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西藏登山队在中国登山运动中锻炼成长
第一节 参加国家队攀登公格尔九别峰
1961年，国家体委批示：中国登山队当年的任务是以训练为主，在新疆境内海拔7595米的公格尔九别峰进行思想、技术、战术和身体的全面训练。同时，在条件具备的情况下，争取再创女子登山世界纪录。
西藏参加这次训练、登山活动的有打破世界女子登山纪录的西绕、潘多、齐米和查姆金4名藏族女运动员，男队员有多吉甫，拉巴才仁和医生陈宏基。
中国登山队由57人组成，北京登山营营长袁扬任队长。
5月12日，队伍离开喀什进山，当天到达了设在卡拉库里湖边的登山大本营。此前派出的侦察组已先期到达，并已上山进行路线侦察活动了。
5月16日，队伍开始第一次适应性行军，当天到达4320米的山上宿营。后来将攀登路线转移到了公格尔九别冰川西山脊。
5月26日开始了第二次行军，目的是取得高山适应能力和运送部分物资到4900米处的过渡营地，并在那里进行了两个小时的冰雪技术训练。
5月28日，经过一天的行军到达了5500米处宿营。29日又上到了6200米处，并在这里宿营。当天天气很坏，时而烈日当空，时而大雪纷飞。
5月30日10点半，大队人马由6200米营地下山，下午7点半回到了大本营，完成了第二次行军计划，为突击顶峰创造了良好条件。
突击顶峰的活动，计划6月11日开始出发，17日登顶，23日结束，整个过程将持续12天。
6月11日，突击队从大本营出发，当天到达4600米营地。第二天，又登到了5500米处宿营。6月13日，由于天降大雪，突击队在营地停留了一天。
6月14日，由5500米处顺利登达6200米处，并在此处宿营。
6月15日，突击队登到了6800米处的雪坡上，并在此处宿营。这天，他们在通过称为“鼻梁”地段的时侯，由于地形复杂而积雪又很深，队伍行动很缓慢，一直到下午6点多才到达营地。
6月16日，有5人由于高山反应太重被迫下撤，其余人员登到了7300米处宿营。
6月17日，队伍分为三个小组向顶峰作最后冲刺。当天气候由好转坏，下午一直降雪，能见度很低，队伍要经常停下来观察，确定攀登路线。高度越来越高，积雪越来越深，气压越来越低，队员们的高山反应越来越大，不时有人在行军中倒下无力起来，致使队伍前进速度越来越慢。突击队决定重新调整人员，只留下5名突击队员，其余大部人员下撤。下撤人员摸黑下到7300米营地时，已是午夜12点了。
突击顶峰的5名队员终于在22点30分登上了7530米的公格尔九别顶峰。他（她）们是：邬宗岳、陈三、潘多（女）、西绕（女）、拉巴才仁。藏族运动员西绕和潘多再次打破了世界女子登高纪录。
全队下撤中发生了不幸，前后有5名运动员遇难。他（她）们是：西藏运动员西绕（藏族，女）、拉巴才仁（藏族）、医生陈宏基，北京运动员衡虎林、穆柄锁。还有大批运动员被冻伤致残，他们在救援队的护送下，于23日返回了大本营。这是我国现代登山运动开展以来损失最为惨重的一次。
第二节 参加国家队攀登希夏邦玛峰
1963年，西藏登山营和北京登山营联合组成了“中国希夏邦玛登山队”。队长许竞，副队长祝捷，周正和张俊岩。第一政委是西藏军区青年部部长杨克诚，第二政委是日喀则军分区派来的贾启廉，副政委是王凤桐和王富洲。全队共205人，其中有17名是科考工作者。
1963年春，中国希夏邦玛登山队派出联合侦察组再次对希夏邦玛峰进行了侦察，组长是闫栋梁。西藏登山队教练员邓嘉善、运动员马保仓和侯生福等人参加了侦察组。侦察组侦察到7200米的东北山脊上，找到了一条登达顶峰的路线。6月上旬，侦察组回到拉萨，与西藏登山营大队人员会合。
6月底，侦察组人员与西藏登山营大队人马乘汽车经格尔木、敦煌、柳园到达新疆乌鲁木齐。这时，北京登山营的全体人员已先期到达乌鲁木齐。
1963年7至9月，中国希夏邦玛登山队全体人员首先在博格达山下的天池边进行身体素质训练，然后又在博格达冰川进行了冰雪技术训练。训练中，运动员下到近百米深的冰裂缝中练习自救与互救，以此培养运动员的胆量，提高遇险不惊的心理素质和快速反应能力。此外，还在冰陡坡上训练各种攀登和下降技术，练习如何通过暗裂缝等科目。
训练结束后，全队人员于9月中旬来到重庆北温泉疗养院。在这里，进行了为期5个月的冬训。目的是大幅度提高运动员的各项身体素质指标。
冬训主要采用大运动量训练的方法，训练成果的测验指标主要是负重行军。每位运动员负重45公斤，每天行军10个小时，连续坚持8天才算合格。另外，还有俯卧撑、仰卧起坐、立定跳远、单杠引体向上等冬训指标。全体运动员均完成了各项冬训指标。许多人都超额完成了冬训指标。例如：俯卧撑有人达到500次，单杠引体向上有人达到31次。此外，队里规定运动员在冬训期间，不得喝酒和吸烟，否则将受到处罚。此项规定对烟民来说，实在是难以接受。有的“烟鬼”在教练查房时来不及将烟掐灭，而随手将燃烧的烟装进衣服口袋里，最后烧疼了才露了馅。
在主力队员搞冬训的同时，在拉萨还集中了一批50多人组成的集训队，进行身体素质训练和登山基本知识的学习，以便承担高山物资运输任务。这些人员都是西藏军区从各连队挑选出来的干部和战士。
全部运动员分为三线队伍：三线队员负责大本营至6900米处的建营和物资运输任务；二线队员负责6900米至7700米路段的路线选择、修路、建营和物资运输任务；一线队员负责实施登顶任务。
为了加强对希夏邦玛峰登山活动的领导和后勤支援，还成立了登山指挥部，总指挥由西藏军区副司令员、西藏自治区体委副主任（兼）陈明义担任。
1964年3月初，三线队员首批抵达希夏邦玛山脚下，在4550米的朋曲河边建起了登山大本营。这里地势开阔，但风比较大。二线队员4月17日抵达大本营。一线队员和科考队的老专家们，于4月22日抵达大本营。这时二、三线队员已进行了两次行军，陆续在5300米、5800米、6300米、6900米处建起了1、2、3、4号高山营地，并存放了充足的登山物资和高山食品。附近的牧民群众每天赶着牦牛，送来了柴火和牛羊肉。大本营虽然天寒地冻，但却热闹非凡。队员们在那里经常开展排球和足球比赛，还在那里架起一付篮球架。
4月中旬，二线队员在6300米的3号高山营地被暴风雪围困了4个昼夜。这里处在粒雪盆中心地段，是个很大的平台。南边是冰瀑区，西边和北边是陡峻的山峰，每天都发生雪崩。大量的冰雪倾泻而下，雪崩声在山间回荡，气势非常壮观，但却令人生畏。
4月20日，天气开始转好，二分队40名运动员在队长闫栋梁的率邻下紧急出发，首先攀登6300米至6700米的冰陡坡。但这一地段很像是冰瀑区，冰川很破碎，明暗裂缝特别多。大家非常小心，既要随时注意两边的冰雪崩，又要小心暗裂缝，还要防止滑坠。
登上这段陡坡后，就来到希夏邦玛峰西山脊下的冰川大通道。这里是东西向的长廊，夹在希夏邦玛峰和北峰之间，裂缝不多，坡度较缓。这个东西长约5公里的冰雪通道，因为东西两端无山峰遮挡，所以风力特别大，常常刮得人站立不稳，6900米的4号营地就设在北峰脚下。
从4号营地出发半小时就到达了希夏邦玛峰西北山脊的北坡上。这是一片冰陡坡，冰质坚硬，攀登时容易造成滑坠。登上冰坡，就来到了西北山脊上。沿山脊东侧向上，一直到了7500米的5号营地。此处坡度在40度左右，积雪在30～40厘米之间，雪质较为松软。
21日，二线队员离开5号营地继续向上攀登，目的是登达7700米的地方，并在此处建立6号高山营地，也是这次攀登希夏邦玛峰的突击营地。这一段路程不长，相对高度仅200米左右，但坡度陡，积雪深，山脊线上风力很大，不易攀登。再往南边又是雪崩区，队伍只能在接近山脊线的内侧直线攀登。200公尺高度走了5个小时，于天黑前才到达7700米的雪坡上，并立即在此处建立了6号高山营地。
6号营地附近的山脊上，有一块巨型黑三角岩石耸立在那里。大风吹过，随时都发出刺耳的呼啸声。营地的帐篷是搭在队员们由冰雪坡上挖出的雪坑里，每个帐篷的半边都悬在空中。他们用尼龙绳把每一顶帐篷固定在陡坡上。
二分队的此次行军建起了5、6号高山营地，并将700多公斤的高山物资及食品分别存放在了这两个营地，为最后的登顶打下了基础。
闫栋梁、刘大义、王振华、王洪宝、胡明虎、侯生福、尼玛扎西、嘎索8人留在了7700米处建营和整理物资，其余22名队员立即下撤到7500米营地。第二天，二线队员全部撤到了5800米的2号营地。
一线队伍进行了一次高山适应行军，到达6600米后就返回了大本营休整，等待二线队员完成突击营地的建立和好天气周期的到来。
4月25日，一线队伍13人，在队长许竞、副队长张俊岩和副政委王富洲的带领下，当天越过1号营地直接抵达5800米的2号营地。这个营地建在野博康加勒冰川终碛石上，向上攀登首先要通过冰川的冰塔区，再向上就到冰川的裂缝区，其威胁最大的是前进方向右侧的雪崩。
4月28日，一线队员到达6900米处，但不见营地帐篷，而只有路标插在那里。大家齐心协力，用了两个小时才把被降雪埋没了的帐篷挖了出来，重新搭好。这时，天已经黑了，队员们在这里过了一夜。4月29日，因风太大而在这里停留一天，第二天登上了7500米的5号营地。
5月1日，13名突击顶峰的一线队员全部到达7700米的突击营地，并在上边靠近三角石的地方搭建了两顶帐篷，下方20米处搭了一顶帐篷，每一个“结组”（3～4人）住一顶帐篷。
劳累了一天的队员们都坐在帐篷里，正准备烧水吃干粮，队员成天亮走出帐篷取冰，准备烧水，脚上没有穿带冰爪的登山靴，而是穿着鸭绒手套，刚出帐篷就滑了下去。这时幸好住在下边帐篷的邬宗岳也在取冰，听到叫声，抬头一看知道发生了什么。他迅速走了几步，对准成天亮下滑的方向将冰镐插进了雪坡中，成天亮叉开双腿骑在了冰镐上，阻止了一次重大事故的发生。
天黑时，接到大本营通知，说5月2日、3日均为一等好天气。队长许竞召开各结组组长会议，要求大家尽早休息，以恢复体力。根据营地的条件，让大家尽量吃饱喝足，并调整了队伍。确定大米玛、嘎久群培和边巴次仁留在突击营地负责接应，不参加突击顶峰。并根据当时夜里有月亮的情况，决定尽早出发。
突击队分为三个结组：第一结组有许竞、成天亮、邬宗岳和索南多吉；第二结组有张俊岩、米玛扎西和多吉；第三结组有王富洲、陈三和云登。
这天夜里天气晴朗，月光皓明，但非常寒冷。大家穿着鸭绒衣坐在睡袋里还瑟瑟发抖，只好烧着小煤气炉一边取暖一边喝水，等待着黎明的到来。激动的心情和寒冷使大家没有一丝睡意。早晨4点，大家动手烧水吃饭。所谓早饭，实际上是每人四块软糖和一杯不烫手的“开水”。饭后，大家立即整理背包，整装待发。
5月2日早晨6点整，队长许竞下达了突击顶峰的命令。10名队员冒着零下25度的严寒和较大的高空风，沿着冰陡坡向上攀登。幸好还有月光，后边的队员还能看到前方行走的黑影。在前边开路的队员，经常大声提醒大家注意危险的地方。
到达7800米的高度时，正是黎明前的黑暗。这时，月亮下山了，天空很黑，队伍来到从远处看是一片发亮的地段，实际上是一片质地坚而光亮的硬冰陡坡。但是，必须从这里横切过去，才能接近主峰。队长命令大家休息一下，等待能看清路线时再横切。
东方渐亮，大家双手横握冰镐，爬在冰面上作“三拍法”，横切这一段硬冰区。走在前边的王富洲滑坠了20多米，被随时处于保护状态的陈三和云登拉住了。
一场虚惊后，队长要求大家走好每一步，放慢行军速度。因为，这里的下边是万丈深渊。切过硬冰区后，队伍直线向上攀登，坡度较大，休息时必须先用冰镐挖出落脚点，做好保护措施后方可休息。
10点10分时，第一组爬上了雪檐顶部。队伍到齐后，休息了片刻，抬头一看顶峰就在眼前，本来走在队伍前边的副队长张俊岩，让许竞队长走在前边，率领大家走完这最后的10米。
5月2日上午10时20分，全体突击队员，胜利登上希夏邦玛顶峰。
这一天，天气晴朗，但高空风依然很大，互相大声说话也听不清。顶峰的地形是个三角形的雪堆，跟大轮船翘起来的船头非常相似，周边都是吹雪形成的雪檐。
在王富洲和成天亮2人的保护下，邬宗岳用电影摄像机拍下了队员们在顶峰的活动的宝贵镜头。大家在顶峰合影留念，队长许竞用报话机把这一喜人的消息报告给了大本营。
11时，队长命令下山，要求大家必须集中精力，危险地段做好互相保护，一定要安全返回去，才算完成了任务。
队伍下到7100米的冰陡坡时，走在队伍前边的张俊岩小组发生了滑坠，队员尼玛扎西因缺氧和疲劳，出现了昏昏欲睡状态。前面已经几次摔倒，都被紧紧跟在后边的张俊岩和多吉保护住了。这次因为发生在冰坡上，要想保护住是相当困难的。3人一起从冰坡上向下翻滚，互相都被冰爪和冰镐扎伤了脸和手。衣服也撕破了，鸭绒乱飞，3个人一起坠落了200米以后，停在了一条1米多深的、被吹雪填满了的裂缝中。幸而都受的是皮外伤，不影响继续下山。当天，队伍全部下到了5900米的4号高山营地。
队伍在下撤途中，经过突击营地和7500米的5号营地时，把一些重要的登山物资都背了下来，但却将报话机丢在了突击营地。以致在几年后的“文化大革命”中，有人组织批判许竞，硬说他是日本特务。因为他会说日语，并曾在抗日战争时期当过日本人的翻译。有人说他有意把报话机留在山上，准备日后与日本人联系。
5月12日，全队人员返回到拉萨，班禅副委员长和拉萨各界上万群众在罗布林卡，隆重举行了登山队胜利归来的欢迎仪式。
此次攀登希夏邦玛峰登达顶峰（8012米）的队员有10人。他们是：许竞、张俊岩、王富洲、邬宗岳、陈三、成天亮、索南多吉、多吉、尼玛扎西。其中6人是西藏登山营的运动员。
登达突击营地（7700米）的队员有33人。他们是：闫栋梁、刘大义、王振华、大米玛、王凤祥、嘎索、嘎久群培、边巴次仁、米玛扎西、罗布、文传甲、胡明虎、拉巴、邹兴录、罗则、小巴桑、曹延明、拉真、普布扎西、边巴顿珠、罗朗、候生福、黄万辉、王洪宝、罗桑坚赞、小索南旺堆、益西、张久荣、高谋兴、阿旺、吴群、小米玛、索南次仁。
登达5号营地（7500米）的队员有10人。他们是：明玛、扎西班觉、索南旺堆、达拉、扎西次仁、本则、普布、扎西才旦、多吉、索南彭措。
第三节 参加国家登山队再登珠穆朗玛峰
1964年6月，国务院副总理、国家体委主任贺龙元帅在接见中国希夏邦玛峰登山队时曾指示：“要在三年内北上南下珠穆朗玛峰”。经国家体委党委研究决定，1967年再次攀登珠穆朗玛峰。
1965年4月6日，中共西藏工委常委会议讨论决定成立“攀登珠穆朗玛峰指挥部”，由西藏军区副司令员、西藏自治区体委副主任（兼）陈明义担任指挥长。
5月份，各项准备工作全面展开。首先派出侦察组对珠穆朗玛峰东山脊、东北山脊、西山脊进行侦察。许竞为组长，成员有王凤祥、邬宗岳、王洪宝、赵文伯、成天亮、候生福、尼玛扎西、嘎索、罗布次仁等。
侦察组由定日出发，骑马3天到达绒布寺。然后继续前进，在英国人登山时使用过的营地旁建立了大本营，海拔高度5200米。随后，分两组进行侦察活动。一组经过东绒布冰川到达勒布山口，对东山脊和东北山脊、北坳进行了侦察。另一组经中绒布冰川到达罗拉山口，对西山脊和北坳西侧进行了侦察。侦察组在此处进行了为期一个月的侦察活动。
6月初，侦察组结束了侦察任务，顺利返回拉萨。然后，开始在西藏部队、厂矿、机关、农牧区选拔运动员。
陆续入选的新队员有250多名，全部集中在林芝县八一新村西藏登山营驻地集训。与此同时，又派出了西藏登山营副营长赵崇禧和赵文伯前往日喀则地区定日县执行修路任务。他们的任务是，负责组织人员，修通定日至大本营的公路。
1965年9月，四个分队在队长许竞、政委张震的率领下进入珠穆朗玛山区，住在绒布寺庙。新队员全部在对面的冰川湖边进行了两次冰雪作业训练。同时，许竞、张俊岩带领侦察组再次对东山脊实行侦察。他们从勒布山口出发，沿东山脊向上攀登，坡度在70°左右，而且积雪在130厘米以上，雪非常松软，攀登起来很困难，爬了三天才到达7500米的东山脊线上。再往上是呈狼牙状的刃脊，因为没有专门攀登岩石的用具，无法继续攀登，被迫撤了下来。大队人马在绒布寺过完国庆节后，就返回到了林芝县八一新村驻地。
当年冬天，又组建了第五、第六分队，全队人员达到300多人。队长是许竞，副队长是张俊岩、张宗杰、赵崇禧、陈荣昌和贡布。第一政委是明宝金，第二政委是张震，副政委是王富洲。
那年冬天，天气特别寒冷。由于人员太多，登山营住房远远不足，大多数队员就住在帐篷里。没有人叫苦，没有人抱怨，训练热情依然十分高涨。现在想来，真有些不可思议。
1966年4月，作为主力队伍的一、二、三、四分队，在队长、政委的带领下，开赴珠穆朗玛峰山下进行了实地练兵，一直到6月底才结束。在此次实地练兵的活动中，有32人登上了8100米，310人次跨越北坳登达7000米以上。并把31瓶氧气存放在了8100米处。不仅锻炼和培养了大批登山运动员，而且为以后攀登珠穆朗玛峰创造了条件。
遗憾的是，在第三次行军到达7790米营地的时候，遭遇了暴风雪袭击，致使大批队员冻伤致残，还有一名新队员马高树因滑坠而牺牲。这也是我国登山史上冻伤、致残较为惨重的一次。
1966年6月，副队长陈荣昌带领部分教练员、运动员和工作人员先期来到兰州市甘肃省干校，为大队人马即将在这里的冬训做准备。
1966年8月至1967年2月，登山队200多名运动员，在兰州市甘肃省干校集中，进行了为期7个月的冬训。
1967年3月，正当大队人马准备进藏攀登珠穆朗玛峰的时候，“文化大革命”在全国范围内展开，国家体委主任贺龙被打倒，“北上南下”的珠穆朗玛峰攀登计划被造反派批判为“黑计划”，此次登山计划被迫撤消。
“北上南下”的珠穆朗玛峰攀登计划撤消后，大队人马各奔东西：为“北上南下”招收的100多名新队员集体入伍当了兵；国家体委登山队的许竞、王富洲、王振华、陈荣昌、张祥、邬宗岳、王洪宝、李泉共8人全部返回北京参加“文化大革命”；新疆登山营的闫栋梁等9人返回新疆参加“文化大革命”；西藏登山营的罗则、多吉、罗桑德庆、拉巴、却加、大米玛、小米玛、罗布次仁、巴桑加布、云登10人返回西藏参加“文化大革命”；西藏登山营的刘连满、张俊岩、成天亮、曹延明、胡明虎、侯生福、马保仓、高谋兴、罗朗、邓嘉善、潘多、文伯12人随国家体委登山队到北京参加“文化大革命”。一次宏伟的“北上南下”计划，就这样夭折了。
1967年5月，赴北京参加“文化大革命”的西藏登山营12人全部回到了西藏，与在藏的登山营员工，一起参加了西藏体委系统的“文化大革命”运动。
1968年4～5月，中科院50多人来藏，在珠穆朗玛一带进行地质、地貌、冰川、水文、大地测量、测绘等多学科考察。以成天亮为组长的教练组共5人，配合中科院进山考察。
“文化大革命”期间，西藏的登山运动和其它体育运动项目一样，陷入了停顿状态，西藏登山营的运动员也减少了许多，但老教练和老运动员还是基本上保留了下来。营部领导及其员工，共剩下39人。具体名单如下：
营长：张俊岩。
副营长：赵崇喜。
教练员：刘连满、王家奎、邓嘉善。
运动员：成天亮、曹延明、胡明虎、侯生福、马保仓、高谋兴、罗朗、潘多、多吉、索南多吉、云登、却加、大米玛、小米玛、边巴、洛桑德庆、尼玛扎西、嘎索、益西、大石觉、大次仁、旦真。
管理员：赵文伯
会计：陈天钰。
炊事员：根登、大东、庄志成。
生产班：7人。
1969年10月至1972年初，根据西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的指示，西藏自治区体委系统的全体职工全部集中到了西藏登山营地——林芝县八一新村。在此参加了两年半“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学习班”期间，一边学习毛主席著作，一边参加“斗、批、改”，一边参加生产劳动。
1972年4月，西藏自治区体委恢复，“西藏登山营”改为“西藏登山队”，由原来的县级改编为区级，编制在西藏自治区体育工作大队。
1973年7月，国家体委登山处在北京举办了由西藏登山队和武汉地质学院教师和学生参加的集训班。并在北京市的香山举办了攀岩表演。教练由已分配到各地工作的原国家登山队老教练员担任。集训的目的是促成国家登山队的恢复。
当年10月，国家体委决定重建国家登山队。这年冬季，西藏登山队全体人员、武汉地质学院选留的部分师生、原国家登山队的部分教练员，在北京劳山集中训练。准备1975年再登珠穆朗玛峰。
国家体委决定重建国家登山队，并于1975年再登珠穆朗玛峰，显然与当时的国际登山形势有关。1963年以后，美国、印度、日本、英国、瑞士等国家的21名运动员相继从南坡登上了珠穆朗峰顶。进入70年代以后，国际登山活动非常活跃，珠穆朗玛更是各国登山运动员向往的目标。一家西方报纸说：“珠穆朗玛峰已经陷入了世界各国登山运动员的重重包围之中”。尼泊尔政府宣布：“从1974年到1980年，从南坡攀登珠峰的许可证已经发完了，谁要再攀登，只有等到1980年以后再说。”
1974年底，中国男女混合珠穆朗玛峰登山队正式组成：队长史占春，副队长许竞、张俊岩、陈荣昌、米玛扎西、潘多；政委王富洲，副政委邓嘉善、邬宗岳、嘎久群培。
1975年1月20日至2月13日，中国登山队299人（登山队员125人，其中女队员38人；测绘队74人；科考队30人；工作人员70人）分3批离京进藏。2月中旬以后陆续抵达西藏拉萨。
3月1日至13日，大队人马陆续离开拉萨，抵达珠穆朗玛峰脚下，并在绒布寺建起了登山大本营。西藏自治区还派了80名解放军官兵和55名民工随队进山，负责安全警卫和低山物资运输。队伍总人数达到434人，有汉、藏、回、蒙古、朝鲜、满、土、鄂温克等8个民族。
3月18日至3月24日，中国男女混合珠穆朗玛峰登山队进行了第一次行军，历时7天。参加人数133人，其中女队员34人。
由副队长许竞、副政委邓嘉善带领的侦察修路组，提前出发，首先打通了北山坳天险。侦察修路组发现，北坳的地形较1960年时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坡更陡了；裂缝更多了；增加了新的冰崩痕迹；6800米一带堆积着刚刚落下来的巨大冰块；上下垂直的、可以通行的“冰胡同”已经不见了。
根据以上情况，选择过去走过的安全地带已经不可能了。侦察修路组奋战了一天多，在上行的路线上，钉了35把冰，架设了25条绳索，插了10面路标，架设了5节金属梯，刨了数百级台阶，使北坳天险变成了通途。为第一次行军及其以后的行军和突击主峰，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随后，解放军官兵和民工将部分物资运送到6000米和6500米的2、3号营地，电话线也拉到了6500米处的3号营地。
第一次行军，全队107名队员经过6天行军，都登上了6500米以上高度。其中：登上6500米的队员有56名（男36名，女20名）；登上6900米的队员有16名男队员；登上7028米北坳顶部的队员有35人（男30人，女5人），并在北坳顶部建起了4号高山营地，还将部分物资运输到了这里，队员们也取得了这一高度的适应能力。
第二次行军，队伍还是分为一、二梯队，分别到达了7028米和6500米处。由于持续四五天的暴风雪，队伍只好返回大本营等待时机。
4月17日，第三次行军开始。为了争取时间，队伍加速前进。当进军到8100米高度时，天气又突然变坏，部分队员被冻伤，队伍再次撤回大本营休整。
4月24日，开始了第二次突击顶峰的行动（即第四次行军）。突击队由59人组成，仍分为两个梯队。第一梯队由副政委邬宗岳和副队长尼玛扎西带领。第二梯队由副队长张俊岩和党委委员成天亮带领。这次行军中，共向顶峰发起了两次突击。
第一梯队由17名男队员和3名女队员组成。第二梯队由11名男队员和2名女队员组成。
5月2日下午，突击队仓促离开6000米的2号营地。第一梯队天黑前登上了北坳的4号营地。第二梯队则在6500米营地宿营。
5月3日，第一梯队冲过大风口，到达7790米的5号营地。第二梯队登上7028米的4号营地宿营。这天傍晚，发生了氧气磨擦自燃现象，巨大的响声和火焰烧伤了成天亮的双手。所幸的是，没有发生爆炸。
5月4日，第一梯队登上8200米的6号高山营地。女队员桂桑在这里举行了火线入党宣誓仪式。第二梯队到达7790米的5号高山营地。
5月5日，第一梯队向8600米的7号高山营地进发。下午3点，队伍行军到8400米左右，高空风断断续续地开始了。当队伍行军到8500米的东山脊上时，风越刮越大，队伍前进速度越来越慢。尼玛扎西副队长走在最前面，带领队员在天黑前到达了8600米的7号营地。
走在队伍后边负责收容工作和拍摄电影的副政委邬宗岳因负重大，体力消耗过多而落伍了。为了不中断上下联系，他让两名跟随他的队员将报话机送给8600米营地，只留他一人在8500米处休息，准备恢复体力后尽快赶上队伍。
意外事故发生了，由于邬宗岳的体力基本耗尽，加之风力太大，没有站稳，一直滑坠了400米，不幸牺牲。后来，他的遗体在8100米处被发现。
第二梯队这天到达8200米营地。他们在营地看到了第一梯队艰难的行军情景。
当天夜里，由于邬宗岳副政委未到达8600米营地，第一梯队派队员冒着大风返回8500米处寻找，但什么也没有发现。队长史占春命令第二梯队的成天亮带领两名队员，第二天必须登上8500米的山脊上去寻找邬宗岳。
第二天，高空风依然很大，两个梯队原地待机。队长成天亮带领队员阿布钦和曲尼去寻找邬宗岳。到达8300米时，曲尼因体力不支返回了营地。成天亮和阿布钦到达8500米处时，发现了邬宗岳的背包、冰镐和打开的氧气瓶。同时，在放背包的石坡上，发现了登山专用的“冰爪”在下滑时摩擦过的痕迹。
5月6日，高空风有增无减。尼玛扎西和突击队员们仍然准备继续向顶峰冲击。但刚一出帐篷，女队员桂桑就昏倒了。食品和电池用完了，与大本营的联系也中断了。
5月7日下午，第一梯队下撤到8200米营地与第二梯队会合。此次突击顶峰就这样失利了。
5月8日上午，极度疲劳的队员正在睡觉，大本营命令组成以成天亮为队长的突击队，实施第二次冲击顶峰活动。下午1点钟，由成天亮、索南洛布、桑珠、王洪宝、罗则、洛桑坚赞、仁青平措、拉旺和女队员昌措组成的9人突击队出发了。当到达8300米时，昌措的嗓子发炎，呼吸非常困难。成天亮队长命令队员拉旺护送昌措下撤到8200米营地。其他人员攀登到8500米的时候，仁青平措的双手严重冻伤，肿得很大，手套也戴不进去，不时出现昏迷状态，走路时就睡着了，而且几次跌倒。到后来，连站起来的力气也没有了。队长成天亮命令队员罗则护送仁青平措下山。最后只剩下5名男队员，继续攀登到达了8600米营地。
5月9日，天气非常好，风力也很小。队员洛桑坚赞因血压高而留在了营地。成天亮、索南洛布、王洪宝和桑珠4人于上午9点离开营地向上攀登。接近“第一台阶”的时候，为了节省体力，4人商量决定绕到台阶后边登上“第一台阶”。于是，4人沿着一条黄色的碎石带平行向前走。
下午3点左右，他们发现越往前走，离“第二台阶”越远，而且根本无法接近“第二台阶”。打开报话机与大本营联系，才知道他们走到“若尔顿峡谷”去了。他们还几次试图攀登岩石峭壁，想接近“第二台阶”，但都失败了。这时，成天亮体力消耗太大，突然晕倒，王洪宝也累得无力前进了。大本营考虑到他们的困难处境和安全，便命令他们下撤。并让他们在下山途中再仔细观察一下登上“第一台阶”的具体路线。
第四次行军中的第二次突击再度失利。这次行军致使30多人冻伤，队伍减员很大，高山食品和氧气基本用完，给以后再次突击顶峰造成了一定困难。
队伍在进行最后一次突击顶峰之前，必须先将各高山营地所需物资补充完毕。特别是需要将氧气和高山食品运输到7790米和8200米两个营地。为此，洛桑德庆19次上下北坳，带领队员向上运送物资；女队员次旦卓玛不顾个人安危，解开了“结组绳”，抢救了遇险的两名男队员（强巴和阿旺晋美）；老教练彭淑力运送物资到8200米，由于失火烧毁了帐篷和鸭绒衣裤，穿着单衣上了山；新队员洛桑在到达7790米处时，吐了血，还坚持向上运输。特别感人的是，他坚持不吸氧，把氧气运到了8200米营地。经过大家齐心协力，终于在好天气到来之前将突击活动所需的物资按计划运到了各个高山营地。
新的突击队成立了，索南洛布任突击队长兼党支部书记，共有18名新老队员参加。
突击队分两批，于5月17日、18日离开大本营，20日和21日分别到达了7790米的5号高山营地。
5月20日至24日，暴风雪持续了4个昼夜，突击队员们在7790米的5号高山营地顽强地坚守了四个日日夜夜。
5月24日下午1点，风力稍减。突击队强行军到达了8300米营地（这次他们将营地向上移高了100米）。
5月25日，索南洛布带领第一“结组”到达8680米的“第二台阶”下边。放下背包后，索南洛布就和贡嘎巴桑两人轻装前进到第二台阶观察地形，确定如何架设金属硬梯。
5月26日，8000米以上刮起了10级左右大风，在8680米和8300米宿营的队员无法钻出帐篷。直到下午两点，大本营才同意处在8300米的队员们强行军上升到8680米的突击营地。
下午3点，索南洛布所在的第一“结组”开始架设金属梯。随后，他们登上“第二台阶”顶部，观察了到达顶峰的路线后开始下撤。当晚，与随后上来的队员们在8680米的突击营会师了。
5月27日早上8点，第一“结组”（索南洛布、贡嘎巴桑、大平措、次仁多吉）的队员与第二“结组”（潘多、候生福、罗则、桑珠和阿布钦）的队员离开营地，开始了对顶峰的最后冲刺。全队仅用了半个小时便全部登上了“第二台阶”。中途，队员贡嘎巴桑虽然两次晕倒，但他在队友的帮助下坚持攀登。
5月27日下午两点半，9名男女队员终于登上了珠穆朗玛顶峰。他（她）们是：潘多（女）、索南罗布、罗则、生福、贡嘎巴桑、桑珠、次仁多吉、阿布钦、大平措。其中，生福1人为汉族队员，其余8人均为藏族队员。
在珠穆朗玛顶峰上，大家首先把红色测量觇标竖了起来；桑珠、罗则、索南罗布3人展开五星红旗，大家在顶峰合影；队员生福冒着手指被冻伤的危险，用电影摄影机把队员们在顶峰上的一切活动都拍摄了下来；潘多躺在顶峰的雪坑里，成功地做了心电图遥测；索南洛布还在顶峰上采集了两瓶冰雪样品装在了背包里。做完了这一切后，队员们开始下山。
5月31日，突击队员们全部安全回到了大本营。
在这次珠穆朗玛峰攀登活动中，登上8600米的队员有：桂桑（女，藏族）。扎桑（女，藏族）、昌措（女，藏族）、尼玛扎西（藏族）。王洪宝、成天亮、仁青平措（藏族）、洛桑坚赞（藏族）。边巴次仁（藏族）、次旺多吉（藏族）、旦真多吉（藏族）。米玛战斗（藏族）、小次仁（藏族）、巴桑次仁（藏族）。拉旺（藏族）、夏伯瑜、邸贵元。共17人。
登上8500米的队员有邬宗岳、江才（藏族）2人。
登上8300米的队员有曲尼（藏族）1人。
登达上8200米的队员有：次仁巴仲（女，藏族）、加力（女，藏族）、旺姆（女，藏族）、张俊岩、嘎久群培（藏族）、尚子平、嘎玛（藏族）、嘎亚（藏族）、多布杰（藏族）、宋志义、大次仁（藏族）、罗桑（藏族）、晋美（藏族）、杨久辉、罗朗（藏族）、许科、金俊喜（朝鲜族）、刘福德、陈建军、彭淑力、刘永恩。共21人。
登上8100米的队员有王振华1人。
登上7900米的女队员有：巴桑（藏族）、白珍（藏族）。
登达上7790米的女队员有：次旦卓玛（藏族）、周怀美、次仁央金（藏族）、邢玲玲、米玛卓玛（藏族）、达桑（藏族）、卓嘎（藏族）。
登上7790米的男队员就更多了，共登到这个高度的有132人次。登上7028米北坳顶部的就有309人次之多。
6月中旬，中国攀登珠穆朗玛登山队全部回到北京。至此，这次大型登山活动胜利结束。
此次成功攀登珠穆朗玛峰，充分显示了各民族大团结和军民团结的力量。其中，西藏军区和西藏人民在此次攀登珠穆朗玛峰的活动中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巨大贡献，他们将永载史册。
第四节 参加国家登山队攀登托木尔峰
托木尔峰是天山山脉的最高峰，位于我国新疆阿克苏地区境内，海拔7435米。其具体地理位置是，东径80°7′，北纬42°2′。
自古以来，托木尔峰都在中国的版图内。即使根据1882年不平等的“中俄喀什噶尔界约”规定，该峰也在中国境内。但是，在1946年苏联出版的地图里，竟然将托木尔峰划在了中苏边境线上，并改名为“胜利峰”。
从1956年到1975年，苏联登山队先后17次141人次登上了此峰。1956年以后，受苏联宣传舆论的影响，欧洲以及美、日等国所出版的有关文献资料中，也将此峰称为“天山脉最高峰，苏联境内的第二高峰”。因此，托木尔峰形成了争议地区。
为了在托木尔峰的主权归属问题上以正视听，并进一步弄清该峰周围地区的矿藏和动植物资源，1977年2月17日，由国家体委、总参谋部、中国科学院和国家测绘总局共同上报了《关于1977年至1979年登山活动的请示报告》，得到了国务院的批准。
根据国务院的批示，决定1977年对托木尔峰进行侦察攀登。如果在侦察过程中具备攀登条件，则争取登顶。如若受阻，拟于1978年继续完成这一任务。
中国托木尔峰登山队由国家体委登山队、八一登山队、西藏登山队和中国科学院、国家测绘总局、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测绘局所属有关单位共261人组成。其中，教练员和运动员103人（女队员23人），科考工作者36人，测绘人员43人，后勤工作人员179人。队伍中，有汉、藏、维吾尔、朝鲜、满、白、蒙、门巴等8个民族。队长张俊岩，副队长吴万钧、陈荣昌，政委王富洲，副政委粟文清、刘大义。
中国托木尔峰登山队制定了详细的登山计划。主要内容为：在2400米处建立大本营，并在3200米、3700米、4600米、5300米、6000米、6500米、7200米处建立7个高山营地，7200米处为突击营地；组织两次适应性行军，第三次行军突击顶峰；侦察修路分队的工作任务完成的好坏直接关系到登顶的成败，侦察和修路的主要任务是4500米至顶峰的路段；计划在7月下旬和8月中旬组织两次突击，8月下旬作为备用周期。
6月3日，队长张俊岩带领先遣组10人员出发，在2400米处去建立大本营。随后，大队人马于6月15日到达大本营。
登山大队87人分为一、二两个梯队。第一次行军到达5000米高度，运送了部分登山物资，完成了计划中的任务。第二次行军到达7200米时，因天气突然变坏而下撤到了3900米营地待机。这次行军完成了侦察修路计划，但物资上运任务尚未完成。
第一突击队7月21日离开大本营上山，开始了第一次突击顶峰活动。11名队员于7月25日北京时间15时31分登上顶峰。他（她）们是：刘大义、贡嘎巴桑（藏族）、王洪宝、达琼（藏族）、边巴次仁（藏族）、罗桑德庆（藏族）、昌措（女，藏族）、多布杰（藏族）、玉珍（女、藏族）、陆家胜和史学增。队员们在顶峰上竖立起了红色测量觇标，采集了冰雪和岩石标本，随即下山。
在第一突击队向顶峰冲刺的当天，第二梯队的20名队员从大本营出发。27日，20名队员到达了7000米的突击营地。28日，3名队员因高山反应太重而下撤，其余17名队员将营地向上移到了7150米的高度。29日因遭遇暴风雪在突击营地停留1天。
7月30日下午15时15分，第二突击队陈荣昌、多吉甫（藏族）、桂桑（女，藏族）、桑珠（藏族）、买买提齐那（维吾尔族）、金俊喜（朝鲜藏）、樊永宁（女）、徐新（女，藏族）、扎西（女，藏族）、曾曙生、晋美（藏族）、张希柱、洛桑（藏族）、宋志义、杨久辉、昂扎（藏族）、任进喜共17名男女队员也成功登上了托木尔顶峰。
两支突击队分别于7月28日和8月2日安全返回了大本营。
此次登山活动，8个民族齐上阵，28人成功地登上了托木尔顶峰，圆满完成了登山、科考、测绘为一体的重要使命，又一次显示了各民族大团结的力量和伟大意义。
第五节 与国家体委登山队两次联合攀登南迦巴瓦峰失利
南迦巴瓦峰，地处喜马拉雅山脉东端，位于西藏自治区米林县和墨脱县交界处。海拔7782米，具体地理位置为东经95°3′31″、北纬29°37′51″。此地正好处在雅鲁藏布江下游大拐弯内侧中心部位，北邻念青唐古拉山、东接横断山系，完全处于巨大山脉和水系拐弯转折的枢纽部位。这里山形、水系、地质构造及动植物既有独特性，又有过渡性。
南迦巴瓦峰周围峡谷深邃，山体耸峙。北侧海拔为2800米，南侧为500米，切割深度平均在4000～5000米之间。从海拔几百米的河谷到7782米的顶峰，形成了明显而巨大的垂直高差。再加上数百公里连续多弯的大峡谷，被中外人士确认为世界第一大峡谷。
南迦巴瓦一带自然地理的垂直分带多样而齐全。其南坡的垂直带谱从下而上有热带雨林带、亚热带常绿阔叶林带、阔叶林带、针阔混交林带、山地针叶林带、亚高山灌丛带、高山草甸带和冰雪带。
南迦巴瓦临近印度洋，湿润的季风可以直接到达并可通过雅鲁藏布江下游谷地向其北坡深入。季风受到高耸的南峰阻挡，降水特别丰富，南侧的墨脱县年降水量为2950毫米以上。南迦巴瓦山体上终日云雾缭绕，只有进入冬春旱季，才能较多地看到峰顶的真面目。
南迦巴瓦峰峰体呈金字塔形的三角状，雪线在4800～5000米左右，冰雪补给来源十分丰富，时刻都能见到冰雪崩落的雾状在山谷中腾起，伴随着巨大的轰隆声。
该地区地震频繁而且强烈。1950年8月15日的大地震（所谓察隅大地震），震级达到8．5级。此次大地震把大拐弯峡谷中的村庄居民点几乎全部毁灭，有的村庄被抛入江中。地震造成山崩地裂，冰川崩落，江河堵塞，甚止造成雅鲁藏布江断流数日。
“南迦巴瓦”，藏语全称“那木卓巴尔瓦”。意思是“天上掉下的很多石头”。当地群众称它为“众山之父”。当地藏族、门巴族、洛巴族人，都说南迦瓦峰是神山，是天上神仙居住的地方。传说山顶上有七座佛塔，凡人是无法接近的。
由于南峰是世界上唯一未被人类征服过的7700米以上高峰，再加上它特殊的地理位置，以及动物、植物、地质、地貌、冰川、气象等方面的奇特，历来为世界登山界和国内外科学界所瞩目。
为了促进我国登山事业的发展，并填补我国对东喜马拉雅山脉科学研究的空白，国家体委和中国科学院申请对南迦巴瓦峰进行一次攀登和科学考察。1982年4月30日，申请得到了国务院的批准。
1983年1月，南迦巴瓦峰登山队由国家体委、西藏自治区联合组队正式成立。王振华任队长，桑珠、成天亮任副队长，骨干队员来自国家体委登山队和西藏自治区登山队。计划1983年春季侦察攀登，1984年正式攀登。
所谓侦察攀登，就是在侦察的基础上，各方面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实施登顶，提前完成攀登任务。但是，要征服这座当时世界上最高的处女峰并非易事。首先是地形复杂，攀登难度非常大。南峰山体庞大而陡峻，顶峰尖峭，冰雪补给充足。周围现代冰川发育很好，冰川落差大，而且冰瀑区密布，岩壁坡度大而破碎。这些都给攀登造成了很大困难和威胁。
其次，是相对高差大。从山脚2900米的“阶地”，到7782米的顶峰，高差达4882米，比珠穆朗玛峰的相对高差还多1300米。这样大的相对高差必然形成行军路线长、营地设置多、好天气周期的使用上难以掌握。大量的降雪又会影响登山物资的运输，积雪厚又会造成队员体力消耗太大等诸多不利因素。
1983年2月，南迦巴瓦峰登山队抵达山下，首要任务就是尽快侦察确定一条登达顶峰的攀登路线。为此，南迦巴瓦峰登山队根据1960年、1982年两次侦察的结果，确定了几个重点侦察地段。
南峰登山队认为，宏观上必须先登上乃彭峰，再从乃彭峰下行到山坳部，这样才能接近南迦巴瓦峰主山脊实施攀登。这就需要首先找出一条登上乃彭峰的具体路线。为此，队长王振华、副队长成天亮和桑珠多次带领队员们在乃彭峰周围的几条山脊上进行了实地侦察和攀登。最后确定，从乃彭峰西南壁中间的一条雪崩槽侧脊攀登。队员们称这里叫“喇叭口”。
雪崩槽下方是大片雪崩堆积物。据队员们统计，这里最多的一天发生了50次雪崩。队伍通过雪崩槽后，再沿它的侧脊进行攀登，危险是相当大的。好在这些队员都是多年从事登山运动，并具有丰富的登山经验和娴熟的攀登技术。侦察攀登时曾多次出现队员刚刚横切过雪崩槽，就看见大片的雪崩倾泻而下，把他们通过时使用的绳索冲击得无影无踪。
队伍所攀登的雪崩槽侧脊坡度，一般都在50度左右，最大坡度为65度，其中的部分地段达到80度。这一段高差为400米的路线，都是岩石和冰雪混合的陡壁。
登上这个“喇叭口”就到达5450米处，这里属于“德弄巴冰川”源头的边缘。从这里登上乃彭峰顶，必须攀越乃彭峰南山脊上破碎的冰川，路线上布满了纵横裂缝和深谷。
4月20日，由攀登队长仁青平措、副队长宋志义带领加布、旺多、次仁多吉、丹真多吉和格桑等7人组成的突击组，从4800米的2号营地出发，翻越“喇叭口”，在乃彭峰西南坡海拔6000米处的地方，建立了突击营地。
4月21日，侦察队冒着暴风雪连续行军11个小时，于北京时间18时25分登上了7043米的乃彭峰顶。由于天气非常恶劣，能见度只有2～3米，所以未能观察到从乃彭峰到坳部、再到南迦巴瓦峰的具体路线。直到4月22日凌晨两点半，侦察队才连夜返回到6000米的营地，并于当天下午7点返回到大本营。
此次侦察，队员们在暴风雪中连续行军达35个小时。其间，走在“结组”前边的宋志义几次掉进冰裂缝，被后边的人拉了上来。
登上乃彭峰后，侦察攀登南峰的任务暂告结束。
根据登山队伍攀岩技术相对较差，而攀登南峰对攀岩技术要求很高的实际，1983年夏季，主力队员被送往日本长野学习攀岩技术。当年秋季，又在四川松藩进行了技术训练，并聘请了日本攀岩教练担任指导。在此同时，副队长成天亮带领一个3人小组在南峰大本营进行了为期两个月的天气形势观测。当年冬季，队员们在昆明进行了冬训，以求提高运动员的体力和综合素质。
1984年春，南迦巴瓦登山队再次前往南峰山区，展开了第二次正式攀登。全队由35人组成，其中有4名女队员。王振华任队长，桑珠和成天亮任副队长。攀登队长是仁青平措，副队长是宋志义。
1984年2月29日，下着鹅毛大雪。登山队在3520米处的阶地章嘎建起了登山大本营。3月17日，队伍开始了第一次行军，任务是队员取得一定高度的适应能力，运送部分登山物资到4300米和4900米处，并建起两个登山营地。
由于老天一直在降雪，而且雪的湿度很大，1号营地的物资只好存放在当地群众放牧点的简易房里。行军的道路又泥泞又光滑，一天行军完了，个个都变成了“泥猴儿”。
3月28日，成天亮和宋志义先后带队整修通往“喇叭口”顶部的路线，共架设了12条保护绳索。30日，在海拔为5600米的冰川上建起了3号高山营地。此地的积雪湿而松软，深约1米，行走很吃力。
4月10日，攀登队长仁青平措带领队员们在乃彭峰西南坡高度为6400米的冰坡上建起了4号高山营地。然后按计划绕到乃彭峰东侧，并在此处设立了5号营地，此地高度为6750米。之后，他们从乃彭峰东侧看到，这里是冰瀑区，又宽又深，且不见底，再加上大裂缝纵横交错，根本无法通过。这时天色已晚，他们只好在冰裂缝旁边搭起帐篷宿营。
4月11日，仁青平措、宋志义、金俊喜、陈建军、加布和大齐米6人从5号营地出发登上乃彭峰（7043米），这是他们第二次登上此峰了。目的是观察乃彭峰北侧有没有绕到山坳部的可能性。他们发现，从乃彭峰顶部到山坳部是一堵高差200多米的岩石峭壁，无法下到坳部。同时观察到，从坳部到南迦巴瓦顶峰是一大片雪崩区，下方处处有雪崩堆积物，岩石坡面耸立着许多冰雪柱，顶峰两侧山脊上有雪檐伸出，随时都有崩落的危险。
如果沿着这一条路线攀登南迦巴瓦峰，即使登上南迦巴瓦峰，回到坳部后，也不会再有气力越过乃彭峰而下到大本营。这就意味着即使攀登南迦巴瓦峰成功了，也不会活着回到大本营。经与南迦巴瓦大本营联系以后，决定放弃这条攀登路线。
按照当地的民族风俗习惯，队员们在乃彭峰顶对空扬撒了糌巴，表示对神山的崇拜和吉利。
之后，登山队又对南峰的西北山脊进行了侦察，以求找到一条登上南迦巴瓦峰的最佳路线。然而，这一切努力都以失败告终。那里的岩石峭壁和太多的障碍，他们暂时还无法逾越。
5月9日，南加巴瓦峰登山队怀着十分遗憾的心情，很不甘心地撤离了大本营，启程返回拉萨，结束了为期两年的“攀南”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