中。

　　所以，不能简单地说殖民主义的侵略是开启中国落后的原动力，中国由盛转衰的过程，其实早就开始了。正是落后造成了挨打的局面，为侵略成性的殖民主义提供了可以予取予夺的对象。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侵略，则加重、加深、加快了中国的落后，使中国的民族危机达到了空前严重的程度。

　　整个19世纪，中华民族的命运，从历史走向来讲，基本上是沿着下滑的方向不断沉沦，当然也始终没有停止过挣扎、战斗与抗争，但一直到清王朝覆亡之前，这样的斗争没有能根本扭转民族沉沦的发展趋向。

　　在导致清王朝覆灭的辛亥革命时期，人们致力于推翻清王朝的一个最直接的理由，是它已经是“洋人的朝廷”，也就是一个完全投靠外国侵略势力的政权。这当然是事实。但清王朝同帝国主义的关系，毕竟有一个不断发展的历史过程。一开始，当殖民主义凭借武力打击和勒索中国时，清朝封建统治者理所当然地表示过不满和反抗。世界上没有一个当权者会心甘情愿地、满心欢喜地去充当别人的傀儡和儿皇帝的，没有人天生有做奴才的癖好，这本来是常识范围的事情。但是在反复较量中，经过多次的失败，终于屈服了，认输了，最终把个人或某个政治集团甚至某个阶级的利害关系，放置于国家民族的利益之上，作出了“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的决策，这大概是包括汪精卫这样的大汉奸在内的所有卖身投靠者的共同心路历程。

封建统治者们对列强的认识和态度，有一个从抗拒到屈服再到投靠的变化过程，同样，人民群众对于列强侵略的认识，也有一个从感性到理性、从自发到自觉的发展过程。经过一次次的斗争、失败、再斗争、再失败，在血与火的洗礼中提高了觉悟，增强了能力，每一次斗争的失败，既积累了宝贵的经验教训，也各自留下了不同的历史贡献，终于为20世纪初辛亥革命的发生和清王朝的灭亡做好了思想和物质的各种准备。

　　20世纪以新中国的成立为标志，明显地区分为两个截然不同的历史阶段：上半个世纪的主旋律是革命，下半个世纪的主旋律是建设。不论革命还是建设，都充满了艰难的探索，因为这些都是中国人民从来没有经历过的空前宏伟的事业，既没有成功的模式可循，也没有现成的答案可抄，一切都要根据中国的具体国情在实践中摸索前进。

　　对于革命，不论你是赞成还是反对，歌颂还是指斥，无论如何，它确确实实是20世纪上半叶历史发展的最本质的现象。既然如此，历史学的任务就是去认真探求革命发生的真正原因，为什么那么多志士仁人和社会精英为革命所吸引，不惜抛头颅、洒热血投身于这个神圣的事业？革命究竟对社会发生了什么样的影响？社会的巨大变革同革命到底有着什么样的关联？从社会运动的实际出发而不是从某种预设的观念出发，就不难找到符合历史实际的答案。

　　20世纪的下半个世纪，所谓建设，实际上就是中国人民在社会主义道路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这段历史中所包含的无比丰富的内容，辉煌业绩和严重失误，巨大胜利和严峻挑战，宝贵经验和深刻教训，在近年来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庆祝建国60周年以及建党90周年之际，都进行了认真的、精辟的总结。

　　目前我们已经进入了21世纪。这个世纪还刚刚开头，大部分时间还只是未来而并非历史。但是，正像毛泽东同志所说：“如果要看前途，一定要看历史。”(《毛泽东文集》，第8卷，38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前面的历史为中国在这个世纪的腾飞做好了全部准备。在21世纪的上半叶，我们将力争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年时建成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到新中国成立100年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然后在此基础上继续前进。只要我们像胡锦涛同志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上所说的：“永远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永远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勇于变革、勇于创新，永不僵化、永不停滞，不动摇、不懈怠、不折腾，不为任何风险所惧，不被任何干扰所惑，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奋勇前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大业就一定能够实现！

清朝兴、盛、衰、亡的几点历史启示

　　中国最后一个、也是离我们最近的一个封建君主专制王朝，从兴起直到最后灭亡的历史行程，蕴涵着许多值得深思的历史启示。这里我们只是选择几个问题，略加讨论。

(一)怎样看待清王朝这个国家政治权力对社会发展的作用。

政治发展是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政权作为一种上层建筑，当然建立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之上。清代在鸦片战争之前，是一个独立的以封建制度为基础的社会，它的上层建筑包括占统治地位的政治、法律观念以及适合于这些观念的制度，当然要反映、维护、巩固封建制度的利益和要求。对这个问题，我们曾经有过某种简单化的认知，认为既然封建制度是黑暗的、落后的，那么作为这个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的清王朝自然也是彻底反动和罪恶的。半个世纪前，周恩来总理对这个问题发表了不同的看法，指出：“封建制度是坏的，但统治阶级中也不是一无好人，尽管他们对人民的同情是有局限性的，但是那时的人民对这些人还是歌颂的。”(《周恩来选集》，下卷，19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历史上的统治阶级中也有一些比较进步的人物，“封建王朝里边也有一些有进步作用的东西，有的帝王也做过促进历史发展的事情，我们也不能采取非历史主义的观点一律抹煞”(《周恩来文化文选》，795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他甚至称赞“康熙懂得天文、地理、数学，很有学问”。同时也指出，“中国当时封建经济的统治比较稳固，工商业不发达，康熙只致力于发展封建文化”，没有能像同时代的俄国彼得大帝一样汲取西欧的经验，推动工商业和科技的发展。(《周恩来选集》，下卷，320页)这些话，今天读来也许不会感到那么强烈的新奇和震撼，但在那个流行“打破王朝体系”和打倒一切帝王将相的年代，不能不说起着振聋发聩的作用。

　　实际上，国家权力对于社会、经济发展的作用，大体有三种情况：一是国家权力沿着社会、经济发展同一方向起作用，这时国家权力从主要方面就表现为一种积极的推动力量；二是国家权力逆着社会、经济发展方向起作用，那时就会阻碍历史的发展，甚至引起经济和政治秩序的崩溃；第三种情况是国家权力设法改变原有的发展方向，而推动它沿着另一种方向走。但结果不是回归到第一种，就是回归到第二种。有清一代，这三种不同的情况几乎都曾发生过。清代前中期，经过长期战乱，国家要求统一，社会要求稳定，经济要求发展，清王朝实行了一系列有利于这些的方针、政策，取得了政治的安定、经济的进步和文化的繁荣，正是这样，才迎来了所谓的“康乾盛世”。到了清代的中晚期，社会矛盾逐渐激化，后来民族矛盾更上升为主要矛盾，政治动荡，民生凋敝，面对这样的局势，清王朝无力应对，因循敷衍，营私腐败，残民以逞，丧权辱国，这时的政权便成了社会前进的障碍。这中间，清王朝通过洋务运动和清末新政，也曾想某种程度地改变封建政治、经济的发展方向，纳入部分资本主义的因素，但这个时候的中国社会，已经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相应的这个政权，也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政权，它根本无力解决民族独立及维护国家主权这个根本问题，也就必然失去了解决其他各种社会矛盾的基本前提，最后仍然回到第二种状态，成为革命势力和人民群众不得不加以推翻的对象。

(二)清王朝与“兴亡周期率”。

　　大家熟知的1945年黄炎培同毛泽东在延安窑洞里谈到的“兴亡周期率”，清王朝同其他历朝历代一样，当然没有也无法“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想当年，满族初兴之时，朝气蓬勃，英勇善战，凭着强劲的民族精神和正确的政治军事方略，迅速地一统天下，真所谓“其兴也勃焉”。那时的统治阶级，“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努力去克服各种“艰难困苦”，确立了自己的统治地位。在建立了全国政权之后，继续实行了一系列基本符合社会发展要求的政策，保持了一百多年的社会稳定和繁荣。

　　然而，正如黄炎培先生所说，“因为历时长久，自然地惰性发作”，封建统治的各种弊端日益显露，有“政怠患成”的，有“人亡政息”的，有“求荣取辱”的，总之，吏治愈来愈败坏，“由少数演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最后免不了“其亡也忽焉”的命运。

　　清王朝为什么无法跳出这“兴亡周期率”？根本原因是由封建君主专制制度所决定的。毛泽东同志在讲到中国共产党已经找到“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新路”时，强调的是“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毛泽东与黄炎培的革命情谊》，转引自《中华魂》，2008(4))。“民主”同“君主专制”正好是冰炭不容的两极。在君主专制政体下，皇帝是主宰一切的绝对权威，臣僚百官对百姓固然可以作威作福，对君上也只是仰其鼻息的奴才，哪里容得了“人民来监督政府”？郭成康同志对这一点有着颇为独到的见解。他在论述康雍乾“盛世光环掩盖下的隐患”时，特别强调“皇权的过度膨胀”，认为这是“康乾盛世的最大隐患”，“这个隐患的逐渐暴露，恐怕对康雍乾时代国势转衰更有其直接的促进作用。”(《康乾盛世历史报告》，64页)他从乾隆中期以后迅速蔓延的政治腐败、事关国家与民族命运的决策严重失误和中华民族人才消磨和思想窒息三个方面，具体分析了一个不仅没有人民监督甚至没有任何制约的独断权力，怎样不可避免地不断削弱自己的统治基础，最后导致这个政权分崩离析，众叛亲离，自取灭亡。

　　拿反对官员贪黩腐败来说，封建帝王并不是不知道反腐肃贪是事关政权存亡的头等大事。康熙皇帝就曾在上谕中多次强调，“官以清廉为本”，“治天下以惩贪奖廉为要”(《康熙政要》，卷15)。他在亲撰的《廉静论》中强调说：“自为吏者有贪私之实，而后重廉洁之名，故尤以廉为贵。”“吏苟廉矣，则奉法以利民，不枉法以侵民；守官以勤民，不败官以残民。民安而吏称其职也，吏称其职，而天下治矣，故吏尤以廉为贵也。”(同上书，卷13)他甚至说过:“别项人犯，尚可宽恕，贪官之罪，断不可宽。”(同上书，卷15)从康熙到乾隆，皇帝对查出的大臣贪污案件的处理也确实不可谓不严。可是，客观现实却是惩贪愈严，贪风愈炽。原因何在呢？原因在于，仅仅靠官德的提倡难以抵挡巨大物质利益的诱惑；事发后严刑峻法的惩处也不能完全打消贪官们心存侥幸的妄念。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还得有赖于对权力有着严密制度化的、多种形式的、有广泛群众参与的有效监督，而这一点，在封建专制政治下自然是无法做到的。

(三)清朝统治者对外部世界挑战的应对。

　　戴逸同志强调清代历史和过去历史一个很大的不同，是这时候世界和中国的联系越来越密切。这是因为，随着资本主义的产生、兴起和发展，世界市场开始形成，结束了世界各地区的分割和孤立状态，世界各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开始发生了密切的联系。不管清朝统治者的主观认识和实施的政策如何，都无法抵挡全球一体化的巨大冲击力。

　　在鸦片战争之前和之后，中国同世界的关系，在性质上有着本质的区别。鸦片战争以前的中外关系，虽然也有过一些政治争端甚至领土纷争，但占主体地位的基本上是一种平等的经济、文化交流关系；而以鸦片战争为起点，以后的中外关系就变成了维护还是丧失民族独立地位和国家领土主权完整的问题。

　　清代的前中期，虽然统治者在对外政策上有过关于实施还是解除“海禁”的争论和政策变化，但总体来说，中外经济、文化交流还是明显存在的。从清初一批传教士带来西方科学，到以后通过对外贸易导致的大量白银输入，以及在生产领域国外一些高产作物如白薯、玉米、花生等的大力推广和广泛种植，都曾经对清代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产生过重大影响。

　　鸦片战争以后，清朝统治者面对这“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确实进退失据，应对乏术。他们理所当然地要承担相应的历史责任。但是，讲历史责任，也应该实事求是。有一种议论，我以为是并不符合历史实际的，我们可以对此做一点讨论。

　　有的文章认为：列强发动侵华战争，不是出于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侵略本性，而是由封建统治者措置失当引起的。他们昧于世界大势，不了解国际法，不按照所订条约办事，促使列强不得不用武力迫逼清王朝遵守条约规定，所以，这是清朝统治者“犯贱找抽”，自作自受。这种观点是无法令人接受的，因为它颠倒了事情的因果关系，混淆了是非界限。封建统治者把国家弄得贫穷落后，使得列强可以对你穷兵黩武，践踏蹂躏，这是封建统治者应负的历史责任。但觊觎别国的领土财富，要拓展殖民地甚至瓜分世界，这却是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本性所决定，至于发动战争的借口，即使没有也可以任意制造出来，这已经被中外古今无数历史事实所证明。晚清所订的许多条约，不少带有不平等性质，就连第二次鸦片战争时任英军全权专使的额尔金都说这些条约是“用手枪抵在咽喉上逼勒而成的”，难道不遵守这些条约就罪不可逭了吗？中国人民对帝国主义强加的不平等条约有着切肤之痛，深知不平等条约是帝国主义为“达其压迫榨取之目的”而以此“束缚我之桎梏陷阱”，所以在整个近代历史上进行了锲而不舍地废约斗争，直到取得最终的胜利。对这样一种历史现象如果也横加指责，显然有失公正。

(四)清朝统治者的自救努力为什么没有能挽救他们的灭亡。

　　面对着内忧外患，政权风雨飘摇、朝不虑夕的危急局面，清朝统治者当然不会无动于衷，束手待毙。他们采取了两手并用的应急措施：一手是开动全部国家机器，对威胁统治权力的敌手全力镇压；另一手是在可能范围内实施某些政治、经济变革，力图以此加强统治力量，化解政治危机。这种情况，最明显的发生在19世纪50、60年代和20世纪的最初十年。

　　前面一手，当然是对太平天国农民战争和对资产阶级革命运动的镇压，这个众所周知，不必多说。在镇压太平天国时，在外敌不过是“肢体之患”、“肘腋之忧”而造反的农民则是“心腹之害”的思想指导下，不惜向刚刚占领过京师、给予清王朝沉重打击的外国侵略军求助，实行“借师助剿”，联合镇压。这充分暴露了清王朝的政治本质。

　　另外一手，则主要表现在咸同年间的洋务运动和清末最后十年的新政与预备立宪上。

　　洋务运动和新政、预备立宪，取得了一定的积极成果，这是不应该忽视和否定的。洋务运动时期，建工厂，修铁路，开矿山，行轮船，在中国首次引入了机器生产；开同文馆，派留学生，传播了西方先进的科学文化。所有这些，可以说迈开了中国社会走向近代化的第一步。新政和预备立宪，把学习西方从器物层面伸展到制度层面，一定程度上推进了走向近代化的步伐。这些都应该实事求是地加以肯定。

　　但是，社会实践对这些活动作了最好的评判。洋务运动最后以失败而告终；新政和预备立宪，在革命风暴的冲击下，半途夭折，同清王朝一起成了历史的过眼烟云。

　　为什么清朝统治者的这些自救努力，终究没有能挽救他们的灭亡命运呢？在我看来，这些活动存在着三个致命的弱点：一个叫做“表不治本”，一个叫做“缓不济急”，一个叫做“势不可为”。

　　先说“表不治本”。洋务运动的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是“中体西用”，就是说，封建君主专制制度这个本体是不可动摇的，西方的“坚船利炮”等物质文明则可以拿来利用。新政和预备立宪虽然提出某些政治方面的革新，但出发点和归宿依然是“大清皇帝统治大清帝国，万世一系，永永尊戴”，“皇上神圣尊严，不可侵犯”(《钦定宪法大纲》)。在封建主义统治秩序的基础上嫁接一些资本主义的因素，这就使它陷入不可调和的矛盾之中。梁启超批评洋务运动是“不变本原，而变枝叶；不变全体，而变一端”(《戊戌政变记》，卷5)，谭嗣同的批评是“不务本而欲齐其末”(《记官绅集议保卫局事》)，康有为则指出洋务运动是“根本不净，百事皆非”(《上清帝第四书》)。这里所说的“本原”、“本”和“根本”，指的就是封建君主专制主义这个“命根子”，不跳出这个藩篱，就不免“百事皆非”，其他一切都是空中楼阁。其实这一点，洋务运动的挂帅人物李鸿章也是心知肚明的。他在一次私人谈话中，就坦率承认：“我办了一辈子的事，练兵也，海军也，都是纸糊的老虎……不过勉强涂饰，虚有其表，不揭破犹可敷衍一时。如一间破屋，由裱糊匠东补西贴，居然成一净室，虽明知为纸片糊裱，然究竟决不定里面是何等材料，即有小风小雨，打成几个窟窿，随时补葺，亦可支吾对付。”但碰到大风大雨，“自然真相败露，不可收拾”(吴永口述：《庚子西狩丛谈》)。

　　再说“缓不济急”。洋务运动虽然只是枝节的改革，但在顽固势力看来，已经有“用夷变夏”的危险，所以竭力阻挠和反对。因此洋务运动只能步履维艰，蹒跚前行。仅仅一个修铁路问题，就整整争论了十年。预备立宪时，清廷迫于形势，不得不接过“立宪”的旗帜，但定计之初，就明确说明“至于实行之期，原可宽立年限”，这句话透露了问题的本质。“立宪”不过是个幌子，并不是打算马上兑现的，至于什么时候实施，不妨推到遥远的将来。整个预备立宪的过程如此磨磨蹭蹭，一波三折，其实倒是早就确定的既定方针。这不仅使革命派看到清廷预备立宪之虚伪，也使主张实行君主立宪的立宪派大失所望，使许多立宪派转到共和主义的立场上去。革命形势一触即发，而清廷却企图用这种拖延战术来应付，正所谓“急惊风碰上慢郎中”，其失败也就是不可避免的了。

　　最后说“势不可为”。这是指从当时的客观形势看，控制着中国这个半殖民地的帝国主义列强，决不允许在这里实行真正意义上的资本主义改革。列强为了最大限度地攫取自己的利益，必然要按照自己的面貌去改造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在这个过程中，不可避免会向这些地区传播某些资本主义的文明，把一些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管理制度、科学技术引到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毫无疑问，这一点在客观上对这些地区的发展会产生一定的甚至巨大的积极影响。有些人竭力夸大这一点，宣称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侵略带来了西方的文明，没有西方文明中国就不能进步。西方殖民主义势力冲击了中国封建的“超稳定系统”，不但有利于西方资本主义经济文化向世界体系扩展，而且从根本上改变了东方历史的发展过程，“成为东方民族赶上现代文明的唯一现实良机”。这样的说法，就把主次颠倒了，把本质、非本质的东西颠倒了。因为殖民主义侵略、统治这些地区和国家，主要是为了从这些地区攫取政治特权和经济利益，进行残酷的掠夺和剥削，绝不允许这些地区和国家走向现代化。正像马克思在谈到英国入侵印度的影响时指出的，尽管不列颠带给印度蒸汽机和科学，但“英国资产阶级将被迫在印度实行的一切，既不会使人民群众得到解放，也不会根本改善他们的社会状况，因为这两者不仅仅决定于生产力的发展，而且还决定于生产力是否归人民所有”(《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中国的情况也是这样。帝国主义列强侵入中国的目的，决不是要把封建的中国变成资本主义的中国，相反，帝国主义勾结中国封建势力压迫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才是中国近代历史的真相。

　　所以，对洋务运动和清末新政、预备立宪的历史作用，应该给予实事求是的肯定，但如果认为这就是中国现代化的发展方向，甚至认为如果不是辛亥革命的“破坏”和“捣乱”，只要耐心等待清王朝进行有秩序的改革，中国早就实现现代化了，这样的设想，自然远离于历史实际，即使不是偏见，至少也是过于天真了。

一个朝代的终结和一个时代的终结

　　一百年前清王朝被推翻，不仅是一个朝代的终结，而且也是一个历史时代的终结。与以往历次改朝换代相比，清王朝的覆灭包含了更加丰富、更加深刻的社会内容。党的十五大把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称作是20世纪中国人民在前进道路上经历的第一次历史性巨大变化，作为这种变化的重要标志，就是在思想观念和政治制度的一些方面，宣告了旧轨的结束和新路的开启。

　　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首先也是最明显的一点，当然是延续了几千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的终结。这方面大家谈得已经很多，这里只需简单的提一下。在过去，从“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到“彼可取而代也”，推翻旧王朝的胜利者依然登上皇帝的宝座，君主专制统治依旧，不过是天下易姓而已。清王朝的灭亡则不同，它不仅仅是赶跑了一个皇帝，而且彻底埋葬了君主专制制度，把过去被认为至高无上、神圣不可侵犯的专制、独裁政治，宣布为罪恶的、黑暗的、“不是平等自由的国民所堪受的”，人们公开声称“敢有帝制自为者，天下共击之！”与此同时，还把过去被认为是卑贱的、可以任意生杀予夺的“愚民”、“草民”，视作国家的主人，在法律条文上正式写上了国家主权“属于国民全体”的内容。这是对以往政治是非的根本颠倒，对后来的政治产生的影响十分巨大、十分深远。辛亥革命以后，任何形式的反动专制统治都无例外地以失败而告终，追根溯源，不能不说同这种政治观念的变革有着密切的关联。因此，清朝灭亡后，政权虽然落到了袁世凯手里，人民革命的政治成果却并没有完全丧失，它不仅铲除了中国封建势力最顽固的堡垒，宣告了封建君主专制统治时代的结束，同时也促进了人们民主意识的极大提高，迈出了从专制向民主转化的重要一步，为中国的政治现代化开创了一个新的阶段。

　　其次是使爱国主义精神得到了一个新的升华。爱国主义历来是中华民族战胜艰难险阻、推动发展进步的巨大精神力量。但是，长期以来，人们分不清国家和朝廷的区别，经常把忠君和爱国混淆在一起。因此，人们在民族危机严重、寻求国家出路时，往往局限在体制范围之内，不能突破现成统治秩序的藩篱。戊戌变法时期，梁启超虽然明确提到爱国“必自辨朝廷与国家之区别始”，但自己在很长时间也仍然以“保皇”为职志。只有到了辛亥革命时期，人们才鲜明地提出，要救国，首先要推翻已经成为“洋人的朝廷”的清王朝，打倒把天下当作一己私产的独裁皇帝，这才是真正的爱国！辛亥时期的爱国主义，有着鲜明的时代特色。一是把爱国主义与民族独立要求相结合，以“造成独立自由之国家”为己任；二是把爱国主义与民主主义相结合，为建立共和政治而奋斗不息；三是把爱国主义同国家统一相结合，指出只有国家的“统一独立”才有国家的“兴盛”，只有建立统一的国家，才能“达革新之目的”，使“国家蒙共和之福”。这就把近代的爱国主义提升到了一个崭新的水平。

　　再次，晚清以来，人们对未来社会的追求，一直以资本主义为目标，只是到清王朝覆亡之后，人们才在中国发展道路上作了重新抉择，选择了社会主义。自鸦片战争到辛亥革命，各个阶级，各种社会阶层，各派政治力量，曾经提出各种各样的救国方案。这些方案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差异，但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除少数例外，他们的学习对象，主要是西方资产阶级的文明；他们所追求的，主要是发展资本主义的经济和文化；他们所设计的道路，不管意识到还是没有意识到，归根结底，跳不出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圈子。这不仅是合乎逻辑的，而且也是顺乎时代发展潮流的。因为在那个时候，资本主义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在世界上还处于最先进的地位。发展资本主义，还是中国社会在前进道路上首先要跨出的步伐。但是，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历史上有人想在中国搞资本主义，总是行不通。”(《邓小平文选》，1版，第3卷，229页)包括辛亥革命在内的一次次失败，促使人们重新思考这个问题，得出了“中国搞现代化，只能靠社会主义，不能靠资本主义”(同上)的历史结论。这个认识上的飞跃，使中国历史在发展方向上产生了根本的变化。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是以清王朝的覆亡为标志，中华民族在发展趋向上基本结束了不断沉沦的状态，开始了逐步上升的势头。如前所述，清朝自嘉道以后，开始衰落，鸦片战争以后，民族危机日益深重，甚至到了亡国灭种的边缘。这中间，中国人民从未停止过抗击外来侵略和反对腐朽统治的斗争，也取得过一定的成效。但总体来说，并没有能够根本遏制住不断沉沦的趋势。清朝灭亡以后，情况有了重大的变化。清亡后八年，五四运动发生；清亡后十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革命活动风起云涌，通过难以想象的艰难困苦而又波澜壮阔的斗争，在20世纪30、40年代取得了中国历史上反抗外来侵略的民族战争的第一次彻底胜利，在20世纪50年代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实现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接着又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上昂首阔步地胜利行进，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如果把中华民族从沉沦到复兴的历史过程画成一条曲线，那么，清王朝的覆亡正处于这条曲线的转折点上。这就是清王朝覆亡这一重大历史事件所处的历史方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