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中国古文献研究中心集刊（第二十八辑）

本书旨在以卡波特小说的早期（20世纪40年代）、中期（50年代）、鼎盛期（60年代）、晚期（70至80年代）四个阶段的创作特征为研究对象，在文本分析的基础上，结合伦理学、心理学、新历史主义批评、消费主义等理论，对四个阶段代表作品和小说的总体创作特征进行解读，试图以独特的视角来呈现卡波特小说创作的发展轨迹。该书既是卡波特小说的学术研究专著，也是介绍卡波特其人其作的入门读物。

西南联大与“鲁艺”同年成立，两者都在战争的硝烟中守护和传承着中华民族的文化精髓，有着共同的推动社会进步的精神向度，但两校文学在主题内容、文体类别、话语风格方面大相径庭。西南联大秉承学院派的通识教育，延续并发展精英文学传统，希冀以优美的文学作品改造人心，影响社会；“鲁艺”坚持实践化教育，形塑的是解放区新生活、新人物和新秩序，把文学的社会动员功能放大到极致。虽然，两校的文学取向明显不同，很难用统一的尺

本书采用接受美学、解释学等方法研究罗兰·巴特文论在中国的接受史。罗兰·巴特文论在中国的接受经历了四个阶段，分别构成了他的四张面孔：20世纪80年代初的“形式主义者”，20世纪80年代末的结构主义者，20世纪90年代的后结构主义者，21世纪的大众文化批评家。巴特文论在中国的接受史展现了中国当代文论发展史的一个侧影。本书力求通过研究巴特文论在中国的接受史，为相关领域的学者借鉴西方文论提供参考性建议。

《现代诗歌的国家主题研究》从现代诗歌的国家主题入手，并辅以主题学等多种方法展开研究。课题的内容主要由四部分构成，相继涉及国家主题在现代诗歌中的历史演变、意象的解读与诗意的考辨、国家的想象与诗人心态的探析等论题。通过多角度探讨国家主题在现代诗歌中的基本表现样态，呈现国家主题在现代诗歌中的复杂构成，从而以若干范畴、专题的论述，再现在国家主题影响下，现代诗歌在历史演变、创作选择、文化价值、诗人命运等方面

约翰·厄普代克（JohnUpdike，1932—2009）是20世纪美国文坛一位颇有影响的作家，他的创作特点是把社会纪实、自传和虚构融于一体，呈现美国中产阶级的风俗生活，厄普代克也因此被称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的风俗作家。然而，厄普代克并不是位容易读懂的作家，其小说缺少跌宕起伏的情节，作家渊博的学识、丰富的词汇和不断变化的宗教观念都增加了作品的阅读难度。本书围绕“对话”这一概念，力求从“继承”与

中国现代南方民族文学话语体系由启蒙、民族、传统、阶级、救亡、建设、现代、新启蒙、先锋、女性与生态话语等组成，随着20世纪20-40年代、50-70年代与新时期的时代变迁而发生阶段性嬗变，在不同阶段进行不同的组合，贯穿着启蒙与救亡、阶级与民族、现代与传统等话语之间的碰撞、交流与对话，凸显着民族、时代与国家的属性与变迁，并从阐释、强化中华多民族国家认同与超越虚无主义等方面对南方民族文化建设做出了积极、

本书是为研究生而写的文学理论教材，但具有很强的学术性。它抓住学界有争议的一系列基本理论问题，如文学可否定义、文学如何发生、文学有没有“进步”（可否用“进步”来衡量文学史的过程）、文学会不会消亡、文学是否需要“创造”、文学怎样存在、中西文论异同何在、怎样改造我们的批评，等等，进行大胆探索，提出了自己的新见解，初衷在于引起学界的思考和讨论。作者主张力戒陈言，说自己的话，不人云亦云，写出不同于以往著作的

19世纪40年代以来，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引发了乡村的巨大震荡，乡村变革随即面临一系列难题，而中国的脊梁人物——乡村建设的先贤梁漱溟、费孝通和卢作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都自觉地投身这一历史巨变的过程。他们带着“中国向何处去”的总论题，积极地探索中国乡村的出路。在这一脉络中，赵树理占据了不容忽视的位置。本书要讨论的是，虽然赵树理的声名主要来自他的文学成就，但作为中国乡村问题持久的关注者、参与者，其同样具

暴力素未以负面形象出现于公众或读者视野中，但是，这一局面在20世纪70年代末以后的小说创作中得到改观。本书以时间为经，以社会历史及文化心理为维、以小说创作为切入点、以典型小说暴力叙事文本及作家作为解读的基本对象，告诉读者“暴力”如何担转自己过去的固有形象，化丑为美或富美于丑。暴力不只是事件，还是一种方法、一种观念、一种价值。从过去小说创作中的配角、反面形象的“标配”到如今文本表现的主体，中性乃至被