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中央官僚的群体结构与社会关系（1912—1949）

本书遵循历时性与共时性相结合的分析路径，聚焦探讨曾绵延中国历史数千年并至今仍在发挥重大作用的国家治理模式“大一统”秩序的建构及演变。本书首先探讨“大一统”秩序的精神动因、制度建构及社会心理，其次分析“大一统”秩序框架下的中国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之间的互动、竞逐及融合，再次阐释中国基于传统大陆文明的“大一统”秩序被现代海洋、大陆文明所解构的过程及原因，最后分析“大一统”秩序及精神内核的当代价值，以及其

本书把阳泉郊区实践作为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创新的典型案例，有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的预期：一个是理论的发展诉求。基层社会是政党与社会发生直接联系的场域，如何实现政党领导和引领社会治理，是政党主导型国家治理中的一个核心问题。阳泉郊区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创新实践具有解释效力，它可以为基层治理模式提供一个基于经验研究的、地方性的实证样本，对当前中国关于政党中心治理模式的概念范畴和理论体系的阐释具有建构性意义。一个

少数民族乡村是我国乡村振兴的重点和难点，面临“建设好美丽家园”“维护好民族团结”“守护好神圣国土”等现代乡村文明建设重任。对此，少数民族积淀深厚、丰富灿烂的优秀传统治理资源，是乡村振兴植根的文化沃土与内生资源。而优秀传统治理资源助力乡村振兴的关键，则在于“创造性转化”。本书立足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视域，探索性地建立了少数民族优秀传统治理资源创造性转化的理论体系。其中，着重运用民族国家理论与国族理论，同

本书即力图从以下十一个方面对中国的政治智慧加以梳理和总结，并运用通俗易懂的方式向读者充分展示和呈现这些极具中国特色和思想魅力的政治智慧，具体为：一是“天下为公，法天合德”的大公政制理想与公共性政治智慧，二是“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民本政治信念，三是“道法自然，无为而治”的自然观念与无为政治理念，四是“为政以德，王道仁政”的德政思想与内圣外王的政治信念，五是“纳言听谏，君道天职”的谏议传统、理论与制

契丹王朝先后建立东京、上京、南京、中京、西京五个京城。辽朝前期采取“分国而治”的策略，以东丹国控驭渤海故壤，以大辽国统治燕云汉地。此后，“分国而治”逐渐转化为“分区而治”，东京用渤海制度，南京、西京用汉制，上京、中京则是汉制、契丹制度兼而有之。诸多迹象表明，辽朝并不存在“京道”一级的高层政区，而是在中后期逐渐形成了财赋路和军事路并行的复式政区。辽朝后期，行国性质的政治中心在捺钵，城国性质的政治中心

当今世界，纷繁变幻。面对天下大势的变化，应该如何理解走入新时代的中国？新一代的中国学者应该如何发出自己的声音，并为未来做好充分的理论和思想上的准备？吉林大学不同学科的学者从文明的意义上就各自的视角分别对中国道路和理论自信、当代中国审美文化热点问题、中国的内涵及其审美理想、新时代中国国际法法治思想、中国的法律文化、中国学派的建构、经济全球化时代的中国逻辑、中国的反贫困道路和当代中国数字政府治理等问题

本书以东汉士人清议活动及由此引发的士人思想变化作为研究对象。对清议的文化含义和古代清议传统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考察，系统梳理了东汉士人清议产生的时代因素和文化背景，并就党人清议和名士清议的表现形态及其政治性与舆论性进行了探讨，补充或纠正了前人相关成果中的不足。在对清议的方式与传播方法作出分析的基础上，着重探讨了由清议活动衍生出的士人文化类型，并就清议与散文尤其是述德性碑文创作的关系、清议活动中的谣谚艺

本书主要勾勒了唐代户籍编造的概貌。武德、贞观时期是唐代户籍法令颁布、各类户籍文书出现并依法编造的初期。而开元、天宝时期则是唐代户籍编造的顶峰，户籍法令得到有效的调整与维护，户籍编造十分频繁。尽管存在地域与时代差别，唐前期一直致力于户籍编造。安史之乱开启的唐后期政局，其对户籍编造周期、户等审定及编造政策都产生了显著影响。同时，本书作了两项个案研究：一是编户民年龄——“籍年”的概念与其具体统计、功用；

夏、商、周三代，尤其是春秋、战国时期，中国经历了轴心时代思想文化创造发展的辉煌岁月。这一时期，产生了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最重要的元典：十三经中的大部分篇章、诸子论著和以《春秋左传》为代表的史书；诞生了老子、管子、孔子、墨子、孟子、庄子、荀子、韩非等思想文化巨人以及他们代表的儒、墨、名、法、道、阴阳等影响深远的学派；在政治思想领域推出了忠、孝、节、义、仁、礼、智、信、天人合一、内圣外王、德主刑辅、赏罚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